静寄山庄遗址

静寄山庄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县官庄镇联合村，年代为清代。静寄山庄又名盘山行宫，在盘山南麓，占地约400公顷，是蓟县境内的乾隆五大行宫之一。整个山庄，占地六千余亩，分内八景、外八景、新六景，附列十六景，共38景，是清代康熙建避暑山庄、雍正建圆明园之后的第三座皇家园林，是我国古代园林艺术的又一杰作。静寄山庄其实叫“,静寄山庄遗址,静寄山庄遗址简介,静寄山庄遗址-蓟州区静寄山庄遗址旅游指南

重大发现！建平太平庄马鞍桥山遗址发掘现场，揭秘红山文化聚落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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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来自：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揭秘红山文化聚落址建平马鞍桥山遗址发掘现场》

马鞍桥山遗址现已清理房址8座、灰坑24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石器。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摄

每天“刮方”8小时 发掘5000年前人类生活遗迹

夜晚，石台沟村格外宁静，村部内却灯火通明，五名考古队员正在整理近一段时间的材料，在其西南方向不足1公里的山坡上，就是今年新启动的发掘项目马鞍桥山遗址。

3个多月前，辽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支考古队就驻扎于此，对马鞍桥山遗址进行解剖性发掘，现已清理房址3座、灰坑15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并且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

对此，省文物部门表示，马鞍桥山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紧邻牛河梁遗址的一处大型聚落址，这将填补牛河梁遗址考古未发掘聚落址的缺憾。日前，本报记者跟随考古队员进入发掘现场，揭开马鞍桥山遗址的神秘面纱。

4个月时间走遍建平

发现马鞍桥山遗址

立冬之后，天气转凉，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北方的考古发掘工作一般会在冬季来临前结束，马鞍桥山遗址是目前省内为数不多仍在进行考古发掘的项目。“现在我们的发掘工作也要接近尾声了。”历经3个多月的风吹日晒，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樊圣英皮肤黝黑。

红山文化最初于上世纪初在内蒙古被发现并被命名，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则是辽宁朝阳的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成为我省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史前考古学文化。

去年，省文物部门进行了“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樊圣英作为其中一员在奔波于朝阳市建平、凌源、喀左地区，寻找着红山文化的蛛丝马迹。樊圣英说，仅走访建平县就大概用了4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六家村民组南约800米的一道小山梁上，当地俗称“马鞍桥山”，取得了重大发现。

据当地村民描述，石台沟村附近的农田中，大雨之后时常可以发现一些陶器碎片。樊圣英表示，根据经验大概确定一定的范围，通过实地走访确实发现农田中有石器、陶器碎片的踪迹。此前，牛河梁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红山文化遗址一般都位于小山丘上，多是向阳的一面，类似的经验，也可以让调查工作更有的放矢。

今年8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对马鞍桥山遗址的发掘工作，目前，省文物部门将其定义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一处聚落址。

事实上，在牛河梁遗址区域内经过发掘的遗址多为墓葬遗存，仅在牛河梁第一地点发现大型的礼仪性建筑遗存如女神庙遗址，但并未对其进行全面的揭露，该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紧邻牛河梁遗址的一处大型聚落址，这将填补牛河梁遗址考古未发掘聚落址的缺憾。

马鞍桥山遗址的发现也将丰富牛河梁遗址群的内涵，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牛河梁遗址的性质和功能，进而也为探讨红山文化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动力提供新线索。

考古生活条件艰苦

供水限量每天只有两桶

“发掘现场常驻的考古队员一共5个，包括我在内。”樊圣英是队中的现场负责人，驻扎在石台沟村，除了现场清理、照相、绘图，遗址考古队的发掘工作也离不开完备的后勤保障，樊圣英告诉记者，这就像过日子一样，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生活系统。

中午11时30分许，一辆载满考古队员的越野吉普车从发掘现场缓缓驶入村部，从8月开始，樊圣英等人就租住于此，这里也就成为了考古队员的临时营地。

由于村部没有自来水，水源供应靠的是大型的塑料水桶，水桶底部有一个简易的开关，方便考古队员们使用，水源供应是限量的，每天只有两大桶水，会在午休时间进行补给。下山的考古队员们虽然裤子和鞋上满是尘土，但也只是洗洗手。

“村部今年刚刚翻新过，这里的条件可以说是很不错了。”樊圣英说，在从业15年的时间里，很多时候居住条件要比在石台沟艰苦得多。

进入村部内，东侧第二个小屋就是樊圣英的临时住处，进门处的柜子里放满了关于红山文化的书籍，东侧是一个单人的铁床，在窗边还有一张方桌，上面散落着笔记本电脑充电器，一台电暖器是屋子内唯一的取暖设施。

每天考古队员们往返于村部和发掘现场至少两个来回，室外作业最大的考验还是天气，发掘项目启动之初正值最炎热的夏季，“朝阳地区的温度比较高，最高时能达到38℃左右。”樊圣英说，夏季的时候，考古队员们就每天早开工一小时，晚上晚结束一小时，避开最炎热的时段，以防发生意外。

“对于这些我们早就习惯了，要是受不了的话，早就放弃不干了。”在樊圣英看来，这些早已成为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天8小时“刮方”

马鞍桥山位于老哈河东岸低山丘陵的山坡台地上，简单休整之后，下午1时许，考古队员们向山上进发，路程不远，但需要走一条山路，表面坑洼不平，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车辆行驶之处会卷起阵阵尘土。

考古现场已经用铁丝网进行了隔离，周边是种植玉米、高粱、谷物的农田。樊圣英介绍，马鞍桥山遗址经初步调查可知其分布面积约10万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仅有1000平方米，属于解剖性发掘。

目前，马鞍桥山遗址发掘部分已经被分为大大小小的探方，在考古发掘之前，考古工作者会使用专业仪器，按照经纬度，正南正北地将发掘区域分成网格，每个网格间留有约1米宽距离，方便现场工作人员在现场行走，这一过程业内成为“布方”。

樊圣英解释，不同探方内出土的文物会进行标注，“布方”过程方便文物的坐标确定，为还原遗址的各项数据打下基础。“布方”过程结束之后就是“开方”对探访内进行发掘，粗略的挖掘之后就是“刮方”。

“刮方”的过程及其枯燥，仅凭5名考古队员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很多当地的村民参与其中。工作人员最常使用的工具是手铲，这个工具类似于瓦匠使用的小铲子，以约5厘米的深度对探方内进行发掘，就像“刮”土一样，一层层地进行发掘。

每天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刮方”的工作不断地重复，“大部分时候都是等待，一铲下去能出现什么是不可预料的，有发现还是很兴奋的。”但更多时候他们还是机械地重复着挖掘动作。

房址内发现灰坑

今年27岁的李建霖来自建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是考古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马鞍桥山也是他迄今为止参与过最大的发掘项目。当日下午，他正在发掘现场东北角的探方内对发掘出的陶器碎片进行清理。

这属于更细致的发掘工作，除了手铲之外，李建霖会用到另外两种考古发掘最常用的工具——刷子和竹签，为了保证文物的最原始状态，需要用竹签一点点剔出周围覆盖的泥土，再用刷子逐步清理。“这次的考古发掘跟着老师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李建霖说。

樊圣英介绍，李建霖所在的探方内是一处房址，其内部可以看到建房所用的柱洞，还有一处灰坑，类似于现在的灶台，有使用火的痕迹。此外，在探方内还有一些骨骼残骸和贝壳，“很显然这里有人类生活的痕迹。”

除了积累的经验之外，现场发掘时可以通过土壤颜色的变化来发现遗迹，樊圣英解释说，土壤发生过扰动颜色就会变深，视觉上会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一些灰坑，有草木灰沉积，颜色会呈灰白色。在发掘现场，记者注意到灰坑附近的土壤明显比其他区域的土壤坚硬。

樊圣英表示，另有一些形式较小的房址，功能可能类似于仓房，其中还发现有部分人骨，很有可能是后迁入其中的，“这其中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只能靠发掘。”

考古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通过考古发掘复原过往的一些客观事实，然而客观事实究竟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想法和思想，还有待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在现场发掘其实就是收集各种信息的过程，全面丰富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更多的佐证。”樊圣英说。

将用测绘科技揭示整个马鞍桥山遗址

目前，本年度的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马鞍桥山遗址现已清理房址8座、灰坑24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石器，其中陶器以夹砂黑陶为主，器形以筒形罐为主，泥质红陶钵次之。

樊圣英表示，目前发现的彩陶钵上面有彩绘的黑色的平行线纹，另外就是夹砂陶筒型罐上有刻画的之字纹，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红山纹饰。

天色渐晚，考古队员们乘车返回村部，在樊圣英居住房间的旁边就是陈列此次出土器物的仓库，散落的石器、骨骼碎片等都分装在不同的袋子中，标注清相关信息后摆放在储物篮里。

晚上，考古队员们除了收集整理相关材料，还会修复一些出土陶器，仓库中成列陶器大多呈筒形，或大或小，完整的相对较少，大部分都由考古队员拼接后，复原其外观。

破碎的陶器碎片如同一块块拼图，有些过于零碎拼接起来难度较大，“这项工作有时候也看状态，不太复杂的碎片，很快就可以拼好。”樊圣英也介绍了一些拼接复原的小窍门，以筒形器为例，先找到它的口或者是底，从两头拼起，再根据拼好位置的缺口寻找相应的碎片，可以大大降低工作难度。

樊圣英表示，这一批出土的文物年代至少在5000年以前，具体的年代还需要通过测年技术进行最终确认。

近两年半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把建平、喀左、凌源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基本摸清，经统计，截至目前，已发现了416处红山文化遗址。

“近期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将会结束，为最大限度保护马鞍桥山遗址，我们还将对发掘的部分区域进行回填。”樊圣英说，相对整个马鞍桥山遗址来说，此次发掘远远不能充分地、全面地揭示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以及其与周边相邻遗址的关系，还需要文物部门借助先进的测绘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07—2013年周代遗存发掘简报

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07—2013年周代遗存发掘简报

选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03期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内容提要：

自2007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周家庄遗址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旨在探索龙山期遗存，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等问题提供实物资料。除获取大量龙山遗存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时期的遗迹与遗物，本文主要介绍2007—2013年在周家庄遗址发现的周代遗存。周代遗迹大都为居址堆积，包括房址、灰坑等；另有少量瓮棺葬。依时代不同，可将周代遗存分为西周、东周两个时期。西周遗存的数量较少，仅见少量灰坑，另在一些地层中发现少量西周陶片。但西周遗存的内涵较丰富。据初步分析，可知其包含商、周两类因素，为探索商周关系等学术问题提供了资料；东周遗存的种类相对丰富，文化面貌也比较清楚，时代约当春战之交，属典型的晋文化遗存。

周家庄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横水镇周家庄、崔村之间（图一），兼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汉、宋等时期遗存。2007年以来，在重点探索龙山期遗存的同时，我们还获得了其他时代的遗迹与遗物。本文重点介绍2007-2013年间发现的周代遗存。周家庄遗址的西周遗存数量较少；东周遗存则在多个地点发现，数量相对丰富（图二）。下文分别予以介绍。

一 西周遗存

2012年春季，在周家庄新村附近布设探沟解剖大型环壕，于TG12内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遗迹单位，即ITG12⑥和3个灰坑。2013年春季，在周家庄村北进行发掘，于ITG15的地层中发现了少量西周陶片。这里主要介绍2012年春季发现的西周遗存（图三）。

（一）地层堆积

以ITG12南壁为例（图四）。

①层：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13-0.3米，包含大量植物根茎，出土塑料袋、铁钉等物品，为现代耕土。

②、③层：分别为黄褐色与浅黄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分别厚0.1-0.27、0-0.45米，出土少量碎瓦块、青花瓷片及铁钉等，是近现代人类生活的堆积。

⑤层：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31米，出土少量陶片。

⑥层：浅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5米，出土少量陶片。

⑦层：黄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31米，出土少量陶片。

⑧层：灰黄色土，土质致密，层厚0-0.6米，出土少量陶片。

⑤、⑥、⑦、⑧层所见陶片的时代多为二里头或西周。

⑧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260、H261、H268。这三个灰坑均出土大量陶片，其中一些陶片的时代为西周时期，其他均属二里头时期。

⑨层：浅黄色土，土质较致密，分布于探沟东部，厚0-0.1米，不见出土物。⑨层下开口的遗迹有G6（龙山期大型环壕）。

（二）遗迹

共3处，均为圆形袋状平底坑。以H260、H261为例，简介如下。

H260开口于ITG12⑧层下，打破G6。口径2.5-2.8、自深2.6、底径3.25米（图五）。坑内堆积可分三层：①层为浅黄褐土，土质较疏松，夹杂少量碳粒，未见出土物；②层为浅红黄花色土，土质较疏松，夹杂少量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等；③层为浅褐色土，土质较致密，夹杂少量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豆等。

H261开口于ITG12⑧层下，打破G6及生土。口径约2.7、自深1.75、底径2.4米（图六）。灰坑内堆积可分两层：这两层分别为浅黄褐色土、黄褐色土，①层土质略疏松，夹杂木炭和料礓石；②层土质致密，包含料礓石。两层均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罐等。

（三）出土器物

出土器物均为陶器，兼有泥质、夹砂二类。多为灰陶，此外还有少量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素面次之，此外还有弦纹等；器类包括鬲、豆、罐等。

鬲均夹砂。据口沿差异，分二型：

A型 侈口，卷沿，沿面起隼，沿外侧素面，腹饰粗绳纹。标本H260③：1，灰陶，残高6.5厘米（图七：2）；标本H260③：2，口径24、残高4.8厘米（图七：1）。

B型侈口，折沿，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交错绳纹。标本ITG12⑥：1，口径26、残高7.2厘米（图七：3）。

豆标本H261②：2，泥质红陶，弧盘，深腹，盘外侧有一道弦纹，粗柄。盘径18、残高6厘米（图七：4）。

罐 标本H261①：2，泥质灰陶，直口，圆唇，领较矮，沿外侧绳纹被抹，微鼓肩，腹饰绳纹。口径16、残高8.4厘米（图七：1）。

二 东周遗存

2007年，第一次在周家庄新村北地点发掘时，就发现了东周遗存。此后又于2011、2012年在此地点发掘过3次，均发现了数量较多的东周遗存。2009年春季，在周家庄村北发掘，也发现了一些东周遗存。此外，2012年解剖东部环壕时，发现了一些东周陶片。周家庄村附近的东周遗存以新村北地点最为丰富，也最具代表性，本文将这一地点的东周遗存做一简介。

（一）地层堆积

在这一区域近现代活动层和龙山层之间，存在一层较为连续的东周期堆积，遗迹类型除地层外，还有灰坑、房址、瓮棺葬等。以IT1107北壁为例（图八），介绍如下。

①层：浅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2-0.3米，包含少量青花瓷片、铁钉、塑料袋等物，是现代农耕土。

②层：浅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2-0.3米，出土少量青花瓷片、布纹瓦碎块等，是近现代人类活动堆积，本层下开口的遗迹有

H130（东周时期）等。

③层：浅灰褐色土，质地较疏松，厚0-0.3米，出土大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罐等。从出土陶片来看，本层为东周时期人类活动的堆积。③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148、H151、M43等。

④层：深褐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7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折肩罐等。

⑤层：浅黄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3米，出土大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等。⑤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169、H186等。

⑥层：黄色土，质地疏松，层厚0-0.3米，无出土物。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199等。

（二）遗迹

东周遗迹包括灰坑、房址和瓮棺葬等。

1.灰坑

按照形制，分为圆形直壁坑、袋形坑、锅底形坑、长方形坑、不规则形坑等，分述如下。

（1）圆形直壁坑

开口线呈圆形或近圆形，坑壁较直，底径与口径同大或非常接近，有些较为规整，或为窖穴。以H133、H303为例介绍如下。

H133开口于IT1007③层下，打破IT1007④、⑤层及H198。口径1.85、自深1.75、底径1.9米（图九）。坑内堆积按土质、土色可分四层。其中①、③层为黄褐色土，②、④层分别为灰色与浅红褐色土。①、③、④层土质较致密，分别厚0.9-1、0.5-0.62、0.2-0.22米，出土物较少，①、③层仅见少量陶片，④层无出土物；②层土质疏松，厚0-0.1米，出土大量陶片和兽骨。各层出土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盆、豆、罐等。

H303开口于IT1508②层下，打破生土（图一〇）。口径1.35、自深0.7、底径1.30

H308坑内填土为浅褐色，质地较疏松，夹杂红烧土粒、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盆、豆、罐等。

（2）袋形坑

灰坑开口线为圆形或近圆形，斜壁下扩，底径大于口径，多做窖穴使用。以H126、H308为例简介如下。

H126位于T1207西部偏南，开口于③层下，打破M38、H216，为一圆形袋状坑，口径约1.36、自深0.6、底径1.64米（图一一）。坑内填土可分五层，分别为青褐、浅灰、清灰、灰褐、浅灰色土，土质均较疏松，夹杂草木灰及碎小的烧土块，出土大量陶、石、骨器。

H308位于IT1508东北部，开口于IT1508③层下，打破H328及生土。灰坑口径1.7、自深2.1、底径2.75米（图一二）。坑内堆积为黄灰色土，土质较致密，夹杂草木灰、料礓石等，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盆等。

（3）锅底形坑

开口线多为圆形或近圆形，坑壁弧形内收，似锅底状。以H122、H266为例介绍如

H122位于IT1207中部，开口于IT1207②层下，打破③层、H216。H122开口线近圆形，壁面粗糙，未见加工痕迹，口径1.02-1.2、自深0.6米（图一三）。坑内填灰褐色土，质地疏松，夹杂大量红烧土、草木灰及木炭屑等，出土一些夹砂、泥质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等。

H266位于ITG10中部偏西，开口于ITG10②层下，打破ITG10④层。该灰坑开口线平面近圆形，口径1.3-1.4、自深0.3米（图一四）。坑内填土为黄色，质较疏松，出土较多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等。

（4）长方形坑

灰坑开口线呈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直壁或微斜壁，坑底较平。以H8、H226为例介绍如下。

H8位于IT1408东南部,部分延伸入探方南壁，开口于②层下，打破H11、H48和W4。开口线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坑壁略直，东西长2.85、南北宽1.3、自深0.52米（图一五）。坑内填灰褐色土，较致密，夹杂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豆、盆、罐等。

H226位于IT0808的西南部，开口于IT0808③层下，打破F30等单位。开口线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坑壁近直，底部不甚平整，南北长3.3、东西宽1.6米、深约0.3米（图一六）。坑内堆积为浅黄褐色土，质地疏松，夹杂料礓石颗粒、白灰片，出土较多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等。此外，该灰坑还出土一件石铲。

（5）不规则形坑

灰坑开口线不甚规则，有些体量较大，或与取土有关。以H312为例介绍如下。

H312位于IT1507中部偏北，开口于IT1507②层下，打破H313、M170，平面略呈不规则椭圆形，斜壁，其中西壁陡峭，东壁为缓坡，底不甚平。开口线东西最长3.4、南北最宽1.6、自深0.36米（图一七）。坑内填浅黄褐色土，质地疏松，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罐等。

2.房址

保存均较差。以F16、F18为例介绍如下。

F16位于IT1006西部,部分延伸入探方西壁，开口于IT1006③层下，被近代墓及W34打破，自身打破F21和H207。F16为地面（或浅穴）式房址，仅存部分地面。残存部分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残长2.8-3.5、东西残宽2.2-2.6米。经解剖，可知F16的地面是以料礓石为垫层，并于其上施一层厚约0.003米的白灰面。在房址之中的地面上存在一个灶面，其平面为正方形，经多次烧烤后形成坚硬的红烧土，并与地面连为一体（图一八）。

F18位于IT0907的南部，部分延伸入南壁，开口于IT0907②b层下，打破IT0907③层。F18为一浅穴式房址，保存状况较差，残存部分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56、南北宽约0.78米；壁较直，残深0.1-0.12米。房址为白灰地面，白灰层约厚0.003米（图一九）。房址内填土为灰褐色土，质地疏松，未见出土物。

3.瓮棺葬

以W34、W35为例介绍如下。

W34位于T1006西部，开口于③层下,打破H207、F16。平面呈椭圆形，壁近直，平底。开口线长0.96、宽0.56、自深0.75米。坑内放置以陶罐、陶鬲及陶盆残片组成的瓮棺，内葬儿童，骨架保存较好。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南（图二〇）。墓圹填灰褐色土，无出土物。

W35位于IT0906的中部略偏西南，开口于IT0906②b层下,打破IT0906③层，是一座带有墓圹的瓮棺葬。墓圹开口线为圆角长方形，坑壁略内收，底近平。长0.88、宽0.38、自深0.36、底长0.7、宽0.36米。瓮棺由陶鬲、罐的口沿、腹片扣合而成，内置儿童骨骸一具，保存较差，仅存破碎的头骨、椎骨、肋骨等，其他多处骨骼已腐朽不见。头向55°，仰身直肢（图二一）。圹内填褐色土，质地疏松。

（三）出土器物

1.陶器

兼有夹砂、泥质二类，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弦纹，素面等，部分泥质陶器上饰暗纹。器类方面，以鬲、盆、盘豆、盖豆、钵、高颈罐较为常见，另有壶、釜、甑等器型。

鬲共41件。均夹砂，沿较窄，微束颈，鼓肩，联裆，三实足，饰绳纹。依口、肩变化，分二式。

I式沿面微凹，斜唇稍厚，斜直颈，微耸肩。标本H133②：2，红褐陶，斜方唇，沿外侧绳纹被抹，肩及上腹部饰麦粒状斜行中绳纹，下腹部饰散乱的粗绳纹，口径25、残高17厘米（图二二：1）。

II式沿面下凹，方唇厚重，矮颈微斜，耸肩。标本H254：4，红褐陶，斜方唇，饰麦粒状斜行中绳纹，口径24、残高24.5厘米（图二二：3）；标本H254：5，红褐陶，肩饰印痕较深的斜行中绳纹，口径28、残高8厘米（图二二：2）。

盆多为泥质灰陶，个别为夹砂灰陶，侈口，折沿，多深腹，平底，腹饰绳纹。依颈部差异，分二型。

A型共13件。无明显颈部。据口、肩变化，分二式：

I式宽沿，沿面中央略凹，颈部微有折角。标本H133②：9，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散乱的中绳纹，口径37、残高11.5厘米（图二二：5）；标本H269：3方唇，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纹理清晰的细绳纹，口径42、高27、底径15厘米（图二二：13）。

II式沿略窄，沿面中央凹陷，沿腹交接处较顺滑。标本T1207③：3，斜方唇，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中绳纹，口径36、残高5厘米（图二二：8）；标本T0906③：5，斜方唇，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印痕较浅的中绳纹，残高6厘米（图二二：7）。

B型共11件。束颈。数量较少，暂不分式。折沿，沿面多内凹，下腹收束略急。标本H133②：7，沿外侧绳纹被抹，上腹部饰印痕较深的斜行中绳纹，下腹部绳纹亦被抹，口径30、残高16厘米（图二二：11）；标本H256：5，沿外侧绳纹被抹，上腹部饰印痕较浅的斜行中绳纹，下腹部绳纹被抹，口径40、残高12厘米（图二二：12）；标本T0906③：7，沿外侧素面，腹饰斜行中绳纹，口径50、残高24厘米（图二二：10）。

釜共1件。夹砂灰褐陶，厚方唇，折沿，沿面微内凹，束颈，深腹，圜底，饰绳纹。标本W34：1，口径24、高35厘米（图二二：4）。

甑共2件。残存下腹及篦部。标本H308：3，夹砂红褐陶，陶胎较厚，腹饰印痕较浅的麦粒状粗绳纹，近底部绳纹被抹，残高11、底径18厘米（图二二：9）；标本H8：1，泥质灰陶，下腹部素面，残高6、底径14厘米（图二二：6）。

盘豆泥质灰陶，依整体差异，分二型。

A型共41件。豆盘折角明显，豆柄细长，整体较高，圈足。据豆盘变化，分二式。I式 豆盘略深。标本H321：1，盘外侧有数周弦纹，口径14、残高4.2厘米（图二三：1）；标本H126③：9，豆柄上有数周凸棱，口径13、残高15厘米（图二三：6）；标本H133②：4，豆柄上有数周凸棱，口径12、高15.3、底径7厘米（图二三：5）。

II式 浅盘。标本H254：6，口径12、残高8.5厘米（图二三：3）；标本H266：1，盘外侧轮制痕迹明显，口径11.2、残高2.8厘米（图二三：4）。

B型共5件。弧盘微折，豆柄多较短，整体略矮。据豆盘变化，分二式。

I式豆盘较深。标本H133②：3，器体磨光，口径13.5、高11.6、底径8.5厘米（图二三：7）；标本H126③：8，口径14、高12.5、底径7厘米（图二三：12）。

II式 豆盘略浅。标本T1007③：3，器体似经磨光，口径12、残高3.8厘米（图二三：2）。

盖豆共11件。泥质灰陶，子母口，深腹，盖皆失落，盘外侧多饰瓦楞纹。分二式。I式口内敛，子母口较长。标本H256：7，盘内饰螺旋状暗纹，口径16、残高7.4厘米（图二三：13）；标本H133②：5，盘内外侧均饰数周暗纹，口径16、残高7.2厘米（图二三：14）。

II式敛口，子母口略短。标本H254：7，盘内饰螺旋状暗纹，口径16、残高9.2厘米（图二三：11）。

钵共7件。泥质灰陶或灰黑陶，折沿，斜唇，多束颈，弧肩，鼓腹，平底。据口沿变化，分二式。

I式 沿面较短。标本H126③：6，束颈，腹饰凸弦纹，口径21、残高8厘米（图二三：15）；标本H256：8，腹饰凸弦纹，口径40、残高20厘米（图二三：16）。

II式沿面更短。标本H303：1，束颈，腹底交接处转折圆缓，平底，素面，口径20、高13.5、底径10厘米（图二三：18）；标本T1107③：5，微束颈，腹饰凸弦纹，素面，口径19、残高9厘米（图二三：17）。

高颈罐共4件。泥质灰陶，尖唇或尖圆唇向上凸起，沿外侧绳纹被抹，鼓肩，有些肩部饰弦纹，腹皆饰绳纹。标本H269：5，沿外侧似经磨光，肩饰旋断绳纹（图二三：8）；标本H302：5，沿外侧素面，腹饰印痕较浅的斜行绳纹（图二三：9）。

壶共1件。泥质灰陶，宽折沿，沿外侧有一周凸起，高颈。沿外侧与颈部均磨光，颈部暗纹形似弦纹。标本H133②：6，沿面饰菱形暗纹，沿外侧素面，颈部饰多道弦纹，口径14、残高10厘米（图二三：10）。

板瓦共2件。夹砂灰陶，内侧可见清晰的泥条盘筑痕迹，饰斜行绳纹。标本H321：3，残长13、残宽9.5厘米（图二四：7）；标本H302：7，残长15、残宽12厘米（图二四：8）。

筒瓦共1件。夹砂灰陶，泥条盘筑，饰麦粒状斜行绳纹。标本H256：6，残长8、残宽5厘米（图二四：9）。

陶支钉 共39件。泥质灰陶，锥状。标本H118：1，高3.8厘米（图二四：1）；H118：4，高4厘米（图二四：2）；标本H118：11，高4厘米（图二五：5）。

铜饰品共1件。标本T0907③：1，圆形，饰三个小孔，体径1.8厘米（图二五：6）。

3.石器

共发现10件，器型包括石镞、石斧、石镰、石凿和石铲等。

石镞 标本H308：1，圆锥状梃，前锋呈三棱椎形，长8.4、宽0.8、厚0.7厘米（图二五：8）。

石斧标本H317：1，长方体，双面刃，长13、宽6.2、厚4.4厘米（图二五：1）；标本T0806③：1，背部已残，制作较粗糙，残长11.3、宽5.9、厚1厘米（图二五：2）。

石镰标本T1107③：2，整体经磨光，制作精细，镰背较宽厚，穿孔近器体中部，双面刃，长14.8、宽5.1、厚0.7厘米（图二五：9）。

石凿标本T1107③：1，器体呈长方形，经磨制，单面刃，长9.4、宽3.8、厚1厘米

（图二五：3）。

石铲标本T0906③：3，打制，制作粗糙，长16.3、宽6.7、厚1.8厘米（图二五：4）。

4.骨器

共发现2件，包括一件骨镞，另一件器型不可辨。

骨镞标本H321：4，锥形梃，前锋略呈三角形，长6厘米（图二五：7）。

5.蚌器

共9件，其中3件器型不可辨，余皆为蚌刀。

蚌刀共6件。标本H118：31，整体呈新月形，弧背，器物中部有一穿孔，单面刃已残，长12.1厘米（图二五：10）；标本H304：1，整体呈长方形，弧背经磨制，穿孔近刃部，单面刃已残，长11.6厘米（图二五：11）。

三 结语

H260③:1与安阳小屯H71：4[1]、洛阳铸铜遗址H83：2[2]相似。从类型学角度看，H260③:1的时代应介于二者之间，为西周初年；H260②:2与曲村AⅡ式豆[3]近似，时代为西周早期；TG12⑥:1与曲村AaV式鬲[4]形制相似，时代为西周中、晚期之际。综上，可以推测周家庄遗址存在自初年至西周中、晚期的遗存。

目前所见的西周遗存分布于周家庄新村附近，西距横东、拱北遗址不足千米。周家庄西周遗址的存续时代与横东、拱北遗址也比较接近。已知横东、拱北遗址为横水墓地葬者生前的居址[5]，其当与周家庄西周遗址关系密切，应同属倗氏一宗。

从出土陶器来看，周家庄西周早期遗存包含两种文化因素。其一是以商式鬲（A型）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另一类则是以联裆鬲（B型）为代表的周文化因素。这说明西周早期附近存在至少两类族群，一是周人或与周人关系密切者，另一类则与商人有关。不同于周原、洛阳、琉璃河等地，晋西南地区西周时期的商文化因素发现较少，此次发现为研究这一地区的族群构成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东周遗存数量相对较多，也较为分散。其中两处堆积丰厚者，一处位于周家庄村北，另一处地处崔村南堡[6]。这两个地点距离较远，或分属不同的遗址。所见东周遗物均与侯马铸铜遗址等地所见春秋晚期及战国早期遗存的时代特征较为接近，当是这一时期的遗存。从文化面貌来看，周家庄遗址所见东周遗存属典型晋文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的发现说明该地存在较高等级的建筑。陶支钉等制陶工具则显示这一区域存在制陶手工业遗存。

发掘由戴向明领队，田伟测绘、摄影，王文武、吕赵力绘图，田伟、戴向明执笔。

影珠山, 有青山雄伟葱翠, 寺庙古朴静谧, 抗战遗址雄壮壮丽

福临镇影珠山村位于长沙县东南部,因境内有省级森林公园影珠山而得名。

长沙有民谣：“影珠山，离天三尺三，人要抬头过，马要卸却鞍”。其实影珠山高不过509.4米，南北长7公里，是长沙与汨罗的界山。

“影珠”之名由来有四：一曰影珠谐音隐居，因山青水秀适于隐居而得名，南朝陶真人就曾隐居于此；二曰影珠谐音隐朱，传有朱姓皇帝隐居于此，至今仍有朱姓先人来此寻根问祖；三曰“山顶有井，其影如珠”；四曰山中有珠之影子，传说山项神庙内，曾锁有蛟龙，偶见龙珠现影。据在山上生活了17年(1934～1952)的开福寺觉了师引见，他们先前常在晚间看到山上山下有灯笼火光来回飘动，“萤火虫没有那麼大的光”。

影珠山美在田园风景，层层梯田从东坡不断绵延到山顶，间以石径农舍，竹篱瓜棚，池塘果树。林荫泉喧，蜂飞蝶舞，夏夜更爲幽静恼人。

在长沙会战中，影珠山作爲一道自然屏障、交通要塞，被视爲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发作的大小激战多达几十次。战役完毕后，牺牲的480余名抗日将士被抬至影珠山顶安葬，并建筑了留念碑，上书“倭寇不曾留片甲，英雄驻此障长沙”。

有青山之宏伟葱茏、绿水之浩渺俊秀、寺庙之古朴静谧，抗战遗址之雄壮绚丽，影珠山森林公园集优秀的山水生态环境和陈旧的佛道文明于一体，在湘中地域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