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河地摊：一座东北小城的地摊进化简史

来源：《财经》杂志

原标题：一座东北小城的地摊进化简史

六月的一个早上，车鸣声夹杂着摊贩的叫卖声，唤醒了庄河的清晨。商贸大世界前的小广场上，大大小小的地摊、流动的车辆、来往穿梭的人群，将这片不足1000平方米的小广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车辆紧贴行人，在摊位间的狭窄通道穿行。这种景象在当地人眼里不足为奇。

商贸小广场

辽宁大连已经先行，遵循“定点、定时、定品质、定规矩”的原则，大大小小的摊位在街头陆续摆开，让市民颇感新鲜。庄河市位于辽东半岛东南侧，是大连所辖的县级市，因贝类产量世界第一，被誉为“世界蚬库”。1983年，庄河市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些人开始从农村低价收购蔬果，拿到城里贩卖。从此，摆摊成了这个小城的常见现象。

与火遍全国的“地摊热”有所不同，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摆摊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一种无可奈何。

近十年来，庄河的生产总值常年在600亿元徘徊，对大连市整体GDP贡献比也极少超过10%。

2008年，经济危机重创这座小城，企业破产，工厂倒闭，员工们纷纷下岗待业，摆摊成了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谋生“稻草”。

摆摊也是当地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本质上讲，庄河是一个农业县。公开信息显示：庄河人口约为91.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约占七成以上。据庄河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位人士透露，庄河的农业经济以种植业为主。应季蔬果成熟了，农民们主要通过出口、售给蔬果批发商，以及进城贩卖的方式营收。进城摆摊的大多是果农，这是他们重要的营生手段。

商贸步行街摆摊的农民

“大家都是为了吃口饭。”执法20年，城管老周愈发理解摊贩的难处。一面是维护市容市貌的城管，一面是糊口谋生的摊贩，20年来，双方也衍生出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事逻辑。

“地摊经济”在全国掀起热潮。一二线城市的新生代们最先响应，希望以此开拓自己事业的“第二春”，月入万元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各地政府适度松绑，为摊贩们提供更多经营空间。《财经》记者试图透过浮华的喧闹，聚焦于这份热闹背后，那一群几十年来在天桥路边日复一日讨生活的你所熟悉的陌生人。你的新鲜，只是他们的日常。

摊位越来越多，钱也越发难赚

水果摊主李阿姨的三轮车

现年61岁的李秀琴是摊贩中的“元老”，1994年就开始摆摊为生。熟人都喊她一声“李姨”。

15年前，李姨还在步行街摆摊。那时候竞争少，买卖好做，步行街只有她和另一个摊贩卖水果，一天很容易赚个百八十块钱。当时，庄河普通职工的平均月薪，不过才1000多元。摆摊算是那时最赚钱的营生之一。

2008年，随着中心商业区的转移，李姨将摊位移到了商贸前的小广场，就此稳定下来。这些年，她见过太多“后浪”涌入这里。有因经济危机下岗种蓝莓的，有帮儿子还房贷的，还有残障人士来卖烤面筋的，也有年少辍学摆摊卖火龙果的。这些人年龄背景各不相同，却以相同的身份出现在这里。

商贸是庄河中心城区的商业腹地，也是商场、店铺林立的繁华地段。平日，行人往来不绝。

有人，就有生意。一眼望去，各类买卖应有尽有。像李姨一样卖水果的，就有八九家，服饰玩具、小吃饰品更是繁多，甚至还有专门从乡下赶来卖菜的农民。大大小小的摊位加起来有三四十个。

这方不足1000平米的小广场，最后硬生生被挤成了仅有两侧能挪步的狭窄通道，期间常有汽车塞入，毫无秩序可言。因此这里成了城管们的“眼中钉”。李姨在这里闯荡了十几年，看惯了各种“大场面”。“如果城管来‘抓人’，我们就拼命跑，跑得过就赢了，跑不过就算了。”李姨笑着说。

躲城管对于“老手”而言，轻车熟路，却是新人最难逾越的一道坎。

两个月前，49岁的刘玲从鞍子山来到市内，给在这打工的儿子做饭，顺便卖气球挣点小钱。

“每次城管一来，我的心就乱颤。我没偷没抢，却比偷东西还紧张。”

“抓人”是摊贩间对城管扣车扣货的一种说法。据李姨透露，被城管扣了，就要拿罚单交钱领货。车罚款200元，称50到100元不等，货按种类，有不同的处罚标准。

如果被“抓”了，摊就白卖了。近几年商贸小广场摆摊的生意并不好做，包括李姨在内的水果摊贩们，每天净利润仅100多元。为了躲避处罚，他们经常和城管打“游击战”，甚至还想出了许多应对之策。

小沈今年刚满20岁，脸上稚气未脱，言语间却似乎饱经世故。17岁念完中专后，他感到读书无用，便开始摆摊卖火龙果，一做就是三年。

火龙果摊主 小沈

“‘上面来人’的话，就抓得严，一天能来好几趟。当然也有松的时候。总之你得学会勤打听。”小沈说。

李姨展示了她的“改装”货架。每个水果筐底都垫着厚泡沫板，看起来满满当当，实则只有浅浅两层水果。车子轻便，跑起来也快。

被问及放开“地摊经济”的影响，李姨表示，唯一的变化是城管不“抓人”了。虽然如此，远远看见城管走来，她还是如惊弓之鸟一般，警惕地盯着城管的一举一动。 “干了那么多年，被抢了那么多年，谁看他们不害怕。新政能落实自然好，我都61岁了，跑不动了。”

不过，对于李姨而言，开放“地摊经济”对她的生意影响甚微。记者观察发现，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七点半，周六一天，李姨仅成交了十单生意，每单10到15元不等。

“今年因为疫情，放开摆摊，明年就不一定了。”常年摆摊卖蓝莓的孙大哥分析称，在商贸小广场摆� �本就违法，同时也损害了商贸合法商铺的利益。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后，管理只会更严格。

商贸水果摊 陈阿姨

对于在附近农贸市场卖水果的陈阿姨来说，开放地摊是一个巨大打击。陈阿姨每年要交给商贸1.5万元摊位费，开放“地摊经济”意味着她每年要白白投入上万元的经营成本。

“这也太不公平了！平时他们就抢我们生意，现在我们还得白交钱。”

疫情加重经济负担，人情房贷成了老大难

“我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你能不能看好了再要！”刘玲冲一个女顾客喊道。

气球摊贩 刘玲

这位顾客在刘玲的摊前挑拣了十多分钟，最终选择了一开始看中的气球。

为了这五块钱，刘玲没少折腾。一遍遍松开绑气球的线，再一次次系牢。没想到全是无用功。刘玲气不过，冲顾客走远的背影喊起来。过后，她对记者苦笑，“要不是没能耐，谁愿意做这个活儿。”

相比于难缠的顾客，李姨更怕生意不好，无法帮儿子还贷款。

三年前，李姨拿出40万积蓄，在大连开发区给儿子交了一套总价100多万的婚房首付，并帮儿子一起还贷款。李姨的儿子是化工厂的一名员工，月薪不足5000元，在大连生活略有窘迫。

今年，李姨仍有11万房贷要还。为此，大年初六她就出摊了。“别人怕死，我不怕。死就死了。但是活着不干活，吃什么呢？”疫情重创了摊主们的生意，李姨对此深有体会。以往虽然生意难做，但每个月收入三四千不成问题。然而现在，哪怕她拼命干活，每个月却只有一千多元的营收了。

因此，李姨并不相信开放地摊会激活经济的说法。“老百姓手里没钱，拿什么买东西？”

“现在什么都要花钱。找工作要钱，做手术要红包，甚至还要经常打点老师。这些事儿，能不让人焦虑吗？”孙大哥对记者抱怨道。

除了果腹糊口，出摊更是为了支撑起整个家庭，为自己、为子女。一些看似执拗的举动背后，或许是摊主竭尽自身所能所力争的一口气。

孙大哥的女儿今年换新班主任了。新老师一来，孙大哥又发愁了。

去年教师节，孙大哥没有给女儿班主任送礼。第二天，女儿被老师调到了教室最后一排。他带着礼物去学校找老师，才把女儿向前捞了两排。

逢年过节、老师生日，都要送礼，每年教师节更应如此。今年，新班主任一来，女儿又被调到了最后一排。为此，孙大哥跑去学校找老师理论。“这次我只想问个明白，不行我就找校长、找教育局。”虽然因为这件事，孙大哥和班主任的关系僵化了，但老师承诺，会按身高重新调座。

“不过这也不太公平，凭什么高个子只能坐最后一排呢？”孙大哥向记者反问道。

共享黄金摊位、自觉清扫垃圾，彼此守望相助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庄河市中心向外扩张，南北城区由此开拓出大量商业区，很大程度分散了商贸的人流，往日的繁华中心不复辉煌，摆摊的生意也愈发难做。即便如此，年复一年，老摊主们仍然留在这里。

“别的地方或许更好卖，但我们习惯在这儿了。”李姨对《财经》记者说。

“一人一个摊位”是摊主们默认的传统。小广场上摊位密布，看似杂乱无章，其实自有秩序。在摊主们心中，小广场上的摊位是固定。因此，无 论出摊多晚，他们都不担心自家摊位会被别人占据。”

摊主们甚至还会轮换摊位，以照顾彼此生意。

李姨、钱阿姨和孙大哥夫妇在这里摆了十多年的摊，相识最久，关系也最好。他们的摊位分别位于小广场的中央和临路旁区域。临路旁不远处有一个公交站，平时人流量较大。于是，三家约定逐天轮换摊位，保证大家都有生意做。

临路旁“黄金”摊位

互相帮扶是这里的传统。

“开饭了！”每天中午12点左右，孙大哥的妻子就会在摊位上喊老摊主们领取午饭。午饭就近在商贸美食城购买，要用美团下单。老人们不会点外卖，便在上午11点多的时候，来到孙大哥摊前，让他帮忙买饭。孙大哥用手机帮他们一一下单，并细心做好备注：李姨不吃辣、钱姨少油少盐……

十多年来，摊主们像家人一样相处，也像爱护自己家一样，爱护这片小广场。

李姨的三轮车旁立着一把快秃了头的扫帚。晚上收摊时，摊主们就会取来扫帚，清理自家摊位。他们无需跟李姨言语，只是一家接一家默契地传递着，最终扫帚还会回到李姨手中。

李姨清理完自己的摊位后，又转身将附近摊位的垃圾汇成一堆，扫到临路旁的垃圾箱里。

李姨刚清理完的垃圾

新规破旧例，执法陷两难

“大家都是为了谋生。说白了，没有摊贩，也没有我们这份工作。”说话的人叫老周，今年是他从事城管工作的第20年，也是他所在的单位——庄河市城乡建设管理监察大队成立的第20年。

回顾二十年的工作历程，老周感慨一言难尽。据他回忆，2000年大队成立初期，管理规范不健全，从业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同时，人们思想觉悟低，商贩抗拒管理，因此和城管互殴的现象屡见不鲜。

随着城市文明建设的发展，这种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近十年，社会环境转好，人们思想觉悟提高，同时城管的执法水平也提升了。老周对记者直言，如今摆摊人数高达上千，相比20年前，增长了四五倍，但管理起来却更轻松了。

和摊主们打了20年的“游击战”，虽然给平时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但20年执法，老周却愈加理解商贩，“谁不是为了谋口饭吃？”。

因此，在遵循“不阻碍交通、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执法原则下，城管们有时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庄河毕竟是一个农业县，农村人口居多。老农把自家产的应季蔬果拿到城里贩卖，赚钱养家糊口，这都可以理解。”

不过，随着“地摊经济”的放开，老周又发了愁。现在，市内摆摊的人越来越多。老摊贩聚集的商业区已是一片“红海”，于是，小区和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成了新人们争抢的地段。

时隔多年，阻碍交通、占用盲道和停车位、阻碍路边商铺经营等问题，又回来了。

6月9日这天，老周接到了4起网上投诉，指责水仙花园四期后门乱摆摊现象。“新摊贩们哪管是否阻碍了交通呢？”老周告诉记者，新老摊贩混合，占道情况不同，因此执法常面临不同的难题。相比于以往“一锅端”式的管理，现在的难度明显加大。

虽然如此，老周却积极支� ��开放“地摊经济”。“中国14亿人都能吃上饭，不是一件容易事。”

老周认为，庄河市内工作机会少、工资低，摆摊是市民增加营收的重要方式。此外，市内许多贫困老人既不满足招工标准，又没有其他赚钱渠道。“他们不摆摊的话，靠什么谋生呢？”

不过，采访最后，他仍然再三强调，放开“地摊经济”的首要前提还是：不阻碍交通、不损害他人利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秀琴、刘玲、孙大哥、老周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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