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中安妮的爸爸是什么时候死的?

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资料的资料里面有汉娜的手提箱汉娜的故事是从一只手提箱开始的，开始在日本东京。 东京，一排简朴的街面房子，有那么几间门面，上额的开首是一个六角星的图案，接着是一行并不大的字：东京浩劫教育（HolocaustEducation）资料中心。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英语的“浩劫（holocaust）”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指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这几间房子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让日本孩子了解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浩劫，虽然它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也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可是，这个组织认为，这样的教育对日本孩子是重要的。就在一九九八年，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子石岗史子开始负责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对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关的实物，可是日本本土没有浩劫文物。欧美的浩劫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可是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将珍贵历史文物外借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博物馆。史子还是决心试一试。结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礼貌的谢绝信。一九九九年的秋天，她去波兰旅行。当年纳粹设置的犹太人集中营，很多是在那里，包括著名的、以毒气室大量屠杀犹太人的亡营―――奥斯威辛集中营。 史子去了奥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馆负责人助理，恳切地陈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儿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请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动，答应考虑。几个月后，二○○○年初，史子真的收到一只来自奥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小罐纳粹在奥斯威辛用于屠杀的毒气，其他都是儿童囚徒遗留在那里的东西：一只小小的袜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只手提箱。手提箱深色的箱面上，用粗粗的白漆写着“625”的编号和汉娜．布兰迪的名字，还有她的出生年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底下是一行触目的大字：WaisenKind（德语：孤儿）。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标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馆是等参观者上门的。史子却还组织了一个孩子们自己的小团体―――“小翅膀”。他们定期活动，出版他们的报纸，扩展浩劫历史的教育。这些孩子是史子的“中坚力量”。“小翅膀”们围着手提箱，提出一堆问题：这只手提箱的主人汉娜，她是谁根据汉娜的生日和战争结束的日子推测，她提着这个手提箱走进集中营的时候，应该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么，后来呢汉娜活下来了没有史子无从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们发誓，她一定尽最大努力，去了解汉娜的情况。但是奥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馆回信说，他们不清楚汉娜的情况。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馆回答说，从来没有听到过汉娜的名字。美国的回信也说不知道。就在她几近绝望的时候，奥斯威辛博物馆又来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他们找到一份名单，显示汉娜是从特里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转送过来的。其他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了。 那是二○○○年的三月。虽然这只是一条简短的线索，史子还是感到很兴奋。这毕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坚实信息。她开始寻找资料，阅读她能找到的、有关特里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这个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原来，那是纳粹给一个捷克小镇起的名字。它原来叫特里津（Terexin），一八○○年为关押囚犯而建，后来逐渐变为一个普通小镇。一百多年过去，它被居住在那里的捷克人建设得十分漂亮可爱。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整个小镇用围墙圈住，士兵看守，把它变成了犹太人的集中居住区（ghetto）。原先住五千居民的小镇，拥 挤地塞满了被迫离家的犹太人。“二战”期间，曾经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汉娜就是其中一个。随着阅读的深入，史子读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可怕事情，读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和汉娜一样，后来向东转送到更为可怕的地方，如奥斯威辛这样的亡营。但是，她也读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是比集中营宽松一些的犹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镇里面，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同时，在特里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孩子教授各种课程，不仅让孩子学到知识，还借艺术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他们教音乐，还教孩子们画画。最后，史子读到，在特里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张犹太孩子在囚居时期的画，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看到这里，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许，那里也有汉娜的画她给特里津集中居住区博物馆写了一封信。几个星期之后，二○○○年的四月，一个大信封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抵达东京。特里津博物馆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汉娜的经历。可是，在当年的营地里，确实偷藏了大量犹太儿童在囚禁中的画作。其中许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展出。从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张照片。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画。一张是彩色的花园，还有四张是铅笔或炭笔画。每张画的右上角，都写着：汉娜．布兰迪。 这个夏天，史子精心组织的展览《孩子的眼睛看浩劫》，终于展出。作为一个民间小博物馆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观众数量，已经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来的还有成年人，展览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画。大家看了当然都会问，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长得什么样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她又向特里津博物馆询问，他们回信说，他们只有这些画，却并不知道画画的孩子的故事。 特里津，这个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脑子里徘徊。她知道，这是惟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她没有这笔旅费。但是，机会终于来了。她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会议。从英国去捷克，就不那么远了。二○○○年七月十一日早上，史子终于抵达特里津镇。她当晚必须赶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飞机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时间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没有事先打电话和博物馆预约。直到到了博物馆门口，她才发现那天恰巧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博物馆不开门。 史子万分沮丧地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听到远处的某个办公室发出一个声音，她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某个办公室有人。这个意外地待在办公室而没有回家过节的女士，叫露德米拉。这个远道而来的日本女子的决心感动了她，她想尽可能为史子找出汉娜的线索。她按照索引，从九万个曾被关押在这里、又转去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中，找出了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细查看这张名单。她发现在汉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个和汉娜同姓的名字：乔治．布兰迪。他会不会是汉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断，那是可能的，他比汉娜只大三岁，很可能是他的哥哥。而纳粹做的名单经常是把一家人列在一起。史子还发现，名单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个折钩的记号，有的名字却没有。她追问，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露德米拉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有折钩的，都没能幸存下来。史子看了一下汉娜的名字，有一个折钩。这不是一个太大的意外，但是，她还是很难过。她继续� ��看名单。这时她发现，在乔治．布兰迪的名字旁，没有这个亡折钩。 汉娜可能有个哥哥，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乔治的更多消息。也许，因为露德米拉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她经历过更多的失望，就不那么乐观。她是有道理的，战争结束已经五十五年了。乔治可能已经改了名字，可能远离家乡无人知晓，也可能在这些年里去世了。可是，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寻找。她抽出另一份纳粹留下的名单。那是乔治在特里津囚禁期间，他住的那栋房子的铺位名单。由于拥挤，一个垫子两个人睡。露德米拉对史子说，她知道，那个和乔治合睡的人科特．库图克，他还活着。他就住在布拉格。 史子再赶到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门口的时候，已经是闭馆的时候了。她找到一个叫米盖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寻找汉娜那些绘画的时候，米盖拉就帮了很多忙。这次，真是很幸运。史子一说出科特．库图克的名字，米盖拉马上说，我知道他。她打了一连串的电话。最后，找到了库图克先生的秘书。今天的库图克，是一个艺术史学者。他要坐当晚的飞机出差，秘书挡驾说，他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在米盖拉的坚持下，提着行李的库图克先生，天黑后匆匆赶到只亮着一盏灯的博物馆。“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的难友”，他说，“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乔治．布兰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多伦多”。 二○○○年八月，七十二岁的布兰迪先生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他打开信，“亲爱的布兰迪先生……请原谅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伤害，提起您对过去艰难经历的回忆……”他一阵眩晕。从信封里他抽出几张照片，那是小汉娜的画，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汉娜的手提箱。 一个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终于从多伦多来到东京。她在办公室打开信封，止不住激动地叫起来。大家拥进办公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子喃喃地说，那是个多美丽的女孩。她手里是汉娜的照片。她开始哭起来。她终于唤出了汉娜，一个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个叫诺弗．麦斯托（NoveMesto）的美丽小镇。汉娜和哥哥是镇上仅有的犹太孩子。可是，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有许多朋友，过得很快乐。他们的父母热爱艺术，为谋生，开着一家小商店。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一九三八年，汉娜七岁那年，开始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不安。父母背着他们，在夜晚从收音机里收听来自德国的消息。在那里新上台的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接着，随着德国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坏消息也在逼近。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先是必须申报所有的财产。后来，他们不得进入电影院，不得进入任何运动或娱乐场所，接着，汉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一九四一年，汉娜要开始读三年级的时候，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汉娜伤心的是：她永远也当不成教师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那年三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再也没有回来。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干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带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汉娜十岁，乔治十三岁。 他们被� ��心的姑父领到自己家里。姑父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点家庭温暖。一九四二年五月，纳粹一纸通知，限令兄妹俩报到。随后，他们被送入了特里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临走前，他们回到自己的家。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这个故事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离开家，先坐火车，又提着它吃力地步行，从火车站走到集中居住区。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在特里西恩施塔特，汉娜被迫和哥哥分开居住。但他们还能够找机会见面。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看到他们年老的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去。一九四四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开始加速将居住区的犹太人向亡营转送。先是乔治被送走。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居住区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大声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一九四二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这是波兰。这里，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制作这个录音节目的加拿大电台的凯伦．蕾文女士，后来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汉娜的手提箱》。她显然和史子有着一样的想法：从孩子开始，就应该接触人类历史的一些负面教训，甚至包括悲惨和苦难的具体实例，以此为开端，学会对差异的宽容与和平。当孩子们同情汉娜的遭遇后，会问为什么。会记住，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应该的、不公平的。

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资料的资料里面有汉娜的手提箱汉娜的故事是从一只手提箱开始的，开始在日本东京。 东京，一排简朴的街面房子，有那么几间门面，上额的开首是一个六角星的图案，接着是一行并不大的字：东京浩劫教育（HolocaustEducation）资料中心。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英语的“浩劫（holocaust）”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指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这几间房子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让日本孩子了解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浩劫，虽然它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也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可是，这个组织认为，这样的教育对日本孩子是重要的。就在一九九八年，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子石岗史子开始负责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对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关的实物，可是日本本土没有浩劫文物。欧美的浩劫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可是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将珍贵历史文物外借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博物馆。史子还是决� ��试一试。结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礼貌的谢绝信。一九九九年的秋天，她去波兰旅行。当年纳粹设置的犹太人集中营，很多是在那里，包括著名的、以毒气室大量屠杀犹太人的亡营―――奥斯威辛集中营。 史子去了奥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馆负责人助理，恳切地陈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儿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请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动，答应考虑。几个月后，二○○○年初，史子真的收到一只来自奥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小罐纳粹在奥斯威辛用于屠杀的毒气，其他都是儿童囚徒遗留在那里的东西：一只小小的袜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只手提箱。手提箱深色的箱面上，用粗粗的白漆写着“625”的编号和汉娜．布兰迪的名字，还有她的出生年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底下是一行触目的大字：WaisenKind（德语：孤儿）。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标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馆是等参观者上门的。史子却还组织了一个孩子们自己的小团体―――“小翅膀”。他们定期活动，出版他们的报纸，扩展浩劫历史的教育。这些孩子是史子的“中坚力量”。“小翅膀”们围着手提箱，提出一堆问题：这只手提箱的主人汉娜，她是谁根据汉娜的生日和战争结束的日子推测，她提着这个手提箱走进集中营的时候，应该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么，后来呢汉娜活下来了没有史子无从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们发誓，她一定尽最大努力，去了解汉娜的情况。但是奥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馆回信说，他们不清楚汉娜的情况。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馆回答说，从来没有听到过汉娜的名字。美国的回信也说不知道。就在她几近绝望的时候，奥斯威辛博物馆又来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他们找到一份名单，显示汉娜是从特里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转送过来的。其他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了。 那是二○○○年的三月。虽然这只是一条简短的线索，史子还是感到很兴奋。这毕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坚实信息。她开始寻找资料，阅读她能找到的、有关特里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这个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原来，那是纳粹给一个捷克小镇起的名字。它原来叫特里津（Terexin），一八○○年为关押囚犯而建，后来逐渐变为一个普通小镇。一百多年过去，它被居住在那里的捷克人建设得十分漂亮可爱。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整个小镇用围墙圈住，士兵看守，把它变成了犹太人的集中居住区（ghetto）。原先住五千居民的小镇，拥挤地塞满了被迫离家的犹太人。“二战”期间，曾经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汉娜就是其中一个。随着阅读的深入，史子读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可怕事情，读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和汉娜一样，后来向东转送到更为可怕的地方，如奥斯威辛这样的亡营。但是，她也读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是比集中营宽松一些的犹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镇里面，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同时，在特里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孩子教授各种课程，不仅让孩子学到知识，还借艺术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他们教音乐，还教孩子们画画。最后，史子读到，在特里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张犹太孩子在囚居时期的画，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看到这里，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许，那里也有汉娜的画她给特里津集中居住区博物馆写了一封信。几个星期之后，二○○○年的四月，一个大信封从今天的捷克共� ��国抵达东京。特里津博物馆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汉娜的经历。可是，在当年的营地里，确实偷藏了大量犹太儿童在囚禁中的画作。其中许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展出。从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张照片。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画。一张是彩色的花园，还有四张是铅笔或炭笔画。每张画的右上角，都写着：汉娜．布兰迪。 这个夏天，史子精心组织的展览《孩子的眼睛看浩劫》，终于展出。作为一个民间小博物馆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观众数量，已经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来的还有成年人，展览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画。大家看了当然都会问，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长得什么样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她又向特里津博物馆询问，他们回信说，他们只有这些画，却并不知道画画的孩子的故事。 特里津，这个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脑子里徘徊。她知道，这是惟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她没有这笔旅费。但是，机会终于来了。她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会议。从英国去捷克，就不那么远了。二○○○年七月十一日早上，史子终于抵达特里津镇。她当晚必须赶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飞机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时间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没有事先打电话和博物馆预约。直到到了博物馆门口，她才发现那天恰巧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博物馆不开门。 史子万分沮丧地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听到远处的某个办公室发出一个声音，她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某个办公室有人。这个意外地待在办公室而没有回家过节的女士，叫露德米拉。这个远道而来的日本女子的决心感动了她，她想尽可能为史子找出汉娜的线索。她按照索引，从九万个曾被关押在这里、又转去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中，找出了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细查看这张名单。她发现在汉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个和汉娜同姓的名字：乔治．布兰迪。他会不会是汉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断，那是可能的，他比汉娜只大三岁，很可能是他的哥哥。而纳粹做的名单经常是把一家人列在一起。史子还发现，名单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个折钩的记号，有的名字却没有。她追问，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露德米拉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有折钩的，都没能幸存下来。史子看了一下汉娜的名字，有一个折钩。这不是一个太大的意外，但是，她还是很难过。她继续查看名单。这时她发现，在乔治．布兰迪的名字旁，没有这个亡折钩。 汉娜可能有个哥哥，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乔治的更多消息。也许，因为露德米拉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她经历过更多的失望，就不那么乐观。她是有道理的，战争结束已经五十五年了。乔治可能已经改了名字，可能远离家乡无人知晓，也可能在这些年里去世了。可是，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寻找。她抽出另一份纳粹留下的名单。那是乔治在特里津囚禁期间，他住的那栋房子的铺位名单。由于拥挤，一个垫子两个人睡。露德米拉对史子说，她知道，那个和乔治合睡的人科特．库图克，他还活着。他就住在布拉格。 史子再赶到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门口的时候，已经是闭馆的时候了。她找到一个叫米盖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寻找汉娜那些绘画的时候，米盖拉就帮了很多忙。这次，真是很幸运。史子一说出科特．库图克的名字，米盖拉马上说，我知道他。她打了一连串的电话。最后，找到了库图克先生的秘书。今天的库图克，是一个� �术史学者。他要坐当晚的飞机出差，秘书挡驾说，他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在米盖拉的坚持下，提着行李的库图克先生，天黑后匆匆赶到只亮着一盏灯的博物馆。“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的难友”，他说，“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乔治．布兰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多伦多”。 二○○○年八月，七十二岁的布兰迪先生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他打开信，“亲爱的布兰迪先生……请原谅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伤害，提起您对过去艰难经历的回忆……”他一阵眩晕。从信封里他抽出几张照片，那是小汉娜的画，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汉娜的手提箱。 一个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终于从多伦多来到东京。她在办公室打开信封，止不住激动地叫起来。大家拥进办公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子喃喃地说，那是个多美丽的女孩。她手里是汉娜的照片。她开始哭起来。她终于唤出了汉娜，一个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个叫诺弗．麦斯托（NoveMesto）的美丽小镇。汉娜和哥哥是镇上仅有的犹太孩子。可是，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有许多朋友，过得很快乐。他们的父母热爱艺术，为谋生，开着一家小商店。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一九三八年，汉娜七岁那年，开始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不安。父母背着他们，在夜晚从收音机里收听来自德国的消息。在那里新上台的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接着，随着德国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坏消息也在逼近。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先是必须申报所有的财产。后来，他们不得进入电影院，不得进入任何运动或娱乐场所，接着，汉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一九四一年，汉娜要开始读三年级的时候，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汉娜伤心的是：她永远也当不成教师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那年三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再也没有回来。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干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带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汉娜十岁，乔治十三岁。 他们被好心的姑父领到自己家里。姑父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点家庭温暖。一九四二年五月，纳粹一纸通知，限令兄妹俩报到。随后，他们被送入了特里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临走前，他们回到自己的家。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这个故事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离开家，先坐火车，又提着它吃力地步行，从火车站走到集中居住区。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在特里西恩施塔特，汉娜被迫和哥哥分开居住。但他们还能够找机会见面。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看到他们年老的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去。一九四四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开始加速将居住区的犹太人向亡营转送。先是乔治被送走。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终于，� ��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居住区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大声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一九四二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这是波兰。这里，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制作这个录音节目的加拿大电台的凯伦．蕾文女士，后来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汉娜的手提箱》。她显然和史子有着一样的想法：从孩子开始，就应该接触人类历史的一些负面教训，甚至包括悲惨和苦难的具体实例，以此为开端，学会对差异的宽容与和平。当孩子们同情汉娜的遭遇后，会问为什么。会记住，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应该的、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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