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州青瓷素有盛名，历史悠久。青瓷源于商周，盛产于唐，具有造型古朴大方，晶莹润泽，清淡雅致等特点。古岳州窑窑址，在今湘阴县铁角咀窑头山，是唐朝六大青瓷名窑之一。岳阳瓷厂经过反复试验，新制的岳州青瓷，采用优质高岭土，经现代机械制作，再经过1360度高温烧制而成。它继承了古代青瓷的优点，并发展了豆青色釉、产品釉色葱翠，光泽柔和，饰以浮雕花方，更显得浓淡清晰，层次分明，给人以古朴高雅、气质非凡之感，它不需要彩绘贴花，镶金画银，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张家界)
中国宋代北方刻花青瓷之冠——耀州瓷
2018年是耀州窑创烧1400周年，如今的漆河两岸仍然有窑火在续写着耀州瓷曾经的辉煌。从初期探索到发展兴盛，耀州青瓷是陶瓷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这个曾经打破唐代“南青北白”烧造格局、刻花工艺风靡全国、有“十里窑坊”和“炉火不夜”之称的北方窑口，究竟是如何从宋代众多窑口之中脱颖而出的？
1961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70年代开始领队发掘耀州窑窑址；至今已经80岁高龄的禚振西仍然在做着耀州窑和耀瓷的研究工作。关于耀州窑，没有比她更为合适的讲述者。
耀州窑址因1931年修建咸榆公路、1939年又修咸铜铁路大面积动土，而出土了不少古瓷器，流散出去而引起了民间的关注。但耀州窑一直未被学术界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发表的有关耀州瓷器的所有著述，均将五代耀瓷认作“东窑器”，宋代耀瓷认作“汝瓷”“北龙泉”“北丽水”等等。学术界第一次了解耀州窑和耀瓷，来源于一次偶然发现。
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这些标本由当时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先生进行鉴定。陈先生发现这批青瓷的胎釉特征和当时的越窑、汝窑、龙泉窑都不相同。并且，他在这些带有刻花、印花的青瓷片上发现了龙凤纹装饰。龙凤纹装饰的出现代表这批青瓷应当是贡瓷。陈先生随即查阅了相关文献，文献上有关耀州贡瓷的记载和这批出土的青瓷实物非常相符，所以他初步怀疑这批青瓷应当是耀州瓷。
第二年，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和助手李辉柄来到黄堡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这次考察被认为是耀州窑科学考古调查的开始，也可以视为耀州瓷后来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先声。
1958年，陕西省考古所成立，耀州窑被定为考古重点遗址之一。在1958年到1959年间，由泾水考古队长唐金裕领队，对窑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达1472平方米，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了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出土了8万多瓷片标本。
此次发掘是中国古瓷窑址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是耀州窑址考古发掘的开始。而这8万件出土的耀瓷标本，则成为包括禚振西老师在内，众多从事耀州窑陶瓷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基础。此后，1973至1976年，特别是1984年至1997年，禚振西与其丈夫杜葆仁，对耀州窑开展了一万多平方米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为耀州窑的研究提供了全面、丰富的考古资料。
耀州窑对“南青北白”格局的打破
北宋 耀州青釉刻牡丹花净水瓶 高21.9cm 拍卖信息： 香港苏富比2016年春季拍卖会 赏心菁华－琵金顿珍藏重要中国工艺精品专场 成交价： 5,480,000 HKD
耀州瓷一般以烧造青瓷著称，然而在烧造出精品青瓷之前，耀州窑经历了相当长的摸索阶段。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唐代中国瓷器的烧造格局为“南青北白”。即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南方以青瓷烧造最为兴盛。在创烧之初，耀州窑更多是在烧造黑瓷、白瓷和唐三彩。
顺着“南青北白”这阵潮流，耀州窑最开始也是在烧造白瓷上下足了功夫。但是由于胎料、釉料和化妆土含铁量高的原因，虽然耗费许多人力和财力，却始终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
禚振西说：“瓷器含铁量低，才能烧成白瓷。含铁量的高低决定着白瓷的烧造精细程度。我将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白瓷的原因总结为‘三高’。第一是耀州窑胎料中的含铁量比较高，胎料中含铁量较高，烧造的白瓷就不会白。第二是耀州窑釉料的含铁量也比较高。第三是耀州窑化妆土本身的含铁量也高。三种原料含铁量都比较高是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的原因。”
“我们可以将耀州窑与当时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的邢窑作对比。邢窑白瓷的原料、胎料、釉料都比较好，所以不用上化妆土，邢窑就能烧造出精白瓷。中国古代烧造精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是在0.6%以下，白瓷最低也要在1%以下，然而耀州窑的含铁量是大于1%的。大于1%的含铁量已经超过了粗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更无法达到精白瓷标准。由于含铁量高，所以耀州窑最初在烧造白瓷的时候，还要另外再加一层化妆土。即便如此，耀州窑所烧造的白瓷仍然无法和当时的精白瓷相比较。”禚振西说。
顺应着当时社会潮流发展的耀州窑，在尝试烧造精白瓷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成功。这个时候，耀州窑的工匠们在烧造白瓷的实践中，认识到当时制瓷原料的特点：原料虽然不适合烧白瓷，但耀州窑的釉料非常适合烧造青瓷。从而工匠们大胆创新，重点发展青瓷器的制造。这一转变可以视为耀州窑在北宋发展至鼎盛的发端。
耀州青瓷的创烧，在唐代当时的瓷器烧造背景下，具有独特意义。它“逆流而上”，打破了当时“南青北白”的格局，最终成为北方青瓷的烧造代表。
为什么耀州窑鼎盛于宋朝？唐代中期，耀州窑开始烧造青瓷，到唐晚期，耀州窑青瓷已经烧造得相当精细了。经过晚唐、五代，耀州青瓷最终在宋代达到了鼎盛发展。
耀州窑之所以在宋代达到鼎盛发展，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因。有整个社会手工业大发展的影响，有中外经济交流的影响，但禚振西老师认为，如果从耀州窑自身来说的话，她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北宋时期，耀州窑在制作和烧成工艺上进行了三项大的改革。
她说：“北宋时期耀州窑在烧成工艺上的三项大改革：一是发明了用畜力，也就是用牲口来进行泥料的粉碎，代替了以前的人力用碓臼加工，畜力保证了高质量泥料的大规模生产；二是唐、五代时期，耀州瓷烧造过程中，拉胚的轮子是木轮，到了宋代改革成了石轮。改用石轮不仅指将木轮的材质进行简单的更换，且对木轮里的轴承等构件也进行了改革。石制拉胚的轮子不仅速度快，同时非常平稳。由于此项改革，北宋时期耀州窑开始烧造出了许多大器，而唐、五代时期耀州瓷没有大器。现在耀州窑博物馆内就藏有大约30至40厘米的瓷盘和大瓶；三是当柴烧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耀瓷大规模的生产，耀州窑将原来的柴烧窑炉改革成了煤烧。耀州窑是我国第一个发明用煤来烧造瓷器的窑口。用煤做燃料，是耀州窑对北方制瓷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经过这三项大的改革，耀州窑的烧成工艺在宋代达到了顶峰，而这三方面的改革必然会使耀州窑的烧造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宋朝成为了耀州窑鼎盛发展的时期。
宋瓷在所有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中的占据比例是75%，也就是说，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数量众多的宋代窑址足以说明宋代工商业的发达。禚振西认为：“宋代虽然军事上较弱，但是文化、科技、商业，特别是手工业非常发达。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北宋时期，即使南宋偏安江南，也依然可以靠工商业支撑起整个国家财政。乡镇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所以用“瓷窑如雨后春笋”这句话来形容宋代制瓷业的发达，我认为非常贴切。”
可以说，耀州窑自身在烧造工艺上的大变革和宋代工商业发达的社会背景，共同促进了耀州窑的大发展。
从“青瓷刻花之最”看耀州窑装饰工艺同样是青瓷，作为北方青瓷代表的耀州窑和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相比，其有着自己独特的美。
耀州青瓷的透明度比较高，由于是煤烧，所以耀州青瓷在釉色上会略偏一点黄。和越窑青瓷釉面呈半透明相比，耀州瓷的釉面相对来说比较透。因为釉面较透，所以耀州瓷更适合釉下装饰。
耀州窑有“青瓷刻花之最”之称，刻花装饰是耀州瓷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而这种刻花装饰事实上是由最开始的剔雕花演变而来。总体来看，耀州青瓷的装饰演变可分为划花、剔花、刻花、印花几个过程。这几种装饰工艺在耀州瓷上的使用总体呈现出从探索到追求艺术性，再到提升装饰工艺制作效率的过程。
划花是耀州青瓷最早的装饰手法之一。通常以尖状工具划出简单的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禚振西说：“晚唐、五代时期，划花开始运用于耀瓷之上。五代时期，耀州瓷在运用划花的同时，还发明了减底剔花工艺，这种工艺一般常见于五代到北宋初期的耀瓷之上。减底剔花工艺由匠人们逐一在瓷器上进行雕刻，艺术效果非常好。但由于减底剔花生产比较费力，产量低，所以供不应求。于是，北宋早期开始出现了刻花。刻花也被称为两刀刻法，一刀深刻，一刀削泥，相比减底剔花，刻花的工艺制作速度明显加快了，而且这种刻法既保留了减底剔花的立体感效果，又体现出刻花刀痕的犀利，具有了宋代耀瓷的独特特征。”
宋 耀州窑刻花碗 局部
北宋至金 耀州窑青釉印花连生贵子纹笠式盌 局部
左：缠枝菊纹盏内范 右：青釉印花缠枝菊纹盏 耀州窑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耀州窑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似乎刻花也有些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于是在北宋中期，耀州窑又进行了工艺装饰的大变革。
禚振西说：“由于制作速度的供不应求，刻花之后，人们又发明了印花。印花是先在泥料上刻出不同的纹饰，然后将泥料做成馒头型的‘印花模具’，然后工匠们按照模子的造型和尺寸确定高度与大小，再将拉胚制作好的碗盘类圆器素坯倒扣在印模上，就能得到精美而复杂的印花纹饰了。这种印花纹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是按照印花模具来做的，所以工匠们一般在模子上会力求完美和多样化，整个花纹布局和图案构图会非常丰富多彩。”
印花装饰工艺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耀州青瓷日益见长的需求，这种类似于现代工厂“流水线”一般的纹饰工艺制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禚振西说：“印花工艺是根据刻花工艺演变而来的，而且影响到众多窑口的学习和使用。宋代整个瓷器的印花装饰一种是模仿定窑模具，一种是模仿耀州窑模具，这是两种不同的装饰风格。尤其是耀州窑的缠枝菊花纹，当时风靡全国。耀州窑之所以在北宋中期达到鼎盛，在国内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就是因为有耀州窑印花工艺的推广。”
五代精品耀州窑是否是柴窑？
五代·耀州窑花口盏 高4.7cm；口径14cm 拍卖信息：西泠印社2017年秋季拍卖会 中国历代瓷器专场 成交价： 103,500 RMB
欣赏耀州瓷，不少人都将目光放向了五代时期的天青釉耀州瓷。无论是釉色还是装饰工艺，五代精品耀州青瓷都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性，让许多人叹为观止。
1985年，禚振西提出了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有可能是柴窑的观点。她说：“最开始，我们发掘耀州窑遗址的时候，虽然有零散的天青釉五代器出土，但是并没有发现五代时期的地层，也就是说，没有找到文化层的叠压关系。1985年，我们发掘出了五代耀州窑的地层。在最开始研究五代耀州瓷的时候，我以《坦斋笔衡》文献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为依据。这段文献的意思是说，耀州窑曾经是仿汝的。最初我一直将耀窑天青釉器作为仿汝瓷来进行研究，但后来我发现这其中年代上不吻合。汝窑的烧造时间是在北宋晚期的宋徽宗时期，如果耀窑是仿汝，那么年代一定是要比北宋晚期还要晚的。但是，根据我们发掘出的五代耀州瓷地层出土的瓷器来看，这批天青釉的时间明显比北宋还要早。这说明早在五代，耀州窑就已经烧造出了天青釉。”
禚振西将不同地层出土的不同年代的瓷片进行对比，从形、胎、釉、造型、纹饰、图案布局等多个方面进行排列比较。当她发现五代天青釉碎片在宋代的地层下面时，她便开始研究比宋代还要早的天青釉到底是什么。她查阅各种文献，最终发现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器与《格古要论》中记载的柴窑特征一模一样。她说：“我之所以能在1985年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支撑我的观点的是我发掘出土的瓷片实物和地层关系。”
五代耀州窑究竟是不是柴窑，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学术问题，在尚未有定论之前，也一定会有更多学者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去研究耀州窑，研究柴窑。
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导致耀州窑青瓷走向衰退北宋是耀州的鼎盛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耀州窑当时曾为朝廷烧造“贡瓷”。古书记载，耀州瓷在最辉煌的时候，漆河两岸陶坊非常密集，史称“十里陶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炉火星星点点，彻夜不灭，成为一道非常壮丽的景观。
然而，一个窑口的盛衰并非人力能左右，它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总体来看，金代基本延续了北宋时期且继续发展，但金代晚期和元代，耀州窑青瓷开始转型逐渐走向衰落。
关于耀州窑青瓷没落的原因，禚振西认为：“金承宋制，宋以后的金代对耀州窑青瓷仍然有所发展，我们一般认为，耀州窑唐代开创且多方探索，五代成熟，主烧青瓷。之后的宋、金一直以青瓷为主，金后期的耀州窑青瓷开始衰落，逐渐走大众路线，将原有以烧高档青瓷的特征，改为大量烧民间用瓷。史书《铜川县志》记载，耀州窑的没落原因是毁于金元战火，对于这种观点，我本人持不同意见。”
战争是影响窑口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绝对原因。五代也是战火频繁的时期，然而五代的耀州窑却烧造出了精美异常的天青瓷。禚振西认为，耀州窑青瓷衰落的原因，主要还是在瓷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
她说：“商品经济决定了人们在选购瓷器时，必然要‘货比三家’，要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市场规律。我有一个观点，即‘龙泉青瓷兴盛之日，就是耀州青瓷衰败之时。’”
南宋时期，龙泉窑异军突起，在薄胎厚釉技术、造型和装饰手法上频现突出成就。南宋时期，龙泉青瓷达到了质量高峰，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龙泉窑在南宋，基本属于青瓷中的‘后起之秀’，然而它一进入市场，便很快得到了热烈的反响。禚振西说：“就像耀州窑曾经‘取代’了越窑一样，龙泉窑同样在南宋‘取代’了耀州窑。龙泉窑之所以能取代耀州窑，是因为它集南北青瓷之大成，特别是南宋晚期，它直接面对的是广阔的海外贸易市场，然而耀州窑在此时，基本处于和国际市场脱节的状况。我们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任何事物的盛衰必然有众多因素的影响。以窑口的发展为例，这其中就包括了瓷器原料影响的要素、所处环境的要素等等，我们要多方面去分析。”
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南宋整个经济中心也发生了转移。禚振西认为：“北宋时期的耀州窑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还和它窑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同样和统治者的需求、要求、扶持有关系。政治的、经济的、市场的种种因素，导致了两宋之后耀州青瓷的衰退，我们应该综合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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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越窑青瓷展
记 得 住 乡 愁 | 留 得 住 情 怀
此次展览，我们一共展出了109件越窑青瓷，
我们期待，通过本次展览，
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台州所藏的越窑青瓷的文化面貌，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从而激起大家热爱青瓷文化的热情！
台州越窑青瓷展
展览时间：2017年6月27日——7月7日
主办单位：台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承办单位：台州市文物处 台州市博物馆 台州市收藏文化研究会
岳州窑瓷器考古发掘情况及出土瓷器标本
岳州窑百梅窑遗址位于湘阴县樟树镇百梅村马草坡一带（图一），是汉唐时期湘江下游早期岳州窑类型青瓷产地之一，也保存有大量宋元时期衡山窑类型窑业遗存。早在1988年已有文物部门对其进行过发掘，但当年发掘在重点是百梅窑宋元时期的窑址，对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存仅有简略的介绍。
图一 百梅窑遗址鸟瞰
为揭示东汉至三国时期岳州窑的历史面貌，进一步做好岳州窑的保护工作，2017年11~2018年2月，我们着重对百梅窑遗址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百梅村河岭上与巷子口两处东汉至三国时期窑业遗存集中分布区，两个发掘点相距约50米，西临湘江河道，河对岸为湘阴县铁角嘴窑头山一带的岳州窑遗址，其南约3公里处有赵公氹窑址。百梅、窑头山、赵公氹三处窑址都曾发现有汉末三国时期的青瓷制品，是洋沙湖之外岳州窑早期另一个相对集中的一个青瓷产区，对探讨岳州窑早期的窑业格局和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河岭上
河岭上发掘区清理面积300平方米，该区域因村民建房、挖水塘等活动而被破坏，地表散布较多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存，但未见原生窑业堆积与遗迹。采集遗物主要为瓷器和硬陶。瓷器中可辨器形者有碗、杯、罐、坛、洗等器。碗多斜直腹、平底，偶见大饼底和环底。杯多平底，形制与碗相近，唯尺寸小。罐以四系罐为主，大小不一。偶见双唇坛、折沿洗残片。瓷器胎色灰白或青灰，釉以青釉为主，少量酱釉，呈色深浅不一，多呈青黄色，胎釉结合较差，多有剥落，釉面深青色、青绿色者胎釉结合较好。装饰技法以篦划和拍印为主，偶见捏塑。篦划纹饰有连弧纹、水波纹、同心圆纹等，多施于碗内底、腹壁和罐的肩部；拍印纹饰有网格纹、方格纹、席纹、钱纹等，多用于罐肩腹部；捏塑技法见于鸟形杯残件；此外，碗、罐底部多可见方形浅印。陶器有硬陶釜、网坠等。
图二 河岭上采集碗盆类标本
图三 河岭上采集罐坛类标本
图四 河岭上采集瓷片纹饰
图五 河岭上采集支烧窑具
巷子口
在巷子口发掘区布10×10平方米探方一个，实际发掘以5×5平方米分四A、B、C、D四个小方进行，并在1988年发掘探方处清理剖面4处，出土大量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物。发掘探方布设于巷子口岗坡的坡脚，探方内的文化堆积也呈坡状，东南高西北低，文化堆积层内主要遗物为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物及少量宋元以来的文化遗物，是宋元以来形成的堆积层，未见东汉三国时期的窑业堆积单位，也未见窑炉与作坊遗迹。4处剖面上有东汉至三国时期形成的窑业堆积单位，现以堆积单位最为丰富的PM4为例介绍巷子口发掘区的文化堆积情况。
图六 PM4地层堆积情况
PM4位于巷子口冲沟处，当地村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此处破土建瓦窑，形成一个向西面向湘江的通道，该通道西侧断面即PM4长9米，呈南北走向，其堆积可分九大层，其中⑥层以下为东汉三国时期的窑业堆积，⑥层可细分为三小层。
第①层：灰黑色沙质粘土，疏松，包含少量瓷片、玻璃、塑料等，厚0-8厘米，采集有酱釉花口瓶、印花碗底等宋元遗物，为现代地表堆积。
图七 PM4①酱釉花口瓶
第②层：灰黄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包含有少量青花瓷片、砾石、砖块、青瓦等，夹杂少量红烧土粒，厚50-90厘米，采集有芒口碗、碗形灯、折沿洗等东汉三国时期遗物，为明清时期堆积层。
第③层：灰黄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土质土色与②层相近，但包括物更富丰，夹杂有红烧土颗粒、炭末以及砾石、青花瓷片等，厚25-50厘米，为明清时期堆积层。
第④层：浅黄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含有少量红烧土粒、炭末、青花瓷片、砖块等，厚40-76厘米，采集有芒口青白瓷片、连弧纹器底残片、芒口罐残片等，为明清时期堆积层。
第⑤层：灰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包含较多红砖块和烧土粒、砾石、瓷片等，厚25-85厘米，采集有宋元时期执壶残口等宋元时期遗物，未见宋元以后遗物，应为宋元时期堆积层。
第⑥层：窑业堆积层，可细分为⑥A、⑥B、⑥C三小层。
⑥A层红褐色窑渣堆积，分布在断面北半侧，含有大量红砖块、窑渣、碎瓷片，采集大量平底芒口碗、碗形灯、平底杯、四系罐、硬陶釜等残器。
⑥B层为灰黑色沙质粘土，分布在断面南半侧，致密，含有红砖块、炭末、瓷片等，厚0-25厘米，采集有平底芒口碗、平底杯、四系罐、折沿洗、器盖、硬陶釜、陶网坠等残器。
⑥C层为灰褐色沙质粘土，分布在断面中部，较致密，含有红砖块、炭末、瓷片等，厚0-20厘米，采集有碗形灯、平底敛口碗、平底芒口碗、平底杯、折沿洗、硬陶釜等残器。
第⑦层：黄褐色沙质粘土，分布在剖面南北两侧，较致密，含有红砖块、炭末、较多陶瓷残件，厚0-47厘米，采集有鱼纹洗、平底敛口碗、平底杯、四系罐、器盖、硬陶釜等陶瓷器，出土器物的完整度较⑥层高。
图八 PM4⑦出土T形系罐残片
图九 PM4⑦出土敛口平底碗残件
第⑧层：黄色沙质粘土，分布在剖面中部，较致密，包含少量瓷片，厚0-40厘米，采集有平底杯、四系罐残片。
图十 PM4⑧出土平底杯
第⑨层：灰白色沙质粘土，致密，纯净，厚25-50厘米，该层表面有少量瓷片，应为早期窑业活动面。
图十一 PM4⑨出土四系罐
前期勘探工作在与PM4相邻的剖面PM2采集了⑥、⑦层窑业堆积中的四个碳样并送交BETA实验室，依据BETA实验室提供的测年报告，这四个样品的测年数据最大可能性年代范围分别为73-226年、133-264年、21-170年、86-242年，年代范围都在东汉至三国期间，与此前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成果相符，进而明确了百梅窑的兴烧年代。巷子口发掘区自然断面底层文化堆积又细分为若干不同的堆积单位，可初步分为早晚两期，两期遗存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早期窑业遗存以抬肩四系罐、敛口平底碗、硬陶釜为主，四系罐占有较重分量，晚期窑业遗存以芒口平底碗为主，罐、釜的比例明显下降。早期罐口多刮釉，碗类多叠置在罐之上，装烧量有限，晚期碗口多刮釉成芒口，大量使用对口装烧法，扩大了装烧量。
河岭上与巷子口两个区域所获陶瓷标本的面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显著的区别。二者共有的器形有平底碗、洗、四系罐、硬陶釜，器物形制相近，碗多芒口平底碗，碗底多见方形印，深浅不一；纹饰以篦划的连弧纹、水波纹为主，洗内偶见印花鱼纹，罐釜则多拍印方格纹。主要区别在于河岭上发掘区中的环足碗，钱文、席纹、网格等各种拍印纹罐、缸不见于巷子口；巷子口的T形系罐不见于河岭上。此外两区所见窑具有别，河岭上有少量的覆钵形支烧具，巷子口偶见玉璧形垫圈残件，这璧形垫圈也见于青竹寺窑。
岳州窑出土的青釉褐点彩碗
岳州窑相关历史遗存保存状况普遍不好，百梅窑遗址尚存东汉至三国时期原生窑业堆积，尤为难得，是早期岳州窑的代表性历史遗存，对探讨成熟青瓷的起源与传播等相关历史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亟待加强保护。
▲ 唐代岳州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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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博物院研究馆员穆青老师讲白瓷、磁州窑
蓝字关注我们哦！前提摘要2018年11月5日，为期20天的“2018年全国古陶瓷鉴定提高班”在扬州开班。11月5日-7日，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暨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古陶瓷古玉器专家朱戢老师为学员讲授。11月8日-11日，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浙江大学文博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博中心李刚教授为学员讲授。11月13日-16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博物院研究馆员穆青老师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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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明清古村落，曾因烧制青花瓷而繁华，今有世外桃源般静美
现代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城市的喧嚣，对于古村落的文化自然是陌生的，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古村落看看，放松浮躁的内心，尽享自然的美以及淡淡的古朴。今天就为大家介绍浙江温州的一处古村，因烧制青花瓷而走红，300余间古建筑。碗窑村位于温州苍南县桥墩镇境内，古村落很小在温州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地方。村落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在清代时是浙南地区烧制民用青花瓷的主要基地。村落盘山而建，村民临水而居，至今仍旧保存着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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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真·陶气！这个90后青年聚集的陶瓷文创园，竟被评为3A级旅游景区……
小时候看《人鬼情未了》，对萨姆和美莉制陶的画面一直都不能释怀：到底啥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和他如此浪漫又诗意地制陶呢？转眼十多年过去了，王子连影儿都没见着，与陶瓷有关的好玩地方却找到一个。它就是索佳艺文化创意园，坐落在仓山奋安创意园里，是福州唯一一家被评为3A级旅游景区的文创园。即使没有王子，也能愉快玩耍一整天的地方。壹索佳艺文创园看上去没有其他文创园那么大，但麻雀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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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这几个地方要拆迁(附：拆迁补偿标准)|可恨！两名骗子自备血袋在池州撞车碰瓷得手十几次被抓
天气预报(池州气象台2019年1月6日08时）偏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7℃，明晨最低气温：1℃，预计7日：小雨转阴，气温：4～7℃。1、池州这一机构成立，助力贵池这个特殊群体就业梦想照进现实via.宝地贵池近日，贵池区首家辅助性就业机构在池州市卓尔服饰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运行，这有效帮助十余名残疾人解决了就业难问题。在卓尔服饰有限公司，还有十几名和余王祥同样身患残疾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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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5a景区名单 青州a级景区 青州几个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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