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东夷人与蜀地的巴人是同一血脉的吗?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晚期张仪筑“成都城”,但金沙遗址表明成都早有城市存在,却不为后人所知。根据出土的文物,可以断定古蜀国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的金沙,已经是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分布面积在平方公里以上。同时,随着附近宫殿遗址的被发现,金沙曾是古蜀国的国都这一猜测也被证实。
  金沙遗址曾是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然而,这样一个繁盛的王国的首领到底属于传说中古蜀王的某一位,还是另有其人?为何史料中竟无人提及?
  古蜀国和古蜀人到底来自何处,千古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在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前,人们曾发掘出宝墩文化遗址。宝墩文化是一种石器文化,而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古蜀先民的生产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石器发展到青铜器,这两种不同水平的文明是如何过渡的呢?从时间的延续性和文物特征的相似性上,已经可以确认金沙遗址直接承接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先后都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古蜀国为什么要将都城从三星堆迁到金沙呢?
  最为怪异的是,如此辉煌的金沙古城,为什么没有被任何一部史书记载?为什么史书中有古蜀国的信息,却没有它的城市的描述呢?
  在历史上,对于古蜀国,西汉史学家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八个字掩盖了历史真相,在人们的心目中,巴蜀之地是蛮荒,是不毛,是瘴疠弥漫的地狱,是虎狼横行的边陲。
  幸好,逝去的古文明一个个被发现了,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消失的古国景象也像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我们的眼前。事实告诉我们,成都平原也是一个文明之花长久绽放的土地,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生活。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人,源自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是与华夏族的祖先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他们在成都平原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早期城市,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在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的养育下,古蜀人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发展着畜牧业,从事着工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蜀国。在这个国度里,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被传说赋予神秘的力量。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古蜀国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同时期黄河流域文明大不相同。古蜀人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背面比正面长,像长着尾巴一样;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
  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古蜀国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使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而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像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发型与古蜀政坛的风云变换
  古蜀国人的政治生活是怎样的,在众多遗址被发掘之前,没有人知道。人们 只是通过传说知道有古蜀国的存在,知道有几位具有神话色彩的古蜀王曾在这里领导他的臣民。而其中的细节,无从猜想。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斑以窥全豹的机会。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种青铜人头像,一种留着长长的辫子,一种则把头发盘在脑后。在古代,不同民族的发型一般是不相同的,在三星堆出现的这两种青铜人头像,难道也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吗?留着不同发型的青铜人头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唯一的线索是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提供的。1986年,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数十件青铜人像:有断为两半的青铜大立人,也有只残存头部的青铜人头像。在青铜器时代,青铜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些青铜人无疑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在能辨认出发型的64件青铜人像中,发型只有两种:一种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考古学上称之为“辫发”;一种头发卷起来,用笄系在脑后,叫做“笄发”。三星堆人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他们的“笄发”花样颇多,有的在头顶上扎了个蝴蝶结,有的把头发盘在前额像羊角一样高高耸起,青铜大立人梳的就是“笄发”。当以祭祀坑为单位统计他们的发型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号祭祀坑辫发铜像有9个,笄发的有4个;二号祭祀坑有辫发的铜像则是38个,笄发的是13个。为什么祭祀坑中“辫发”铜像与“笄发”铜像数量不相等呢?
  要了解两种铜像各自所代表的含义,就必须想弄清哪些民族爱留辫发,又有哪些民族爱梳笄发。但是,辫发和笄发是古人经常梳理的发型,单凭发型,想确定古人的身份都难上加难,何况要确定青铜人像的发型所代表的含义!
  不过,青铜人的姿态却泄漏了“秘密”。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常常显示出神秘的气息,几乎全部跟宗教有关:那身着华丽服饰、高高站立在祭祀台之上的青铜大立人,双手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仿佛正陶醉于盛大的仪式之中;头戴鸟头冠、下穿鸟足裤的青铜立人,似乎正在云蒸霞蔚中飞翔;青铜神坛上的四个大力士,身着太阳彩衣,手中紧紧攥着一根神秘的树枝。这些铜像无一例外,都是“笄发”的,他们无疑都从事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职业。
  那些梳着辫发的青铜人像,神情则闲适、安逸得多。因为身躯已经毁坏,很难从中看出更多细节。但从表情来看,他们与笄发青铜人像是不同的身份。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属于古蜀国哪个阶层?既然是青铜雕像,那么,它们所代表的群体必然不会是平民与奴隶。有人认为,跟那些与祭祀有关的笄发青铜像不同,辫发青铜像代表的是一个世俗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掌握政治权利,也就是王权。他们是一个世俗而显赫的阶层,是3000多年前古蜀国统治阶层的缩影。

  远古古代,国家权力并不是统一的,这与原始社会的影响有关。在原始社会,最大权利的拥有者是主持祭祀仪式、负责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并不负责管理氏族的日常生活,不去做带领成员狩猎、指挥战斗等“琐事”。受原始社会的影响,早期奴隶社会的统治阶层一般也分为宗教与王权两个部分。青铜人像的两种发型无疑透露了古蜀国内部的政权模式:笄发铜像代表的是一个神权阶层,控制着古蜀国人的精神,充当着人与神灵的联系者与媒介;梳辫发的人们则奴役着古蜀国人的身体,驱使他们劳作、征战。按这种猜测来看,古蜀国的政权是一分为二的,两个阶层中,一个占有所谓的神权,另一个则把王权收入囊中。
  那么,这两个阶层各是什么身份呢。
  按 常理推测,远古时代,掌握至高无上的王权的,应该是土著民族,而掌握神权的,则可能是实力强大、让土著民族不得不做一些让步的外来民族。也许,这个外来民族就是来自于中原!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3000多年前,一支来自中原的民族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明。经过了几次接触,古蜀国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中原民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被古蜀国人毫不排斥地接受了。他们担当起了古蜀国的巫师。古蜀国统治者用青铜为他们锻造出一种虚无而神秘的力量。中原民族取代了古蜀国本土巫师,攫取了古蜀国的神权,古蜀国中出现了神权与王权并驾齐驱的情况。
  祭祀坑中,辫发铜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笄发铜像。但数量与权力的分享是没有太大联系的。这些青铜人像中,有4个戴着黄金面罩,这也许代表着两个阶层之间的秘密协议。青铜时代,青铜固然珍贵,但黄金更为贵重。这4 个青铜人像应该代表了古蜀国的最高权力。他们中两个梳辫发,两个梳笄发,数量恰好相等,似乎是制作者在刻意维持某种平衡。
  在出土的一把金杖上,刻着这样一幅神秘的图画:4根羽箭平行射穿两颗人头,箭头分别穿入两条鱼的头部,箭尾则是两只展翅的飞鸟。有人认为,两颗人头代表着梳笄发和梳辫发两个阶层,鱼和鸟是它们各自的图腾,羽箭则相当于誓言。这可能是两个阶层刻下的契约,代表者庄严和肃穆的誓言。
  然而,神权与王权终究不能长期分庭抗礼。对权利的渴望注定会让两个分享神权和王权的民族爆发冲突。这种事并不罕见在商朝早期,商王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决定着卜筮权,假借鬼神的意志聚顶国家的方向。他们被所有臣民尊敬、信仰,是比商王还有权力的统治阶层。商王武丁继承王位后,王权才慢慢压过了神权,贞人才逐渐消失。商朝的情况跟古蜀国不会有太大区别。因此,可以这样猜测:在某一个时期,古蜀国的王权和神权是分属两个阶层,互相依存的。但慢慢的,拥有世俗世界最高地位却要向拥有神权者低头的王族们不满的情绪日益严重。他们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自己的权力更大呢?!
  那么,权欲进一步膨胀的王权拥有者展开行动了吗?这个猜测正确吗?三星堆遗址没有给我们答案。但这个答案在金沙遗址中找到了!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条金腰带上,同样有人头、鱼、鸟、羽箭,但人头图案却从两颗变成了一颗。权力拥有的两者间,是不是有一个消失或衰落了,剩下的一个成为古蜀国真正的统治者?金沙遗址确实也找不到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了,只剩下辫发铜像,王权拥有者们似乎不仅继续掌握着古蜀国的王权,还得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神权。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个小铜立人,梳着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一样的辫子,腰间插着一根短杖。他头上戴着象征着太阳的高冠,手却像青铜大立人一样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依稀有笄发铜像的影子。
  古蜀人在一场灾难中逃离三星堆,来到金沙,而这个过程中,王权拥有者趁乱抢夺了神权。
  历史的真相也许就是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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