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东大寺《识认大略》碑文校勘释读

编者按：本文是由孔子研究院齐金江研究员参与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以济宁的实践为例”（批准号：ZK20180308）的阶段性成果，现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济宁东大寺，坐落于京杭大运河畔，依河而建，故称“顺河清真东大寺”，全国五大古建清真寺之一，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有六百多年的历史，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识认大略》碑文校勘释读

齐金江

《识认大略》由常志美辑著，李永寿参订。《识认大略》的文字内容见于现存济宁东大寺的“《识认大略》碑”“原碑”。该碑的制作时间据原碑底部落款为“大清康熙元年岁次壬寅仲春”，即1662年(壬寅)春季的二月。“原碑”的制作时间距今350多年了。 “《识认大略》碑”是“以儒诠经”活动的重要见证文物。《识认大略》碑文内容的录入、校勘、诠释及其在新时代的再认识，是“以儒诠经”活动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常志美（约1610-约1670年）字蕴华，经名穆罕默德·哈基姆，为明末清初山东济宁伊斯兰教学者，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创始人。山东学派以常志美（蕴华）、李永寿（延龄）为代表。常志美与李永寿是表亲。幼时，二人同读儒书，又同学伊斯兰教经学。曾就学于胡登洲的四传弟子马真吾，转投其三传弟子张少山。各成其学，同归济宁，隐于峄山岩洞内，互教互学，学业纯熟后出山设馆授徒。著名经师舍起灵、伍遵契、马鸣皋、米成济、马伯良等均出其门，遂形成经堂教育山东学派的一个新中心。

“《识认大略》碑”“原碑”最初的全文笔录，始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兴华研究员于2004年发表的论文《济宁伊斯兰教研究》，载于《回族研究》2004年第4期，这是他“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2018年12月，笔者核对原碑，对“《识认大略》碑文”进行了校勘和新解，形成《<识认大略>碑文校勘章节稿》，全文如下：

识认大略

1、吾教首先至要者,识认者也。

2、天地人物，唯一真主也。盖世人受造化之正，赋性灵之明，鸿授□□□□□。如自昧其虚灵,大都不究万物之节,不识化育之源。不识主,乃负真主厚恩，便为忘本悖逆之人，则人伦不赦之罪，悔又何用焉!如此者，不惟无异于物，而若歹行之不殆矣。

3、思之忠君、事亲、认主之理有二:身内之理、身外之理。

4、身内者，当思吾人成乎之父母,生养爱惜之恩则明矣。但此身本自父母之精血，至于胎之存成，与夫成后之转变，及内外体窍之完全，唯成秉受之聪著，咸非父母之所知能者也,定有使之者然也。此非大道之真主,孰能焉!父母之所不能者哉!然人鲜有昧于父母，为独昧乎化育主者，何也?缘其不以身为证证之也。

5、身外者，可参天之旋转无忽，地之灵妙非常，日月有时圆蚀，草木有时荣枯，便知天非自动,地非自定,日月非自明，草木非自生哉。循其成之际，宜定有使之者然也。此即大德之者为其化为小德，乃为之川流也。庶以造化言之,天地亦一物耳，可以知造物造人，初无两意也。盖以天地万物之覆载，日月为天之光明，草木为人之录用，即便知所为教一也。

6、所为者一，而造化者定非二也。若主有二，则万物并育而相苦矣,道并存而相悖。何为万国一理，亘古无异耶?

7、人生天地间，不认造化之主，如见宫室而昧乎造作者也,得其不以身外之理证之也。是故真主垂慈,选圣授命，以证明之言，唤醒世人,咸作证造化天地人物，真主唯一,而劈破群迷臆见之堵邪。

8-1、(阿文一句)译曰： “我作证委实真主唯一,外无主宰”。此言乃吾圣奉命于人,据人身内外之证，而定以所造。真主唯一，则明造化之一切，生死祸福，寿夭穷通,及后世荣辱赏罚等事,无一非其掌握,无件外其知能。非等各教无据之说，各物各主，其司其事。倘吾教之人,如彼所言，即坠落迷途矣。慎之慎。

8-2、(阿文一句)译曰：“真主乃单另之一，非物中一也，亦非数中一也”。缘其原有之一，必不相连受造之数。则真主唯一,即生物之前与无物之后之一也。

8-3、(阿文一句)译曰：“主无侣伴”。即真主无比似，无等类也。缘其真主之下者，皆被其造而受其育,仆隶之属也乎。尊卑迥异，则何可称其侣伴也。

8-4、(阿文一句)译曰：“穆罕默德*是主的奴辈，主的钦差”。我贵圣穆罕默德*为万有之众，性命之源，所超越至道，开古今，其事主恭谨之诚，听命无己之畏，他人莫能及焉。如教下之人，效法其行之万一，而称主之奴仆，亦非妄也。吾贵圣承宣天经，普化人神，指归四方,遵之正道，立万世不易之定理,诚为真主钦命之首领者也。凡顺从我圣者,即为顺真主。其贵为何知也?

8-5、故吾文所谓之以妈纳*者,乃真主所赐之光也。信服前作证之言,乃为成光之证验,故以此名之曰：伊玛尼*译曰“信服”,或曰“诚信”，或曰“归顺”，其义则一也。

8-6、此伊玛尼*之本然也，尚有二,即伊玛尼*关系之格式及有六件断法。知此二者，最为吃紧。缘其不知格式者，不知伊玛尼*之有无也;不知断法者,保全伊玛尼*不知其贵，干犯伊玛尼*亦不知其害。故不知此义者,难保伊玛尼*之有也。

8-7、经曰：“凡人不知伊玛尼*之格式断法,所办的功课无益，所宰之牲即如死物，不合食用”。如男女完婚之时，有一不知者逾全教规之凭，亦断作坏事也。即近亲父兄及主婚作证者，皆难脱其干系。若此者理当暂离，所知之后方完婚可也。

8-8、伊玛尼*格式有二:乃心信口服也。即格式诚信，口中定认。二事缺一,即心信而口不服，或口服乃心不信。

8-9而伊玛尼*也，当信服者有七:一、真主唯一;二、天仙传主差遣;三、主降的真经;四、众圣宣传主命;五、后世者考算;六、真主定夺好歹;七、死后复活原体享受赏罚。此七事中有一不信服者，即无伊玛尼*。

8-10、伊玛尼*可断法有六:一、伤命伤身;二、侵抢财物;三、买卖良人为奴;四、坏人体面;五、色胆歹行。此五件，吾教禁忌也。此为吾教之人，即不可以此五事彼此干犯。如谓一件为可行者，即伤伊玛尼*也。第六件,凡有伊玛尼*之人，致负罪必罚，定不永住多灾海* ;罪限满日,仍得天堂之享受。故识真主乃造人之原意，生世之结果,得之永得，失之永失，干系匪轻。

9、今拟此款，以作《识认大略》，传达教亲，当以此善导眷属儿女仆婢，使得教门之把柄，则不为冒名回回。干办的功课皆有根基,修身讲道总有门路，回有定向，后世有指望。予恐减兴，不能益众，即多益人，以人夙有。故以捷径通俗之言,供吾教亲均览,彼此幸甚。

大清康熙元年岁次壬寅仲春 常志美蕴华父辑著

李永寿延龄父参订

（案:右上角有*者,在碑中为阿拉伯文。）

“《识认大略》碑”有原碑和复制碑，现都完整保存于济宁东大寺西南部、大殿南侧的“碑廊”之内。“碑廊”牌匾在“《识认大略》碑”复制碑的前额位置，其两侧的柱子上悬挂楹联：“敬主尊圣习古兰圣训两世吉庆爱国爱教促民族团结国泰民安”。“原碑”现在的坐落位置：“《识认大略》碑”的原碑（下文简称“原碑”）位于“碑廊”的西南角，镶嵌在“碑廊”的墙体中部，呈东南-西北走向。“原碑”长度为2.58米，宽度为0.68米，厚度不详（嵌入墙体），碑阴有无文字不详（嵌入墙体）。“原碑”目前得到妥善保护，外面笼罩以塑钢玻璃框，有效地防止了风吹雨淋和人为损坏。“原碑”原来的坐落位置：“原碑镶嵌在济宁西大寺二门内南墙上，1997年秋移至顺河东大寺”。“原碑”文字中的汉字：“原碑”中的汉字为正楷字体，共有1700余字；“原碑”碑文为繁体竖排共90行、每行23字。“原碑”的文字，在经历356年的风霜雪雨之后，现在大约半数漫漶不清。作为碑名的“识认大略”四个较大的字中，“识认”二字尚且清晰，“大略”的“大”字已经看不清楚。“原碑”中的阿拉伯文为手书正体，其阿拉伯行文的顺序由常规的自右而左，在碑刻中转换90度角，转换为自上而下。计21处（主要在碑文的中、下部）。“原碑”的行文格式：行文中遇“真主”“主”则高两格。阿拉伯文引文句子或概念范畴首次出现时，下文紧跟着“译曰”，译文之后为诠释，大多引用儒家经典（如：《十三经注疏》）和儒家汉代经学、宋明理学的概念进行说理和论证，其行文格式仿照儒家经典文献或者碑刻的“经、传、注、疏”的传统做法。“阿拉伯文部分”，相当于“经、传”；“诠释部分”相当于“注、疏”。

“《识认大略》碑”的复制碑（下文简称“复制碑”）位于“碑廊”的中部，其阳面正对着大殿的南墙。“复制碑”设计形制为圆塔尖状，碑下为两云卷石底座，其主体部分为长方体：长度为3.20米，宽度为1米，厚度0.2米，碑阴无文字。“复制碑”碑文为长宋繁体，碑文内容和格式仿照“原碑”。“复制碑”碑文的底部有说明文字：“原碑镶嵌在济宁西大寺二门内南墙上，1997年秋移至顺河东大寺，2003年冬复制。”

“《识认大略》碑”“原碑”全文的录入的顺序是：首先，认真阅览“原碑”（在济宁东大寺得见原西大寺立卧碑一块，但是碑文剥损严重，无法句读）；其次，对照“原碑”拓片（东大寺有前些年拓片存）；再次，“参照原碑”，辨认核对（最终得以读通原碑）。

李兴华研究员在《济宁伊斯兰教研究》记载：

笔者曾在济宁东大寺得见原西大寺立卧碑一块。览后知乃常志美父辑著、李永寿父参订《识认大略》一篇。惜碑文剥损严重，无法句读，甚为遗憾。幸东大寺有前些年拓片存。在马永才、沙彦振、王清铸、马秉新、金玉林、陈雨冬、马忠良多位朋友协助下，通过参照原碑，反复辨认、核对，最终得以读通原碑。

“《识认大略》碑”全文的意义的阐发：一是常志美生平事迹的认定；二是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在济宁发源的必然性；三是当时的济宁西大寺成为山东学派最初的中心；四是济宁伊斯兰教中较早出现学术水平较高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五是清康熙元年（1662年）为济宁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代。

李兴华研究员在《济宁伊斯兰教研究》记载：

《识认大略》的意义在于:

1.它使谓常志美“九岁随乃叔奉使押狮入贡北京，留居陕西，后至济宁”或“原籍新疆，其父进贡于清廷，事毕未返，辗转到济宁，落籍是间”这样一些说法黯然失色，更使称常志美曾与崇祯交好，创建济宁柳行东大寺的他的弟子全明一乃崇祯幼子这样一些传说只能算是美好的故事，从而反证济宁《常氏族谱》所说“其始祖西域人，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进贡来华，初迁济阳，明成化间寓居临清，弘治八年(1495年)移居济宁”及《经学系传谱》所记较为可靠。

2.它说明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在济宁发源并非偶然。因为这里临近孔孟故乡,水陆交通发达，又有较雄厚的经济条件，兼之创传人常志美、李永寿有较优越的家学条件，其父辈就已经汉两通，对认主学有较高造诣。

3.它说明山东学派的创立，山东学派基础的奠定，济宁西大寺成为山东学派最初的中心，也有常志美、李永寿二人之父的一定功劳。

4.它说明济宁伊斯兰教中亦有学术水平较高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此译著论时间，仅晚于王岱舆、张中；论内容，乃是对伊斯兰教认主学要点的较好概括；论形式，乃是通用汉语者喜闻乐见、五番礼拜者都能看到的汉文碑刻；论主旨；乃是以捷径通俗之言，针对教亲及其眷属、儿女、仆婢等基层教众进行教门基础知识的宣传；论用意，乃是为山东学派在西大寺打造一个无“冒名回回”、教门有把柄、干办有根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牢固的基础。

5.它说明清康熙元年(1662年)也可能是济宁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代，使人联想到济宁清真大寺气魄甚大的大门就可能是在这年建造的。而镶嵌在大门券门石上方、由筛海常志美手书的阿拉伯文题刻,也可能是书刻于这年。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年在济宁伊斯兰教历史上就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了。

常志美手书题刻在四块质地很好的汉白玉石上。1968 年西大寺寺毁遗失。近年被发现，置放于济宁清真东大寺内。因中间缺一块，则由东大寺设法补足，使之恢复原貌。其中阿拉伯文刻文，按由沙特留学归来的青年阿洪陈雨冬的汉译为“清真寺乃主之天房，清真寺的民众乃真主最喜爱者”。这是现在唯一幸存的常志美阿拉伯文手书。（李兴华：《济宁伊斯兰教研究》，载于《回族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9页。）

李兴华研究员在“《识认大略》碑”全文的意义的阐发中率先振聋发聩，有首创之功劳，也存在白璧微瑕：其一，“常志美、李永寿有较优越的家学条件，其父辈就已经汉两通，对认主学有较高造诣。”其二，“济宁西大寺成为山东学派最初的中心，也有常志美、李永寿二人之父的一定功劳。”这可能是对于“《识认大略》碑”碑文底部的“常志美蕴华父辑著 李永寿延龄父参订”中的“父”字产生的岐解造成的。直接理解“父”字为“父辈”或者“父亲”缺乏更多的证据。今天，我们一般认为这个“父”字是对他人的尊称，也可以猜测当时的立碑者、刻碑者对他们的尊敬。

《识认大略》中所蕴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宗教普遍具有的“以教安民、以教辅政”的特征，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识认大略》碑文”在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继续发挥其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新诠释、再认识。

《经学系传谱》是我们理解常志美《识认大略》时代背景的重要文献资料。《经学系传谱》的写作体例和旨趣，可以追溯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伊洛渊源录》《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儒家学案体，其主旨突出学术脉络传承与发展。尤其是其中常志美的亲传弟子舍蕴善撰写的《经学系传谱序》，更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舍蕴善在其所撰《经学系传谱序》中写到：

夫道之在天下者，无存亡，道之寓人心者，有断续，然而人之伦长至大者，虽盈贯于耳，充塞乎口，而周程诸子摹拟太极以来，未见实迹所谓如何耳。鸣呼！造物者悯及黎元，垂慈降圣之于西土，使大道绵延不绝，可为谆切矣。复幸兹土，于嘉隆之际，赐降完人，教民皈正者，逮吾太师故老先生，杰出渭滨之徵也。不惟先生躬承三纲五常，治世之道，昭明于时，而且造化以先，运世以后，其存诸心，出诸口，行诸身者之道，较之非徒口舌笔墨之为事业者等耳。初，吾教自唐迄明，虽有经籍传入兹土，而其理艺难传，旨义难悉，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牧，以致多人沦落迷途，漫漫长夜而甘醉梦之不觉也。（赵灿：《经学系传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舍蕴善心目中的“太师故老先生”胡登洲，通晓经典教义，长于阿拉伯文，率先改革口头传授的传统方法，招收学员，讲经授业，开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的先河。他注意研究和讲授阿拉伯文经籍著作，逐步发展成为陕西学派。胡登洲幼年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及儒家之书。长大后潜修波斯文、阿拉伯文及伊斯兰经籍，精通认主学、教义学和教法学等。胡登洲“躬承三纲五常，治世之道”，从国学名士学习经史子集，对于性理之学也颇有心得。

赵灿在《经学系传谱》中，褒奖老师“学超古人，犹折衷自抑”，为其老师立传曰：

蕴华常先生、延龄李先生俱任城人也。延龄先生较长，系表戚。蕴华先生垂髫时，无嬉笑，同年儿偶牵戏则啼而远之。方七龄，二先生同入儒学读书，过目成诵，日记千言，偶阅唐诗，遂法之，咸能吟咏。至十一龄，常先生与计曰：“书中所求大约如斯而已，莫若习经”，李先生诺，归告父母,咸允之。入本坊学经，凡所授辄记不忘，及接《弗斯黎》至《塞而夫》诸经，乃笑曰:“渐得佳境矣!”常先生家居宿外房，父母患其夜读，弗给灯烛，先生暗买盘香，复以麻骨蘸硫而待,临暮燃香，俟入静以麻骨取火，借亮读经两行，俟默诵熟练，复取亮以读之。及闻状元张先生设帐金陵，乃互相密计，遂赁舟偕往，及泊燕子矶，上崖登楼而远眺之，李先生东望而有感曰:“海外之境而有人所难见之奇观者，盖人迹不能臻之岛屿是也。吾教之经亦如是之，盖于中多有难言之妙理，即乃凡人不能探索之篇章是也。嗟乎!恨乏汉槎而能历览海外之诸甸岛也，而经中则不知若何?”曰:“海甸有禁，固不能遂人心，然习经之事吾辈坚心祈主，砺志晦学，或有志者终则事竟成也”。曰:“吾必苦读，君之学自无庸于多虑耳”。（赵灿：《经学系传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李兴华研究员在《济宁伊斯兰教研究》中也提到，“常志美、李永寿有较优越的家学条件，其父辈就已经汉两通，对认主学有较高造诣。”“济宁西大寺成为山东学派最初的中心，也有常志美、李永寿二人之父的一定功劳。”除了当时的立碑者、刻碑者对他们尊敬的猜测以外，从赵灿在《经学系传谱》文中提到的“归告父母，咸允之”和“常先生家居宿外房，父母患其夜读，弗给灯烛”来看，常志美、李永寿的父母明里暗里还是支持他们“本坊学经”和“赁舟偕往金陵”的，只是爱惜晚辈，担心苦了他们的身子而已。

“《识认大略》碑”“原碑”撰成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当时常志美和同时代的研究者还没有见到《古兰经》的汉文全译本。今天我们可以在更宽阔的文献视域内去进行比对校勘、探赜钩沉，以期其对于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普遍关心的深层次问题展开探讨。《识认大略》与儒家经典、伊斯兰教经典的核心理念，重点是孝道观念、德化观念、诚信观念、崇善观念等，可以列表如下（下文中《识认大略》的章节序号参见前文，下划线为关键词与核心范畴）：

1、孝道观念的交融对接：

交融对接

孝就是子女敬爱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识认大略》

4、身内者，当思吾人成乎之父母,生养爱惜之恩则明矣。但此身本自父母之精血，至于胎之存成，与夫成后之转变，及内外体窍之完全，唯成秉受之聪著，咸非父母之所知能者也,定有使之者然也。

儒家经典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孝经》）

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孝经》）

伊斯兰教经典

“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么，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呵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古兰经》17：23）

“你应当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俩，就像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古兰经》17：24）

“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他的断乳，是在两年之中——〔我说：〕‘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惟我是最后的归宿。’”（《古兰经》31：14）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真主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父母和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真主是最宜于关切富翁和贫民的。你们不要顺从私欲，以致偏私。如果你们歪曲事实，或拒绝作证，那末，真主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古兰经》4：135）

2、德化观念的交融对接：

交融对接

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处理好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增强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的人格力量，勇于担当、善于尽责，努力推动良法善治、长治久安。

《识认大略》

5、身外者，可参天之旋转无忽，地之灵妙非常，日月有时圆蚀，草木有时荣枯，便知天非自动,地非自定,日月非自明，草木非自生哉。循其成之际，宜定有使之者然也。此即大德之者为其化为小德，乃为之川流也。庶以造化言之,天地亦一物耳，可以知造物造人，初无两意也。盖以天地万物之覆载，日月为天之光明，草木为人之录用，即便知所为教一也。

儒家经典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

“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二程集》）

伊斯兰教经典

“你应当按照天命而遵循正路，与你一起悔过的人，也当遵循正路。你们不要过分，他确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古兰经》11：112）

3、诚信观念的交融对接：

交融对接

诚信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统称。泛指待人处事真诚、讲信用等。主要是指为人处事真诚诚实，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信守承诺。

《识认大略》

8-8、伊玛尼*格式有二:乃心信口服也。即格式诚信，口中定认。二事缺一,即心信而口不服或口服乃心不信。

儒家经典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论语》）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论语》）

“民无信不立。”（《论语》）

“信，国之宝也。”（《左传》）

“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礼记·祭统》）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

“成年不尝，信诚匡助，以辅殖财。”“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友和，君臣之间观其忠愚，乡党之间观其信诚。”（《逸周书》）

伊斯兰教经典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敬畏真主，要和诚实的人们在一起。”（《古兰经》9：119）

4、崇善观念的交融对接：

交融对接

“善”的观念若从利他性上体会，大公无私的内含义由此衍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社会的黄金法则。

《识认大略》

9、今拟此款，以作《识认大略》，传达教亲，当以此善导眷属儿女仆婢，使得教门之把柄，则不为冒名回回。干办的功课皆有根基,修身讲道总有门路，回有定向，后世有指望。予恐减兴，不能益众，即多益人，以人夙有。故以捷径通俗之言,供吾教亲均览,彼此幸甚。

儒家经典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伊斯兰教经典

“真主的确喜爱行善者的。”（《古兰经》5：13）

“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 （《古兰经》16:97）

“谁赞助善事，谁得一份善报: 谁赞助恶事，谁受一份恶报。”(《古兰经》4:85)“行善者自受其益，作恶者自受其害。”(《古兰经》41: 46)

由此可见，儒家经典和伊斯兰经典都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着诠释的过程。儒家经典的形成、传播和流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断的诠释性累积中，经典文本的内蕴逐渐丰满，其传达的意义也因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而不断地扩展，形成了包容深广、意味无穷的思想根源。《唐律疏议》谓:“昔者圣人制作谓之为‘经’，传师所说则谓之焉‘传’，此则丘明、子夏于《春秋》《礼经》作《传》是也。近代以来。兼经注而明之，则谓之为‘义疏’。”《史通》说:“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马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从“经”到“传”，再到“注”“疏”，各文本之间内容的分合与呼应，又使得这些意义在广阔的诠解空间中处在既相对稳定和又游移变换的状态。随着对于经文的删削、串缀、整理和释读所做的“传”的解释活动，拉开了儒家经典诠释的帷幕，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也由此展开。《古兰经》不但允许对它的诵读音韵、语言修辞、降示的背景等表层进行研习注释，并且允许学问精通者运用智慧，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地就《古兰经》所蕴涵的信仰哲学、教义教法、伦理道德、宗教义务、社会义务等内容深化研习、探究并注释。《古兰经》允许人们对这部“天启经典”进行思考，并责成通过思考系统解读经文，彰显《古兰经》的宗教内涵、社会价值及现实意义。可以说，《古兰经》是一部集宗教与社会为一体的经典，是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的集大成者，而非一部狭义的、纯宗教意义上的文本经典。否则，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功能和文化属性。只有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注释和阐发，才能够进一步彰显其文化内涵及现实意义，进而深度解读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古兰经》的注释也就成为阐发教义、研习和具体运用的必然举措。

《识认大略》是常志美“以儒诠经”工作中“认主学”的总体纲要，其行文风格与儒学典籍《大学》《太极图说》等有借鉴相似之处，其观念范畴与儒家文化贯穿相通。它的问世标志着山东济宁地区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已经开始系统的接纳伊斯兰文化，并与自身的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它的出现，标志着山东济宁地区成为早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核心区域。在新时代，“以儒诠经”何以与时俱进？《识认大略》碑作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文献见证，我们对其碑文内涵意蕴的新校、新诠、新解、新用，应该继续付出更大、更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

作者：齐金江，孔子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孔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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