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雍剑秋:民国初年国内最大的军火买办、慈善家

雍剑秋(1875-1948),江苏高邮人。1911年任天津造币厂副厂长,后成为德商礼和洋行和捷成洋行的军火买办。1918年定居天津,投资实业;1920年任德商德义洋行经理。曾向医院、学校及教会大量捐款,成为民国初年国内最大的军火买办、慈善家。

一招鲜 吃遍天

雍剑秋出身官宦巨贾之家,祖父辈多达七房。清末咸丰年间,七房兄弟为进京赴任或赶考,同乘一艘海船北上,不料途中罹难俱沉海底。罹难后七房遗产均为雍宪章一人继承。雍宪章独获七房巨款,不知是钱多作怪,还是受了七房海难悲剧的刺激,于是便讨了七房姨太太。雍宪章的大太太王氏,系扬州官宦人家的女儿,与光绪朝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是本家,生性骄傲,见丈夫得财娶小,一气之下便带着年仅8岁的长子雍涛和7岁的次子移居上海。雍涛便是后来的雍剑秋。

雍剑秋初在上海学习英文,后到香港英国都会学堂念书,不久考入新加坡大学,又学习了德文。23岁大学毕业时,雍剑秋的英语、德语都十分流利。

不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由于战时对慈禧“北上勤王”的圣意佯作不知,拒不奉召,联合提议“东南互保”,以东南一隅向西方列强单独输诚,得到列强谅解,因此,战后列强指名要李鸿章主持和议。李鸿章北上前,为观察京津形势,以便将来善后,指派上海道台余联和买办兼大官僚盛宣怀,组织一个慈善团体,打着“救济难民”的旗号先行赴京。这个团体是以上海商人和洋行买办出资组成的。雍剑秋因擅长英语、德语,得以充当慈善团翻译。上海慈善团北上京师后,雍剑秋由于能说英语、德语,一时间成了在京王公大臣的外交大员。雍剑秋两面周旋,最后说动了联军统帅德国瓦德西,瓦德西答应不再扰民,居然给了他一个手令,于是王公大臣们纷纷恳求他保护。据其子雍鼎臣回忆,在雍剑秋的交涉下,一次京师满族官员约百人拟将家眷送往天津,瓦德西竟备专车一列,并派内含骑兵的洋兵一队予以护送到津。雍剑秋此后日益见信于满清权贵,并与各国公使和外国军官们搭上了关系,为他后来充当买办建立了广泛的人脉。

当买办 卖军火

1901年8月议和前后,雍剑秋还结识了一个重要人物——山西巡抚丁宝铨,由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山西在晚清时期便以煤炭资源丰富而招来了外国资本。当时,英国人办了一个采煤公司,计划用机器大量开采煤矿。不想遭到山西地方反对,当时众多的小煤窑主们用土法采煤,效率低。听说这个洋鬼子开办机器采煤公司,自然不答应,工人们也害怕断了活路。于是窑主和工人便联合起来跑到英资公司找英国人拼命,地方官劝阻也毫无作用。时为山西巡抚的丁宝铨害怕激起民变,左右为难之际便想起了雍剑秋。雍剑秋接信后,立即从天津赶来帮忙。恰好这位英国鬼子是雍庚子年间在京师认识的老熟人,两下一说合,英国人见山西民风强悍,不好硬来,便卖给雍一个顺水人情,同意山西地方政府收购自己公司的计划,底价5万大洋。雍剑秋转过身将英国人的意见告知丁宝铨,但却隐瞒了报价。丁巡抚毫不知情,又急于了事,一伸手便代表山西百姓慷慨地说:“十万二十万银子本巡抚还是花得起的,也是值得花的。”结果,雍剑秋便报价十万,中间差价五万便被他赚进腰包了。

丁巡抚吃了大亏,还以为欠雍人情,居然与雍换帖结为异姓兄弟。这还不算,雍剑秋归津后,丁竟派文案崔廷献带着厚礼亲往天津向雍致谢!但礼物并非丁的东西,而是山西地方那些小煤窑主凑钱置办托丁带去的。

有了五万银子做本钱,又有官场和洋人关系资源可资利用,雍剑秋连一般的官位都瞧不上了,京奉铁路某位总办一度委任他为丰台站站长,他干了两天便觉得没意思辞职了。不过,为了今后便宜行事,他还是以二万两银子捐了一个直隶省候补道的官衔。

1910年清朝颁布币制条例,各省设立造币厂,雍一度担任天津造币厂副厂长。期间,一个德国人的到来为雍剑秋打开了军火生意之门。这个德国人叫包尔德,原是瓦德西手下的军官,此番来天津主要是替德商礼和洋行物色一个单管军火生意的买办,不想邂逅了老熟人雍剑秋。雍剑秋天生是块敢于冒险善于把握机会的生意材料,于是便辞职作了德商礼和洋行的军火买办。

当时中国各省都在训练新军,对列强军火的需求既迫切又强烈。此时,一个专门经售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军火的买办自然大受欢迎。何况这个军火商人还是官场中曾经争相结识的中国人。所以,军火商人雍剑秋一亮相便做成了几笔大买卖。第一个买家是清政府禁卫军,成功交易五千多支枪和相应的子弹及其他的装备。随后,冯国璋、张勋也成了雍剑秋的客户。

靠行贿 发洋财

因克虏伯兵工厂支付雍剑秋的佣金微不足道,恰巧克虏伯在德国的竞争对手艾哈德兵工厂也来到中国,雍剑秋摇身一变成了代理艾哈德兵工厂军火生意的捷成洋行的军火买办。为了使新东家的军火顺利占领中国市场,雍剑秋找到了袁世凯的心腹,时任陆徵祥内阁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并投其所好,大肆馈赠。于是,在朱启钤的帮助下,雍剑秋的军火生意越做越大,几乎垄断了陆军部的军火买卖,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军火中介商。也因此,他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为了拉拢他,特意邀请他到天津日租界公会堂参加宴会,饭后与他合影留念,希望他能专做日本军火的代理人,但是他没有答应。

1915年秋天,为了对付称帝后可能遭遇的武装革命,袁世凯急需购置一批军火,于是把雍剑秋直接叫去,密嘱一番后便随即递给他一张总价千万元的军火订单,并预先支付给雍数百万元的定金。由于此事袁世凯不愿让段祺瑞控制下的陆军部经手,而是以总统府海军统率办事处的名义,要雍只和捷成洋行总经理纳尔德一人密谈,所以很机密。

此时欧战已起,德国本身对枪械的需求量大增,等到袁世凯身败而死,袁世凯要的这笔军火也仅制造出一部分。袁世凯都死了,交易自然取消,雍剑秋便将剩余定金私吞了。这笔定金到底价值几何?外人不得而知。但黎元洪上台后,作为筹办帝制大典的主要负责人朱启钤遭到通缉,雍剑秋受其影响,与朱一起逃到天津租界后,两家生活较之前愈加富足。雍剑秋除了在天津租界、北戴河、上海等地购进大量地皮和房产之外,还将一些地皮赠送黎元洪总统等其他权贵要人,以堵流言,逃避追查。朱启钤从中也受惠多多,北戴河的土地,后来便由他和雍家共同经营。

开饭店 建医院

雍剑秋从北京移居天津,竟一改之前的贪腐性情,不但大量、长期投资创办学校和公益事业,还以青年会长的身份促进社会改良,尤其是倾全力从事慈善事业,且投资了一些实业。

据1930年1月1日刊于《北洋画报》的《记西湖别墅》一文载,1918年雍剑秋移居天津,辟宅为饭店。这个饭店号称中国人在华北自办的唯一的西式大饭店。初建时,它的名字叫“西湖别墅”。据记载,西湖别墅的卧室布置,优雅精致,且均附有浴室,“饮者第一精美,全埠无出其右者”。拥有当时天津唯一的弹簧地板跳舞场,可容纳宾客700人活动。在屋顶设有花园以及升降电梯。另外,还专门从国外请来了洋乐队。西湖别墅还占尽地利优势。门前马厂道为全市最乾净的马路,空气清新,宜于休养。每天晚上(除星期一)均有舞会,星期日下午还有茶舞会。每逢中西佳节,均有特别跳舞大会。1929年12月28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梅兰芳赴美交流演出途中,由京城抵达天津,当时专门下榻在西湖别墅。当晚,《天津商报》在西湖别墅举办盛宴,包括市长在内的二百多名各界人士莅临,晚宴盛况由商报摄制成电影,“颇极一时之盛”。第二天“旅津美国大学同学会”也曾宴梅于此,梅氏对于该西湖别墅“极端赞美云”。

这样一个繁华极盛的饭店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走向了一段新的生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张纪正、方先之等来到天津,他们想在这里开设一所新的医院,将协和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战争中的天津,但苦于没有地方和设备。雍剑秋便将经营极好的西湖饭店停业,将饭店大楼惠租给他们,从此建立天和医院。“天和”者,意为“天津的协和医院”也。

办学校 捐善款

早在来天津前,雍剑秋已在北京助教扶困。1917年,他在北京的东西南北四市区购地,办了四所育才中学,招收贫寒子弟学生入学,完全免费,四年毕业。四校大约共招收了一千多人。每届毕业生中的前十名,由他供给费用出洋留学。雍剑秋打算移居天津时,友人劝他把四所中学都停办。但一年多后已有九百多学生,无力转学,要求他设法维持。于是他又拿出十万元,交与北京青年会,委托它办一个财商专门职业学校,把捐款作为奖学基金给学生免费就学,四年毕业谋得职业后,无息归还学膳等费;找不到工作可按情缓期或免于归还。这样可以轮流使用这笔款子,就是当时所说的“剑秋奖学金”。

雍剑秋在天津居住了近三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但大量、长期投资创办学校和公益事业;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以青年会长的身份促进社会改良,尤其是倾全力从事慈善事业;而且他还投资了一些实业。据其子雍鼎臣在文史资料中记述,“他出资在美国圣经公会购买了许多传教书籍,捐与教会学校和圣经会很大一笔款。对伦敦会也捐了款。他对天津青年会、中西女中、汇文中学、新学书院均分别大量捐款,并向维斯礼堂捐款,修建了一所培才学校,同时捐了一块地皮(在现在的解放路)给神学院,并为神学院盖了楼房。”因此,他先后被选为江苏会馆、广任堂、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西女中、汇文中学等处董事长,以及南开中学董事。

1919年雍剑秋在青年会的其他董事同意下,自己出钱,借维斯礼堂楼下,成立了一个“养真社”。这个社提倡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反对嫖娼纳妾,在城厢及各租界冲要路口,建立许多标语牌子,上面写着许多别出心裁的标语,如“人有千算 ,天有一算”“纳妾嫖娼,社会之羞”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雍剑秋曾在天津办过一个恤婺会,得到他救济的孤孀寡妇,定额一百人,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十元,面粉两袋。这样赈济,持续了好多年。后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一部分人也谋得了出路,不需帮助,所余老弱无能的,安排到他担任董事长的广仁堂。从1918年到1937年间,在天津历次公益捐款中,他个人的捐款居于第一位,因而连续被选为天津慈善联合会的常务委员。他的后人回忆,从前,他们家的大门外每天一大早就有一大堆人排着长长的队,等着雍剑秋的会见,因为他们都是各个学校前来向雍请求捐款的。

1948年夏,就在天津解放的前半年,雍剑秋去世。如今,在他埋骨的北戴河,有一条著名的“剑秋路”,即为纪念他的捐资而命名,这条路也见证着雍剑秋“唯有善者留其名”的生平。而他的儿子雍鼎臣则延续着他的慈善之心。新中国成立后,雍鼎臣在天津畜产公司当经理,其间曾任政协委员等职。据介绍,雍鼎臣在新中国成立后热衷捐款,不但在抗美援朝时期捐了一架飞机,也是天津市最早买国债的人。

(资料来自天津《城市快报》《新金融观察报》以及叶文龙、余心言者,特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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