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的标志：天津新站修建始末

在天津海河之北、新开河畔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建筑的钟楼，这便是天津北站的象征性标志。天津北站，又称天津新站、新开河火车站，位于河北区（因位于海河以北而得名）辖区内，乃天津重要交通枢纽。这座时逾百年，由时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凯主持修建的天津车站，囊括了半部近代天津历史。天津新站的修建，既是袁世凯实施北洋新政下个人实业能力的一次凸显，又是天津自我革新、加快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

一

继任总督，不受奴气

进入二十世纪，由于义和拳乱，清朝在世纪之初便遭受了八国联军侵略。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又不得不代表清廷，拖着羸弱的身体去签署《辛丑条约》。签完条约回到府中便大口吐血不止，被确诊为胃血管破裂。清光绪二十七年农历九月廿七（1901年11月7日），在签署《辛丑条约》后的第八个月，李鸿章在北京病逝。这位被慈禧太后誉为“再造玄黄之人”的清末重臣，在临终之际向清廷推荐时任山东巡抚、北洋新军督办的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在朝鲜壬午军乱、甲申政变和东学党起义中均有较为出色的表现，深得清廷的器重。加之袁世凯大力主张练兵，有“知兵”之名，清廷也刚刚遭遇甲午惨败，遂任命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称“北洋新军”。袁自此开创属于自己的北洋天下。李鸿章生前之所以看中袁世凯，一则由于能力强，为清廷少有之实业人士，又是自己的老下属。二则由于袁的叔叔袁保恒之前在李鸿章军中听用，与李鸿章交往甚密。三则由于在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丧权辱国。一时间，举国上下“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的呼声不绝于耳。李整日躲在天津的家中。正当所有人都在避而远之的时候，袁世凯却丝毫不惧，前往李鸿章家中看望他。此举使李鸿章非常感动，也成为李日后复出提拔袁的一大原因。

天津北站

天津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人的到来迅速崛起的，是清廷办理洋务之重镇。自1860年以来，欧美列强进入天津，圈地通商，设立租界，拥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天津的财政、商业等重要领域均由洋人掌控，九国租界宛如国中之国，洋老爷们不可一世。由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通常由一人担任，直隶省会位于保定，直隶总督长年驻节于此。为了方便与洋人接洽，于是将办公地点移往天津，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津处理洋务。时值八国联军占领天津，1900年7月22日，联军在津成立“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都统衙门”，对天津城区、静海、宁河等地进行军事管制。同年11月，又增加美、法、德三国军官，更名为“天津地区临时政府”，对天津的财政、粮食、卫生等方面进行控制。

《辛丑条约》签订后，根据“条约”规定，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炮台，允许各国派兵驻防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要地。这样，联军便相继撤出天津。在1902年5月15日这天，联军要求清军在天津城外20里驻扎，将天津的行政权和警察管理权交给袁世凯。但是袁并不能进驻天津视事，其所接收之天津，有名无实。袁世凯与各国代表进行多次谈判，并电告请日本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从中斡旋。经多次努力，联军终于同意裁撤都统衙门，将天津城与周边一带地方交予清廷。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中）

袁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属从一品大员。根据大清律法，一品大员出行要有车马仪仗队，车轿接送，鸣礼炮三响，以示威严庄重。然当时天津辖区内仅有一座老龙头火车站（现为天津站），扼据海河沿岸，地处俄、奥、意三国租界包围之中，地势显要。虽然袁世凯已收回天津，但根据租界的规定，其在此下车，不能鸣炮。俄国人还不允许袁世凯的武装护从携带兵器进入俄租界，这使袁世凯感到既愤怒又难堪。对他而言，收回天津之难已不再多言，如今连自己的出行仪仗都要仰洋人之鼻息，实属不能忍受。此时正值慈禧太后推行新政，意图变法，实行改革。袁为了显示自己作为新任总督的能力与魄力，同时不受洋人的奴气，再建一座新火车站的想法便在袁世凯心中根深蒂固了。他上书慈禧太后，称“天津停车场接近租界，诸多障碍。添设停车场于河北……”，并将建设“河北新区”的规划报与朝廷。

二

建设新站，开启新政

中国近代的铁路事业起源于洋务运动。1877年，为了解决北洋水师和轮船招商局的用煤问题，李鸿章派人筹办开平煤矿。在开平西南之唐山确定选址后，李鸿章开始考虑运输问题。由于资金等问题，最终选定在唐山至胥各庄之间修建铁路，史称“唐胥铁路”，于1881年11月竣工。

李鸿章与大员们视察唐胥铁路

唐胥铁路于1887年延长至芦台，1888年延至天津，又名为“津唐铁路”，全长130公里。1901年，津唐铁路已修至北京前门。根据李鸿章的构想，要使铁路“由京师东通奉天”，由于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工程大大延后，直至1902年清廷收回关内外铁路管理权，1903年铁路延长至新民。1886年，旺道庄火车站破土动工，两年后正式通车。1892年转移至海河“老龙头”处，又名老龙头火车站（现天津站）。这座车站，在20世纪初为天津仅有的一座火车站。在当时，老龙头火车站的客货运输量并不大，无需再建新的车站为其分担运输业务。何况津浦铁路由于资金短缺迟迟无法动工，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又未确定，再建天津新站的计划更无从谈起。但由于老龙头火车站被三国租界包围，袁世凯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控制这座车站为自己所用。如此交通枢纽被洋人掌控，让袁世凯不得不考虑再建一座车站。可以说，天津新站的修建完全是袁世凯个人的主意。

袁世凯身兼二职，半月居津，半月居保定，每逢朔望之日必往返一次。由于直隶总督衙门位于三岔河口畔，是将原金刚桥北面为慈禧太后驻跸津门进行阅兵的地方改为总督衙门（今金钢花园、第二医院）。袁世凯命天津道台周学熙从总督衙门口一路向北修一条大马路，起名为“大经路”（现为中山路），意为“大人经过的地方”。这条马路与铁路交会的地方（原京山线135公里211米处）修建天津新站。新车站距老龙头火车站仅4.3公里，袁命令限期于是年完工，意欲与老龙头火车站一争高下。

新车站修建逾期半年之久，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初二宣告竣工。起初命名为“新开河火车站”，后改名为“天津城火车站”“天津新站”，习惯称之为天津新站。车站修筑了天桥，并在天桥北面修建了豪华的玻璃大厅，专供清廷高官候车、休息、待客之用。站内有正线、到发线6股，站台3座，彼此以天桥相连。至此，袁世凯等清廷高官进出天津便都改在天津新站下车，沿着宽阔的大经路进出于直隶总督衙门。天津新站大大方便了袁世凯等人出行，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带的经济发展，是为北洋新政之河北新区的建设。

三

河北新区，传奇车站

天津新站是当时唯一一座连接京奉、津浦两条铁路的车站，其风头不久便超过了老龙头，成为天津火车总站。由于天津老城东南方向区域为各国租界所占，袁世凯只得选在老城东北方向的海河以北区域修建河北新区，以此带动天津的发展。河北新区的建设，也在天津新站的带动下成为袁世凯北洋新政的重点项目之一。

河北新区又称北洋新城，地处海河北岸，天津新站又地处河北新区中心位置，在其东北侧和西南两侧分别是宁园和“经纬路”区域。宁园是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命周学熙以工艺总局的名义建的御用种植园，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方便慈禧在新站下车后居住于此的行宫。西南面的“经纬地域”为河北新区的核心地带。所谓“经纬地域”，就是以大经路为轴线，相继建立了平行的二经路、三经路等，现在名为二马路、三马路等。与大经路垂直的为纬路，以《千字文》中“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律、吕、调”为顺序相继修建。天津新站、经纬路、宁园与直隶总督衙门门前新建的双叶承梁式钢架“金钢桥”共同组成了河北新区的核心区域。

河北新区在新站和大经路的带动下迅速成为天津新的城市中心，与租界分庭抗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华人新区，展现了重要交通枢纽带动全局发展的成功案例。由于天津新站的修建，袁世凯进出天津再也不用仰洋人之鼻息，自己的能力与抱负也得到展现。

袁世凯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由山东巡抚署理直隶总督一职，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任职，三十三年（1907年）回京，总共执掌津门4年，其北洋新军的势力以天津为大本营，执掌中国军权长达16年。天津新站也历经风云变化而历久不衰，如今仍承担客货运输。其天桥等建筑设施由于保存完好，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引八方游客、影视剧组前来观光或取景。一座车站，成为传奇。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86期

【邹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周利成，天津市档案馆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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