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过去的周氏家族

作者：李庚奇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贤良寺死于钦差大臣任上。死之前，北京的天气突然骤变，秋风萧瑟，满街的落叶如人们洒落的冥纸。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终年78岁。

李鸿章像

消息传到慈禧处，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李鸿章一死，没有人为大清扛“雷”了。临终前李鸿章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里的周馥就是周氏家族“中兴”的功臣。

再看一下史料：“大会闭幕后没几天（1904年），我去了趟济南，目的是拜访周馥（庚奇按：周馥时任山东巡抚）。他对我极尽地主之谊。不仅派一位官员陪同我浏览首府的风景，还提供轿子，抬着我的四个女儿逛大明湖，并且到那儿之后，早已准备好了游船和茶点。然后他举行宴会，邀请省里的高级官员参加，欢迎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宴会中间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宗教。周馥一开始谈的是当年在天津时，他是如何开通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的；并且他提到，那时传递信息必须架设线路，但听说现在已经有了无线电报。然后，他评论说，中国需要一本书来解释上帝以及与各种自然力之间的关系，那将是一本伟大的书的伟大的主题。”

周馥像

“不久，周馥升迁为两江总督，随后又调任两广总督。在所有中国政府官员中，他是最令人感到亲切的一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314页。作者：英国，李提摩太。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

解放后捐献文物最贵重，也最多的家族，我称为“四大家族”，一是张伯驹家族；二是吴瀛、吴祖光（著名剧作家，夫人新凤霞）、吴祖强（著名音乐家，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家族；三是周叔迦、周叔弢、周绍良、周一良家族；四是朱家溍家族。

著名学者，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

研究近代史你绕不过周馥；研究《红楼梦》，你绕不过周绍良的《红楼论集——周绍良论红楼梦》；研究近代工商业的企业你绕不过周学熙、周叔弢；集邮你绕不过周今觉；研究佛学你绕不过周叔迦的；喜欢外国文学你绕不过周熙良、周珏良，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物理学家周景良；植物学家周以良；生物学家周与良（她的丈夫就是著名诗人穆旦，翻译家查良铮，也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堂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如此的人才辈出？

有一次，我到东四闲逛，从东四三条往北一条一条逛，东四头条是死胡同（解放后盖外交部大楼，堵死了。）东四二条是个半截胡同。说是闲逛，也是有点儿目的，一是东四三条是张恨水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里的主要人物樊家树的表兄陶伯和的宅子。樊家树来北京就住这里，小说的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关寿峰、关秀姑也在这条胡同。虽然是小说虚构的地方，但也别有趣味。二是到东四六条流水巷寻找民国女作家梅娘的住处。三是去东四八条找朱启钤和叶圣陶的故居。找到了他们的故居，拍了照片，写了两篇文章《朱启钤其人其事》和《“南玲北梅”之梅娘》。

东四五条是个很调皮的胡同，它和东四六条隔得比较远，还拐了个弯，所以有月牙胡同、板桥胡同、石桥胡同、流水巷，把五条、六条连接起来。梅娘的故居在流水巷，为什么叫流水巷？大概因为当时的北京有很多排水的沟渠，都是明沟。板桥胡同应该有个木板桥，石桥胡同应该有个石桥，流水巷应该有流水。因为据考证东四的很多胡同应是元朝就有，跟西四的砖塔胡同一样，也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在寻找梅娘故居的过程中，知道周绍良住流水东巷。周绍良在北京住过流水东巷、海淀塔院晴冬园、团结湖，最后住在朝阳区双桥的双旭花园。

十九世纪末的东四牌楼北“大市街”牌楼

周绍良的曾祖父是周馥，祖父是周学熙，父亲是周叔迦。先说周学熙。“1908年5月，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创办之时，由1906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的中国著名实业家周学熙（1866——1947）先生担任了该公司首任总经理，他后来曾两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10年3月20日，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向北京城区供水，在以后的近40年里，历经清末、北洋政府、日伪统治和国民政府时期，北京的供水事业可谓经营惨淡、发展艰难，尤其在最初创立的5年里，公司几乎没有盈利。”（《老北京地图的记忆》，作者：宗绪盛。第235页。中国地图出版社。）

创办过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著名实业家周学熙

再说周叔迦。1899年生，安徽省建德县（今东至县）人。原名明夔，字志和，笔名云音、演济、水月光、杌人、沧衍、最上云音。祖父是清代两广总督周馥，父亲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191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转向佛学。1930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中国佛学。1936年，任华北居士林理事长，在此办佛教图书馆，还开办了一个佛画研究班。并设立佛教研究会。1940年创办中国佛学院（院址在瑞应寺），1941年创办佛教刊物《佛学月刊》，还出版了《中国佛教学院年刊》。解放后发起并参加了1953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在此期间他领导并完成了《佛教百科全书》的编辑，房山石径的拓印，全国石窟的调查等工作。1956年后主持中国佛学院的工作，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并亲自授课，带研究生，一心致力于中国佛教教育事业。重要著作有《中国佛教史》、《法华经安乐品义记》、《唯识研究》、《因明学》等，有《周叔迦佛学论文集》二册传世。（来源百度百科）

著名佛学家周叔迦

周绍良先生是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收藏家、文献学家、还是美食家。这里不一一列举。

周绍良在红学上很有建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红学家吕启祥女士这样说：“比如周绍良先生曾著文逐回（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加以辨析，哪些是雪芹原稿，哪些断非雪芹笔墨，所举例子、所下褒贬对后学启发很多。此文初稿于1956年，刊发于1974年，又于1981年重发，是一篇很有影响的力作。”（《曹寅、红楼梦与镇江》，北京曹雪芹学会编，第13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周氏家族是历史上有名的家族，他们家族收藏了很多文物和善本书籍。其中宋版书很多。民国时期的宋版书的价格是：一页一两黄金。我们讲一讲周叔弢、周绍良叔侄的故事。

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收藏家、古墨大王周绍良

先说周绍良，周绍良晚年病很多，想将家里珍贵的拓片转让。“这些拓片的相当一部分由一位收藏名家收藏，而那位收藏名家的另一部分藏品则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因此，如果北京图书馆能够将这批拓片收下，则珠联璧合，最为理想。但北图经费有限，又考虑到这批拓片与馆藏拓片甚多复本，故有关工作人员不免曾有迟疑。白化文先生将此事告诉我，希望我能做一些沟通工作。我将此事向任先生（任继愈，北京图书馆馆长）汇报。任先生态度十分坚决，表示无论北图有什么困难，也要把这批拓片收下来。任先生说：周家为国家做了那么大贡献，不是金钱可以计算的。过了两三天，任先生通知我陪同他与陈力副馆长一起去看望周先生，让我提前与周先生预约时间。当天我如约赶到北图，只见任先生一人。先生说：两个馆长去，好像谈生意。周先生搬到城外后，好久不见了，这次是主要看望他。两位先生见面后，相谈甚欢。任先生只字未提拓片的事情。倒是周先生主动提出：家藏拓片与北图所藏复本较多，如果北图收下，国家受损，于心不忍。所以我当天晚上又给周先生写一封信，谈了北图的态度。这批拓片留在北图，令人欣慰。”（《怀念周绍良先生》，作者：方广錩。转引自《齿留余香忆京城》，作者：周绍良。北京出版社。）

再说周馥的孙子周叔弢先生：“大约是一两年以后吧（1950年、1951年），我听说叔弢先生已将他毕生精力所聚的收藏，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了。不久，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在北京图书馆遇见赵万里先生（庚奇按：赵万里先生当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他告诉我说：‘你来得真巧，叔弢先生捐献的藏书刚刚运到，还没启封，你将是第一个看到这批书的人。’赵先生拉我进入地下书库，六只用木板钉起，有如装运巨型机械的大板箱就放在书库的进口处。万里先生找来了工具，马上启封，随手从上面取出两种来给我看。大约只是两三种抄校本，我坐在靠窗的小桌子上匆匆翻阅，读题跋，看校笔，审视收藏印记，一下子半小时就过去了。我只能站起来两手一摊，向赵先生说了声：‘望洋兴叹’就罢手了。”

“从不久前的那次长谈看，我知道叔弢先生是个爱书如命的人。他的收集古刻名钞，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更不是为了囤积居奇。他是个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常年住在天津，和外国的中国的文化贩子斗争，以个人的力量辛苦收集了这许多古代典籍珍品，使之免于流散异域。在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之后，就立即把全部精品献给了国家，毫无顾惜。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只觉得与古代藏书家的那些信条——‘子孙永宝’‘愿子孙，勿轻弃’不大一样。”

“他的自庄严堪藏书，质量之精、品种之多，比起近代许多藏书家都要高明得多。他是真正懂得书的人，眼光又较新，不斤斤于宋元，也不墨守老辈藏书家的好恶偏见，因此能广收博采，经久护持。没有这样爱书如性命的藏书家，今天要复印古刻善本，恐怕难免要到国外去寻求微缩胶卷了。”（《榆下怀人》，第238页，作者：黄裳。北京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

周馥是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担任过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更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实际操盘人。

他的后代如下：周馥生有6子3女，其弟周馨早逝，留有2子，他也像亲儿子一样。长子：周学海；二子：周学铭；三子：周学涵；四子：周学熙；五子：周学浚（弟弟的儿子）；六子：周学湛（弟弟的儿子）；七子：周学渊：八女：周瑞钿；九子：周学辉；十女：周瑞珍（未出嫁）；十一女：周瑞珠（嫁与袁世凯第八子袁克轸）。

长子周学海和四子周学熙这两支人才辈出。

周学海的长子周今觉是数学家、被人称为“邮票大王”。

周今觉的长子：周震良（收藏家、山东工学院电机系教授）。次子：周熙良（文学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三子：周炜良（杰出数学家）。

三儿子周叔弢是著名实业家，一代藏书大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叔弢的长子周一良（北大历史系教授）；二子周珏良（著名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三子周艮良（建筑设计专家）；四子周杲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系教授）；五子周以良（东北林业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六子周治良（北京亚运会工程总建筑师）；七子周景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次女周与良（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学家）。

周馥的四子周学熙更是大名鼎鼎的北方民族工业的奠基人。

周学熙的长子周志辅，集实业家和收藏大家于一身。人称：“戏单大王”。

周学熙的三子周叔迦是现代著名佛学家，历任北大教授、清华教授。中国佛学院长。

周叔迦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周绍良，集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目录学家、文物收藏家和文物鉴定家。人称：“古墨大王”。

捐献文物古籍的“四大家族”中，周氏家族和朱家溍家族还不错。

捐献过陆机《平复帖》和展子虔《游春图》的张伯驹病重住院只能住在8人一间的病房，因为你不够级别。捐献过价值连城的的书画作品的张伯驹，拿出哪一件，不能买一座医院？

“解放后吴瀛留在上海文管会任古物审定委员，1956年在我父亲吴祖光的劝说下，将自己一生收藏的241件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价值不言而喻，他老人家算是倾家荡产，只剩下‘一肩明月，两袖清风’。岂料1957年突然‘反右’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开始一直瞒着我祖父，后来祖父要见长子祖光，母亲新凤霞实在瞒不住，只得告知真情，祖父伤心过度，连药都买不起，1959年在穷困中过世。”（《吴欢酷评》，第27页，作者：吴欢。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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