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包头的历史脉络在这里 土默特蒙古族巴氏家族也曾定居在此
嘉靖十一年(1532年),成吉思汗的十七世孙阿勒坦汗率土默特部驻牧丰州滩。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改为清,土默特部分为左、右两翼,博托河(今包头市东河区东河槽)东西两岸为土默特右翼六甲地。随着“走西口”人的大量迁入,乾隆二年(1737年),在博托河西岸大青山台地形成包头村。在台地南有包头最早的东街、西街。东街、西街以北的黄土坡地俗称“梁”,从而有了“北梁”之称,亦称“梁上”、“后梁” “召梁”。
老包头城垣南门(马歆安 提供)
同治十二年(1873年),包头城垣建成,将东街改为东门大街,西街改为西门大街,将东门大街、西门大街以北,北城墙以南称为“北梁”。“北梁” 历来为蒙古、汉、回等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家园。
老包头城垣西北门(张毅 提供)
1996年,包头发生6.4级地震,北梁开始拆迁移居。2013年,包头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了北梁棚户区搬迁改造“百日攻坚”、“春季战役”和“秋季战役”。2014年8月,各族群众聚居的北梁棚户区拆迁任务全面完成,北梁居民由“忧居”变“宜居”。
清政府拨给土默特蒙古族土地放牧,称“户口地”(亦称“蒙丁地”),不纳岁租,但男子要担负戍边的任务。顺治七年(1650年)每丁5顷。乾隆八年(1743年)改为每口1顷,“每口以一顷为率,以为常业”。(《清高宗实录》)。
康熙年间,巴氏家族八拜的父亲在自己“户口地”北梁修建了藏传佛教福徵寺为家庙。巴氏家族的“户口地”在博托河两岸,北至大庙,东至陈户窑子、壕赖沟、臭水井,南至黄河北岸,西至厂汉此老、厂汉脑包、梁家营子,北梁皆为巴氏家族的“户口地”。清政府还在黄河南拨给福徵寺一块香火地,用香火地的农牧业收入供给寺院开支。
康雍年间已有“西口”人落脚博托河两岸,开始租押巴氏家族的“户口地”,土地所有权归巴氏家族,只要交纳一次押地钱就可在所租地上盖房、种地、打井、修路、种树等。之后每年需交纳地租。山西人李节、张居相等租押八拜父亲北梁地建房定居。乾隆二年(1737年),形成包头村,巴氏家族八拜完全放弃游牧,靠出租“户口地”为生。乾隆十九年(1754年),八拜用16两白银买下李节北梁9间房屋(后为召梁二道巷9召梁二道巷9号),从此巴氏家族开始定居北梁。
召梁二道巷9号(张贵 提供)
巴氏家族为满足“走西口”人的需求,康熙五年(1666年)建南龙王庙,“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年,有康熙五年修补匾额”。(《重修南龙王庙小记》大清光绪元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北梁又修建北龙王庙,“乾隆岁丁未,有新泰店梁君讳泰者,倡议兴工”。(《龙王庙及火神牛马像碑记》大清嘉庆十年)。
福徵寺是维系巴氏家族的圣地。逢年过节巴氏家族要在福徵寺祭祀聚会,巴氏家族的成员各家都要捧着满盘的敬神物品到召院大殿供奉,上香叩头礼拜。每年还有两次诵经谢神的庙会,除平日驻庙的执事喇嘛外,还邀请沙尔沁崇德寺、广化寺的喇嘛来召念经,每次经会结束,供神的食品由各家带回一份。日常召庙都要诵“吉格莎”(平安经)。
南龙王庙(李久明 提供)
巴氏家族八拜后第五代海宝家境日益富裕。海宝有三个儿子:大儿胡升,住召梁二道巷9号;二儿富兴,住东门大街12号;三儿章勒丰,住东门大街12号西院。1926年胡升被土默特总管任命为包头南海子渡务前锋校,富兴任骁骑校。富兴生下儿子巴文峒,“包镇公行”还送了“五世同堂”的匾额。
辛亥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巴氏家族有着红色的记忆,是包头红色记忆重要的组成部分。巴文峒是包头第一位秀才,曾为包头马王庙二等学堂堂长,中国同盟会的会员,参加了包头马号巷辛亥义举。国民革命时期,巴文峻与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巴维昭等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土地革命时期,土默特第五小学校长巴增华多次掩护革命地下党员,巴三红参加“老一团”多伦抗日战役,巴征屿参加包头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巴增秀参加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战斗,1942年牺牲。
召梁头道巷(张贵 提供)
巴氏家族世代生活在北梁。2013年棚户区搬拆迁改造时,住在北梁的巴氏家族约有17户,住在召梁头道巷的约有10户,住在召梁四道巷的约有3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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