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走来的襄阳古城

“这才是一座真正的城！古老的城墙依然完好，凭山之峻，据江之险，没有帝王之都的沉重，但借得一江春水，赢得十里春光，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这是襄阳入围“十大魅力城市”，由金庸、冯骥才等学者赋予襄阳“魅力城市颁奖词”，盛誉的颁奖词更为古老的襄阳古城增添了不少迷人的色彩。

襄阳古城始建于西汉，源于春秋楚国北津戍。自刘表莅襄做荆州牧治以来，历为州、郡、府、县治,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城略呈正方形，城垣周长7.6公里，平均高8米，宽5-15米，上设垛堞4000多个，共有六座城门，城墙内用土层层夯筑，外用大块青砖垒砌。城北以汉水为池，东、西、南三面凿有城濠，濠宽130 -250米，深2-3米，终年水波潋滟，俨若平湖，全国罕见。由于城高且固，濠深且宽，加之汉岘天设，自古以来就有“铁打的襄阳”之美誉。古城初建始作为军垒，经过历朝历代修筑完善，成为中国著名的古城军事防御体系典范之一。随着军事防御功能退化，仅作防洪抗灾之用，迄今，已俨然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胜地。

历朝历代修筑襄阳古城

襄阳古城是中国保存下来最完整的古老城池之一，这得益于襄阳自古以来就是军事咽喉要地，是南北、东西贯通的命脉，历朝历代都对它颇为重视、修筑有加。由于年代久远，襄阳又多战事，所以有确切文字记载古城墙史料文字并不是很多。

明代城墙段

宋代：襄阳古城在西汉筑城时为土城，宋时始以青砖包裹城垣。据史料记载，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朝廷曾“诏荆南襄阳修城以备巡幸”；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收复襄阳后，鉴于“襄阳焚毁尤甚，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隳废，邑屋荡尽”的惨状，主持了修城。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朝廷再次拨款对襄阳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宋史》本纪·卷三十四记载：“辛丑，诏福建路贫民生子，官给钱米。庚戌，修襄阳府城。”《宋会要辑稿》录有乾道五年（1169年）4月24日知襄阳府司马倬言事称：申获敕旨，再贴筑府城，用砖内外包裹，及增置楼橹、守城器具，合用工物浩瀚。于是孝宗诏命“给钱五万贯，礼部给度牒百道，仍就襄阳府桩管米支给万硕。”由于历时6年之久的宋元襄阳之战对城墙毁损严重，现已无处可寻宋时有关城墙的物证，我们只能从这些零星的史料知晓宋时维修襄阳古城的状况。

明代：乾隆版《襄阳府志》记载：明取襄阳，以平章邓愈镇其地，于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修之（襄阳城）。邓在整修旧城的同时，并将东北隅城垣扩展至江边（今新城湾），形成六座城门，每个城门上各建城楼一座。六个城门外各有瓮城，东、南、西三门的瓮城外另有子城、瓮城，子城外各设吊桥（后改石桥）;西北角存夫人城一座内城，东南角存仲宣楼一座角楼。后明知府万振孙分别为这六座城门题名：东门阳春、西门西成、南门文昌、大北门拱宸、小北门临汉、东长门震华。

邓愈的此次修建基本奠定了今天襄阳古城的格局，天顺《襄阳郡志》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本府砖城一座，在汉江之南，与樊城市对，前代创建修筑，旧志不存，无考。然晋羊祐、杜预、朱序，宋吕文焕所守，皆此城也。元季颓废，国初乙已年，卫国公邓愈因旧址修长，有正城，有新城。新城附正城旧基大北圈门，绕东北角接正城。通周回二千二百一十一丈七尺，通计一十二里一百三步二尺，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五尺，脚阔三丈。垛头四千二百一十个，窝铺七十座。城濠除北一面临江四百丈外，东西南三面通二千一百一十二丈三尺，阔三十九丈，深二丈五尺……

明代重视修城，先后在永乐十五年（1417）、洪熙元年（1425）、正统六年（1441）、正统十四年（1449）、景泰二年（1451）、景泰三年（1452）年、成化二年（1466）、正德八年（1513）、天启六年（1626），都有从首都向大江南北发出督促维修城池的皇命。襄阳地方官员自不敢怠慢，地方志上可以查到先后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弘治年间（1488—1505）分别对城楼、角楼进行了修建。

清代：清代对襄阳城有过多次不同程度的修缮，史载共有9次。乾隆《襄阳府志》记载，顺治二年（1645），都御史徐起元檄同知贾若愚，在小北门至西南角，用砖石修建了御敌炮台二十九座；顺治五年（1648），都御史赵兆麟令下属副御史苏宗贵重修了西城门城楼，令知府冀如锡重修了南城门城楼，令同知涂腾茂、张仲重修了大北门、小北门城楼各一座，令知县董上治重修东城门城楼一座。光绪年间王万芳总纂《襄阳府志》时，对襄阳城的维修也有详细的记载：道光六年（1826），知府周凯重修六门的城楼；道光十二年（1832），汉水冲毁部分城墙，知府阿乐阿琫再次修复；光绪元年（1875），因“久下雨，城多圮”，知县吴耀斗兴修城墙；光绪二年（1876），知县劳庆藩续修。同治《襄阳府志》对襄阳城的修圮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溯汉江而上，威胁襄阳。知府多山在城上修建了兵房224间；咸丰十一年(1861),知府启芳添建兵房24间，并在东、南、西三门外二道桥之内，围砖墙，皆有垛堞门楼；同治元年（186年），知府吴嗣仲建南门、大北门月城内官厅。

清代的多次兴修，主要是修补墙角，重修、改建城楼垛堞，加修防御设施，基本保持了明城墙的原貌和格局。今西城墙北段的“原版清代砖墙”，及散落在北面城墙上的道光六年（1826）、道光十三年（1833）、咸丰二年（1852）、光绪二年（1876）、光绪六年（1880）、光绪十八年（1892）文字砖，就是最好的佐证。

民国：民国时期，襄阳城墙作为军事防御工事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它的防洪功能也较为突显，兼具防御和防洪功能的襄阳古城加固维修成为民国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襄阳古城先后在民国二年（1913）、民国三年（1914）、民国七年（1918）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进行了修缮，有窑工留下文字砖为证。

襄城古城东移扩展

襄阳古城自从建城起，并不是在旧址上一成不变的。据有关考古专家论证，襄阳古城址历史上有过四次变迁。刘表墓的发掘，不仅为人们了解东汉末年襄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乃至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提供了可研考据，而且对于推断襄阳古城的变迁也提供了地标性物证。

清代襄阳古城图

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载：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说明在北魏之前，刘表墓葬在襄阳城东门之外，而今墓葬发掘位置却在襄阳城东门内约400米处。内、外之异，原因何在呢？

关于刘表墓在襄阳城内的记载始于唐代。唐僖宗广明二年(881)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立《唐新立镇南将军刘表墓志》文：巨容既立庙，因于墓侧构水亭为游宴之所，后记表僚属蒯越、韩嵩等及蜀先主在荆州事迹，末有表所作《山道口亭铭》，刻在庙碑之阴”。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碑记目》卷三收录该碑目录时云：“(碑)在城中庙前。”

后来多有朝代记载刘表墓在城东门内。北宋人李廌撰《济南集》卷1《刘表庙》诗云：入自东郭门，言拜景升墓。墓树半枯槎，冥冥立晨雾……

庄绰(南北宋期间人)撰《鸡肋编》卷上：余尝守官襄阳，求岘山之碑，久已无见……今州城在岘、万两山之间，刘景升墓在城中，盖非古所治也。

乾隆《襄阳府志·陵墓》“汉荆州刺史刘表墓”条引述此记载时云：然考今墓所在，固非二百步也。里士郝瀚云康熙间其墓犹存。雍正二年，汉水大溢。墓为水所冲刷，今仅存东面围墙数丈。

从这些文字记载考证，刘表墓自唐至今，虽经社会动荡，但确切地址在城东门之内无疑。

现实与史实相左，是郦道元记载有误，还是刘表墓移址了呢？两者都不成立。内、外之别为古城区变迁所致。

襄阳城池变迁图（李富平绘）

襄阳市文物考古专家经对近数十年来城内地下遗存发掘考古研究后推论，襄阳古城城址2000多年来，东移了近1公里，长高了6米多。南北朝以前的城墙最东端在现在的襄阳城南、北街一线附近。南北朝以后，城区开始东移。其间，如《新唐书·张柬之传》记神龙元年(705)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会汉水涨，啮城郭，柬之因垒为堤，以遏湍怒，阖境赖之。之后，汉江南岸襄城闸口一带，泥沙淤积后居住人口增加，城池继续向东扩展，到明代形成现在的雏形。而对于刘表墓址东城内外的记述，正是襄阳城池东移和扩展的重要佐证。

襄阳城砖小史

襄阳古城虽说有2千多年的建城史，由于宋元襄阳之战毁城严重，宋以前的城砖都没有发现，目前发现最早的城砖是明代铭文砖。现存有明代铭文砖，此砖宽18厘米，高42厘米，厚11.5厘米。叩击之，其声清脆铿锵，琅琅作响，制作清良，质量上乘。砖体侧面竖写3行楷体铭文，共41字，内容为：襄阳府谷城县提调官县丞宋忠修，司吏许英、的当人何仁佐、作匠易应才、人户杜三保。洪武十六年月日。这是目前发现注明年代最早的襄阳城砖。

明代城砖

清代襄阳城砖多见“道光六年城工”、“道光十三年城工”、“咸丰二年城工”、“光绪二年城工”、“光绪六年城工”、“光绪十八年城工”等，清城砖大小不一，陶色不一，铭文内容简单，字体也没有明砖规范，表明清代对筑城的重视度下降。

民国，襄阳城仍见维修。目前发现有民国铭文砖：“民国三年观察使朱监督”、“民国三年知事郑监造”、“民国三年委员洗监修”、“民国七年道尹朱监督”、“民国七年知事马监造”、“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监造”等。

建国后，国家对襄阳古城的保护更加重视，1986年，襄阳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襄阳明清城墙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襄阳市成立了襄阳古城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古城墙的维修、保护和利用。古老的城墙蜿蜒着几千年的历史沧桑，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历史传奇，低吟着现代人的高歌奋进，浅唱着襄阳的日新月异。

作者单位：襄阳市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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