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一墓——吕大临家族墓（古物地域性研究资料必备欢迎关注、分享）✅

因本周一器的特殊性，为后朝仿古青铜器，此类物件集中出土的情况比较少，多为墓主生前有收藏爱好的有出现，有代表性的可考墓葬，笔者本周选录了吕大临的家族墓，其中有出土后仿前朝的同类品，以作此类参考，了解背景。

遗址名称：吕大临家族墓

遗址时代：宋代

遗址地点：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五里头村

发掘单位：陕西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

发掘时间：2006年1月中旬

吕大临(1040～1092)，号芸阁。中国宋代金石学家，字与叔。其先汲郡（今河南卫辉）人，后移居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代表作品《易章句》;《礼记解》。

其祖父吕通曾任太常博士，因为葬在蓝田，吕氏后代遂移居蓝田。父比部郎中吕蕡共有六子，一个夭折，五人登科及第，今有史可考者，只有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四兄弟，大临为幼。吕氏四兄弟均在北宋朝廷任职，不但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为关学代表性人物。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经过推行，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学大使张载最初在关中开始讲学时，首和者为吕大钧，其弟大忠、大临相继都尊张载为师，由此带动了关中学者奔向张门求学之风。史载“横（即张载）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使“关学郁郁满秦川”，并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吕大防虽不属张载门人，《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在今陕西眉县）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这些情况表明，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则是蓝田诸吕。这正是关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与二程洛学及王安石新学构成鼎立之势的重大政治因素。再加之，吕氏四兄弟自身的学术成就，故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吕氏为关中学派蓝田系”。在四吕中，又以吕大临的学术贡献最为突出。他虽登第，却以门荫入官，称“不敢掩祖宗之德”；虽人在仕途，却心系学术，与兄长吕大忠、吕大钧追随张载，投身关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的精研与实践。是诸吕及张载弟子中对“关学”发展贡献最大、“守横渠学甚固”之人。

吕大临一生，先投张载，后投二程求学，无心仕途，最后以门荫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

吕大临和他的三个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均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兄弟四人人皆登及第，唯独吕大临气质刚强，尊横渠先生教诲，“不留连科举”，更无心仕途，一生追求学术研究。当时，关中地区涌现出以张载为首的博学鸿儒，被后人公认为“关学派”。吕氏兄弟也被公认为关学大家。吕大临与他俩个兄长吕大忠、吕大钧投入张载门下求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的精研与实践。晚年开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和文字注解。

元佑七年（1092），范祖禹以其学行和人品出众，向朝廷举荐他为太学博士讲官，但还没来得及任用，他就去逝了，时年仅四十七岁。

吕大临一生著述甚丰，除《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外，见录于《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有《易章句》一卷、《芸阁礼记解》十六卷、《论语解》十卷、《中庸解》一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别集》十卷、《西铭集解》一卷、《编礼》三卷，它们是研究吕大临关学思想及宋代思想哲学的重要资料。只不过由于有关关学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图》十卷传世，也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吕大临在金石学上的影响和地位。实际上，无论是学术经历，还是学术成就，吕大临都首先应该是理学家和关学大师，然后才是金石学家，它的金石学研究是为其论道考礼的经学研究服务的，他在经学、关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远大于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吕大临的主要著作有：

《礼记解》

《大学解》

《吕氏家礼》

《考古图》10卷

《易章句》1卷

《大学说》1卷

《礼记传》16卷

《论语解》10卷

《孟子讲义》14卷

《玉溪先生集》28卷

又与其兄大防合著《家祭仪》1卷。

吕大临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关学研究上，到了晚年才开始从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像，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韵》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

吕大临不但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中国最早的金石学家（青铜器专家），他的著述很多，大部分著作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失散，只留下《易章句》和《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学的基础。他将青铜器铭文做为一门学问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对文字加以考证。《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象，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音句》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

吕大临虽然在金石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但与后代把吕大临及其撰写的《考古图》当作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和奠基作之一不同，吕大临从未把自己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当作单独或独立的学问看待。可以说，吕大临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完全是为其倡导和践行的明礼教、恢复三代礼制的关学宗旨和古礼研究服务的，是其经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先生学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他研究古器物，并不是为了收藏把玩，而是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义，探求古代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补救经传之缺失，改正诸儒之谬误，并供后学者作参考。对此，他在《考古图后记》中也有明确的说明：“予于士大夫家所阅多矣。……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也。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也将有考焉。”这既说明了吕大临编纂《考古图》的目的，也反映了吕大临求实、贵用的治学精神。不独吕大临如此，北宋朝朝廷及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与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而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古代礼制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可以这么说，发端于宋朝、日后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术门类的金石学是宋朝复古思潮和经学研究的派生物、副产物。

南宋时朱熹说他“于程子门人中最取吕大临”，并把他与程颢相比而论。可惜吕大临不幸早死，时年只有四十七岁，程颢称他“涵养深醇，妙达义理”，特哀大临“不幸早死”。

2006年1月中旬，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五里头村的吕氏家族墓被盗掘，西安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破获了这一盗挖古墓文物案，查缴文物89件（组）。计有西周乳钉纹铜簋、汉代朱雀铜熏炉、盖鼎、盘、镜、灯、三国重列式神兽章纹铜镜、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铭歙砚、錾花铜匜、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螺杯盏、石单耳杯、执壶、“湖州照子”铭铜镜、鎏金铜箸、匙以及宋代的青釉刻花花口瓶、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盏托、蚌雕围棋子等器物。部分宋代以前的铜器有宋刻铭文和墨书题记。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器等均为首次发现。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组初步鉴定，这批文物中属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1件（组），三级文物49件（组）。文物数量之大、级别之高均属罕见。

这批已经追缴的被盗文物中既有北宋文物，也有不少汉唐及西周铜器，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极喜收藏且收藏宏富的收藏家。从吕氏四兄弟的经历和身份看，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吕大临。但根据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及墨书题记，被盗墓葬的下葬年代不早于政和年间（1111—1117），而吕大临却早在元佑八年（1092）就去世了。因此，这批文物显然不属于吕大临。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根据有关资料，吕氏家族墓共有吕氏四兄弟及吕通等人墓冢15座，现封土俱夷为平地，地上已无任何标志。据盗墓者交待及当地村民介绍，为盗掘吕氏家族墓，盗墓者曾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踩点勘查，最后选定了位于果树林中的一座墓葬进行爆破盗掘。由于墓内情况不明，加上时间匆忙，他们第一次仅盗走了墓内的部分文物。为了便于再次作案，他们离开时对盗洞做了精心的遮掩和伪装。但未及再次作案，就落入了法网。因此，被盗墓以及未被盗掘的吕氏家族墓中应该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物。由于吕氏乃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加之宋代私人收藏之风极为盛行，除吕大临之外的吕氏兄弟收藏拥有大量宋以前的文物当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这座墓真属于吕氏其他兄弟，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吕氏家族乃至宋代最喜收藏、影响也最大的吕大临墓中当有更多更为惊喜的发现。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制礼作乐均依周制，政府或私人为了举行祭祀等礼仪活动的需要，不断仿照《三礼图》或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而铸作新的青铜礼器，这就是仿制品。其特点是在器物上大多标明仿制的时间、用途及仿制者等。在进行鉴定工作时，首先要区分仿制品与伪品，不应将仿制品列为伪品。其次仿制品对研究历代礼乐制度及文化艺术也有着一定的价值，不应简单地予以否定，而应给予适当的评价。宋代以前的仿制品已很少见。宋代由于金石学兴起，收集了大量的古代青铜器，并认识了《三礼图》的错误，遂改依古代青铜器仿制礼器，用来作为庙堂之祭器。宋代仿制情况见于宋翟汝文《忠惠集》及清孙诒让《政和礼器文字考》等。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仿春秋时期宋公戍钟而制作的大晟钟，尚有流传至今者。清代的青铜器图录书中也著录了一些宋仿铜器。元代官府出蜡局亦曾仿古代青铜器而制作了一批祭器。明代著名的宣德炉有许多是仿照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加以变化而制作的。

吕大临家族墓于2006年被发现，历时四年发掘，至2010年方才告罄，项目获得了中国201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奖。吕大临家族墓共出土文物600余件。其中有青铜器、陶器、瓷器、石器、铁器、锡器、金银器、漆器、珠贝器等，种类中瓷器数量最多。研究分析吕氏家族墓藏品，给人最大的感受是种类极为丰富，可能是中国墓葬中的唯一。这种类丰富的另一个术语就是成系列，成系列又意味着刻意、专门、系统，这均是一个学者、专家收藏的基本要素。吕氏家族墓藏品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学问家收藏家的精心所为。

因盗掘原因，目前现世出土文物并不算多，部分文物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