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圣寺与石鼓寺

显圣寺是井陉县一座历史悠久且知名度很高的佛教寺院，迄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历史。千百年来，古刹生生不息的文脉中，既坚守着隋朝赦建寺院显赫、佛塔梵宇称奇固有的气度，又有后世乐道的大爱佛缘和佛教造诣的与时俱进。

史上，显圣寺为隋朝赦建寺院，始建于大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原名“天宫院”。庙宇威坐于井陉天长镇北三里玉峰山下，古道之旁，绵水之畔，苍松翠柏间大雄宝殿坐北朝南，整体建筑雕甍绣闼，器宇庄严，且佛面神奇，堪称井陉第一大兰若。

相传，“天宫院”无量佛塑造金身，刚好到佛面原来计算好的金粉不慎用完，工匠为此犯了愁，一连几天都在佛像前自责和惶恐中度过。一日黄昏，一位步履蹒跚饥肠辘辘的老者推着一辆独轮车，留宿庙内，并暂以车货质押赊得饭食，答应次日取来川资完结。次日一早这位老者离开后，从此渺如黄鹤。为信守承诺，工匠准备确认货物后封好保存，谁知车上箱子里竟是金灿灿的金粉，工匠犹豫再三，没动贪念。一夜，工匠在朦胧中受佛陀差使将金粉融化，并金饰佛面，当雄鸡破晓之时，才从癔症中清醒。仰望无量佛金面生辉，双目有神，佛容温和慈祥，不怒自威。再看货箱金粉恰好用完。佛面神来之笔正是“显圣”原委。

其实，“天宫院”之所以赦建在此，是因天长镇是秦晋迈入燕赵的第一个军镇辖区，再往东当时还是一片萧条。且，这个区域长期以来频繁更迭的游牧民族政权重武轻文，田地撂荒，“胡化”严重。隋初，朝廷大肆徙民屯戌政策，将原囚居三晋的匈奴、羌、氐、羯、鲜卑族部落，沿古驿道大量东迁充斥河北，天长镇又增加了多民族成分。“天宫院”就成了教化民众的主要场所，由京师护国寺遣使高僧弘扬佛法，以生死轮回、善果报因启迪心智，结善缘、授五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酗酒），广播菩提。这种向佛借力的佛教文化政治化手段，与隋初“阳儒阴法”大力度兴利除弊互为作用，把佛法神化到了极致。人们都把社会趋于好转归功于“天宫院”这尊金面佛“显圣”，并尊为偶像，皆以“圣人可汗”来称，由此开化守其隋制。“天宫院”也渐渐俗称为“显圣寺”，其影响力成为井陉佛教文化思想的策源地。至北宋，宋真宗间敕改为“庆成院”，仍是井陉佛教文化中心。元朝时，显圣寺位尊至极，住持圆悟禅师圆寂后，元世祖忽必烈钦敕“圆悟法师”谥号。明清，显圣寺设僧会司，成为北方佛教圣地，其佛学造诣和佛陀功德齐名京城护国寺。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井陉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境内树叶树皮都被饥民掠食，并有饥民抢食人尸和易子相食。而时，民国政府国库空虚，府县官吏束手无策。生死关头，显圣寺莲海法师挺身而出，千里迢迢徒步奔走于京津浙化缘，佛心感召北京佛教筹赈会前来井陉大规模赈灾，从死亡线上挽救回上万条生命，并收养孤儿500余名，无量功德世代相传……

近代史上，显圣寺走出的高僧中，莲海法师曾任北京佛教协会干事长；倓虚大师曾任香港华南佛学院院长、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法舫法师曾任中国佛教刊物《海潮音》主编达30年之久，后客居锡兰大学佛学教授；密悟法师留学日本，获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昂格”，并参与和平解放西藏，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其影响遍及国内及港澳、台湾，远布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等国。

与此同时，唐代“显圣寺”佛教文化思想，还深深地影响到县域北部陉山腹地石鼓寺。“石鼓”原是隐匿井陉的丁零族遗民祭祀之神。丁零是个古老游牧民族，公元456年由贝加尔湖以南地区一路躲避战乱和杀戮，退避山陝偏安一隅。不料，贞观年间，唐军平定突厥和契丹各族后，又将其沿古驿道迁徙河北陉山腹地，这些人由于受到汉文化影响很浅，又不善耕种，遇到口粮不济时常到周边“均粮”，也就是抢掠，且信仰不同和生存危机常常诱发民族矛盾和聚众械斗，因此亟须教化。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府县施以减赋抚慰，并授意建造寺院，差显圣寺高僧弘法敦化，顺赠石佛一尊。最终，石佛落籍石窟“石鼓”之上，实现信仰合一，佛教至上。一方子民才渐渐臣服并安心耕作，力行丰衣足食。而石鼓借佛发力安抚和笼络遗民，石鼓寺由此也最大程度地成为这些民众的精神家园，加之陉山幽谷奇特灵气回响，“陉山石鼓”还被列入井陉古邑八大胜景之一。显圣寺与石鼓寺建造年代不同，佛面不同，庙宇形制也不同，但向佛借力聚民安邦，佛教文化思想一脉相承。这种文化传承，在井陉除显圣寺、石鼓寺之外还有福庆寺、宝胜禅院、西明寺等数十处佛教寺院，他们同样在井陉境内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机缘下执着地秉承着这一法脉，并与时俱进、高僧辈出。之中，尤以显圣寺倓虚、法舫、密悟三位最具代表，且名驰海内外，同为弘扬佛教文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平等宣扬和平、搭建中外文化交流桥梁，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尽数名僧看古刹，显圣寺佛教文化传承史，不能不说是井陉乃至河北西部地区厚重而又灿烂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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