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解放时战地记者的主要报道

太原解放已经70年了，70年前的太原解放战役，是攻克阎锡山盘踞山西38年反动统治的最后孤立据点，是解放华北的最后一仗。这次战役从1948年10月5日发起，经过围困、瓦解、扫清外围据点和发动总攻几个阶段，于1949年4月24日全歼守敌，太原宣告解放。

参加这次战役报道的，是奔赴太原前线的新华社十八、十九、二十三兵团分社、各军支社和部队的摄影工作者；还有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派来的随军记者，共80多人。这些人后来有一些被分配到山西日报工作，是我熟识的老前辈。他们当年的许多新闻报道从各个侧面记录了解放太原古城的战斗历程，为撰写太原历史积累了宝贵的资料。本文重点介绍几篇报道的写作背景和内容。

1，新华社记者马明（太原解放后曾在山西日报工作）撰写的《太原恐怖城》消息。

1948年 9月初，新华社记者马明随军来到被围困的太原南郊，从城内络绎不绝地逃出来的居民和阎军士兵告诉他：困守太原孤城的阎锡山军队，在人民解放军晋中战役胜利的威慑下，充满慌乱和悲观绝望情绪。当华北野战军逼近太原城郊，炮声震撼市内外的时候，阎军高级官员的家属争相“飞”往平、津逃命。唯恐我军攻城，他们甚至迫令城东的陈家峪、杨家峪等地的农民昼夜爬伏地下，听取有无挖地道的声音。惊恐之状，无以复加。阎军在全城实行戒严，增设岗哨，街上警察、宪兵和特务横行，任何人进城，均需要有两个阎军中校以上军官做保，或者持有城防司令部的证明。

为了维护在这座城市的最后统治，他们大肆掠夺商民财物以加强“防务”。凡民间一切可供做工事、制造武器的石头、砖瓦、木材、钢铁和机器等，都在“征用”、“征借”之列。早在战前，阎锡山就派人强抓市民在城内西北角赶修飞机场，为此不惜拆毁民房 720多处，考虑那里离西山太近，容易为我攻击后，中途停止，改到南门外修筑机场。同时，勒令凡 16岁至 37岁的学生、机关杂务人员以及市民，均分别编为“学生师”、“杂务人员师”和“民卫军”。工人则 3人编为 1组，适龄者抽出编为“工人师”，遗缺迫使青年妇女补充。 3000多妇女被编为“武装自卫队”，一律发以枪械军装，妄使其为阎军送命。与此同时，阎锡山政府还在 1948年 8月进行了 3次大屠杀， 130多名无辜市民、工人，被诬加“伪装分子”罪名，在旱西门、新南门、小东门外惨遭活埋和枪杀。

此时的太原城在屠杀、掠夺、拆房和物价暴涨下，普遍陷入饥饿、恐怖和无房缺衣的绝境，人们说话不敢抬头，(怕说成“伪装分子” )，走路不敢靠墙 (怕说成给解放军贴标语 )。正太街、起风街被拆毁住房的市民，含泪露宿在马路旁的菜棚下，叫苦连天。流浪街头的乞丐和被阎军赶出的残废人员甚多。大街食摊上，不断发生争抢事件。跳井、悬梁、服毒自尽者时有所闻。吕祖庙附近某富家被掠夺精光后，眼看生活无着，女人将仅剩的金戒指缝入小孩衣服，乘小孩外出时自杀。不仅如此，市民们饿着肚子，仍被迫从事无期限的“义务劳动”，不知多少大人饿死或婴儿小产在工地和乱石之中，就连阎方的中小官员们自停发“眷粮”以后，亦饱尝饥饿之苦。

在阎军官兵方面，他们每日每人也仅有一斤三两面粉，而副食是根本谈不上的。士兵整日闹饥荒，军心动摇，逃风日甚。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太原人民，已再无法生活下去。尽管阎锡山在“保卫太原”动员会上狂叫“要与太原城共存亡”。但是，从城里逃出来的市民都不相信。他们说 :“阎锡山完啦，太原也保不住啦 !”城郊老百姓更向解放军指战员纷纷哭诉阎军的残暴罪行，并且着急地到处打问：“什么时候攻城 ?”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解放军早日攻打太原城上。

听了阎军士兵和太原市民的倾诉，马明立即把这些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一条《太原恐怖城》的消息，1948年 9月 3日《人民日报》 (华北版 )刊出。

2，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太原解放后曾在山西日报工作）撰写的《太原东山的攻克》和《碉堡城——战犯的坟墓》两篇通讯

太原战役的序幕拉开后，人民解放军向阎军外围据点发动的攻势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那些号称坚固的碉堡一个个被攻克。

吴象当时在太原前线总指挥部采编战报，常挤时间深入采访。他在随军路经太原城郊时，阎军到处修筑的碉堡四周围长满蒿草，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太原地区数不清的各种碉堡，究竟耗费了人民多少血汗?他带着这个问题，专访了在太原前线率部起义的原阎军第八总队司令赵瑞和被俘的阎军工兵司令程继宗。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以太原为中心，北起黄寨，南至武宿，东到罕山，西至石千峰的周长“百里防线”，阎军共修筑碉堡 5000多座。仅在不满两平方华里的双塔寺，就有主碉、炮碉和小碉 48座。围绕这些碉堡，还有许多地堡、纵横交错的壕堑和老鼠洞一样的暗道相互沟通。阎军大量修筑碉堡耗费的劳动力，如果全部用于耕地，至少可以使 4000顷荒地变成良田。程继宗还供认，他亲眼见到的，就有好几个正在修工事的老百姓死在碉堡跟前。

吴象和袁明阮合写的《“碉堡城”——战犯的坟墓》通讯中，揭露了阎军修建“碉堡城”渗透着人民血泪的罪恶行径，并且叙述了“碉堡城”是怎样破灭的：当丧失民心的阎军凭借“碉堡城”固守太原时，尽管他们以督战队逼着士兵顽抗，但是在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哪有什么攻克不破的堡垒 ?而曾经被迫修过碉堡的工人、农民，更是甘愿冒着硝烟弹雨，为解放军带路作先导，他们说 :“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有牢固的工事和敌人。”我军因而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正是在这样的攻势下，许多钢筋水泥堡，很快就变成我军奋勇前进的基地。阎锡山一伙妄图躲进“碉堡城”逃避人民惩罚，但是事与愿违，“碉堡城”最终却成为他们自掘的“坟墓”。

3,新华社记者何微 (太原解放后曾在山西日报工作）撰写的《具有高度政治军事文化修养的部队》和《战胜困难的军队》两篇通讯。

在战斗中，新华社记者何微深入到太原东山“四大要塞”之一小窑头十三号高地。他除报道军事上取得的胜利以外，还在前沿阵地的战壕、隐蔽部里进行了仔细观察，何微发现，战士们的枪杆上和交通壕的门板上，贴了好多快板、诗歌和顺口溜。这些出自战士之手的作品，抒发了指战员们对敌人仇恨、对人民热爱和解放太原的必胜信念，反映了他们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尤其使他深受感动的是战斗英雄李海水所在连队战士王章成写的《胜利的条件说不完》的枪杆诗。这首诗列举了攻城的五个有利条件，也提醒大家需要克服各种困难。王章成告诉他说，这篇枪杆诗中特别引用了徐向前总指挥“坚持最后五分钟”的哲理名言，因为它是指战员们在战斗中排除困难、化险为夷和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据此，何微在隐蔽部里撰写了《具有高度政治军事文化修养的部队》的通讯。

何微在《战胜困难的军队》通讯中，具体描写了一个连队内24位英雄在敌人炮火封锁下抢修交通壕的动人情景：这个连队奉命在被敌人火力封锁的一段道路上强行构筑一条交通壕。而这条道路的薄土层下是坚硬的岩石，铁锹、铁镐挖不动，要求完成的时间又十分紧迫。他们便改变办法，在火力掩护下，用麻袋从山坡下一袋一袋装满土往上扛，再一袋一袋地垒起来，垒一段被敌人的炮弹摧毁一段，他们再重新垒一段，就这样，一条长达 35米的交通壕，终于在敌人炮火封锁下的石坡上筑了起来。

4，新华社记者耿西、郑东、张帆 、刘贯文 (太原解放后曾在山西日报工作）、张春旬 (太原解放后曾在山西日报工作）、任冰如等撰写的《怒潮涌进太原城》、《我们的炮兵》、《取消敌炮的“发言权”》，《王靖国、孙楚就擒记》和 (戴炳南落网记》等通讯特写。

1949年 4月 24日，是我军对太原守敌发动总攻的一天。我军 1300多门火炮，从四面八方一齐向太原城垣猛烈轰击。攻城部队从南北两个方面，迎着初升的阳光，在炮火掩护下，冒着弥漫的硝烟，冲上城头，向纵深奋勇冲刺。

这一天，新华社记者耿西、郑东、张帆、刘贯文、张春旬和任冰如等，是紧跟部队入城的第一批记者。《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刊登的《怒潮涌进太原城》、《我们的炮兵》、《取消敌炮的“发言权”》、《王靖国、孙楚就擒记》和《戴炳南落网记》等通讯特写，就是这些第一线的记者在炮火连天的战地采写的。

郑东在总攻那天，尽管感冒未愈，身体虚弱，但他却始终紧随十八兵团六十二军担任第一梯队任务的五三三团前进。当这个团的九连连长柴光耀带领战士冒着弥漫的硝烟，勇猛登上东城墙时，郑东亲眼目睹战士们将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太原城头。

当孤胆英雄、四连政治工作员徐玉保和战士陈勇夫等冲进太原绥靖公署时，记者郑东随同五三三团指挥所已经来到柳巷北口的杭州饭店。这时，枪炮声、喊杀声不绝于耳，郑东正要奔向太原绥靖公署时，被在场的六十二军副军长方升普拉住说:“你不能先去，那危险，我们要保证记者的安全。”郑东却以新闻报道应当现场采访才能写好稿件为理由，说服了方副军长。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记者亲临战地的精神，郑东在第一时间目睹了从绥靖公署和地下防御工事里走出来的200多名阎军官兵缴枪举手投降的狼狈景象;目睹了心惊胆战的“二级上将”孙楚、王靖国等一个个被喊出来、低着头走进俘虏群的场面。战斗刚结束，他立即充实材料，和耿西合写《怒潮涌进太原城——太原解放战役纪实》和《王靖国、孙楚就擒记》两篇感人至深的通讯。

与郑东不同，采写《戴炳南落网记》的新华社记者刘贯文和张帆，则是在战后急切地赶到俘虏群里四处查询，寻找太原前线我军特别通缉的战犯戴炳南。这个戴炳南，是太原解放前夕破坏国民党30军军长黄樵松将军同我人民解放军代表晋夫接洽起义计划的祸首，因此，早在战斗前就被我军前线总指挥部宣布为战犯。然而，一场大战下来，这家伙却顿时消失了。两位记者十分焦急 :“难道他能插翅飞走 ?”正是带着这种“不甘心＂，两人多方打听，最终从戴炳南的护兵李世杰那里，知道了戴躲藏的地方。

搜捕戴炳南那天上午，两位记者同部队的敌工干部和太原市公安人员来到开化市阴阳巷2号戴的连襟家，让李世杰连叫几声：“军长你出来吧 !”这时，戴炳南再也没法躱藏了，才从立柜后面的八仙桌下爬出来，跪到地下求饶，两手还提着沉甸甸的裤带，原还以为他携带什么武器，经搜捕才发现是裤带上绑着十两黄金。当摄影机“突突突”拍他的这副滑稽而狼狈的丑态时，曾几何时，嚣张不可一世的戴炳南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张帆、刘贯文当即把现场看到听到的这些情景、细节，如实地写进《戴炳南落网记》的通讯里。

6.记者陈铿（太原解放后曾在山西日报工作）撰写的《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和《民兵随军登城记》两篇通讯。

太原战役之所以胜利，与来自本省太行、太岳、吕梁山区和河北省的十多万民兵和群众的奋勇支前是分不开的，太原战役的胜利就是人民战争的具体体现。关于这一点，记者陈铿在《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和《民兵随军登城记》两篇报道中，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写:

“当我登上城墙时，看到冀中、太行、太岳，冀南和晋中的一部分民兵，正冒着弥漫的烟尘，通过曲折狭窄的战壕冲上来，把各种弹药送到战士们手里。从河北肃宁赶来的民兵，已经六昼夜很少睡觉了，但是一到太原前线，便是从早八点到下午两点，在炮火中运送弹药九次，还救护、转送了一批伤员。战士们对他们笑着说:“解放太原的头功，应该记在你们身上!”民兵们却说:“不，没有解放军打天下，我们哪能过安宁日子!”

7， 十九兵团政治部摄影股长袁苓和摄影干事孟庆彪、肖池、郝建国、十八兵团六十一军政治部摄影组长赵贵保（太原解放后曾在山西日报工作）等摄影记者的作品。

“突击队打到哪里，枪声响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拍摄到哪里。”这是部队摄影工作者的决心，也是他们的行动。从扫除外围据点到攻城战斗，我们的摄影记者始终追踪战士前进的足迹，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形象地记录了转瞬即逝的一个个历史镜头。

十九兵团政治部摄影股长袁苓和摄影干事孟庆彪、肖池、郝建国都是总攻那天紧随突击队从首义门西侧的突破口进城的。当袁苓和肖池赶到柳巷时，看到阎军为了阻止我军前进，放火烧毁交易所大楼，熊熊烈火正漫延到这条商业街上。目睹此情，“猛虎连”的战士们一面坚持战斗，一面冲进烈火，从不断倒塌的房屋里，背出老弱妇孺，把乱跑呼救的群众领到安全地。这时，他俩发现班长胡文志正把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从硝烟烈火中抢救出来，便立即抢拍了这个反映阎军残暴和人民军队热爱人民的动人场面。当他俩赶到绥靖公署，看到解放军战土正押着孙楚、王靖国等战俘从绥靖公署大门走出来时，迅即举起相机，抓拍了《孙楚、王靖国被押出太原绥靖公署》这幅重要照片。

在太原解放战役中，许多新闻记者写出了珍贵的战地报道，拍摄了珍贵的镜头，一些记者也把鲜血洒在了战场上。十八兵团六十一军政治部摄影组长赵贵保在双塔寺附近的战斗中，他正打开相机通过取景器观察时，被飞来的敌炮弹片击中右肩、造成胛关节严重骨折，鲜血流淌下来，经过医院三次手术，才把弹片、碎骨取出。后来，他转业到山西日报社，用致残的右肩继续进行摄影工作。

二十兵团六十八军摄影干事张歧林，在太原总攻开始后跟随部队冲锋在前，为拍摄我军突击队的英姿而光荣负伤。

二十兵团六十八军摄影干事李光耀，在攻占太原北门激战中腿部重伤，因失血过多，又被细菌感染，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新华社二十兵团分社记者、中共党员、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女婿萧逸，总攻太原前夕，在双塔寺深入前沿阵地，对阎军喊话敦促放下武器时，不幸头部中弹光荣牺牲。

历史走过70年的岁月，太原解放战役的硝烟早已散去，这些当年的战地记者也大多离开人世，但他们却留下一批宝贵的历史资料。谨以此文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之情和对全体战地记者的敬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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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太原之一：

决战太原之二：

决战太原之五：

决战太原之六：

决战太原之八：

决战太原之九：

决战太原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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