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古老书院活在当下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一种教育形式。其始于唐，兴于宋，至南宋时发展成熟，经元、明、清直至近代改制为学堂。在千年学脉的绵延赓续中，书院传承着教书育人、以文化人和传道授业、兼济天下的思想与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书院重回读书人视野：传统书院逐步修复并开展活动，当代新建书院也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两者数量已达2000余所。如何让书院“活”在当下、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更大贡献，成为当今书院探索的重要方向。

11月24日—12月2日，由中央网信办指导的“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组织20余家媒体记者，先后探访了岳麓书院、石鼓书院、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问津书院、嵩阳书院等知名书院，一窥中国书院古为今用的探索与实践。

“活的书院”与“岳麓模式”

在今日书院之热中，岳麓书院成为一个范例式的存在。其与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文物保护、利用的模式，被称为“岳麓书院模式”。

岳麓书院，以山为名，自北宋以来办学不辍、英才辈出。自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在两年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发展为湖南大学，融入近代教育血脉。然而到上世纪40年代后，岳麓书院院宇渐废，环境和建筑遭到破坏，丧失了原有功能。

1979年，湖南省政府委托湖南大学，开始对岳麓书院进行修复管理。“我们的思路是，不仅要复原古代建筑，更要恢复传统书院的功能。”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说，“岳麓书院要把教育办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文化传播功能也应当逐渐恢复。”

“一个活的书院”成为岳麓书院恢复发展的目标。

30余年，从“岳麓书院修复办公室”，到“岳麓书院研究室”，到“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最后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步步聚集人才、开展研究、恢复教学。如今的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大学的二级学院，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物保护、社会服务四大事业的互相支撑、良性互动，让这座千年学府弦歌不绝，成为古老书院现代转型的典范。

“惟楚有才”，今日旨归

经过上世纪的大力修复，岳麓书院现完整保存了包括正门、二门、讲堂、斋舍、御书楼、文庙等在内的古建筑群，收藏文物近2600件（套）。肖永明介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岳麓书院把文物保护作为各项事业的基础，充分保护并利用文物。其中，旅游开放工作既是题中之义，也是发挥书院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方式。

“书院实体，包括建筑、碑刻、楹联、匾额及空间布局等，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可以让人从多个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直观、感性的认识”。

“本科时来岳麓书院玩，以为只是个有名的景点。”岳麓书院博士生赵伟说。在他后来准备报考中国思想文化史方向的研究生时，才知道“原来游客熙熙攘攘的岳麓书院也在办学”，且学科特色十分明显，这让他最终选择来到这里读书。

时至今日，岳麓书院现有专职教师近70人，学生300余人，下设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系、哲学系，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在岳麓书院读书是什么体验？“红砖瓦墙、绿树环绕，带着古代书院远离尘世喧嚣的静谧。”赵伟说，“上课的桌椅古色古香，但现代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也一应俱全。”

文庙大成殿后，竖着“教学区域 游客止步”的牌子，推门而入——明伦堂、崇圣祠和文昌阁，便是书院研究生上课的主要场所；文庙两庑也作为图书馆和自习室使用。书院的最高建筑御书楼，现存藏书6万余册，仅供书院教研人员及学生使用。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不只是岳麓书院的旧时写照，更应该是今后努力的方向。”肖永明如此说。在培养人才方面，岳麓书院致力于充分发挥其接通传统与现代的优势，一方面从传统书院教育中吸取智慧、挖掘资源，另一方面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适应时代需求。

传统书院教育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研讨，尊重学生禀赋和个性差异、注重因材施和道德品行培养，密切的师生关系带来的影响渗透到学生为学为人的方方面面。这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多少有所缺失。基于这些思考，岳麓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将传统书院的教育理念融入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之中。

如设立由学业导师、班导师、生活导师和学业兴趣导师构成的本科生导师制，促进师生交流；强调“习礼育人”，通过“三祭三礼”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组织常态化、制度化的“讲会”和“读书会”，鼓励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切磋商讨、交流论辩……

由此，书院对学生的影响是耳濡目染的。“岳麓书院学规，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赵伟说，“有意思的是，学规最后一句‘疑误定要力争’，成了我们开读书会、讨论会时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只要这句话蹦出来，就少不了一场争论。”

文人担当，“斯文在兹”

同时，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亦不可分割。千余年来，历代先贤在岳麓书院极深研几、创新儒学，不仅提升了儒学理论的思维高度，亦推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今天的岳麓书院也以发展相关高层次学术研究为要旨，从研究书院本身出发，逐渐扩展研究范围，在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经史子学等领域取得了种种成就。现拥有中国历史研究所等10个科研机构，并获得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大约占了湖南大学总成果的三分之一”。肖永明说。

御书楼背后的屈子祠，白墙灰瓦，竹林冬翠，泉涧清幽，是做学问的好去处。“书院是我们独特的文化学术资源，必须充分地进行挖掘和发挥。”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他来到岳麓书院已30余年，人称“邓书院”，乃因其对书院学问研究之深。

他目前在做的，是对现存书院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之事。据初步统计，现存书院文献至少在1500种以上，散落各处，大量不为人知或损毁严重。近十几年来，虽然书院研究有日渐兴盛之势，但尚不够深入全面，也与目前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

于是，他带领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前往全国各地及海外，搜集文献底本，以影印和点校的方式，整理了约1200种文献，同时对书院文献展开基础性研究，力图初步构建书院文献体系的框架，呈现书院文献的全貌，为今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方便。

“斯文在兹”，这不仅是古时学术高地的辉煌场面，也有当今学者与师生的心血凝结。肖永明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岳麓书院便开展电视讲学节目“千年论坛”，后又陆续开设“明伦堂讲会”“岳麓书院讲坛”等公共活动；并抓住互联网机遇，面向全球打造“互联网+国学”传播平台；同时通过与政府部门、中小学开展合作研究与教学，举办“祭孔大典”等，多方位面向大众，普及传统文化。传道济民、经世致用、以文化人等先贤传统得以被重视、继承，也让古老书院焕发青春，为当代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复兴、民族精神家园构建作出独特贡献。

书院转型，关键在“人”

“这些古代知名书院，虽然在社会教化和文化传播方面做了许多服务性、普及性工作，但在创造性工作上还有很大空间。”邓洪波认为，与这些书院的旧时名望相比，目前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没有人，包括读书的人、研究的人。”

中国书院本是读书人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回归教育是书院最好的发展方向。”邓洪波主张，书院可以成为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知名传统书院尤其可与高校结合，聚拢人才，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创造。九江学院教授李宁宁谈到，九江学院作为白鹿洞书院属地的高校，已与其管理单位开展各方面合作，弥补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不足。

由于传统书院归属不一，文保部门、旅游部门乃至园林部门都有，理念和做法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偏离了教育的实质。邓洪波认为，在体制上，还需要政府加强认识，有效介入，整合资源。并且，现代新建书院大多由民间力量兴办，还缺乏应有的秩序和完善的发展体系，也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管理。

与书院兴起相伴随的，是人们对传承书院精神的关注。而传承的前提是弄清书院精神的内涵。书院“复活”的到底是形式还是精神？这也是当前书院复兴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仅仅满足于重新修复书院，将其纳入所谓的文化旅游，或硬生生地将四书五经纳入学校课程，这与书院精神是不相符的。”邓洪波说。“书院不能成为简单的读经场所。”李宁宁认为，目前，书院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还面临人才匮乏、传播方式单一、传播内容形式化等问题。

面对当前传统文化传播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书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和载体，也有责任去伪存真、进行纠偏。“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于‘琴棋书画诗酒茶’这样‘物’的层面。这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主流，更不是书院的主流。”邓洪波认为，中国现今书院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有学识、有研究精神、不专注利益的学者进行潜心研究和大力传播；另一方面也需要书院静下心来，思考什么才是书院之本。

在书院再现复兴之势的今天，邓洪波特别强调书院的文化担当。“‘传斯道以济斯民’的襟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是书院精神的重要内容。我们更要以发扬光大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在新形势下再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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