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桐城派”的不肖子孙？

最早知道舒芜其人，是小学时从《人民日报》看到他的一篇《文化城刍议》，文中提议要将他的“故乡桐城”打造成一座“文化旅游城”。尽管有一些字还不认识，但由此知道“舒芜”是我们桐城人，而且是一位著名作家。

及至上中学时，读到一本乡土书籍《桐城古今》，序言就是舒芜写的《“同坐席”与“各论道”》。当时看得也是似懂非懂，只觉得这篇序言与全书的基调氛围似乎有些“不搭噶”。这本书以弘扬家乡文化为主旨，对桐城的古今名人尤其是“桐城派”诸家，自然不乏褒扬景仰之意。这一点舒芜很明白，“总的态度是记录清言佳话，拣好的说，这是看得出的。这当然也不错……”但接着他就笔锋一转，谈到一位桐城狂士陈澹然，曾屡次大骂“桐城派”：“桐城文，寡妇之文也。寡妇目不敢邪视，耳不敢乱听，规行矩步，动辄恐人议其后。君等少年，宜从《左》、《策》讨消息，千万勿再走此路也。”

舒芜认为，桐城人自己给取的“寡妇之文”这个名字，比起后来五四时“桐城谬种”之称，也不见得更客气。他“忽发奇想”：现在把方苞、姚鼐、陈澹然请到一起来了，他们若是有灵，那可就热闹了……当时就觉得这老头有些怪怪的，又觉得他非常有趣，对他就更加留意起来。后来读书多了些，知道舒芜虽身为桐城人，但对“桐城派”一向不以为然，而且曾采取非常激烈的批判态度。

“话到桐城必数方”，舒芜本名方管，曾有很多学者以为他是“桐城派”鼻祖方苞后人。为此舒芜特意撰文《我非方苞之后》作申明，文中他强调桐城的“桂林方”与“鲁谼方”系“同姓不同宗”，并详细列举了两宗所出的一系列名人，如方以智、方苞、方东美等是“桂林方”，而他属于方东树、方宗诚这边的“鲁谼方”。最后说到：即使真是方苞之后，也没有什么光荣，未必我就禀有文章义法的遗传性。

说到“遗传性”，舒芜虽然并非方苞之后，但他也是出身“桐城派”世家：他的曾叔祖方东树为“姚门四大弟子”之一，以维护"桐城派"尊崇的宋学义理著称，也是“桐城派”诗歌理论家；曾祖方宗诚是方东树的族弟兼学生，同样以理学闻名；外祖父马其昶是“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作家，著有《桐城耆旧传》……在这样的文化世家长大，舒芜受“桐城派”的熏陶自然不可避免，他幼年上过几年私塾，十二三岁时就同家族兄弟有“老气横秋”的诗词唱和。

马其昶外孙舒芜（左）、长孙马茂元

“我一向自承为桐城派的不肖子孙”，从舒芜的回忆不难看出，他“身为桐城子弟，却对桐城派缺少一种温和的敬意”。究其原因，除舒芜天生有一种“叛逆性”以外，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家庭环境的相对开明有关。其祖父年青时曾是维新党，对新派学术并不排斥；父亲方孝岳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北大预科任教，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均有交往；其姑母方令孺和堂兄方玮德，更是“新月派”著名诗人（方令孺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因此舒芜较早接触到新文学作品和新式教育。在数年家塾之后，舒芜便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日益加深，由此形成基本的文化观文学观，即所谓“二反二尊”：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二周”（鲁迅、周作人）。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痛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钱玄同等人摇旗呐喊在前，周作人殿后，对“桐城派”的负面因素发掘最深。周作人认为，“桐城派”是属于载道派的“遵命文学”，是以散文做八股文。舒芜对周作人等对“桐城派”的批判有系统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些批判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它（桐城派）的压迫，实实在在感受到它的反噬”，在今天的我们“应该比前人更加痛感‘桐城派’的‘道统’和‘文统’的反民主反科学的性质”。他甚至宣称，当时新文化运动者说的“桐城谬种”，已经是很克制的说法。

言辞如此激烈，舒芜摆开架势，公开以“桐城派的不肖子孙”自居。对于桐城人仅以“桐城派”为傲，舒芜也有严厉的批评：“桐城人一向的缺点是陋，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我希望尽我的微力，把桐城人的眼界扩大一点。”

舒芜所谓要“把桐城人的眼界扩大一点”，自有其苦心所在，乃是要家乡人明白“桐城派”不等于“桐城文化”，要注意“桐城文化”的多元性。他曾著有一文《桐城派与桐城文化》，罗列了一大批“桐城派”之外的诸多桐城文化名家，如“百科全书式”大学者方以智，美学家朱光潜，哲学家方东美，诗人、散文家方令孺，文学史家、杂文家丁易等。在出席首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时，舒芜对“桐城派”不置一词，而是大声呼吁应该召开关于方以智和朱光潜的全国规模学术会议。

由此可见，舒芜虽然曾极力应和新文化运动干将要打倒“桐城派”，但他对“桐城文化”并没有妄自菲薄，他对家乡一直怀有深厚感情，对家乡后辈也多有提携。笔者中学时曾参与主办文学社（依稀记得那时桐城中学有“后乐亭”、天城中学有“百合花”、大关中学有“风华”等文学社）。那时文学社的同学争相以给家乡文化名人写信为时髦，雄心勃勃表示要“振兴桐城派”。舒芜为此特意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以《舒芜致桐城中学生》之名发表在《人民日报》。

信中，他谆谆告诫家乡学子：“身为桐城人，乡邦文物，耳濡目染，学习环境好，是幸事；但如果囿于乡曲之见，老是念念不忘‘天下文章在桐城’，则又是不幸的事了。”他明确反对桐城学生“发誓要当‘桐城派’的后继人”，并举例说，孟子曾讥讽齐人只以管、晏为荣：“子诚为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舒芜担心家乡学子也会被人这样嘲笑：“子诚为桐城人也，知‘桐城派’而已矣！”

这样看来，舒芜不为乡贤尊者讳，对“桐城派”的“叛逆”多少带有启蒙意义。在他的内心深处，“桐城派不肖子孙”这样的称号，于他而言不是耻辱而是一种责任，甚至多少引以为傲。及至晚年舒芜仍然才华横溢，在周作人研究、女权主义乃至红学方面都建树颇丰，不断著书立说惹人喝彩，对“桐城派”的批判逐渐采取了一种较平和的态度。

十年前的秋天，舒芜以87岁高龄辞世，灵魂回归故里，长眠于鲁谼山下水草丰茂之地。这位“桐城派的不肖子孙”，终究还是回到了“桐城派”的土壤，不再关心世间的白云苍狗，唯有清风明月常相伴，正应和其祖父方守敦的一句诗：片石立云芳草满，清樽留月古城边。离其墓十余里处，有戴名世耕读的南山蔚然深秀，有方苞讲学的凤仪里弦歌不绝，有姚鼐手植的银杏树亭亭如盖……舒芜先生泉下有灵，是不是该和这些“桐城派”的先祖们好好聊一聊？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主要参考资料：

1、 王晴飞：《舒芜对“桐城派”的批判》

2、 舒芜：《“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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