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的御书阁的瞻仰御书

对祖宗一切事物的尊重，体现在宋代帝王的诸多言行中。建炎三年下半年，宋高宗准备逃离临安府的慌乱之际，一支皇家卫队护送孟太后入江西逃难的随行船上，携带有徽宗、钦宗的御容。贾志扬先生引之文，认为“二帝御容”是高宗朝廷正统性的关键性标志，故必须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下。

对御书的评价

萧延中则认为，对祖宗形象的崇拜具有更深的价值内涵:在南宋政权尚未稳固之际，能够拥有祖宗的御容、御书的确是可以证明高宗承继皇位的正统性。同时，这也是宋代皇室内在精神和价值内涵的体现。纵观整个宋代，帝王对帝王御书的崇拜与祖宗御容的崇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属于对祖宗形象崇拜与价值观继承的一部分。

早在太平兴国二年，太宗就曾经下诏改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立开先殿，以奉太祖御容。真宗咸平二年九月，奉安太宗圣容于启圣院之新殿，真宗即时朝拜，瞻仰号咽，哀动左右。仁宗皇站五年三月，遣使奉安太祖御容于滁州，太宗御容于并州，真宗御容于擅州。汤神宗熙宁二年五月丁亥，奉安仁宗、英宗御容一犷会圣宫及应天院。

在上述史料的繁琐排比中，可以看出后代帝王对祖先御容有着不可推卸的供奉义务，而帝王御容供奉亦有传承性，这种传承即使在南北宋之际，亦未断裂。而复检视宋高宗赵构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

御容的崇拜不仅有缅怀祖先的功用，它还是帝王偶像崇拜中的一环，御容形象逼真，注重传神，在某些时刻还能起到对己方维系人心、镇定人心甚至对敌方震的作用: 而平面的手绘御容毕竟没有塑像更具有冲击力和立体感，所以在真宗时期，为配合“天书祭祀”，还曾铸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圣像，并举行过声势浩大的迎奉圣像仪式。

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胡三省曾在《高宗书徽庙御集卷》后跋中云:“圣有漠训，后之人宝而藏焉。唐虞大训，三代传宝之，若天球河图诸器，宝云乎哉”。和御容一样，御书同样是后人必需宝而藏之的圣物，对二者的瞻仰观拜经常是放在一起进行的。如天禧二年四月四日，真宗诏近臣诣宣圣殿朝拜太宗圣容，又至龙图阁观书及圣制赞颂石本。

观看是人类最自然最常见的行为，瞻仰就是一个看的过程。周宪先生说:“看是一种唤醒过程，是发现和寻找的过程。”后世子孙在瞻仰祖宗御书和御容时，除了仪礼要求与祖宗家法的规定之外，御书作为祖宗的笔画墨流淌，倾注了祖宗的才智和灵气，不管是欣赏哀翰的书法艺术，还是研读御书之文字内容，都能够领略祖宗的天纵神采和人格魅力。

和画工精心描绘的祖宗“御容”相比，御书是祖宗直接用双手创造的作品，它更能够能唤起皇子皇孙们聚集在心底的情感，并催生他们对祖宗的崇敬意识。对御书的瞻仰，置于政治学角度来看，似乎具有更深的含义。如邓小南先生认为:“在赵宋‘祖宗之法’的前提下，对于‘祖宗’形象的再描绘与再定位也表露得日益明显。“祖宗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祖宗’形象实际上处于不断被重新解释与再度塑造的过程之中。

在这种重新淦释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当时群体性的政治取向。”李猛先生也曾说:“在神圣政治中，重要的不是言说的话语(尽管君主从未放弃用话语来证明自身的存在及其权威)，重要的是展现君主身体形象的仪式。这种充满象征色彩的政治仪式，使君主得以成为全民眼睛的焦点，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世界的示范中心。”御书作为塑造‘祖宗’形象和人格魅力的一部分，需要后世子孙不断地膜拜和重新解读。而瞻仰御书作为一种仪式，更能让君主形象得到神圣化的提升。同时，在瞻仰过程中，“崇拜的对象形式上是祖宗，而实际上则借用其英名阐释该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与伦理历程”。

瞻仰御书的精彩之处

史料中有关宋朝供奉瞻仰祖宗御书的记录甚多，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真宗咸平二年七月，真宗幸国子监，登秘阁，观太宗御制御书墨迹，恻枪久之。在祖宗的御书面前，睹物思人，真宗的哀伤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瞻仰御书的同时达到了一种见字如见人的效果，并能在祖宗和子孙面前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沟通，这是感恩祖宗、不忘本源的最好方式之一。其后的日子里，真宗多次召集皇室成员和近臣观看太宗御书，仅在咸平四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就两次在龙图阁瞻仰太宗御书并赏阅古今书画。

仁宗对祖宗的御书更是敬爱有加，他甚至还要求宗室子弟进行临摹真宗书法的比赛。在他的执政生涯中，屡次召集近臣和宗室成员瞻仰三圣(指太祖、太宗、真宗)御书，这些瞻仰御书的活动有时是小范围的，比如天圣五年十月八日，仁宗只是和皇太后二人幸御书院，观太宗、真宗御书。而天圣七年十月十二日的一次御书瞻仰，则召集了辅臣、侍读侍讲、翰林学士、三司使副、知制浩待制、宗室、诸司使副己上、驼马都尉、管军臣僚等人员，可谓声势浩大，瞻仰完毕后，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在其晚年的御书瞻仰活动中，除了观赏祖宗御书之外，仁宗还经常亲作飞白书，遍赐群臣，比如嘉裕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天章阁的一次观书活动中，仁宗不仅给陪同人员人赐一纸飞白书，事后还赐群臣太宗时斑竹管笔、李廷硅墨等文房精品。

从一个臣子的角度来看，在瞻仰或观赏御书时的看点是什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南宋周必大由于曾经任职太学录及编圣政所这样的档案部门，有机会目睹过大量的御书，为此他曾写过一篇《记观秘阁御书》，详细记载了他的所见所感。

由此可见，瞻仰御书时，注重御书的内容要大于形式，也就是关注御书中帝王如何治理国家的嘉言靓行。而对书法艺术本身，往往在赞赏之外，不作过多评价。相对而言，徽宗皇帝主导的观御书活动则少了些严肃的成分，真宗、仁宗在面对祖宗御书时那种“恻枪”感觉亦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对御书艺术性的关注。

以往在真宗和仁宗时期，瞻仰御书的同时，也会附带欣赏内府所藏法书名画，总体而言，其肃穆恭谨的氛围，始终大过纯艺术欣赏的娴雅舒适。而徽宗具备天生的艺术家素质，作为书法家和画家的他，更注重哀翰作为艺术本身的功能。所以在瞻仰御书的同时，较为强调艺术欣赏本身。

徽宗主导的瞻仰御书的活动，更像是君臣间一次文博聚会，不仅展示祖宗书法，徽宗还遍赐臣僚御笔书画。在宣和四年的一次御书瞻仰中，一共有六十五人得到了徽宗亲笔书画。值得注意的是，蔡京的两个儿子蔡枚、蔡倏在这次观赏御书雅集中扮演的角色。

蔡枚负责分赐徽宗御笔书画给近臣，蔡倏则手持真宗皇帝御制御书《圣祖降临记》于所设案展示，这个细节也暗示了蔡氏一门在徽宗朝得宠的程度。这次活动是宣和四年二月十九日就开始准备，提前通知参予人员，三月二日，活动正式开始。

在建康之难后的纷乱中，祖宗御书仍有五百多轴完好保留，局势渐稳后的绍兴九年二月十二日，高宗下诏将原藏绍兴府天章寺的祖宗御书五百五十轴卷，转藏临安。高宗不遗徐力地对祖宗御书进行收集，故而临安内府所藏御书的数量亦为可观。高宗的继任者孝宗亦未曾中断祖宗御书的征集工作，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几百件(轴)御书被藏内府。

和北宋略有不同的是，南宋的御书瞻仰活动延续徽宗的特色，将纯粹的御书瞻仰和法书观赏结合在一起，名之曰“暴书会(又称曝书会)”，其名称来由是因为秘阁入夏后曝晒书籍。据方爱龙先生的统计，南宋时期在绍兴、淳熙、绍熙、庆元、开禧年间至少举行了二十七次“暴书会”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暴书会”并非南宋的特有文化现象，早在仁宗时期，即始有“暴书”之称，其实质是一种君臣之间欣赏内府所藏书画古物的文艺雅事，和祖宗御书瞻仰是明显分开的，而这种纯粹欣赏内府所藏古物法书名画的雅事，更是可以追溯到太宗时期就有了。

蔡像《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神宗元丰年间的一次暴书会夕，从蔡京的话语和谦让间，即可见“暴书会”是有别于朝廷正规的燕设活动，更多的是轻松自由的文艺雅集:《南宋馆阁录》中记载了“暴书会”从筹办、经费安排、器物摆放、祖宗御书陈设等具体的事务要求。

结语

这种精省合并的方式使得君臣可以在欣赏法书名画的同时缅怀祖宗，在南宋共计一百五十多年时间内，大概举办了二十多次，平均七年多一次，相比于北宋，频率算不上很高。

在淳熙五年九月的一次御书观赏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孝宗皇帝关注的己经不是祖宗御书上的训漠大义，而是一种纯粹艺术角度的考量，他看过御书之后所发表的简短评论“此钟、王所不及也”，将祖宗帝王的比拟对象局限在古代书家钟矫与王羲之身上，而非古代尧舜汤武等贤君明主。这种对祖宗御书瞻仰角的改变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南宋与北宋政治文化的细微区别。或者说，相比于北宋诸帝，在宋高宗之后的南宋诸帝心目中，对祖宗御书瞻仰制度的重视程度己渐趋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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