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丰碑

阿尔山市伊尔施东山,(我们叫电视塔山)矗立着一座石碑——阿尔山林业局“百万亩人工林纪念碑”。二十多年过去了,碑亭有些沧桑,碑文也有些斑驳,可是,当我站在碑亭的高处环视群山时,却是满目的绿色荡漾。绿色的森林,绿色的山谷,绿色的山峰;流翠的绿,灿烂的绿,醉人的绿。如一幅不须着色的山水画卷,如一首永不褪色的绿色长诗。 面对这绿色荡漾的山峦峰谷,心底不禁升起一阵自豪,因为这绿色画卷中有父母和我的一幅笔墨,这绿色长诗中有父母和我的一段辞章。

阿尔山林业局是大兴安岭成立较早的一个大型森工企业,1947年建局,当时叫白狼林矿支局。建局之初,面对的是日伪掠夺性开发后残败的景象,满山狼藉,满目疮痍,一片片原始森林被变成光山秃岭。面对这样的景象,阿尔山新一代开发者们翻山越岭,穿林海跨雪原,划片标段,勘察设计,最后形成了“采造并举,永续利用,造福子孙”的愿景规划。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便拉开了全民植树造林的宏伟序幕。

那时,每到春秋两季,全局总动员,声势浩大,从局领导到机关干部,从工人到家属,从知青到学生,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洪流,向荒山秃岭进军。远的坐大解放或森铁平板车,近的就列队行军,每个造林点儿上都飘着红旗,漫山遍野红旗招展,那场面真是壮观。

从我记事起,每到造林季节,父亲母亲很早就上山了,中午带饭在山上吃,母亲常常头天晚上贴一锅苞米面大饼子,除了给自己和父亲带的,剩下的就是我和弟弟妹妹明天的饭了。偶尔蒸两个馒头给父亲带上。那时,林区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有数的细粮和肉蛋之类的好东西都先给“上班儿的”吃,老婆孩子靠后。父母一般回来的都很晚,每当这时,我和弟弟妹妹都是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望着大门,等着盼着母亲回来,我们饿了!那时候,我们还体会不到父亲母亲有多累,也从来没听他们叫过苦叫过累。

有一年秋天,我大概10岁,父母上山造林去了。一天下午,下起了暴雨,我带着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趴在窗台上,一边看着密密的雨点儿击起的水花,一边等着父亲或母亲回来。突然,一股水流从大门涌进院儿里,接着就顺着门缝挤进了屋里,转眼间,满院的板皮、原木、酱缸、桌椅都漂了起来,发洪水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哪见过这个阵势,吓得抱在一起坐在炕上哭喊。好在邻居的崔大爷蹚着水过来把房门砸了个洞,又把后墙掏了个窟窿,水才顺着外屋流了出去,要不然,真有房倒屋塌的危险。当父亲母亲回来时,已是满院满屋一片狼藉,看到我和弟弟妹妹瑟缩着、抽泣着、惊恐着坐在炕角,母亲上来就把我们四个紧紧地搂在怀里,好像丢失了以后又找回来一样。总是那么严厉,平时好像从不在意我们的父亲,竟也站在一旁流泪。我想那一天,整个小镇该有多少跟我们一样的孩子经历了一场惊吓,该有多少父母,心急如焚,揪心扯肺地从山上往家赶。但是,如果第二天晴了,他们还会上山,因为他们知道季节不等人。

我家前面就是连绵的群山,山上是茂密的白桦林,春天看山花,夏天摘山果,秋天采蘑菇,冬天放爬犁,那是我童年的“游乐场”。可是,当我读完小学刚上中学的时候,林区不知怎么刮起了一阵采小杆儿的狂风,男女老少能干活的几乎全上山采小杆儿。那真是秋风扫落叶一样,狂风过后,我的“游乐场”变成了“梅花桩”,满山的葱绿变成了“光头翁”。幸运的是,风只刮了一阵,父母们栽植的人工林,因为远且年幼没有遭到被采的噩运。

上中学后,我也像父母一样,每到春秋两季都会加入植树造林的大军。在我那被变成“梅花桩”的“游乐场”,在那被剃了光头的山山岭岭,我们和大人一样,早出晚归,不过,中午那顿饭要比父母们好得多了,有时候,学校统一发面包和饼干。我们手持一把牛舌头形的苗木镐,提着一只苗木桶,沿着拖拉机翻开的垅沟,“三培两踩一提苗”,把一颗颗树苗栽下,同时也是把绿荫栽下,把希望栽下。几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痛。那时候,最想的就是回家饱饱的吃一顿,美美的睡一觉。后来,我走出家乡的校园,走进更远的校园,而植树造林的伟业还在继续。到1992年,阿尔山林区人前赴后继,踏遍荒山,植树造林累计已达100多万亩。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层层表彰。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的汗水、几代人的辛劳,终于把“采造并举,永续利用,造福子孙”的愿景变为了现实。林区人靠伐木为生,也许他们曾经是森林的破坏者,但是,他们更是森林的守护者,是森林的再造者。他们热爱森林,他们热爱绿色,他们是阿尔山这幅山水画卷的真正画家,他们是阿尔山这首绿色长诗的原作者,是他们用阿尔山人的勤劳勇敢,聪灵智慧,奉献精神镌刻成这座绿色丰碑

来源:阿尔山文史资料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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