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长垣县子路墓祠的兴废

在《长垣县仲子路墓是真墓还是假墓》一文中，笔者提到，长垣县蒲城子路墓前的千年墓祠，在元末战争中，遭受重创。到了明朝的弘治八年，知县杜启，仅仅是重修了石碑，并没有怎么修墓祠。到了正德丁丑年，陕西人张治道来任长垣县知县，却已经见不到那座千年墓祠了，他写道：“旧有祠，自春秋暨今，千有余年。其间兵燹凡几经，且统隶无常，祠遂废而弗存。城东三里只祗见其墓。”此时城内千年古祠荡然无存，仅剩城外光秃秃的子路墓了。

张治道打算重修这座千年古祠，但为了不加重长垣百姓的经济负担，他想出了一个妙招。他看中了城内南街的一座佛寺，“锄其寺，立去其佛”，设子路像于内，悬河内公祠匾额。如此这般，以极低的成本重现了子路祠，规模如下：“是祠也，殿宇以间计，三；门宇以重计，二；木大小以根计，则用八百有奇；砖以个计，则用一十二万有奇。” 该工程，兴工于五月六日，次月十二日完工。结束后，张治道立碑以记。

虽说这座长垣城内的子路祠，重现了子路祠，但却跟长垣蒲城的千年古祠，一点传承关系都没有。

而长垣县城外的子路墓，年久失修，有所塌方。大明正统年间，知县萧翼重修子路墓。天顺间，知县刘弘增修子路墓。成化五年，钦差大理寺左寺正刘瀚书写“大贤河内公子路墓”数字，巡按监察御史俞荩摹写树碑，立于子路墓前。

弘治十八年，知县白思诚悉撤其旧新之。以上诸次修缮，大概都没有修建墓祠，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德年间张治道所说的“祠遂废而弗存，城东三里只祗见其墓”。到了嘉靖三十五年，知县钟崇武为子路墓置祭田六亩，既然有了祭田，一般就有了守墓人，自然有了墓祠。所以嘉靖年间的《长垣县志》就记载：“仲由墓，在城东北三里，墓前有祠。”

至此，长垣县出现了两座子路祠，一座，是正德年间知县张治道将佛寺改的，一座是子路墓前的墓祠。

下面分而述之，先说墓祠和墓：

隆庆六年，知县胡宥重修墓祠，置祭田五十亩。

万历三十年，墓祠颓败不堪，知县张文炫重修，焕然一新。

万历四十三年，大名府知府陈所行批准泗水仲氏六十代宗子仲铨之子仲则达、仲则威分守长垣、开州、清丰三墓。

泰昌元年，董象恒来任开州知州，开州人仲师孔对仲则达、仲则威发起诉讼，称自己的祖上早在嘉靖年间就被官方认定为奉祀生员。在御史周万镒和开州知州董象恒的支持下，仲师孔被立为奉祀生员，管理开州、长垣、清丰三处子路墓的祭祀。之后，仲则达、仲则威一度重回泗水原籍，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

崇祯五年，仲则达、仲则威向大名兵备道卢象升提出世承墓祀的请求。崇祯六年，仲则达、仲则威再次获得官方批准，成了奉祀生员，管理开州、长垣、清丰三处子路墓的祭祀。而仲师孔则被褫夺奉祀地位。

崇祯六年十月十六，吏部尚书长垣县人王永光撰《崇祯六年复先贤子路墓田碑记》立碑于仲子墓，记载仲子六十代孙仲则达、仲则威重新守墓、接管祀田的缘由。

仲墓晚霭图

清朝之前，长垣仲子墓祠的规模如下：前有山门，山门右旁立“先贤仲由祠墓”巨碑。过山门为牌坊，上书“三善遗踪”金匾。过牌坊为影壁墙。牌坊与影壁左侧为庑一排，右侧为筒子楼三层。影壁后为子路祠主殿，门上方有“先贤河内公墓”六个大字，后改为“正大高明”匾。主殿后为子路墓，墓前有巨型石碑，上书“大贤河内公子路墓”（字径七寸）。整个祠墓占地数十亩。春秋二祭，除祀田所得外，县衙每次拨银三两为助。

清朝康熙十八年，知县宗琮、教谕刘汉裔因年久毁废，建修门堂墙垣塑像，种树，焕然一新，有碑记。

乾隆十九年，知县屠祖赉、邑人贡生杨锺恒重修。

乾隆二十七年，知县吴钢再次重修。

乾隆五十六年所立石碑记载，每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在子路墓前举行敬贤大会，公布子路墓附近村民的优免事项。该碑碑高1．93米，宽0．71米，厚0．2米，今存。

可惜的是，20世纪30年代黄河泛滥，子路祠墓均被冲垮，如今仅剩遗址，坟头都没了。但仅《仲子三墓志》流传下来的赞颂长垣河内公墓的明朝诗歌就有一百余首，其文化积淀不容忽视。最近听说长垣县在子路墓附近规划广场，要大兴土木，希望仲氏族人能乘此东风，将重修子路墓和子路祠的议程提上来，让千年古祠早日再现，庶几可以告慰先贤。

再说长垣县城内的子路祠。其实在明清两代，城外的墓祠的意义已经跟墓捆绑在一起，跟城内的子路祠，在功能上平起平坐了。

据《长垣县志》记载，长垣子路墓祠的祀典是：“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春祭于墓，秋祭于祠。祭日备器神位前：陈帛二、羊一、豕一、铏一、簠二、簋二、笾四、豆四、爵六、炉一、镫二。主祭官公服诣祠内赞引，行一跪三叩首礼，兴，行献礼，诣神位前，跪连三献爵，叩首，兴，复位，行一跪三叩首礼，毕。”

可见不管是城外的墓祭，还是城内的祠祭，都是很隆重的大事。

作者：仲聿修　录自宋广民主编《长垣文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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