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杉︱金扇：明代墓葬与中日交流
吴麟夫妇墓出土金扇之一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折扇传自日本，15世纪以后在中国南方地区成为随葬品的一种。明代墓葬出土折扇以“金扇”居多，以贴金或泥金菱形图案装饰为基本特点。对于这类“金扇”的来源问题，历来有“日本说”与“本土说”两种。通过辨析金扇的制作目的、装饰形态与工艺演变，可知明墓金扇皆为中国制造。而以金扇随葬的风气又推动了男性文士将书画扇带入地下世界的丧葬行为。
明代出现随葬折扇的现象，以贴金扇和泥金扇居多，此外还有少量书画扇。从墓葬角度观察，用折扇随葬是一种新现象[1]。明墓出土贴金扇、泥金扇扇面主要以各式菱形组合为主要特征，目前只在墓葬中出现，几乎不见于传世品。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明代墓葬为什么放置折扇；二是“金扇”的形态与来历；三是在墓葬语境中，“金扇”与书画扇的关系。
一、 作为“殓衣”的金扇
明代墓葬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折扇，这些折扇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地区，相当部分为贴金或泥金扇，上有几何形图案作为装饰。从现存实物来看，这类贴金扇或泥金扇于16世纪中期出现，大约流行百年左右，到17世纪中期以后就不易看到，算是中国折扇发展史中一种颇为独特的类型。它们出现在墓葬中的原因以及明代人如何看待这种折扇是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
江西南城县两座17世纪前后的墓葬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1603年下葬的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墓里共出土折扇四把，其中朱翊鈏（1537—1603）随葬折扇一把，元妃李英姑（1538—1556）棺中出土一把，继妃孙氏（1543—1582）有两把。这四把折扇形制相近。朱翊鈏折扇两面均有黑地描金彩绘祥云和盘龙纹，不过现已漫漶不清。出土位置在死者头部附近。扇顶面宽55厘米，高31厘米。扇主骨上端内侧还书有“价廿五”字样。继妃孙氏棺内随葬的折扇，一把扇面绘黑地描金云龙纹，一把作黑地描金云龙鸟兽图。装饰图形与朱翊鈏折扇相近，大小也完全相同[2]。
比较特别的是元妃李氏随葬折扇（图1）。这把折扇放在李氏头部旁边，开宽也是55厘米。折扇一面为泥金祥云纹，与朱翊鈏折扇相似。另一面装饰手法颇有不同，扇面黑底贴金，图案为不规则菱形或三角形；中心区域留出一个椭圆形，其中另绘图画，“似为月里嫦娥”[3]。整体上看，就是在黑色底子上环绕中央椭圆形画面排列出金色的几何形图案，扇面中心区域菱形较大，两侧菱形渐次缩小。李氏于1556年去世，1557年下葬，后又于1583年迁葬，最后在1603年迁柩，与朱翊鈏合葬。她随葬的这把扇子究竟制作于1557年、1583年还是1603年，目前难有定论。李氏折扇在装饰手法上与朱翊鈏及孙氏随葬折扇的差别，或许可以从下葬的年代差异上获得解释。
图1 益宣王元妃李氏随葬黑地描金云龙纹折扇
朱翊鈏夫妇墓出土的四把折扇大小一致，装饰手法相近。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夫妻三人棺内？同样位于江西南城县的益藩罗川王族墓出土衣物清单给出了一个回答：
正典服所今将成造殓衣数目开具于后：
旒冠一顶，皮并冠一顶，金簪二根，翼善冠一顶，金冠一顶，天青纻丝寿巾一顶，香枕一个，红六云纻丝鸡鸣枕一个，红六云纻丝引带一个，大红五彩织金纻丝四团龙圆领一件，冕服一袋，绿六云改机紬衬摆一件，素玉带一条，玉佩一件，大红六云织金纻丝过肩一件，白云布道袍一件，蓝丝紬长棉被一件，蓝斗紬长夹袄一件，蓝六云纻丝过河中衣一件，白西洋布衫一件，白西洋布单中衣一件，蓝六云纻丝绵中衣一件，白湖紬夹中衣一件，白洋布单裙一条，蓝六云纻丝棉中衣一件，白湖紬夹中衣一件，白洋布单裙一条，蓝六云纻丝棉夹裙二条，白西洋布暑袜一双，白湖紬肩褥一个，脚褥三个，五彩锦棉被二床，棉褥一床，蓝六云纻丝棉褥一床，青纻丝寿靴一双，白梭布大夹衾一件，小夹衾一件，木梳一付，寿箪一床，金扇一把，宝钱七文，宝钞七，手巾脚巾，大明皇历，冥途路引一张，万历二十一年六月日。[4]
所有“成造殓衣数目”由典服所开具。明代初年在各王府设承奉司，承奉司下再设三所，分别是典宝所、典膳所和典服所，其中“典服掌冠冕袍服诸事，设典服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从六品”[5]。此处“殓衣”清单中罗列的一应物件应该都是由王府典服所专为墓主人定制。在殓衣名目之中有“金扇一把”。可惜的是，该墓遭到破坏，随葬品大多遗失，无法确定这把由典服所提供的“金扇”是什么样子。
不过，江西南城县益藩罗川王族墓出土的“殓衣”清单却可以与前述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墓出土随葬品相互印证。一是两座墓葬墓主人活动年代基本一致。南城县益藩罗川王族墓下葬时间在“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1593年，早于朱翊鈏下葬的1603年，又晚于朱翊鈏元妃李氏去世的1556年，墓主人是同时代人。二是墓葬地理位置接近。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墓位于江西南城县北20公里的岳口镇游家巷村，益藩罗川王族墓座落在江西南城县南十余公里的株良镇，两者相距大约30公里，同处一地[6]。三是墓主人皆为明代王族，身份相当，血脉相近，算是远亲。基于以上三点可以推断，朱翊鈏与姓名不详的益藩罗川王族墓墓主人很可能生前就曾相识，两家王府甚至有相当频繁的往来，各自王府下属的典服所也会遵循同一种典章制度。
将益藩罗川王族墓出土文献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墓出土物品相印证，可以确定以下几点：一是朱翊鈏墓出土描金折扇应该就是益藩罗川王族墓“殓衣”清单里的“金扇”。本文也据此将明代其他墓葬中出土的贴金扇或描金扇统称为“金扇”。二是朱翊鈏墓出土金扇可能也是由王府典服所“成造”，也就是说，它们是王室主管“冠冕袍服诸事”的机构为墓主人专门采买、制作的。三是金扇的墓葬功能为“殓衣”，它们作为殓衣的一部分进入到墓葬中。
据《大明会典》，明代的“殓”分作“小殓”和“大殓”。“小殓”之礼在死者去世的第二天早上，大致程序如下：
小殓之礼，以丧之明日，厥明，陈其殓衣于东序，四品五品以下于东房，馔于堂东阶下，设床施薦席褥于西阶，铺绞衾衣。举之升自西阶，置于尸南。先布绞之横者三于下，以备周身相结。乃布纵者一于上，以备掩首及足也。侍者盥手举尸，男女共扶助之，迁于床上。先去枕而舒绢，叠衣以藉其首，仍卷两端以备两肩空处。又卷衣夹其两胫，取其正方，然后以余衣掩尸。左袵不纽，裹之以衾，而未结以绞，未掩其面，盖孝子犹欲俟其复生，欲时见其面也。殓毕，覆以衾。[7]
“大殓”则在死者去世的第三天上午：
大殓之礼，以小殓之明日，夙兴，陈衣于东序，馔于堂东阶下，如小殓之仪。举棺以入，置于堂中少西。侍者先置衾于棺中，垂其裔于四外。侍者与子孙妇女俱盥手，掩首结绞，共举尸纳于棺中。实生时所落发齿，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处，卷衣塞之，务令充实，不可摇动。以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满。丧主主妇凭哭尽哀，乃召匠，匠加盖下钉。[8]
从《大明会典》记录的标准礼仪进程来看，在“小殓”时，殓衣就已经准备妥当；“大殓”时才会将“殓衣”清单中列出的种种物件放入棺内。朱翊鈏及其元妃李氏都将金扇放在头部附近，是将金扇当做比较重要的随葬品来对待。
益藩罗川王族墓出土的“殓衣”清单，还可以与江西玉山嘉靖四十年（1561）夏浚墓出土“衣单”相比较：
江西广信府玉山县招善乡吴田里良田社，恭惟近故会稽郡贵廿五广西参政存名夏浚所有，存曰衣裳开具□后：
一上穿贴身白袖衫一件，白绵□棉袄一件，□□□□褶一件，□□□云绢褶一件，□青苎棉袄一件，□□□苎褶一件，□□□深衣一件。一下穿白绵紬绵裤一腰，葱云绢裙一腰，头插金耳挖一条，玄宁巾一顶，金圈一双，福巾一顶，梳椋一副，□面扇一把，□巾一幅，白布一条，□脚一双，□紬棉袜一双，脚枕一副，□□被褥一副，红素苎绵被一床。共计二十□件，付与明故会稽郡贵□□广西参政讳名夏浚收执，□□□白衣单。[9]
夏浚墓出土衣单年代稍早于益藩罗川王族墓，衣单里也有“□面扇一把”。这把扇子在墓葬出土实物中并没有发现，不过它在衣单里出现的位置与1593年益藩罗川王族墓殓衣清单里的“金扇”大致相当，都出现在衣单靠后的部分，和“木梳”或“梳椋”相近。梳子和扇子都不是衣服，却又是日常生活里的常用之物。后文还会提到，明墓出土折扇大多为贴金扇或描金扇，1561年夏浚墓衣单提到的扇子很可能是“金面扇一把”。
在时代更早的一处江苏江阴明墓里还出土了一份衣物疏。衣物疏上列有各式衣、裙、被、包，以及梳匣、书匣等物，但没有出现扇子[10]。该墓未经干扰，随葬品保留比较完好，可与衣单所录名目相印证。这座墓葬的时代较早，大约是在15世纪中后期。从折扇在明代的传播史来看，折扇大概是在15世纪早期才开始在中国流行[11]。这份衣物疏似乎表明，在15世纪中后期，折扇还没有成为明代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仅就这三份衣单而言[12]，1561年和1603年的墓葬里出现了扇子，而更早期的15世纪中后期的墓葬则没有。在15世纪时，折扇还与“殓衣”无缘；而16世纪中期以后，折扇就明确作为“殓衣”的组成部分进入墓葬。同时还可以看到，两份提到扇子的衣单都出现在江西。至少在江西地区，墓葬里的扇子都是“殓衣”的一部分，它们也很可能是专门为墓葬制作的随葬品。
这就需要为“殓衣”名单中扇子的性质做一个讨论：它们是墓主人曾经使用过的日常用品，还是专为死者地下世界制作的明器？益藩罗川王族墓出土的“殓衣”名单至少提供了其中一把扇子的提供者或制造者：典服所。而朱翊鈏夫妇墓出土形制、规格高度相似的金扇似乎也表明，它们来自同一个作坊。朱翊鈏夫妇墓和益藩罗川王族墓的案例表明，这两座墓葬中入殓的金扇是专为墓葬而作。这也为明墓中的其他金扇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们都是明器吗？
二、 扇面装饰变化
明代墓葬出土折扇根据装饰手法的差别，大致可以分作金扇和书画扇两种。其中金扇进入墓葬的时间早于书画扇。已知有明确纪年、以折扇随葬最早的一例是1546年下葬的江西彭泽明监察御史陶醒翁（1471—1544）墓，墓中出土有“描金折扇一把，扇面完好，两面均为黑底，面饰小方形金片画面”[13]。扇面中心是一大块菱形金箔，周边环绕八块略小些的菱形，再两边则是更小的不规则菱形或三角形金箔。本文把这种中间放置一组大菱形，两边或四周排列小菱形的折扇装饰类型称作“中心对称式”金扇。
浙江安吉吴麟（1485—1553）夫妇墓（墓主人官至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当地称该墓为“吴天官墓”）是时代较早的另一例。该墓出土折扇三把，均为金扇。其中比较完整的一把为“纸质洒金扇面”[14]（图2）。扇面上均匀分布着大小相近的菱形金箔，这种平均排列的规则几何形图案不可能以洒金的方式形成，应该使用的是贴金工艺。本文称这种由均匀分布的菱形组成的折扇装饰类型为“平均排列式”金扇。绝大部分金扇的装饰方法都可以纳入这两种类型。
图2 吴麟夫妇墓出土金扇之一
有趣的是，吴麟夫妇墓也出现了“中心对称式”金扇（图3）。在一把已经比较残破的折扇上，扇面中上方由六块大小不一的菱形金箔构成一个更大的菱形或花叶状，两侧和下方再均匀排列大小相近的菱形。从吴麟夫妇墓同时放入这两种类型金扇的情形可以看出，它们在明人眼中似乎没什么差别。
图3 吴麟夫妇墓出土金扇之二
1581年前后下葬的朱守城夫妇墓提供了数量最多的金扇样本。朱守城夫妇墓葬有朱守城、王氏、杨氏夫妇三人。朱守城和王氏不知殁于何年，杨氏则是在万历九年（1581）去世。该墓共出土折扇25把[15]。这25把折扇中有21把为金扇（图4、图5），装饰有繁有简，差异很大。即便同为“中心对称式”金扇，也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组合方式。有的用上百片菱形金箔铺满扇面，看起来精美眩目；也有的在深色扇纸上点缀一、二十片不规则菱形或三角形金箔，别有一番风味。后一种装饰手法也可以视为前一种装饰的简化版。这也可以看出，到16世纪下半叶时，折扇上金箔的使用出现了新的趋向，一方面趋于简化，另一方面不规则形得到更多运用。
图4 朱守城夫妇墓出土金扇之一
图5 朱守城夫妇墓出土金扇之二
简化版的贴金扇自有特色，在大小不同、形态不一的几何形金箔之外，还可以辅之以洒金，使扇面更显丰富。不过，如果从技术角度出发，工艺的复杂程度却是降低了不少。这种金扇还见于16世纪中后期湖南郴州李家坝明墓出土折扇[16]，以及1613年苏州王锡爵之妻朱氏墓出土折扇[17]。这两把折扇都将贴金和洒金结合起来，在黑色扇底的映衬下，同样可以产生出一种光彩夺目的效果[18]。
在16世纪后期，还出现了在泥金扇面上通过墨色描绘来映衬出菱形图案的金扇。比较典型的是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员夫妇墓（1582）出土金扇。男性墓主人棺内没有发现折扇，女性墓主人则在右手袖内放了一把泥金折扇（图6），于折扇外又以丝巾包裹[19]。这种小心翼翼的处理方式似乎表明，这把折扇是一个特别珍贵的物品，而不仅仅是一件日常用品。扇面图案算是“中心对称式”与“平均排列式”的折衷，在扇面中间偏上的位置用六块小菱形合成一个稍大些的菱形，其余部分则用填墨的方式分割出一百多块规则分布的泥金菱形。这种墨绘的方式在材料使用上并不比贴金更节省，但在工艺难度上却要简单许多。
图6 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员夫妇墓出土金扇
在泥金上辅以墨绘的极端化表现，就是苏州太仓县明黄元会夫妇合葬墓（1639）出土折扇[20]。这把折扇扇面泥金，用23根弧形墨线将扇面分割为近百个菱形、三角形或其他不规则形。虽然扇面看起来依然金碧辉煌，但在工艺复杂程度上却与更早期的贴金扇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一种处理方式，是用“刻”的方式取代墨线，在泥金扇面上“刻”出线条，将泥金扇面分割为各式菱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广东黄扆夫妇合葬墓（1582）出土金扇[21]（图7）。从扇面图案来看，这把折扇还是“中心对称式”。它最大的特点在于使用极细致的线刻——而非线描——划分出上百个大小不同的菱形。笔者仔细观察过这一折扇，扇面上刻痕很浅，却足以将线刻两侧的泥金薄层分割开来，工匠技艺非常精湛。这种在泥金扇面上“刻”出线痕的手法和“绘”出墨迹的方式，虽然在工艺上存在差别，但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在泥金扇面上分割出菱形。就此而言，泥金扇面上的菱形图案是对贴金扇面菱形图案的模仿。出土实物也印证了这一点，明墓中泥金扇的出现时间要略晚于贴金扇。
图7 黄扆夫妇合葬墓出土金扇 广东博物馆藏
明代墓葬出土的金扇装饰有几个明显特征：一是倾向于菱形，或者由菱形变化出三角形和不规则形；二是明代金扇有一个从黑底或深色素底贴金到金底墨绘的发展脉络；三是制作工艺的逐步简化。这种技术上的简化又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方向是减少金箔的数量和密度，降低贴金的难度，另一个方向是用墨绘或刀刻的方式在泥金扇面上制作出图形。这里说的简化只是一种趋势，并不意味着晚出的金扇就一定比早出的金扇简单。此外，结合下文的讨论，本文还倾向认为，这种工艺上的简化趋势也是装饰手法本土化的体现。
三、 金扇源流
折扇最早出现在日本，后来传入中国。大约9世纪前后，日本出现了桧扇，用木片连接成扇形。因形似蝙蝠，这种扇子最开始也被称作“蝙蝠扇”。11世纪时，日本的蝙蝠扇传入中国[22]。11世纪的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记录了借道朝鲜来到中国的“倭扇”：
彼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沙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23]
日本“折叠扇”很早就以深色的“鸦青纸”作底，上用重彩、银泥作画。
从1401年到1547年，日本曾向明王朝派出19次遣明使，朝贡方物[24]。朝贡物品中多有折扇。《筹海图编》记录“制限进贡方物”如下：
马、盔、铠、枪、剑、腰刀、玛瑙、苏木、涂金装彩屏风、描金粉匣、描金笔匣、洒金木铫角盘、洒金文台、洒金手箱、洒金厨子、贴金扇、抹金提铜铫、水晶数珠、硫黄、牛皮。[25]
《筹海图编》成书于1562年，书中所说日本进贡的“贴金扇”，应该是中国对于日本制作的采用了贴金工艺的扇子的一种称呼。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提到来自日本的“泥金”折扇：
今日本国所用乌木柄泥金面者颇精丽，亦本朝始通中华，此其贡物中之一也。[26]
日本传入折扇不会都是贴金扇或泥金扇，但这种用黄金做装饰的折扇肯定是其中比较吸引明人关注的类型。
朝贡之外，日本借由民间贸易输往中国的商品里，折扇也占很大比重[27]。晚明文震亨《长物志》里提到了一种“以金银屑饰地面”的日本折扇，或许就得自民间贸易：
又今之折叠扇，古称聚头扇，乃日本所进，彼中今尚有绝佳者，展之盈尺，合之仅两指许，所画多作仕女乘车跨马踏青拾翠之状，又以金银屑饰地面，及作星汉人物，粗有形似，其所染青绿奇甚，专以空青、海绿为之，真奇物也。[28]
以“金银屑”做纸面装饰，上面再绘图画，也是日本折扇的一个重要特征[29]。
虽然日本贴金扇和泥金扇在明代大量传入中国，但目前还没有一件可靠的、来自日本的金扇实物得到发现。日本当时传来的金扇究竟为何种形态，也不是特别清楚。自日本折扇传入中国，中国就开始仿制日本扇，形成自身折扇特点后又回传日本[30]。15至17世纪，中国金扇与日本金扇究竟在何处有所承接，何处又有不同，至今仍是一个难题。
对于明墓出土“金扇”的来历，近年来学术界大体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根据明墓出土折扇上的几何图案，推测这些扇子可能是日本扇，或直接仿日本扇。如有学者推测华亭诸纯臣夫妇墓（1601）随葬折扇“可能是当时舶来之物”[31]。另一种观点认为明墓金扇都是中国本土产物，例如根据谢肇淛《五杂俎》“吴中泥金最易书画，不胫而走四方”的记载，认为这些扇子不仅出自本土，甚至可以确定“基本为苏州生产的‘吴扇’”[32]；又或者根据宣德炉上有“雨点金”，从而推测金扇上的菱形装饰出自中国本土[33]。
在梳理金扇装饰手法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重新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菱形金箔装饰手法的来历。最晚在12世纪，日本就开始用菱形金箔和银箔装饰纸张。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元永本古今和歌集》所用纸张上有大量近似菱形的金、银箔装饰，金、银箔上还留有墨迹，即文震亨所说“以金银屑饰地面”，之上再作书画的情形。这一写本记有“元永三年七月廿四日”，可知时间为1120年[34]。时代也在12世纪的《扇面法华经》（大阪四天王寺藏）上也饰有菱形和不规则形金箔。从存世书画来看，12世纪的日本已经流行用菱形或方形金箔装饰成华丽的书写料纸，用于抄写经书、和歌集册子与扇绘[35]（图8）。这种用金银箔、云母等媒材修饰而成的“料纸”在日本一直得到应用，自12世纪到17世纪几乎从未间断[36]。
12世纪的日本折扇同样使用菱形或方形金箔来装点扇面。严岛神社所藏、传高仓天皇（1161—1181在位）御寄扇的扇面上有菱形金箔装饰[37]。这把折扇的时代在12世纪，大概是已知在折扇上贴菱形金箔最早的一例。这种装饰手法在12世纪之后折扇上的应用情况还需要考察。九州国立博物馆藏有一件14世纪的《日月图军扇》，一面用金箔贴出日轮，另一面用银箔贴出月轮。德川博物馆藏有一把16至17世纪折扇，在泥金底色上绘出一株老松，扇面中间再放上一个银色圆轮[38]。德川美术馆收藏有一套17世纪《百番谣本》，画家在暗色底子上用泥金绘出折扇，扇面部位又贴菱形金箔（图9—11）。这套画帖的作者传为观世黑雪（1566—1626），与明墓金扇流行的时代相近[39]。不过，在12至17世纪之间，目前还没有发现与明墓金扇所用菱形图案完全一致的日本扇。这也是明墓金扇来历一直存在争议的原因。
图9 传高仓天皇御寄扇 12世纪 严岛神社藏
图10 折扇 16-17世纪 德川博物馆藏
图11 传观世黑雪笔《百番谣本》中描绘的折扇 17世纪 德川美术馆
明墓金扇有两个核心元素：折扇和菱形金箔装饰。如果分别考察它们的源头，可以看到，折扇传自日本，用菱形金箔装饰折扇同样也始于日本。那么16—17世纪中国金扇中用菱形金箔作核心装饰的形式，最早可能也出自日本。中国金扇演变脉络中呈现出的工艺逐渐简化的趋势，似乎也可以从先模仿“倭扇”，进而自出机杼的角度获得解释。根据明人观察，日本在贴金、洒金工艺上似乎要技高一筹。郎瑛《七修类稿》比较了中国和日本在“金”的使用上存在的工艺差别：
古有戗金而无泥金，有贴金而无描金、洒金，有铁铳而无木铳，有硬屏风而无软屏风，有剔红而无缥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东夷或贡或传而有也。描金、洒金，浙之宁波多倭国通使，因与情熟言餂而得之。洒金尚不能如彼之圆，故假倭扇亦宁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缥霞，宣德间遣人至彼传其法。软屏，弘治间入贡来，使送浙镇守，杭人遂能。鸟嘴木铳，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40]
按郎瑛的理解，中国古代有戗金、贴金，而无泥金、描金和洒金。即便在“本朝”学到了来自日本的装饰方法，在技巧上仍不如日本圆熟精到（“尚不能如彼之圆”）。中国“金扇”可能始于模仿日本折扇，在日本金扇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本国特色，尤其中国折扇上用墨绘线条与刻划线条来形成金色菱形，是装饰史上非常罕见的手法。
需要辨析的是，所有已知的中国金扇，目前没有任何一例可以确认为日本扇，或是完全摹仿日本扇。除非能够在日本发现与中国“中心对称式”或“平均排列式”金扇相近似的折扇，才能确认中国明代金扇的形式直接来自日本。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本文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明代墓葬中出土的“金扇”乃是中国工匠根据日本折扇做的“转换”或“发明”。越到后来，“发明”的成分就越多。
四、 墓葬、折扇与性别
金扇在明代墓葬中为男女所通用，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不过在金扇之外，明代墓葬中还有另一类折扇，即“书画扇”。明墓出土书画扇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只作为男性墓主人的随葬品出现。这就需要讨论金扇、书画扇与性别的关系。
朱守城夫妇墓（1581年前后）是较早出现书画扇的明墓。朱守城随葬折扇15把，其中11把为金笺扇或洒金扇，还有书画扇四把，“正面墨绘山水、花鸟、鱼虫，背面均有题诗”：一把为严纳、翟钟玉墨书，一把有周天球行书，一把由陆治绘梅石，一把有“叔平”朱文印和楷书苏轼《超然台记》[41]。需要注意的是，这四把折扇都以泥金作底，在泥金底上再作书画。
泥金底书画扇同样以泥金装饰扇面，在这个意义上，泥金底书画扇似乎也称得上“金扇”。但在装饰方式和价值趣味上，泥金底书画扇却与前文所述金扇有很大的差别。无论贴金还是泥金，抽象的金色几何形始终是金扇视觉上的中心。而泥金底书画扇则完全放弃抽象的几何形，将泥金底作为背景来衬托书法或绘画，虽然保留了原先金扇在材质（“金”）上的特征，视觉重心却是金底上的书与画。
在朱守城夫妇墓中，与朱守城随葬书画扇形成反差的是，他的两位夫人都只随葬了金扇。夫人王氏随葬折扇两把，杨氏八把，都是几何纹金扇，没有一把书画扇。在对于随葬折扇的选择上，朱守城兼顾了早先流行的几何形金扇，又增添了泥金底书画扇，似乎做了一个新的突破。而他的两位夫人似乎就更为传统，没有做同样的变动。
与朱守城夫妇墓情况相似的，是同样位于上海的诸纯臣夫妇墓。诸纯臣卒于1601年，去世之后随葬泥金书画扇三把：左手握一把墨笔山水折扇；右手握一把墨笔山水折扇和一把墨笔“岁寒三友”折扇。三扇均以泥金作底。诸纯臣的夫人杨氏卒于1624年，仅随葬几何形图案金扇一把[42]。而且和朱守城一样，诸纯臣随葬折扇在数量上多过他的夫人。
时代略晚于诸纯臣墓的江苏吴县许裕甫（1546—1610）墓出土了三把折扇，其中有两把泥金书画扇：一把有文徵明（1470—1559）书画；一把有申时行（1535—1614）题诗。此外还有一柄“随葬明器”，对这一明器，考古报告未作更多描述[43]。文徵明时代早于许裕甫，可知这一书画扇并非为墓主人专门制作，而是墓主人通过购买或其他途径获得，然后再将它带入墓中[44]。申时行题诗扇也是类似情况。它们应该都是许裕甫生前钟爱之物，去世之后作为“生器”随葬[45]。
以上三墓出土的书画扇均为泥金底书画扇。到1613年，在王锡爵夫妇合葬墓里出现了一把“纸面书画折扇”。这把折扇是王锡爵（1534—1611）的随葬品，他的夫人朱氏则是随葬“圆头雨金乌漆竹骨洒金扇两把”[46]。仅从随葬折扇角度而言，王锡爵夫妇合葬墓有两个特点：一是随葬折扇彻底脱离了金扇范畴，形成男性墓主人随葬纸面书画扇与女性墓主人随葬几何形金扇的对照；二是女性墓主人随葬折扇多于男性墓主人。
在明代墓葬语境中，书画扇与几何纹金扇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关系。存世的明代折扇或扇面数以千计，绝大部分为书画扇。有明确纪年的书画扇可以追溯到1427年朱瞻基的《山水人物图》扇。而在泥金扇面上作画的情况15世纪后期也已经比较常见，沈周（1427—1509）等吴门画家均有泥金扇面画作传世。不过，这种折扇在明代也堪称奢侈品，更多更常见的还是保持纸张本色的纸面书画扇。但在墓葬语境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6、17世纪进入墓葬的折扇绝大多数是几何形金扇，书画扇凤毛麟角。明代墓葬在选取作为“殓衣”的折扇时，应该是有意识地选取了金扇这个特殊类型，同时也有意识地排除了其他类型（如书画扇）。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墓出土金扇虽然绘有龙纹，也只为突出王族身份，更近似图案装饰，而非通常意义上的书画。
就几何纹金扇随葬而言，男女墓主人也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总体来说，夫妇合葬墓中男、女墓主人的折扇数量大体相当。益藩罗川王族墓中的“殓衣”清单记录一把“金扇”，夏浚墓出土衣单同样只记录一把。从“殓衣”的角度来看，一把就足够了。身为王族的朱翊鈏随葬折扇一把，元妃李氏一把，继妃孙氏两把。曾为内阁首辅的王锡爵一把，王锡爵夫人两把。对于大部分墓主人来说，一至两把折扇足矣。
对那些随葬三把以上折扇的情况，如朱守城随葬15把折扇的极端表现，则需要从其他角度来考察。先考察金扇的经济价值。关于明墓出土金扇的价格只有一条记录。益宣王朱翊鈏墓出土折扇提供了一个信息：“价廿五”。根据明人记录物品价格的习惯，这里的“价廿五”应该是25两白银。这就为今人了解金扇在当时的价格提供了参照。
扇子的大小和工艺都可能会影响到价格。朱翊鈏扇长31厘米，这是明墓出土折扇的常规尺寸。王锡爵夫妇墓出土三把折扇都是“九寸”，大约在30厘米上下。吴麟夫妇墓的三把折扇，长度分别是28.8厘米、29.9厘米和30.5厘米[47]。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员夫妇墓出土金扇长30厘米[48]。朱守城夫妇墓出土的25把折扇，最长的达到37厘米，最短的也有29.6厘米[49]。相当一部分明墓出土折扇还不见于考古报告，目前尚不能对这些折扇做完整的统计和分析，仅就已知而言，无论金扇还是书画扇，最小的在28厘米，最大的有37厘米，大部分在30厘米上下浮动。就扇子大小来说，男、女墓主人随葬折扇没有差别，书画扇和金扇也没有不同。在大小不变的情况下，扇面、扇骨的用料、加工也会影响造价。如吴麟夫妇墓、朱守城夫妇墓中部分制作极为精美的金扇，造价应该不在朱翊鈏金扇之下。工艺较为简略的金扇，价格或许会稍低。
书画扇的价格可以参照明代中后期的卷轴画。谢时臣（1487—1567）《省中帖》上有题跋：“承付来石田大障，入目烂然，其笔法俱学董源与僧巨然，景奇意古。但题款之外，为俗士刊去，是亦可恶。其画为此破损，价在五两以下可买。如更要多，不必成此。”[50]一幅沈周“大障”因品相不好，同行估价为五两白银。项元汴（1525—1590）在沈周《水墨写生图》（二幅）后记录他购买时的金额“其值三金”[51]，折算下来，一幅折合1.5两白银。稍晚的李日华（1565—1635）在《味水轩日记》记录他购买沈周《灞桥诗思》画卷时花费了“数金”[52]。在中、晚明，沈周的小幅画作大概在二三两白银上下浮动，大画视情形而定。项元汴还记录文徵明《袁安卧雪图》立轴的价格为“十二金”[53]；唐寅《嵩山十景》册“原值二十四金”，该图册有画幅十开，一开一“景”，每“景”平均折银2.4两[54]。以上作品的交易都发生在16、17世纪[55]，与本文讨论的出土书画扇时间相吻合。
以卷轴画作参照，制作优良的金扇价格要远远高于同时代画家的卷轴画。当然，如果明代书画名家在一幅昂贵的泥金扇面上作画，总价或许可以达到或超过“价廿五”。朱守城、诸纯臣、许裕甫随葬的书画扇都以泥金作底，实际上是在“金”扇的基础上再作书画，如果再配上文徵明、陆治、申时行等名人字画，经济价值不仅远超纸面书画扇，应该也非一般明墓金扇可比。
这就可以看出，朱守城、诸纯臣均随葬多把金扇以及泥金书画扇的情况，或许有显示财富的意图。此外，朱守城、诸纯臣随葬扇子的数量都两到三倍于他们的夫人，从他们的例子来看，众多金扇的随葬似乎是在体现男性墓主人对更多财富的占有。
与之相反的是女性随葬折扇多过男性的情况。如朱翊鈏夫妇墓、王锡爵夫妇墓，都是女性墓主人折扇数量多过男性墓主人。前文提到过的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员夫妇墓也是如此，男性墓主人身边未发现折扇，而女性墓主人则用丝巾包裹着一把几何纹金扇。对于部分身居高位的男性而言，似乎并不在意金扇的数量甚至有无。
夫妇合葬墓中反差最大的是王锡爵。王锡爵随葬的是一把“纸面书画折扇”，他的夫人朱氏随葬了两把金扇。无论从扇子本身的价值还是数量，王锡爵均不及朱氏。对于王锡爵来说，经济因素肯定不是他偏爱书画扇的理由，而只能是出于个人喜好或者文人趣味。
以书画扇随葬，多少体现出墓主人的某些个人喜好。同时，将书画扇带入墓葬的行为还包含了一种隐性的文化权力，即对于书法、绘画欣赏与观看的占有。女性墓主人多使用金扇随葬，很可能更多是某种墓葬传统的体现，既然“殓衣”中需要一把金扇，那就放一把金扇。金扇最初成为“殓衣”的一种时，夫妇合葬墓的男、女墓主人均随葬金扇[56]。也就是说，在折扇进入墓葬早期阶段，金扇并不带有特殊的性别含义。到后来，书画扇成为部分男性的选择，他们将生前喜爱之物随身携带，替代作为标准“殓衣”的制式金扇。对于女性而言，金扇大约近似于“明器”。随她们下葬的金扇作为“殓衣”得到制作，专供她们在地下世界使用。而男性墓主人则将个人身前喜爱之物带入“殓衣”，打通了“生器”与“明器”间的界限。
结论
折扇在中国于15世纪开始普及，到了16世纪中期，就作为“殓衣”的一部分进入到墓葬之中。从出土位置来看，折扇通常位于墓主人身体周边，如头部附近、手上或袖中。与身体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接触，使折扇带有了“衣”的特征，在地下世界与逝者构成紧密的联系。
自折扇传来中国后，书画扇就一直存在。不过从出土实物来看，更早成为“殓衣”的却是金扇，而不是书画扇。益藩罗川王族墓出土“殓衣”清单列出“殓衣”品种之时，特别记录了衣物材质与色彩。除“金扇”外，与“金”有关的还有“金簪二根”“金冠一顶”。“金”无疑就是价值和等级的象征。此外，这份“殓衣”清单对于进口的外国材料也有特别强调，例如“白西洋布衫一件”“白西洋布单中衣一件”“白洋布单裙一条”“白西洋布暑袜一双”。来自欧洲的“西洋布”必定价格不菲，而且富于异域情调。如前文所述，明墓出土金扇中的核心元素来自日本，对于明代中国而言，这种奇异而华丽的扇面装饰可能会引发不同于其他折扇的联想。
关于明墓金扇与日本扇的关系，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作讨论。一是中国明墓出土金扇的产地。目前可以确定，这些金扇都是中国本土制造。一方面，如早先学者们指出的，这些折扇带有大量的中国元素，如扇骨数量、扇骨材质，以及除菱形外的其他装饰图案（龙纹、汉字等）；另一方面，明墓金扇的装饰手法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远离早期“原型”的趋势，这种演变也证实了它们的中国身份。二是金扇核心元素的来源。以金箔装饰扇面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日本，明墓出土金扇以菱形金箔作为核心元素，这一形式应该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日本。三是明墓金扇“原型”是否直接出自日本，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目前对13至17世纪日本折扇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很难就这一问题做出清楚可信的回答。本文倾向于认为，既然大量明代文献声称15世纪有大量日本金扇传来中国，那就很难排除源自日本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正因为此类金扇带有明显的异域色彩，更接近“明器”貌而不用的特质，才使它们成为进入地下世界的首选。
继金扇之后，书画折扇也成为随葬品的一部分进入墓葬，既有体现财富的意图，同样也是丧葬习俗与墓主人个人趣味相结合的产物。男性墓主人以书画扇替代金扇的行为，不仅将世俗生活中知识精英占据文化资本的象征——书与画——带入地下世界，似乎同时也展现出男性即便进入地下世界时，依然可以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自由：在地下世界，女性似乎只能沿袭某种已经得到确立的墓葬传统，而男性则可以创造出新的墓葬传统。
注释
[1] 根据已有的考古成果，明代墓葬中才开始出现折扇。见何继英《上海明代墓葬概述》，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9期；夏寒《试论江南明墓出土折扇》，载《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
[2]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载《文物》1982年第8期；江西省博物馆等编《江西明代藩王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148页。
[3]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
[4][6] 江西省博物馆等编《江西明代藩王墓》，第154页，第133、152页。
[5]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重定宫官六尚品职及内官监司库局与诸门官并东宫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职”，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明太祖实录”，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506、3513页。
[7][8] 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第31页。
[9]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玉山、临川和永修县明墓》，载《考古》1973年第5期。
[10] 江阴博物馆：《江苏江阴叶家宕明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09年第8期。
[11] 庄申：《扇子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97页。
[12] 关于明代衣物疏的讨论，参见黄景春《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9—571页。
[13] 丁茂松：《彭泽清理一座明监察御史墓》，载《江西文物》1990年第1期。
[14][47] 周意群：《安吉明代吴麟夫妇墓》，载《东方博物》2014年第2期。
[15]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合葬墓》，载《文物》1992年第5期；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27页。两篇考古报告对折扇内容和数量的记录略有差别，1992年的考古报告统计笼统地说出土23把折扇，2009年的《上海明墓》分别统计三人随葬折扇为15把、2把、8把，合计25把，比较细致。本文暂依《上海明墓》。
[16] 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李家坝明墓》，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0辑，岳麓书社2014年版。
[17][46] 苏州市博物馆：《苏州虎丘王锡爵墓清理纪略》，载《文物》1975年第3期。
[18] 这是考古报告对王锡爵夫人朱氏随葬折扇的评价，见《苏州虎丘王锡爵墓清理纪略》。
[19][48] 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第128页，第129页。
[20]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太仓县博物馆：《苏州太仓县明黄元会夫妇合葬墓》，载《考古》1987年第3期。
[21] 林业强编《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9年版，第120页。
[22] 中村清兄『日本の扇』（河原書店，1942）209—215頁；王勇：《日本折扇的起源及在中国的流播》，载《日本学刊》1995年第1期。
[23]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页。
[24] 朱莉丽：《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页。
[25] 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4页。
[2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63页。
[27] 荆晓燕：《明清之际中日贸易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第195页。
[28] 文震亨：《长物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0页。
[29] 日本折扇上多有图绘，这方面的讨论参见吴雪杉《董其昌与日本画》，载《世界美术》2018年第1期。
[30] 王颋：《折迭扇的输入与仿制》，载《东南文化》2001年第9期。
[3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郊明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63年11期；石守谦：《物品移动与山水画——日本折扇西传与山水扇画在明代中国的流行》，《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41页。
[32] 何继英：《上海明墓出土折扇》，载《上海文博论丛》2003年第1期。
[33] 刘明杉：《外番巧艺夺天工，笔底丹青智莫穷——明人眼中的日本纸折扇》，载《中国收藏》2018年第6期。
[34] 九州国立博物館『王羲之と日本の書』（九州国立博物館，2018）100頁。
[35] 辻惟雄：《图说日本美术史》，蔡敦达、邬利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27—132页。
[36][39] 德川美術館『金と銀の国ジパング：輝きときらめきの美術』（德川美術館，2017）62—70頁，70、138頁。
[37] 中村清兄『扇と扇絵』（河原書店，1983）116—121頁。
[38] 德川美術館『家康の遺產』（德川美術館，1992）26頁。
[40] 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页。
[41]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合葬墓》；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第125—127页。
[4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郊明墓清理简报》。
[43]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洞庭山发掘清理明许裕甫墓》，载《文物》1977年第3期。
[44] 苏华萍：《吴县洞庭山明墓出土的文徵明书画》，载《文物》1977年第3期。
[45] 巫鸿：《“生器”的概念与实践》，载《文物》2010年第1期。
[4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合葬墓》。
[50] 徐邦达著，故宫博物院编《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书法》第3册，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2页。
[51] 李佐贤：《书画鉴影》，《续修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708页。
[52] 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页。
[53] 吴荣光：《辛丑销夏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082册，第577页。
[54]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图录》第22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年版，第223页。
[55] 关于明代书画市场价格，参见叶康宁《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5—219页。
[56] 有观点认为墓葬中随葬折扇是“文人习气使然”，见《试论江南明墓出土折扇》。本文认为女性随葬金扇与“文人习气”关系不大。这个问题或可做更多讨论。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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