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暨湖北省委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暨湖北省委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长江局暨湖北省委机关旧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珞珈山街(原珞珈碑路)12号。

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武汉笼罩在一片-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革命活动完全转入秘密状态。中共湖北省委秘密转移到珞珈碑路12号,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同时成立长江局,管辖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安徽、陕西等省党的工作,罗亦农任书记,陈乔年、任旭、刘昌群为常委。长江局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湖北省委的负责人,为了工作方便,两个机关就都设在珞珈碑路12号。毛泽东、罗章龙、王一飞、李维汉等人曾在此居住,一些外地来汉的中央委员也曾在这里作短暂停留。罗亦农、陈乔年等人也是从这里出发出席八七会议。会后,湖北省委起草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先后派遣370多名党员干部分赴各地,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动秋收暴-动。湖北省委还大力整顿和恢复各级党组织,收集脱离党组织,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组织他们参加罢工斗争,这些措施使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坚定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斗争信念。

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成为湖南、湖北等8省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它从这里向所辖各省发出许多重要指示,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指导各地党组织进行整顿、举行秋收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土地革命。1927年底,长江局撤销,罗亦农等先后调离湖北

中共中央长江局暨湖北省委机关旧址于1983年4月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市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江苏路上“红色秘密基地”: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位于江苏路389弄深处的一幢宁静小楼,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斑驳的地板、模糊的相片、朴素的家具……记录着昔日的时光。

严格执行“隐蔽精干”方针

1946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上海中央局;1947年1月16日,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5月6日,为了加强与调整我党在蒋管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正式改名中共中央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张明)4名委员组成,刘晓为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刘长胜为副书记,主要分管上海市委和职工运动;钱瑛为组织部部长,负责上海中央局领导的各省、区党组织及青年组、全国学联党组的工作;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1948年10月由吴克坚接替刘少文工作)。

此外,专设了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由张执一负责工商界与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沙文汉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在这个委员会的推动下,上海进步教授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大教联);同时上海局创办了《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等报纸,以及《文萃》《文摘》《真理与自由》《现代妇女》等刊物。

1947年10月,上海局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副书记林枫(1948年秋任书记),委员周克(1948年秋任副书记)、王锡珍、丁瑜。管辖范围是除了上海、南京以外的苏南中等城市以及浙东地区、杭州及杭嘉湖地区、淞沪地区和上海近郊各县的党组织及党所领导的部分武装游击队。为了更好地领导策反工作,1948年11月,又设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由张执一任书记、沙文汉任副书记,委员王锡珍、李正文、田云樵。

1949年4月,张执一离开上海,策反委转由沙文汉领导。策反委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局长兼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又兼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率所部4000多人在嘉兴起义;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驾驶重型轰炸机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起义;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等,为加速上海解放进程及保护城市基础设施作出了重大贡献。

根据中央指示,上海局采取少开全体会议、多作政策指导、委员分工负责、平行组织、单线领导、党员转地不转关系等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严格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确保领导机关的机密性和对下属领导的持续性,在国统区开辟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正面战场。上海局的建立也是抗战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回城市的重要标志,是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重要部署,为保障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国统区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江苏路永乐邨21号

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海有几处重要的场所,如愚谷村121号(今南京西路1892弄121号),一栋双幢三层的楼房,三面有门,北通愚园路,南临南京西路,东为乌鲁木齐北路,底层是以王辛南与党外人士林俊卿医生名义开办的中华医药化验所,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来开会时,手里常常拿些糕点、玩具之类的礼物,装成客人的样子,会议结束便由三个门相继离去。1948年年底,随着中华医药化验所的停办,此处随即停止了使用。如马立斯新村(今重庆北路216弄52号),这处房产原为美国海军所有,1947年春,经上海局指示,由党的老交通员熊志华租下,上海局偶尔在此开会,1948年6月停止了使用。再如,新闸路来安坊(今新闸路1576弄5号),一幢二层的楼房,住着地下党员周绮林与她的母亲。1946年八九月间,上海地下党准备在此设立电台,并派江闻道、沈德钧夫妇搬来二楼居住,以此掩护电台报务员郑惠英的工作。后因周围环境不利发报,电台一直没有启用。1947年9月,郑惠英撤走,周绮霖暂时离沪,江闻道夫妇仍住在这里,之后便成了上海局的机关之一,刘晓、刘长胜、刘少文不定期在这里碰面,张执一、沙汉文、张承宗也时而前来参与讨论或汇报工作。另外,还有愚园路81号二楼,和福履里路、台拉斯脱路口(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但最重要的,一定是江苏路永乐邨21号(今江苏路389弄21号)了。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指示,王辛南以私人名义租下了江苏路永乐邨21号。这幢假四层楼房,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位于永乐邨弄堂底,周围僻静隐蔽。当年的布置,一楼是张执一、方行两家老人和孩子日常的活动场所与餐厅,方行、王辛南夫妇住在二楼,张执一、王曦夫妇住在三楼,三楼也是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四楼平时放些杂物,1946年4月,冯文彬由延安来上海,在四楼住了约3个月,他走后不久,钱瑛从南京调来上海工作,同样住在四楼,住了约1个月。

在永乐邨21号经常开会的有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还有张执一、张承宗。会议内容以讨论中央指示、上海局势、政策、策略、重大斗争为主,具体不涉及人事组织。每次开会时,桌上放有麻将或扑克牌作掩护,方行、王辛南则在楼下“望风”,散会后,再负责把“客人”送走。刘长胜指示方行、王辛南夫妇负责掩护张执一全家,既需保全这里作为高层领导开会的机密场所,两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完全由王辛南出面一一照应。

户口检查应对有惊无险

1948年8月,国民党借口重新分发身份证而进行户口检查,规定各户在轮到检查时必须守候在家,并需以照片核对。这项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计划,无疑对永乐邨构成巨大威胁。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在永乐邨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最后决定暂时转移去杭州以保安全。于是,假托有几位上海资本家要去杭州名刹做佛事,请佛教界著名居士赵朴初备函,介绍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由方行陪同前往杭州拜访净慈寺方丈。方丈得知5位是来大做佛事(打水陆)的,分外殷勤,安排他们住在了深院独立小屋。在与方丈谈完佛事之后,他们决定在寺内小住几天再回去,时值天气炎热,以白天不宜外出至晚间才能游湖赏月为由,刘和张等4人白天在室内佯作打牌消遣,实为开会议事,方行带着6岁的张纪生(张执一长女)在院子里玩耍观察动静。一行人住了约一个星期,得到王辛南的上海来信,知道上海的户口大检查已经过去,大家才分头返回。

还有一次,张执一联系的一位国民党立法委员被捕了,特务机关知道他与共产党某位高级干部时有往来,却限于消息,只知这位干部姓张,湖北人,是个胖子。见那位立法委员死不招供,特务转而用枪逼着他的司机开车去送“胖子”客人回家的地方。司机开到张家附近停下,解释说自己忙于开车掉头,不曾见到客人下车后离去的方向,特务无奈到派出所查户口簿,查到有三家姓张的湖北人,于是一家一家找胖子,排除两家后,来到了永乐邨21号。

那天,恰巧张执一的夫人王曦在,国民党问王曦要她先生单独的相片,王曦是地下党高级干部,有经验,打扮和举止如寻常上海家庭妇女一般。她取来一张全家福,对特务说先生到南京做生意去了,只有这一张,没有单独照过,你要就拿走,不要就拉倒!国民党之所以要单独相片,是因为当年的拍照技术比较差,单人照片相对来说更加清晰,便于他们比对指认。晚年张纪生回忆说:“那时候国民党还是认为共产党员都比较穷,看我家里条件都还不错,佣人、厨师、老老小小一大堆人,没要到单独的照片,他们也就作罢离开了。”

由于掩护方式的异常严密谨慎,中共中央上海局这一最大的“红色秘密机关”从未暴露,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哪怕今天,我们仍然对发生在这里的那些故事,了解得少之又少。据说,当年家中两名佣人虽然与两家老小在一起生活多年,却对房屋主人从事的工作毫无所知,直到上海解放,看到住在这里的“先生”“小姐”“太太”个个穿上了解放军军装,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方行与张执一两家先后搬离了永乐邨21号,接着王辛南的亲戚来住过一段时间。1950年,按刘长胜的指示,房子移交给了上海市总工会。当时刘长胜给方行写了一张便条:

方行同志:请你写一介绍信给你的亲戚(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总工会丁盛雅同志去接洽。请将此介绍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

1981年,张执一从北京来到上海,特意去看了永乐邨这幢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房子。弄堂还在,一切依旧,在那扇熟悉的铁门外,老人驻足良久。

(作者系民建会员、中国作协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期间使用最长的机关旧址,年内将对外开放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号“上海大调研”

充分发掘保护上海革命遗址遗迹,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更好感悟信仰之力、理想之光、使命之艰、担当之要。

黄浦两处重要红色革命遗址将于年内完成布展并向公众开放,这两处红色遗迹分别是:

位于南昌路100弄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刚刚完成内部修缮,即将开始布展工作;在3公里外的云南中路上,紧邻天蟾逸夫舞台的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保护修缮工程完毕……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关心下,黄浦区积极推进“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将修缮好、保护好红色文化遗址遗迹作为打响“红色文化”品牌的重中之重,积极配合中共“一大”纪念馆工程建设,先后完成了团中央机关旧址整体改造,支持提升周公馆韬奋纪念馆黄浦剧场三山会馆等场馆展陈能级。据悉,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又新”印刷所旧址的保护利用也正在抓紧推进中。

星火初燃 这里见证着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过程

花岗石门框有青石雀替,饰卷叶花草浮雕;窗楣犹见红砖砌成的多重线脚,木制百叶窗全部按原样恢复,内部木饰还保留着近百年的挂落……

位于南昌路100弄内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是一幢建于1911年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民宅。建筑坐北朝南,一客堂一厢房布局,有后天井,有可以连通后弄堂的灶间,总面积约168平方米。

目前,修缮工作也基本完成,特别是房屋中的榫卯结构木立柱、褚红漆、旧式电灯的灯垂和线轴等,一切都保留着原有的建筑和内部布设风貌。

1920年初,《新青年》编辑部随同陈独秀来沪迁入此处。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此成立。1921年6月初,经陈独秀、李大钊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后,此地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过程,既是《新青年》杂志办刊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据介绍,当下的展陈内容也将围绕“办刊地”“成立地”“办公地”三部分内容展开,主题初定为:星火初燃。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期间 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

漂亮的青石色水刷石墙面,与紧挨着的天蟾逸夫舞台外立面浑然一体,建筑二楼的东面有一排大开幅的玻璃窗,可以清晰眺望周边街区。

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位于云南中路171-173号(原云南路447号),是一幢二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坐西朝东,建筑面积214.14平方米。这里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

1928年春,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工作的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得此处生黎医院楼上的3间房间,设立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并挂出经营土布的“福兴”商号招牌作为掩护。

记者在修缮现场看到,除了保留完好的木质框架大开幅玻璃窗外,修缮中还保留了当时汕头路弄堂底一座用于上下的水泥楼梯

1928年6月至1931年4月,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瞿秋白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里工作,政治局很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共计发出138份文件,指导全国革命开展。2018年6月,该旧址修缮工程正式启动,经房屋置换、腾退原住居民后,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开展修缮施工。目前,修缮工程已近完成,旧址史迹陈列展陈工作即将同步展开。

(原标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年内将向公众开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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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军委机关旧址

厦门

建筑

的党史故事

中共福建省委军委机关旧址

今天党史故事的“主角”是

中共福建省委军委机关旧址

一起来了解下今天的“主角”

建筑简介

●中共福建省委军委机关旧址位于鼓浪屿福州路127号。

●该建筑于1930年福州路一带填海造地后依岩壁而建,总共有五层楼。第一层以花岗岩石材建筑。二楼就是中共福建省委军委机关所在地,共有3间相互连通的房子,中间是厅,左右各1个房间,每间12平方米左右,花砖地板,阳台朝海,外围覆有红色雨披。三楼有一个木门,可以到达近旁福州路125号的屋顶。四楼和五楼靠近鼓新路斜坡,有两个门楼出口通向海边。

●2012年,该建筑被评定为厦门鼓浪屿第二批历史风貌建筑。

福州路127号2楼新老照片对比

一二楼出入口

二楼的小客厅

4楼及5楼连通鼓新路通往海边的出口

党史故事

01

革命伉俪赴厦履新 领导全省军事工作

▲中共福建省委一大、二大在鼓浪屿召开后,厦门逐渐成为福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1930年6月,蔡协民和曾志从中共闽西特委调来厦门不久,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所在的那座房子附近,发现了一位可疑的人。为了机关的安全,省委书记罗明决定立即搬家并把选址的任务交给曾志。曾志到鼓浪屿找了几个地方,把可容纳较多人的虎巷8号给省委机关。经罗明同意,军委机关另设一处。就这样,军委书记蔡协民和军委秘书曾志二人,住到福州路127号。

▲蔡协民,1901年12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华容特委书记,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4月他与朱德陈毅等人转战湘南,时任红七师党代表,后又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1929年1月,他随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共闽西特委组织科长。1930年6月调厦门任中共福建省委军委书记。

▲同蔡协民一起住进福州路127号的曾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1926年10月,15岁的她就在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曾志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后与党代表蔡协民结婚,并一起上井冈山古田会议后,任共青团闽西特委书记,广大青少年在她的发动下,成立了“少年师”,拿起梭镖保卫红色政权。1930年6月从闽西调来厦门,任中共福建省委军委秘书,同军委书记蔡协民一起,领导全省军事工作。

▲蔡协民与曾志二人,是以夫妻名义来租用福州路127号的。房东见到他们夫妇就有好感,还称赞他俩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所以,他们同房东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从未受到怀疑。蔡协民夫妇租住的127号2楼就是当时省委军委机关所在地,除了楼上楼下可以相通外,还有一个边门,位置既隐蔽又方便撤离。

02

伪装身份交换情报 矢志不渝忠心为党

▲一切党内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军委有什么指示要发到各地去,都交给秘书曾志去办。曾志与住在虎巷8号的省委交通员黄若章有约,每天上午曾志像个到市场买菜的家庭主妇,把文件带到黄家渡边一棵树下与黄若章交换;黄若章也在此时把各地送给军委的报告交给曾志。双方交接时间不到一分钟,谁也发现不了他俩在干什么。曾志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她作为福建军委机关的秘书,每天要及时处理各类文件,然后把无需保留的文件,放在一个铁桶内烧成灰后,倒进阴沟里冲走,不留一点痕迹。

▲省委与军委属于上下级关系,军委重要事项都必须向省委请示汇报。为此,蔡协民与罗明相约,每星期定时在黄家渡一带的海边会晤。他俩像一对朋友,一边散步,一边交谈,事情谈完了,各自回“家”。

▲蔡协民为书记的省委军委在福州路127号指挥全省的武装斗争和兵运工作,直到1931年3月25日设在虎巷8号的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随后,军委机关从鼓浪屿搬到厦门市区。1934年4月蔡协民离开厦门前往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捕。经受多次审讯依然坚贞不屈,当年7月在漳州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3岁。曾志则辗转全国各地继续革命直至新中国成立。

End

▍稿件来源:厦门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编辑:厦门市建设局办公室

▍制作:郑媛虹/ 欢迎转载 请注明信息来源

建于厦门

设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