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金应、刘南庐墓

骆宾王墓、金应墓、刘南庐墓并列于狼山东南麓。骆宾王墓居中，金、刘二墓分别在东西侧，各有墓碑，墓南合建一座高大的三门花岗石牌坊，牌坊两边石柱上刻有褒扬骆宾王的一幅联，上联是“笔传文史一檄千秋著”。下联是“碑掘黄泥五山片壤栖”。墓园内种植草皮、桂花等植物，整个墓园显得清静、高雅。1983年公布为南通市首批文物保护单位。

西汉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什么金印

一、西汉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什么金印

西汉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关键物证。考古学家正是通过金印中“文帝行玺”四字得知，该墓墓主为南越国第二代王赵u，他是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之孙，自称南越文帝。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的特点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的“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该南越王墓，被考古队员发现时，该金印位于墓主人赵u的胸部。金印的印面阴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刚健有力。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经电子探针测定该印印台部位可知，印章含金量约为98%。

二、南越王墓除了丝缕玉衣，还出土了什么宝贝呢？

广州南越王赵u墓，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共出土随葬物一千余件（套），以玉器和青铜器最为重要。除丝缕玉衣外，“文帝行玺”金印、承盘高足杯、青玉角杯、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大玉璧、虎节、“蕃禺”铜鼎等都是极为重要的珍贵文物！

这批文物，对研究秦汉历史，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广州早期的城市发展，汉、越民族和文化的融汇以及中国早期的海外交往，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堪称岭南文化之光。这里重点介绍下面几件：

龙钮“文帝行玺”金印，无疑是重要性最高的一件文物，它出自墓主身体胸部。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这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又是唯一的汉代龙钮金印。它的发现证实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南越文帝。

角形玉杯，为青白玉所制。外形仿犀角，中空，口椭圆，微缺，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上部。杯自口沿下浅浮雕一立姿夔龙，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至底成为圆雕。这杯纹饰层次分明，布局巧妙，雕工娴熟，为汉玉中一件稀世之宝。

承盘高足杯是一件复合器具，由高足青玉杯、金首银身游龙衔花瓣形玉片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通高17厘米，工艺精巧，构思奇幻。秦汉统治者迷信神仙，以为用甘露和玉屑饮了就可长生不老。墓中随葬的这件器物可能是墓主生前用来承聚甘露的承露盘。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盖在墓主头部右眼位置，直径10.6厘米。青白玉，圆璧形，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游龙，两爪及尾伸向外圈；外圈透雕一凤鸟，立于游龙伸出的前爪上，冠及尾羽上下延伸成卷云纹，把外圈空间填满。此佩构图主次分明，疏密得宜，是汉玉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三、南越王墓出土了哪些文物？

1983年6月8日，一位民工在为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宿舍楼工程挖地基时，铁镐挖着了一块石板，后经闻讯赶来的广州市文管所考古队员勘探，发现地板下竟是一座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南越王陵墓。

这座不同寻常的墓，四壁彩绘斑斓，一侧的东耳室中，竟然整体地摆放着从未在广州发现过的编钟、编磬，一根有彩绘的漆木钟架还在编钟之上。旁边则是排列有序的铜提筒等。西耳室内则塞满器物，过道中，几十个小铜鼎，捆绑成束的铜勺和成堆的小陶罐、小陶鼎等有次序地排列着……

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南越国创建者赵伦曾是秦始皇平定岭南的一员战将，后任南海郡龙川县县令。秦末，南海郡尉任嚣病逝后，赵伦代理南海郡尉职务，公元前204年，赵伦发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了南越国，� ��称南越武王，定都番禺。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统一中原建立汉朝后，说服赵伦向汉称臣。赵伦接受了封赠，并在今越秀山上筑“越王台”。赵伦于公元前137年去世，因儿子及长孙已逝，遂由次孙赵昧继承王位，为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即今西汉南越王墓墓主。到第五代南越王时，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兵叛汉。汉武帝派路博德和杨仆二位将军统领10万水陆大军征讨南越国，南越国随之灭亡。

这座地处广州越秀山旁的象岗山上的越王墓于8月25日正式开始发掘。这是一座凿山为室的石室墓，建造在象岗山的腹心深处。陵墓坐北朝南，采用竖八凿洞的方法构筑而成。平面呈“土”字形，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按前朝后寝的布局，共分7室。前部三室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墓内随葬品，达1000多件（套）。计有金、银、铜、铁、陶、玉等十余种。在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稀世珍宝，如金印、玉器和礼器等。

在我国先秦时代，印章大都称为玺。只是到了秦始皇时才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称玺，一般的只能称印。在汉代，除皇帝外，皇后、诸侯王等最高级贵族的印也称玺。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古印最为引人注目。此次共发现金印3枚，分别是龙钮“文帝行玺”金印、龟钮“泰子”金印和龟钮“右夫人玺”金印。其中龙钮“文帝行玺”金印因印文中有“文帝”字样，是文物中的极品。

“文帝行玺”金印，每边长3.1厘米，高0.6厘米，蟠龙钮，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四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看得出来，此印主人生前曾多次使用过。

另一只龟钮“泰子”金印可能是赵昧父亲的遗物。该印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通钮高1.5厘米。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字体公正，四周有边栏，正中有一条竖界。

还有一枚金印是其右夫人的印。从南越王墓出土的右夫人玺及其随葬品的规格来看，右夫人可能就是王后。该印龟钮长宽2.15厘米，通高15厘米。阴刻篆文“右夫人玺’四字。

除此之外，还有几枚玉印，印面全为阴刻篆文。分别为“赵昧”、“泰子”、“帝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等。也都凿刻精工，布白匀称。

南越王墓中出土玉器240余件，包括作为葬工用的“金缕玉衣”，装饰用的11组玉佩饰和玉具剑中的首、格、j、剑饰共58件，作器具用的铜框镶玉卮、铜框镶玉盖杯、玉角形杯、玉盒、铜承盘高足五杯和印章、六博子等多种实用器物，还有礼仪用玉的壁等。

金缕玉衣由2291块玉片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新品种。它比世人熟知的河北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还要早10年左右，是南越国统治者崇王观念和厚葬习俗的反映，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南越王墓中共出土了71件玉璧。其中为墓主人置备的礼仪用璧有在棺室棺椁的头厢内的大壁7块，足厢中的玉璧2块，西耳室中的玉璧6块。作为葬玉用的璧主要用于铺垫尸体。

南越王墓共出土组玉佩11套，是已知的汉墓发掘中出土最多的。考古人员对这11套组玉佩进行复原组合后，发现其中最精美、最繁杂的是墓主的一套组玉佩和右夫人的两套组玉佩。

墓主组玉佩由32件不同质地的饰件组成，以玉饰为主，� ��有双凤涡纹青玉璧、龙凤涡纹玉璧、犀形玉磺、双龙蒲纹玉磺各工件，玉人4件，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各1件，玉珠5粒，玉套环1件，玻璃珠4粒，煤精珠2粒，金珠10颗。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佩饰计有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金钩玉龙、鲁首衔壁、透雕凤纹牌形饰、带钩。其中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和带钩令人叹为观止。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是一件雕镂精细、布局新颖、构图完整的艺术佳作。纹饰分为两区，内区为一透雕游龙，前后两爪都伸入外区，前爪托承一只凤鸟，后爪基部呈圆鼓形，显得壮健有力。外区的凤鸟婀娜多姿，回眸与龙对视。雕刻技法娴熟，栩栩如生，是难得的珍品。

龙虎并体玉带勾长18.8厘米，钩体扁形，钩部浮雕虎头形，钩尾雕作龙首。龙仰身昂首，张口咬一圆环；虎亦伸爪抓圆环。龙虎躯体及圆环上都饰有勾连云纹。整件器物构图奇妙，雕琢精细，构思非常绝妙。

角形玉杯出于墓主人棺椁的头箱内，由一块青白色硬玉雕成。口部椭圆，高184厘米。角形玉杯的外璧运用了圆雕镂空、高浮雕、浅浮雕、线雕等四种技法雕出了四层纹饰。杯底的端部反折向上回转，镂空成离地的云纹，环绕杯身的下部，云纹上施刻束丝纹；接着由高浮雕修琢宽体的卷云纹。杯口缘下方浅浮雕一只夔龙，尖嘴，坚耳，额上的独角像云朵一样飘出。实属玉器中的绝品。

承盘高足玉杯高17厘米，共由青玉杯、玉杯托、铜托座、承盘、木垫5个部件组成。玉杯身、座分别由两玉琢成，各钻小孔，塞入竹丁连接杯身成圆筒形，有三区不同纹饰，平底。座足饰花瓣纹，下为喇叭形。杯座之下加有一块小木承垫。铜托座平置于铜承盘的口沿上为一扁钢圈，嵌纳三条金首银身的龙，三龙张口各衔住杯托的一片花萼。最下为铜承盘。此器由5种不同质地的部件构成，组合奇巧。三龙托杯有升天的寓意，同时在墓中还出土了五色药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套承盘高足玉杯有可能是墓主生前用来承接云表之露，以服食药石而求长生的特殊用器。

另外，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青玉盒、铜框镶玉益杯和一件玉卮，玉卮为极高贵的盛酒器，出现在殉人身旁，实在难解其中的意思。

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6件玉舞人，他们形态各异，造型优美。有一个圆雕玉舞人，高3.5厘米，宽35厘米。舞姿曼妙生动，头向右微偏，张口，做莺歌燕舞之状。这是出土的汉代玉舞人中首见得圆雕作品。

南越王墓的随葬器物不仅品种繁多，做工精绝，而且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显示出汉、越、楚、秦、齐、巴蜀、骆越、匈奴等文化与海外文化相融的特色。一墓之中有如此多样的文化遗物共存，在已发现的汉墓中相当罕见。

考古学家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大大小小共51件鼎，其中铜鼎有36件，铁鼎1件，陶鼎14件，分别放置在西耳室，后藏室，东侧室和外藏椁里。

出土的这些鼎中，有一件铜鼎属楚式风格。此外，还有汉武鼎19件（其中五件为陶鼎，余为铜鼎），越式鼎31件（铜鼎17件，铁鼎1件，陶鼎13件）。所谓汉式、越式、楚式，是以器物的造型和地域特色来区分的。

南越王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距今2131年南越王墓，出土10000余件文物，秦汉时期最完整的古墓

四、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墓中出土文物共有多少件

象岗南越王墓于1983年进行科学发掘。墓室深埋在岗顶之下20米的腹心深处，用红砂岩大石块构筑，保存完好。出土器物1000多件(号)，其中以200多件玉器和500多件具有南方越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汉文化� �色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墓主身著丝缕玉衣，身上还有许多玉璧、组玉佩饰及龙钮“文帝行玺”金印、“泰子”金印、“帝印”和“赵[目末]”玉印等印玺9枚同出。据此确证墓主就是《史记》、《汉书》中南越列传所载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之孙。该馆基本陈列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墓室原址；二是主体陈列室展出南越王墓出土品，依原墓分7室的形制作复原陈列；三是南越国史陈列，设在综合陈列楼中。该馆藏品除了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广州市郊发掘的南越国时期墓群的出土实物之外，南越王墓出土的1000多件(号)的各种器物构成该馆最重要的珍藏。其中有出土印玺23枚，内有 3枚金印；青白玉角杯，长18.4厘米，整玉琢成； 3套青铜编乐；错金铭文铜虎节；还有一个来自西亚的扁球形银盒。

五、西汉南越王墓中有哪些文物？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东省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u的陵墓。

在秦末楚汉相争之际，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吞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南越国疆域基本就是秦朝岭南三郡的范围，东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岭，西达广西西部，南濒南海。从赵佗最初称王后，南越国共传5代王，历时93年。开国之君赵佗僭称南越武帝，第二代王赵u为赵佗次孙，在《史记》中被称为赵胡，僭称文帝，第三代王赵婴齐为赵u之子，死后称明王，皆筑有陵墓。赵u的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

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南越王墓的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藏所，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

及六博棋盘等。西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这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u”玉印等。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一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南越王墓共发现遗物千余件套，其中金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汉代帝王金印。这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土地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现就陵墓及部分珍贵文物作较详细的介绍。南越王墓有一件物品被称为“镇墓之宝”，那就是“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发现的第一枚帝印。在传世或发现的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据文献所讲，帝印都是白玉质印、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u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赵u生前实用之印。

这枚“文帝行玺”金印是正方形，印台重148.5克，含金量非常高。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个小篆体的字，书体� ��整，刀法刚健有力。蟠龙钮是一条龙蜷曲的样子，龙的首尾和两足分置在4个角上，似腾飞疾走，印面槽沟和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撞和划伤的痕迹，而且还遗留着一些暗红色的印泥。印台背上的龙，有些部位磨得十分光滑，说明这枚金印是墓主人生前日常行使王权的大印。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即太子）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但不是龙钮，而是龟钮。“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称“玺”，其他臣属的印是不能称“玺”的。

皇帝用玺并非只有一种，而有多种。例如用于赐诸侯王的“皇帝之玺”、用于封国的“皇帝行玺”、用于发兵的“皇帝信玺”、用于册封外国的“天子之玺”等。“皇帝玺”被视为“传国玺”，历代统治者视为保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而赵u的“文帝行玺”是个人专用，不往下传，因此死后用于陪葬。历史上发现的印实属较多，但是大多数是铜质、玉质或水晶质的，很少发现有金印，大概只有12枚，12枚金印中属东汉的有8枚，属西汉的4枚，仅南越国便占了3枚。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南越王墓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在主棺室，盒内有10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银盒与我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南越王墓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铜器在南越王墓随葬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制作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铜鼎共有36件，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特别是越式大鼎。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铜壶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铜提筒共9件，是南越王墓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个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俘虏祭海神。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南越王墓中的39件铜镜大部分都是精品，例如连弧龙纹镜、带托镜、十字龙凤纹镜、绘画镜、六山纹镜等。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为国内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绘画圆镜仍保留白、青绿两色的绘人物组画，中央有两人做跨步弓腰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站立围观，生动逼真。周围和中间还配以连弧纹和卷云纹。还有一件六山纹镜，有6个斜形山字，衬以浪花形羽状纹和莲叶形花瓣纹饰。

铜熏炉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 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南越王墓内东耳室有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S一套8件。句S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我国唯一发现具有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S。南越王墓中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铜虎节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姿态生动威猛，蹲虎欲跃，虎头昂扬。张口，露齿，弓腰，卷尾，饰以错金虎斑纹，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尤为珍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属于孤品，是一件重宝。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腹呈椭圆形突出，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精良，具有透雕风格，更能衬托出主人酒的名贵与醇香。墓中的铜构件较多，有鎏金铜铺首6件。有一个已朽的漆屏风的铜构件多种，例如，转角鎏金铜托座、鎏金蟠龙托座、正间鎏金铜托座、鎏金朱雀铜顶饰、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等。玉璧是正中有孔的圆形玉器。南越王墓有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璧的喜爱。特别是主棺室的一件大玉璧，是墓中所有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是我国已知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而南越王墓的这件丝缕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我国唯一的一件。

整件玉衣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块，用朱红色丝带粘贴，构成多重几何形纹样，色彩鲜艳。另外墓中有玉印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别是“赵u”、“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赵u”印和“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在人们生活中，陶器比其他器具的存在时间更长、作用更大、关系更密切。南越王墓共有陶器371件，计有储容器、炊煮器、日用器，还有网坠、响器和模型明器等，众多的陶器说明其在王宫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西室中还发现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经鉴定，这5支大象牙的产地是非洲，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的。另外还有刻画象牙卮、象牙算筹等，可见这些大象牙是进口雕刻原料。

六、西汉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

银盒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 �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泣，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等。铜鼎。共36件，数量超过了殷墟的商代妇好墓，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特别是越式大鼎，通高54．5厘米。出土时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

铜壶

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高37厘米，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简

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

出土的39件铜镜大部分是精品，例如连弧龙纹镜、带托镜、十字龙凤纹镜、绘画镜、六山纹镜等。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直径达41厘米，为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特别是出土时仍保留白、青绿两色的绘人物组画，中央有2人作跨步弓腰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站立围观，生动逼真。周围和中间还配以连弧纹和卷云纹。还有六山纹镜，有6个斜形山字，衬以浪花形羽状纹和莲叶形花瓣纹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面六山字纹镜是传世品，但是南越王墓出土的这面镜则是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亲自发掘出来的，实为珍贵。铜鉴出于后藏宝，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出土时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

铜熏炉

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铜钫、印花铜凸版与构件

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腹呈椭圆形突出，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技术精良，具有透雕后味，更能衬托出主人酒的名贵与醇香。

印花铜凸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具有重要意义。墓中出土的铜构件较多。有鎏金铜铺首6件。有一个出土时已朽的漆屏风的铜构件多种，例如，转角鎏金铜托座、鎏金蟠龙托座、正间鎏金铜托座、鎏金朱雀铜顶饰、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等。还有鎏金铜牌饰等。 钮钟

甬钟、铜句S都是乐器� �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这里只说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S一套8件。还有铜铸等。钮钟是南越国自造的乐器，大者通高24.2厘米，小者通高11.4厘米。

甬钟

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长圆筒呈椭圆形。

句S

最大的通高64厘米，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迄今我国唯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S。“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由乐府工匠制造，赵昧自称文帝，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经测定，句S音质还好，仍可演奏，弥足珍贵。 墓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义（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

铜剑

出自西耳室、是战国楚式剑，为墓中唯一的一把青铜剑。

铜虎节

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姿态生动威猛、蹲虎欲跃、虎头昂扬。张口、露齿、弓腰、卷尾，饰以错金虎斑纹，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尤为珍贵，是一件重宝。

所谓“节”，是一种外交礼器，《礼记》中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其他史料中也有“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的记载。虽然“节”的种类繁多，铜虎节也曾经在其他地区有过发现，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有人推测，此虎节极有可能是当年南越王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随后传给后代，并最终成为南越王墓的随葬品。

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力量。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始于春秋时代，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汉代铁器以农具、工具和兵器为主。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器有700多件，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

铠甲

通高58厘米，属轻型铁甲。共有709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圆的长方形。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代表了西汉时期南方铠甲的基本形制，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铁剑

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间左侧，残长164厘欧阳，剑鞘为竹胎，剑茎两面夹以木板，外捆缠丝带。还有4件是青黄色玉，雕刻最为精细，下面有高浮雕群兽，形态十分生动。

铁矛

这个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玉壁

是正中有回孔的圆形玉器。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 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壁的喜爱。这些玉壁中比较突出的有大玉璧、透雕重圈二龙衔环璧、透雕龙纹玉璧、透雕龙凤涡纹玉璧、鲁首玉璧、双连玉璧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径达33.4厘米，是墓中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大玉璧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

玉盒

主棺室出土，为青玉，呈青黄色，盒身鼓圆，高77厘米。玉盒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 ��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丝缕玉衣

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所见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备的丝缕玉衣，且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比名闻天下的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所属时间还要早12年。这套玉衣由头、上衣、左右袖筒、左右裤筒、手套和鞋10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近2300块玉片，其中头部用玉片260余枚，上衣530余枚，左右袖筒各约210枚，左裤筒266枚，右裤筒388枚，左右手分别为113枚和21枚，左右鞋分别为108枚和109枚。每枚玉片四角打磨四孔，通身用朱红色丝带穿连而成，走线规整，图案精致。玉片材质不一，颜色各异，以黄褐色为主，质地温润，取材自珍贵的软玉石料。根据钻孔工艺和玉料质地来看，属于南越地区所产。由于年代较早，因此它并不像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玉衣一样采用金缕或铜缕等金属作为穿连材料。有学者将其与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金缕玉衣进行了对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南越国是得到汉朝中央政府承认的王国，因此如果是皇室所赐，那么应当至少是使用银缕作为穿连材料，而此玉衣采用丝缕穿连，无疑表明是南越当地自行制作。也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做法，才显出了它独有的历史参考价值。

玉印

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 (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别是 “赵昧”、“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赵昧”印和 “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 。“帝印”是“皇帝之印”的意思，是赵昧生前僭越称帝的物证。

玉佩

由于玉石具有优良的质地和美丽的色泽，又能迎合人们的求美天性和祈求健康、避邪的心理，从古至今是人们追求的时尚。在古代佩戴玉质装饰品是达官贵人追求的时尚。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有130余件。例如，犀形玉瑛，整体作透雕形的犀牛，呈蹲曲不想状，全身肌肉隆起，充满生机活力。双龙纹玉瑛，对称的双龙头，张口鼓目，饰以透雕云纹，形象生动。透雕龙璃纹玉环，双面透雕二龙二兽的优美造型，十分别致。透雕龙凤纹重玉佩，透雕体态轻盈的龙凤，饰以卷云纹，造型饱满有力，龙凤均有呼之欲出之态，确是玉饰精品。连体双龙玉佩，构思奇特的双龙拥爪，形象生动。凤纹牌形玉佩，独特的不对称设计，形象美观。还有11套玉佩已复原了3套，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

玉角杯

出目主棺室 “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长18.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一6.7厘米。杯身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饰以阴刻、浮雕，构思奇妙，制作精美。这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精品被誉为 “汉玉中的稀世之宝”。

经过史志工作者史料、实地考证 宜都也有一座骆宾王墓地

作为初唐四杰，骆宾王留在世上的诗作最多，家喻户晓的一首诗非《咏鹅》莫属，他7岁时才气侧漏，作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样的诗作闻名于世，“神童”的名号便由此而来。

一篇《讨武檄文》彻底改变了骆宾王的命运，从此颠沛流离，下落不明。有人说他被杀了，有人说他逃走了，真相不得而知。近日，宜都市史志工作者明建中通过查询史料、实地走访发现，宜都市红花套镇骆家河也有一座骆宾王墓。目前，也有学者表示，南通和义乌两地的骆宾王墓都是衣冠冢。骆宾王魂归宜都，有何证据？10月13日，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史志工作者明建中。

骆氏后裔及村民讲述 骆宾王墓地沉入清江水下

明建中是一名史志工作者，退休后依然致力于史志研究。几年前，他发现清同治五年（1866）版《宜都县志·地理古迹》对骆宾王墓进行了记载：“唐骆宾王墓，在白岩溪骆氏家庙侧。相传宾王逃居此，卒，遂葬焉。”因其为孤证，他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去年，他在宜都市红花套镇骆家河走访时，发现当地有较为完整的族谱，当地老人的描述更加坚定了他一探究竟的想法。

“据老人说，我们的先祖骆宾王避难时是两弟兄，骆宾王落在宜都，他的弟弟骆侯王落在四川。”宜都市红花套镇鄢家沱村四组村民、63岁的骆氏后裔骆盛洪说，骆氏老祠堂在浙江，骆家河的骆家祠堂原属骆家河村一组，2003年合村并组后现属鄢家沱村四组。骆宾王的墓原建在骆家祠堂旁边， 1956年修建红花套到长阳县城的公路时，碑被抬去修建公路涵洞。解放后，骆家祠堂成了骆家河小学的校舍，1969年清江涨水时，祠堂被大水冲垮了。之后修建高坝洲水库时，祠堂和骆宾王墓都被淹了，现在天龙湾景区宾馆离岸二十多米的水下就是墓地所在。

67岁的鄢家沱村六组村民覃世知、68岁的鄢家沱村一组村民王登云二人的描述与骆盛洪如出一辙。

《骆氏宗谱》有完整记载 骆宾王避难并安葬于宜都

明建中说，宜都《骆氏宗谱》虽是清道光乙巳年首次编纂，但系根据“历来世系著为家乘”（民国十三年版《骆氏宗谱·三修族谱序》）。这表明在《骆氏宗谱》首修之前，骆家河骆氏宗族的世系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根据一修、二修宜都《骆氏宗谱》，民国十三年版三修《骆氏宗谱》完整无缺地记载了自唐代到民国，从始祖公骆宾王到第三十二世孙的世系和各世系先祖的姓名，至民国初期，宜都骆氏后裔已繁衍至千余人。

民国版《骆氏宗谱》在“始祖宾王公”名录后除载其身世、来宜避难经过、葬地、碑志等情况外，还附记：“妣：柏氏。一世：宾公子焕公。二世：先华。三世：舜公。四世：大用。五世：振公……”有的子孙还注明殁葬地，如在骆宾王的孙子骆先华的名录后注：“殁葬红岩区官界头（今属宜都市高坝洲镇陈家岗村），隆庆五年（1571）立碑。”而对于生殁时间、葬地不详的先祖，族谱亦如实记为“失考”。正如骆宾王第三十世孙骆绍传（字希宾）在该谱《后跋》中所言：“吾族奉宾王公为一世，以其避唐武后乱来此，住地、坟墓及后裔散居皆历历可考，必而据之，信不诬也。”

明建中说，他所见的100余种清代、民国时期的族谱中，将1300多年以来历代先祖的真名实姓如此完整无缺的、一代接一代地记述传承下来，唯有宜都《骆氏宗谱》。而宜都《骆氏宗谱》世系记载的完整性、连续性和长期性，大大增强了其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成为骆宾王避难、葬于宜都的有力依据。而从唐代繁衍至今已达千余人的宜都骆氏后裔，也是骆宾王避难、葬于宜都的一个佐证。

骆宾王避难留下地名“避难溪” 后裔居住地为“骆家河”

明建中说，据清道光乙巳版宜都《骆氏宗谱》、清同治五年版《宜都县志》等史籍、档案记载，骆宾王在“宜都县西鄙白岩铺”的避难地“避难溪”，墓地、后裔居住地“骆家河”，均是“地以人传”，因骆宾王来宜避难留下的历史地名。如今，历经1300多年，这两个历史地名仍然标注在五万分之一比例以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并为当地村民所熟知、公认。有的老年村民还能讲出与宜都地方史籍记载一致的地名由来。

地名是历史的见证、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载体。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将“地名”喻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从唐代传承至今的历史地名“避难溪”“骆家河”，就是骆宾王避难宜都，并葬于此地的历史见证和文化载体。

明建中分析道，从犯罪者逃跑避难的心理分析，避难者总是觉得跑得越远、避难的地方越偏僻越安全。从不同史籍记载的三个骆宾王避难地与徐敬业兵败地润州的远近而言，南通、杭州分别距润州约120公里、320公里。而唯一不属吴越地区、偏处鄂西一隅的宜都最远，距润州近千公里。因此，仅从避难者“远走高飞”的心理分析，以上三个避难地中，骆宾王来宜都避难的可能性最大。这可从清咸丰年间江苏元和县（后并入吴县）进士顾子山、浙江余杭县举人郑谱香、安徽太平县文人孙璧堂等一批吴越地区文人为躲避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乱，乘船顺江而上，到长江上游地区宜都、宜昌等地避难的事例中得到佐证。

来源 : 三峡商报

图1：

骆宾王墓原址即在今宜都市骆家河天龙湾景区宾馆岸边前20多米的水下 明建中供图

图2：

民国十三年版宜都《骆氏宗谱》骆氏宗祠全图。宗祠左侧是“宾王公墓”，“长阳河”即清江。 欧阳运森供图

来源：三峡商报，骆效能收集，骆姓论坛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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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王公园（骆宾王公园游记）

义乌有什么公园

义乌有骆宾王公园、义乌绣湖公园、孝子祠公园、钓鱼矶公园、义乌湿地公园等，具体介绍如下：

1、义乌骆宾王公园

义乌骆宾王公园是以纪念义乌籍唐代著名诗人骆宾王而建的公园，也是当初兴建时省内唯一的仿唐历史文化公园。公园入口处建有仿唐牌坊照壁。沿着左边的小径，即是相传骆宾王七岁时咏鹅的骆家塘一带。

2、绣湖公园

义乌绣湖公园是2000年义乌市旧城改造暨改善中心城区景观面貌实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义乌市 *** 西南面，用地7.164公顷。为江南园林风格大型开放式公共绿地。其表现历史菁华的建筑形制轻和灵飞檐等细部，与东面的市民广场硬质绿化空间对比鲜明。

3、孝子祠公园

孝子祠公园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城中路与宾王路交汇口，面积3.4万平方米，公园以环行游路相通，分怡阶吟香、枫秋和韵、孝德长歌三个景区。

4、钓鱼矶公园

钓鱼矶公园沿义乌江南下，在江滨绿化长廊的最南端，义乌江拦水坝（水轮泵站）旁。总面积70200平方米，原山体面积约38000平方米，人工绿化面积2200平方米，绿地率占85%，铺装面积是6030平方米，占15%。

5、义乌湿地公园

义乌湿地公园也叫福田湿地公园，是一个以植物造景为主的生态型湿地公园，园内苗木品种丰富，乔灌木种类超过100种。从2005年至2009年，义乌福田湿地公园经过5年设计建造，占地67公顷，投资6000万元，位置毗邻义乌国际商贸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义乌骆宾王公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绣湖公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孝子祠公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钓鱼矶公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义乌湿地公园

义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旅游景点

1、华溪森林公园

位于廿三里街道的东北部，该公园最新规划为三个景区，龙潭谷景区、武岩山景区和花仙谷景区，景区内设40个自然人文景点。

2、娄山塘风景区

一天然水塘，水域面积约为50多亩，塘呈月饼状，中有一小岛，当地群众称之为“犀牛望月”，小岛面积约400多平方米，在塘的东南方向约300米处，有一叫“明龙”的地方，据传是当地百姓为纪念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坟”，遗址已毁，楼塘后山设立黄晋纪念馆。

3、滴水岩

坐落在苏溪镇内，又称水竹洞天，相传朱元璋率将士经苏溪憩息时在溪里喝水，加上长年有水从巨岩上滴下，又称滴水洞天。殿内不仅有胡则塑像，还有宋朝抗金名将宗泽的塑像。

4、黄山八面厅

位于义乌市城西25公里的上溪镇黄山村，是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八面厅建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它是一座集历史、艺术和科学于一身的建筑。

5、骆宾王公园

以纪念唐代义乌籍诗人骆宾王为内容的历史文化公园，已初具规模，规划公园占地54.23亩，加之公园前端相传骆宾王诞生地的骆家塘遗址3.36亩，设计成具有唐代风格的历史文化公园。

游玩骆宾王公园 作文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哥哥、姐姐和我一起到骆宾王公园去玩。我们一来到骆宾王公园，我就看见两只栩栩如生的石狮子，我看见门牌上写着骆宾王公园五个大字。我们一起走进骆宾王公园，我就看见那里的树木郁郁葱葱，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