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酒店的“陪酒女郎”是怎样的？

　　
　　中国早在先秦前街头已有酒馆。《鹖冠子·世兵》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之说，伊尹是夏代人，被视为“中华厨祖”。所谓“酒保”，就是店小二。
　　在汉代，餐饮业很发达，酒馆经营者颇有创意，常把酒坛放在店前垒起的高台(垆)上做广告，垆前还站着“促销小姐”揽客，人们喜欢光顾街头酒馆。当年最有名的“促销小姐”，当是卓文君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才子司马相如与美女卓文君私奔后，变卖了车马等物，在四川临邛开了个小酒馆，“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司马相如洗盘子，卓文君在店前的酒坛旁揽客。
　　汉代的酒馆为了吸引消费者，一般都会用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服务员。汉乐府诗《陇西行》中就描写了一位“陪酒女郎”，此女长得相当漂亮，时称“好妇”，既陪酒，又赔笑：“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
　　漂亮又热情的“女招待”，常遭到“性骚扰”。诗人辛延年的《羽林郎》，就记述了霍将军的门人冯子都，仗势调笑当垆卖酒的美女胡姬。胡姬当时只有15岁，冯子都对胡姬动手动脚的，还送了面镜子给胡姬。但胡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孩，卖酒不卖身，结果当场翻脸，警告冯子都：“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魏晋人喝酒讲究“气氛”
　　魏晋时期并非中国酒文化的繁盛期，由于时局多动荡，生产遭到破坏，酒禁一度极严厉。《魏书·刑法志》载，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曾规定“酿、沽、饮，皆斩之”。这只是一时之禁，更多的时候还是放开的。
　　魏晋人喝酒已不再是单纯的饮食行为，而是一种文化。有条件的人喝酒颇讲气氛，往往以歌舞助兴。曹植《箜篌引》就描绘了当时边饮酒边欣赏歌舞的场景：“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奏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引过三爵，缓带倾遮羞。”
　　那时大多达官贵人家中都养有艺妓，这些艺妓各有特长，专为客人演奏、跳舞、陪酒。负责陪酒的艺妓，称为“酒妓”。赏歌舞，让酒妓陪饮，在贵族中间很流行。曹魏时雒阳令郭珍居财巨亿，聚会时常安排数十名美女陪酒。魏文帝曹丕大开眼界，在《典论》描绘当时的情景说，那些美女“盛装饰，被罗縠，破之，袒裸其中，使进酒”。晋武帝司马炎的母舅王恺，宴请必让家里的艺妓出场，《晋书·王导传》载，王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客人若没喝光，艺妓会遭杀身之祸。
　　酒还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如嵇康、阮籍等文化名人，都希望从酒中寻找精神家园。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方时艰难，人各怯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这也许就叫借酒消愁吧！
　　唐代人喝酒爱玩“情调”
　　唐代的达� �贵人、普通文人和布衣百姓，都爱光顾酒肆。刘禹锡《百花行》诗说：“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长安城繁华热闹的东、西二市，酒肆林立，可谓是“酒吧一条街”。中唐以后，酒肆开到了住宅小区“坊里”里，生意好得连皇宫都常派人来买酒。贞元二年(786年)，宫里无酒，唐德宗李适便派人到街头酒店买酒喝。《资治通鉴》记载说：“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
　　而《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从昭应县城(今临潼境内)，到长安城东门数十里长的官道两旁，也开有许多小酒馆。行人可“量钱数多少饮之”，甚至“有施者与行人解之”。饮酒既方便又便宜，行人称之为“歇马杯”。
　　这些城郊酒肆，以渭城最负盛名。渭城在长安西郊，是通往西域和巴蜀的要道，送亲友远行多在渭城饯客，因此留下了大量诗句。其中以王维《渭城曲》最着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人喝酒爱玩情调，所以，酒肆里，既有“陪酒小姐”，也有“女艺人”，有的直接把情人带到酒店里一起饮酒取乐，李白“妾劝新丰酒”、“君醉留妾家”诗句，就是这情况。二三线城市亦如此，如建康(今南京)的酒肆里，便有“吴姬劝酒”；即便在边远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酒肆里也都有“陪酒小姐”，元稹《西凉伎》便称“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文人最爱去“酒家胡”。“酒家胡”是胡人所开的酒肆，请有胡地的女孩子做服务员，没钱饮酒可赊账。那些女孩子就是所谓的“胡姬”。胡姬貌美如花，比苏州出来的“吴姬”更有气质，她们有异域风情，有才有艺，温柔热情，令文人为之神魂颠倒。
　　酒仙李白《前有樽酒行》为证：“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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