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如何成大师？
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国学大师？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没有明确标准答案的问题。作为这次活动的顾问之一，汤一介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他推荐的人选是王国维、章太炎、胡适和冯友兰。葛剑雄认为，除了学问高，所谓大师还必须对一个学科有巨大影响，培养出一批人来。骆玉明认为，国学大师必须在某个领域特别具有开创性，王国维和陈寅恪就非常明显，他们直接开创了中国新的一代学术。傅国涌则表示，有一点是这个大师在国学领域必须有口皆碑，就连他的“敌人”都无话可说。
其实，关于“国学”的定义本身也是存在分歧的。在这次“十大国学大师”的50名候选者中，有作家、有教育家、有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显得范围很宽泛。
“‘国学’的定义在专家那里是很清晰的”，尹小林说。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时，国学指的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主要内容是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还有经学，包括经史子集。章太炎曾提出国学的三个主体部分，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
“但到了后来，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国学这个词的意思就不是很严格，只要是传统文化内容似乎都可以叫做国学”。尹小林说，这也是在一般网民心目中“国学”的含义，所以评选时采用了宽泛的“国学”定义。
真正对“国学大师”的标准做了清楚完整的概括的一个人，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著名书法家章祖安(又名章秋农)。近70岁的章祖安教授是著名国学学者姜亮夫、书法家陆维钊的弟子(陆维钊曾是王国维的助教)，国学功底深厚。除了书法，章祖安还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讲国学基础课，深入浅出，极受学生欢迎。
章祖安在一篇名为《再说慎言国学大师》的文章中，对怎样能称为“国学大师”做了令人信服的厘清。他说，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列出三个条件：一、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二、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加上条件三：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
即使如此，可能称文豪，但也不一定能称国学大师。章祖安还提出，凡是研究先秦以后的文化学者，即使成就卓著，也不得称国学大师。谁听说过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被称为国学大师的？
章祖安还对大家公推的国学大师做了——鉴别：“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是公认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人称史学大师；夏承焘，人称词学大师；吕叔湘、王力，人称语言学大师。”
章祖安也认为郭沫若足称“国学大师”：“(他)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皆大气磅礴，具原创性；精研甲骨文字，郭鼎堂与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并称‘四堂’，学贯中西，译有号称难解之德国大诗人歌德巨著《浮士德》，郭氏固非社会活动家已也。”
启功去世时媒体都一窝蜂地称他为“国学大师”，章祖安说，启功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必会以其固有幽默高喊：“饶了我吧！”他“著作俱在，岂能随便冠以‘国学大师’？”
章祖安最后说，钱钟书是我国最后逝世的一位国学大师，自此以后已经不可能再有大师，因为时代不同，年轻人已丢失“沉潜”二字，国学原典也太厚重了。
寂寞人生路，热闹身后事
国学大师是
怎样成为大众话题的？
在采访中，骆玉明反复谈道，这个活动背后有一个有趣的、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这些大师是怎样被普通大众所知道的？他们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了解的又是哪些部分？与真正的大师间有多少差距？”
“特别是陈寅恪，他的书非常枯燥难读，我相信专业学者都没有几个能读完他的著作的”，骆玉明说，然而陈寅恪能够成为大众熟知的大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王国维
尹小林说，提候选名单时，20个专家都推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王国维。“他是举世无双，最纯正的国学大师。这一点没有人有疑问。”网友投票数最多的也是王国维。
在专业学者那里，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之卓越是不用说的。他的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有重大贡献。
陈寅恪曾总结王国维在学术上影响巨大的三个创举，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直接开创了一代学术和学风。
而仅仅这些并不足以使王国维进入公众的视野。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其死因何在？近一百年来学界一直对此有过种种说法，但始终不能解决，成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这显然对公众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随着媒体、书籍的传播，王国维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也成为许多人熟悉的一句话。
他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人间词话》。仅以记者手边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插图本人间词话》为例，该书2004年1月第1版，到2006年1月两年间已经是第7次印刷。而且仅该次印刷数就达到3万册之多。这还未计算自80年代以来，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人间词话》，这是一本可以不断重印的真正的畅销书，文科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当中提到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重境界”，也反复被各种媒体、各类文章引用，公众对其名字以及这段话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虽然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清楚王国维究竟研究了什么。
陈寅恪
陈寅恪三十岁后即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最博学的人，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但却完全没有世俗的声名。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界才开始认识和发现他的价值。
但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陈寅恪的影响和名声都仅限于学术圈内。今天，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真正使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对陈寅恪其人和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一部由非专业研究者撰写的文学传记，这就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陆键东花几年时间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讲述了这位国学大师晚年的学术境遇和精神世界，集中表现了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决不曲学阿世，特立独行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
书出版后，立即在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各地知识分子连续举行座谈会。大众传媒迅速做出反应，一时间有关陈寅恪的文章充斥各种媒体。
大众的关注反过来推动了学术研究。短短五年间，关于陈寅恪的传记、研究专著和各类文集的出版达到一个高峰，至于论文数量之多更是难以统计。继《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初版1
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三联书店又组织出版了共计13种14册、350万字的《陈寅恪集》。
陈寅恪的经历、思想、著作已成为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经典的象征，每个阅读他，同情他，景仰他的人，无意中都在寄托自己的学术理想。《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在1998年被北京大学列为学生的必读书本。
然而，除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众还知道陈寅恪什么呢？
学者止庵的思考或许有启发意义：“陈寅恪究竟应该是‘小众话题’，还是‘大众话题’？陈氏作古已久，我们关于他无论说什么都已经与他无关，然而在这一‘关注’中实际上被象征化或符号化了的陈寅恪，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当年人物相符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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