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是商都还是夏都?
就现有材料而言,二里头遗址既不能确认为商都也不能确认为夏都。
副题中提及拙文《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这大概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论文题目中明言己说为“假说”吧。本人爱用的一个“不倒翁论断”是:(在考古与上古史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排除不了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这就在二里头商都说和夏都说之外,提出了一种“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认为在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性文书出现以前,这问题是无解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二里头商都说和夏都说,都可以归为“可知论”,只不过各派所指认的靠谱文献与对号入座的都邑所在地不同而已。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下半叶,围绕此问题,学界争来吵去,几十年来不可开交,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景观。相当一部分参与其中的学者的认知前提是:“我是真理你是谬误,我是科学的你是非科学的,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不少人把推论和假说当作毕生的信仰来捍卫。连事实与看法都分不清,只能是那个甚至这个时代教育的失败。
此题下昨天的一个新回答中提到,“教育部在这点上应该是汲取了绝对主流观点才这么写”。这是对本人上句话的最好的注脚。到现在,大家还很看重“主流观点”,这位朋友居然还有“绝对主流观点”的提法。我们还是回观下学术史吧,不妨看图说话: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我圈的所谓“共识”或“主流观点”,十几到二十年为周期一直在游移。那么,目前的“共识”或“主流观点”就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邹衡先生当年秉持“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信念,力排众议成为“搅局者”(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但过了不久,“(只有)二里头为夏”的观点就变身为多数派的“主流观点”;不意先生驾鹤西去不久,就又重归了少数派……
在“二里头夏都说”成为主流观点后,仍有学者坚持“二里头商都说”直到90年代(如高炜、杜金鹏先生等),甚至一直未改变其观点(如安金槐[已故]、杨育彬、殷玮璋、郑光、冯时先生等)。那么,目前为少数派的“二里头商都说”就完全不靠谱甚至是胡说八道吗?本人重提了下此旧说,就“震惊”了我圈,被认为把本来捋清的历史脉络又搞混乱了。任何时段的“搅局者”不都是往往有助于学术讨论的深化吗?
种种问题,人们都不禁要问。
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企图将“共识”或“主流观点”绝对化为定论,是目前我圈研究中值得严重关注的倾向。“共识或主流观点=定论=历史真实”的认知是否能够成立,是必须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
2014年,笔者在《夏商都邑与文化》文集收录的论文中,仍认为“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那是因为笔者以为这与重提“二里头商都说”并无矛盾:各种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本来就是不排他的。
笔者关于“二里头商都说”的思考,不过是在新的时点上,对既有重要假说之一所代表的可能性的提示而已。显然,其中所显现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许宏老师说得很好,我再来补充一些。二里头遗址确实不能认定是夏都or商都,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文字。王国维先生就一直提倡“二重证据法”,即主张文献记载要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而正因为 缺少关键证据——文字,所以把史前遗址去对应文献是很危险的。我们目前可以知道的是,殷墟文化大部分继承于二里头文化。但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仅凭物化证据很难判断族属,下面我们来看看学者的分析。
首先大家二里头文化分成四期,但是对于具体每期文化对应,争论就比较大。第一种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主张者有殷玮璋、安金槐等;第二种是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主张者有孙华、田昌五等;第三种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主张者有邹衡、许顺湛等;第四种认为二里头文化都是商文化,主张者有徐旭生、许宏等。值得一提的是,徐旭生是最早主持发掘二里头的学者,许宏则是今天社科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
今天的二里头遗址,已经挂牌“二里头夏都遗址”,可以认为,主流观点从最早的商都转变成了夏都。但是,我们也要重视,徐旭生先生和许宏先生,作为权威人士所发出的声音。这其实就说明,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单凭物化证据是很难认定二里头遗址的族属。而且,这还是默认夏朝存在的情况下。是否还可能既不是夏,也不是商,而是其他一个王朝呢?这就是许宏先生说的“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尽管许宏先生个人偏向是商都,但也认为无论哪种观点,其实都没有充分证据。
所以我们也只能期待更多考古发现了。
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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