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孔子及儒家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有何影响
儒家文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体意识,但主体精神始终保持着连贯性和统一性,这种延续对国人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可以说是儒学家的基本主张。宋明理学肯定道德的崇高和尊严,它认为实行道德原则就是人生价值之所在,在现实生活中要体现道德原则,以实行道德原则作为人类生活的归宿,实际作用固然是维护当时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但也有重视精神价值的伦理意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俱存,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一、积极的影响
1.伦理本位与自我修身儒家文化中一个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人伦关系为基点,以积极入世为目标,在不断地追求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报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孔子的基本思想点是“仁者爱人”,而后他又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点,这种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在道德上追求自我完善,正如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也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基本要求是人要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做起,先正己,后正人,先治身,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为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平”。由以个人修养为中心,逐步上升到以报效国家为终极目标,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一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稳定的重要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2.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西方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人重义轻利,西方重利轻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价值取向上确立了义高于利的原则。其后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说明他把“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大于利”,更明确了重义轻利的观念。
3.以民为本与君权至上的思想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伦理政治的核心,孔子认为国家的安定是以民心的安定为前提的,他主张以富民、教民为基础,在“民、食、丧、祭”中,民居首位。孟子则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张载提出了“民贵物与”;程颐则直言“民惟邦本”;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王夫之确认“君以民为基”。由此可见,“民本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集中体现。除了君主会依据时局变化实行“仁政”外,一些进步的在朝为官的知识分子,也往往以儒家这一主张为依据,不失时机的针砭时弊,劝君王减轻徭役、放弃苛政。唐太宗时的魏征、皇甫德参等人便进言以使帝王行明智之举。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是起了促进作用的,特别是减轻徭役政策的实施相对减轻人民的负担,缓解苛捐杂税造成的重负,这在推进社会的进步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君与民之间的关系无论多么和谐、融洽,从本质上说来,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仁政”是调整君民关系的一种手段,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方式方法,但这却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4.天人合一与驾驭自然“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儒家思想的主流多持有这一思想。这一思想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天”不离开“ ”,“人”亦不离开“天”,强调人和自然的协调统一,它包括人的道德观念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人的行为与自然运行的统一两个方面,千余年来这种理念一直影响着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人们追求的是和谐统一、崇尚安宁,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利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方面人们大多愿意自主地处理好作为人这一庞大主体之间的关系,努力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力求恰到好处地演好自己的一出戏;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人们懂得对自然的破坏自然迟早会让人类付出代价,因而现在尽力做到不过分地向自然索要。在“天人合一”这一思想的牵引下,人们尽量在以不破坏大自然大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地注入人的审美意识,使自然恰到好处地为人类服务,使人与自然能够自然相处,使和谐社会的构想能尽快地变为现实。
二、消极的影响。
1.伦理本位道德至上压制了人的个性发展伦理本位、道德至上的人生目标是承认君权的,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它压制了许多人的个性展示,“三纲”削弱以致否定了臣、妻、子的独立人格。伦理本位、道德为上过分地强调步调一致,往往为了整体的统一而要求个人抛弃内心极不愿抛弃的、异于他人的、纯属个人独有的思想,这使得社会上丑恶的现象也出现不少,有时表面上风平浪静、和颜悦色、貌似恭谦,而内心却是风起云涌、恨之入骨、冷嘲热讽。伦理本位、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是以牺牲人性为代价的,它过度地强调人的义务和责任,无论哪一阶层的人皆是如此,称为天子的皇帝也必须承担着义务与责任,挑起天降的大任。伦理本位、道德为上的价值观也影响着人们对人才的评判。儒家以道德为中心,于是道德标准成了判断人才的唯一标准。自从先秦开始,历代的儒家所宣扬的都是“忠孝节义,三纲八目”,对“才”则褒扬的很少,司马光曾对人有这样的划分:有德有才的是圣人,无才有德的是贤人,无德无才的是愚人,有才无德的是坏人。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也多会给那些表现的道貌岸然,庄重稳健或谦恭知礼,憨态可掬的给人以正人君子之感的人好评。如果你思想活跃,表现力极强,个性太鲜明,让人觉得有鹤立鸡群之感,恐怕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纵然你诚心与人为善,也不免要遭他人缺乏教养或修养的指责。
2.重义观是人们对利产生错误的理解“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使人们过重于“义”而耻启齿言钱,凡事与钱扯上关系,便让人觉得俗。但是明不言利可暗指,送礼、贿赂多是“暗钱”交易,如果真不重于钱财,中国何以出得那么多的贪官?中国古代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成为商品经济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政策之下商人的地位无从谈起,士、农、工、商中名列末尾。在《资治通鉴》中有如下的记载:时武三思,张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数面折之。尝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顾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劳勉之,同列皆叹服。此段话正表明商人的地位是不高的。同时,人们也把金钱视为万恶之源,有不好的、又是人为的事发生时便说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话来贬斥金钱。如此的鄙视利益才否定对人生、对物质的追求,对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利的,只有在物质基础相对结实的情况下,人们才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需求,才可能有明智的精神文化的产生。
3.君权至上使得人们视王者为神灵站在人民对面的是国君,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规范,孟子的“无父无君,是禽兽 ”的言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都表现了儒家对国君权力的极度推崇。中国的历代君王都通过各种手段、政策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国君的言语就是法律,国君操纵着生杀大权,任何的宗教权力都屈从于国君、服务于国君,正如黑格尔所言:“皇帝是宗教和科学的领袖……”。现在人们有了民主意识,也知道很多时候应以民主的方式决定一些事,但由于千年的影响,人们的民主权利行使的不是很好,很多时候人们还是宁愿领头的人直接做出决定,自己行使便是了。这便是千年“君权至上”思想对人民的毒害,扼杀了民主精神。
4.天人合一的思想软化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相信天、相信命运、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的主宰,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现在的人们,“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同时,注入的“无争意识”则难以促进人们上进心的提升。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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