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贤德的西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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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鼓吹问何之？赞府行香朔望时。记取从来廉吏好，不祧俎豆四贤祠。

作为记述地方风情的竹枝词，其咏其吟，或诉乡梓之亲情，或赞同里之胜景。当然，也有不少颂先贤圣德、述时下善举的。清人徐雪鸿的这首竹枝词，是一件记事的作品，也是一首吟诵的作品。所记的事情就是，每年二月、八月的初一（朔）、十五（望）清晨，县丞（唐时称县丞为赞府）都要去四贤祠祭祀上香。

祭祀，是一种敬畏，一种纪念。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县丞移驻西塘镇并置县丞署，一直到清末署废止，每年的春秋二仲（二月、八月），都要在四贤祠主持举行相当隆重的祭祀仪式，镇上士绅耆老参加。也正因此，说起西塘镇上的祠堂，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四贤祠。

作为祠堂祭祀的四贤祠，始建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为祭祀知府杨继宗而改建原云隐道院为杨公祠。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增祀参政喻良，改称喻杨祠。清康熙时又增祀巡按庞尚鹏、邑侯莫大勋，遂定名为“四贤祠”。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四位贤德之人，值得从官府到民众都要如祭祖敬神一般地去纪念、去颂扬呢？

四贤祠，或许可以算作是西塘镇上建设最早的贤德祠堂。先后被敬奉入祠的四位贤德之人，都是有益于西塘百姓的官场人物。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后，督学周煌作有《四贤祠碑记》，曰：“考之祭法，法施于民则祀之。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那么，喻杨庞莫四人又是何德何能被立名于祠的呢？记云：

斜塘镇有四贤祠，里民建以祀喻杨庞莫四公者也。按前明永乐中，参议喻公良，四川叙州人。郡遭水灾，驻节斜塘治之，筑东根古坝，民赖以甦。成化中，知府杨公继宗，山西阳城人。宣德达情不畏强，御治行为天下第一。里民思慕二公之德，没世不忘。正德中，县丞倪公玑以给谏谪官在邑，多所建置。民请岁举社祭，始为二公合立一祠。嘉靖中，知县于公业嘉民之义，官为置田合绅士捐置者，令守祠道士掌之，以供春秋二祭。祭则以绅士中年长者主焉。嗣后，巡按御史庞公省庵，锄击豪强，复立祠以报其功……本朝邑令莫公大勋清丈田地，厘剔赋役，创立官收官兑法，民甚德之。于是里民奉栗主合祠于喻杨二公之侧，续增祀田共得三十四亩有奇，题额曰四贤祠。而祠之名以定，康熙年间事也。

从上述之《记》所云，喻杨庞莫四人之于里民之作为各异。喻良治水筑坝，杨继宗亲民善治，庞尚鹏锄强助弱，莫大勋轻徭薄赋，都有德于民、有益于民。所以，里民也以敬慕之情祭之。知县莫大勋清康熙十年（1671）重建便民仓时，在仓柱上刻有这样一联，“一粒悉属民膏，观千仓万箱当惜辛勤物力五斗漫叨国俸，念三农九府敢谕清白臣心”，道尽了他亲民怜民的真情。在翻阅志书探求让人崇敬的先人的功德贤明过程中发现，嘉善各地都有旌彰贤德的祭祀祠堂，如乡贤祠、表贤祠、五贤祠、六贤祠等。其实，崇贤敬德，是历朝历代从官府到民间共同的信仰，也是传统文化之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良心与德性。

在西塘镇上，位于烧香港的圣堂，原名叫庞公祠，建于明万历三年（1575），是祭祠四贤中的巡按庞尚鹏的。那么，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猜想，之所以会将河港名之为烧香，应该是和祭祀庞公也有关系。清康熙年间四贤合祀以后，改成了关帝庙，更名为圣堂。不过，庞公锄强助之侠气，和关帝赤胆忠心之义气，倒也是同声共气的。

四贤祠早在清末就改建成了学校，名之为四贤祠小学。对于百余年来的西塘镇人来说，四贤祠已经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记忆。作为西塘镇上第一所现代教育的学校，或许还是几代西塘镇人难以释怀和忘却的童趣和天真。只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四贤祠无论是作为祭祀先贤的祠堂，还是而后改作成充满了童真和欢笑的学校，都已不复存在。行于那条小巷之间，相对于沿河廊棚底下的热闹与喧嚣，只留下了四贤祠之名的那一片地方，倒是要安宁、静谧许多。当然，也就让人有着更多的遐想与感慨。

2

去烧香港的两岸走走，去听听圣堂会告诉些什么，去看看五福桥畔还留下了些什么。

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两棵银杏树。位于烧香港坟浜弄内，有两棵种植于明代中丞陆垹祖父墓前的银杏树，被称为“陆坟银杏”。

清人徐雪鸿留有这样一首竹枝词：“华表摧残卧绿莎，令威不返待如何？荒邱一篑无人问，细雨轻风待牧歌。”在能够查阅得到的西塘竹枝词中，写到陆垹或者陆坟的作品不多。从这首词中，大概可以知道这么些信息：一是那地方应该是陆氏家族的一处坟地，不仅有陆家的祖墓，而且还有陆垹的坟墓。诗句中引用了“令威”化鹤还乡的传说，就是想告诉我们陆垹死后也是归乡入土的。二是陆墓前原先是树有华饰的石柱（华表）的，说明了陆垹死后尽享的荣耀。只不过历经几百年风雨后，已是华表残卧，荒邱一篑。

潘光旦先生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对嘉兴陆氏一族，又分列了嘉善陆氏、平湖陆氏、海盐陆氏、桐乡陆氏。不过，按照潘先生通过对嘉兴望族血系分图、血缘网络图、世泽流衍图的制作，统计出每个血系的世泽流衍为8.3世，每个望族平均维持有200余年，兴废盛衰的关键是遗传、教育，以及移徙、婚姻、夭寿等。也就是说，嘉兴地区（包括嘉善）历史上涌现的诸多名门大户，大多只沿袭了一二百年的辉煌。所以，陆氏家族的祖墓宗地，到清末变成了荒芜之地，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了。

那么，作为清官的陆垹生前到底有哪些作为呢？历代志书中，陆垹都列传于“名臣”卷中。细读之，所志其实仅二：一是其与严嵩，二是其在任之作为。与严嵩之间的事可见其人格，在任之作为可见其能力。

将志书中的传记读之再三，发现陆垹与严嵩其实并没有交往，而且对如此位高权重的严嵩，陆垹竟然是很不屑与之相交。陆垹是明嘉靖五年（1526）的进士，入仕之初任职刑曹。为平反冤狱之事，多于大理寺卿意见相左，朝议又都以陆垹之议为是。时严嵩屡次前来拜访，陆垹都拒而不见。严嵩就托人私询其意，陆垹很坦然告之：“此人虽赫赫有时名，实奸雄也。”因此，便得罪了严嵩。后来，陆垹任职兵部武库郎，出知常德、武昌、岳州，在任期间“崇节俭，宽逋赋，省讼狱，开荒田。岁饥竭仓库设法赈贷，活饥民数百万”。但把持朝政的严嵩因前事怀恨在心，所以，陆垹虽清廉勤政如此，却依然“十年不调”。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叫伊敏生的御史前来巡检，不知陆垹的官运会是怎样的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断然不会去巴结严嵩。御史伊敏生是奉旨巡检至府，因陆垹“供奉甚薄”，就径直去了衙内府上，只见“惟老苍头二人，敞筐无锁。检之，残书百帙，布衣数”。因此，伊御史就特为上疏举荐。

接下来的陆垹之所为，真的是更见其风骨的。被荐进京，依旧不去拜谒更加有权势的严嵩。倒是严嵩做得很小人的样子，“遣人讽谕之”。而陆垹真的非常光明磊落，对曰：“受职天朝，拜恩私第，贤者犹不为。况未受官而先谒权贵乎？”正大光明，掷地有声，自始至终都未去谒见严嵩，是为真君子。陆垹后升任太仆少卿，又以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未几乞归，年五十五而卒。

“门前车马稀，苔色入帘青。”陆垹以一生的清贫坚守、勤政作为，不事权贵，不畏倾轧，不趋炎附势，不谄媚巴结，书写了一种让人肃然的尊严、一份让人敬佩的人格。那么，站在这两棵银杏树下，除了那种高大和坚挺之外，你还会有怎样的感觉呢！

3

再走回到烧香港，走回到五福桥。五福桥始建于明正德年前，或许更早。因为在烧香港东北的福源宫创建的年份是宋咸淳元年（1265）。如果是为了方便港南的民众前去福源宫进香，那么建桥时间应当会更早些。只不过先前所建的不一定是石桥，而且也不一定叫“五福桥”。

百度告知：“五福”原出于《书经》和《洪范》，是古代中国民间关于幸福观的五条标准。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求仁得仁，求福得福，一直以来是民间传统的信俗。民众之所以要去福源宫进香膜拜，祈求的就是这些福分。现存的单孔石板五福桥，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修的。福源宫虽经历朝历代多次重建重修，终于在清咸丰十年（1860）的战乱之中彻底废毁。留下了五福桥，倒也依然可以让民众寄托美好祝愿。

而就在这五福桥的南端，有一处前后共五进的老宅，让人们纪念着一位被誉为“人民公仆”的平民市长：倪天增。那座老宅就是倪宅。

倪宅是清末民初的民居建筑，面阔五间，坐南朝北，正厅名承庆堂。倪氏家族是西塘的书香门第，倪父倪维熊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宁波鄞县建设局局长、乡村电话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宁波工商联筹备委常委、浙江省政协委员、民革省委委员和宁波市副主任委员等。倪天增1983年45岁时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分管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交通邮电、防灾抗灾等工作。有两个成语相当形象地体现了倪天增为上海人民住行奔走，为上海城市建设操劳的状态：栉风沐雨、任劳任怨。

倪宅作为倪天增的故居，2004年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为了纪念这位为民劳累的人民公仆，专门将老宅改建成了倪天增故居纪念馆，并被命名为浙江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陆青天，如明月，青天无不青，明月有时缺。”据说，这是陆垹在武昌任职时，传唱的一首儿歌。从喻杨庞莫四贤，到陆垹，再到倪天增，从古到今，凡是心中装着百姓，一心想着民众疾苦冷暖的，都是百姓眼里的“青天”，都是百姓愿如敬祖尊神那样去祭祀、膜拜的人。因为，他们是百姓心中的圣贤大德。敬尊和祭祀他们，就能获得福分，就会得到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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