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街与国图古籍馆
上世纪60年代，笔者自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图书馆，一直在文津街7号这个地方工作。其中虽有几年到海淀区白石桥新馆“工地”上班，似乎离开了文津街。在筹建新馆时期，查阅了大量的馆史档案，因此编写出《图书府库》，即《北京图书馆简史》，其间对文津街的旧况，知道的更加具体、细致。
五次组建分馆
“分馆”之设，在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北图”）建史上已有多次了。第一次是在建馆初期。清宣统元年学部奏请拨净业湖暨汇通祠等地为京师图书馆馆址。后来因建馆经费发生困难，建新馆舍之事暂停，只好借房筹组，即所谓“以款绌迄兴筑，暂就积水潭广化寺余屋为办公地矣。”但愈两年亦未能开馆。后经鼎革，延至民国元年（1912年）8月27日方开馆售票阅览。开馆半年后，深感“京师地势辽廓，交通不便，原就广化寺之屋，地址在内城西北隅，犹嫌偏僻，亟应添设分馆，以谋普及。”民国元年（1912年）12月，呈教育部文中曰：“现在租借之广化寺房屋，不惟地址太偏，往来非便，且房屋过少，布置不敷，兼之潮湿甚重，于藏书尤不相宜，虽暂时因陋就简，籍立基础，终非别谋建筑，不能完备。……辰下权宜之计，只有于南城适中之地，暂设分馆一所，是阅书者便于往来。既足餍学者之心，亦可谓教育之助。” 教育部批准后，于民国二年（1913年）6月在今宣武区前青厂武阳会馆夹道口永光寺街1号民房建立分馆。后因该民房房主索还租房，故另觅宣武门外西茶食胡同东头香炉营四条西口新筑洋房开办。分馆迁立后拟定有关规则，购置图书，于民国三年（1914年）6月开馆。同年12月广化寺馆暂停，香炉营四条分馆继续开放并负责代管藏所有卷牍、簿册、款项。民国四年（1915年）1月，分馆主任变更后，重订、修改有关规则。同年分馆还增购书籍及东、西文杂志，并请准添设新闻杂志阅览室，减免学生阅览费，以图扩充。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曾改名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其后，此处的京师图书馆分馆停办，改为北京市通俗图书馆，成为现在“首都图书馆”前身之一。此即国图第一次创建分馆之始末也。
北图第二次设置分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国三年（1914年）冬设于什刹海广化寺之京师图书馆停办后，翌年6月由教育部指定，在国子监南学旧址（位于方家胡同）设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前由分馆代管之所有财物移回，并拟定暂行办事规则，成为京师图书馆复行筹设之始。新设之筹备处地址，在北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迄东，前清国子监南学旧址。南学停办后，学部设初级师范学堂于此。入民国以后，为各团假用，现在教育部收回。于是将该处拨给京师图书馆作筹备处。但其馆之西偏一部分，尚为第十七小学所假用。
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京师图书馆呈文教育部（档案原文），称：“本馆偏在京城东北一隅，年来阅览人数虽亦逐渐增加，而现在馆址究嫌偏僻，西南城一带学者，纵有志观光，辙以相隔窎（音diao,深远）远，有裹足不前之慨。查北京各图书馆所藏典籍以本馆为最多，又为钧部直辖机关，处首都所在之地，观瞻所繫（音xi,同系），似宜力事振作，迁移交通便利之所，以慰人民之望。从前屡有斯议，辙以无适宜地点而止。今幸阁议，通过将北海改作公园。北海处四城之中，地方辽阔，官房綦（音qi,极或很）多，乘兹改创之时，允宜首先指定图书馆所在地，以示国家右文主旨，拟请提出阁议，择规模闳（音hong，宏大）大，足敷图书馆应用之官房酌拨一所，将本馆旧籍悉数迁往，作为图书总馆。其方家胡同现在馆址，则留馆中所藏新书及旧书中重复之本，拨作分管藏书使用。现分馆又改京师为第一普通图书馆，以供东北城一带人民浏览。社会教育原是以辅助学校之不足，图书馆尤为社会教育中主要事业，愈多愈妙，东西各国莫不视为急务。理合具呈，请予允准。”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教育部令曰：“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已奉明令设立，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暂移北海地方。该馆旧址以现设之京师图书馆分馆移入。其京师图书馆原有普通书籍酌留二万册，以一万册拨给京师图书馆分馆，合分馆所有之科学书籍并供众览，改为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现设之京师通俗图书馆藏书尚少，应将京师图书馆分馆旧有之中文书籍拨给，以资阅览，改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教育部官员、学者黄式晖又向当时的馆领导陈垣等致函，对方家胡同改设分馆极表赞同。
第三次筹建分馆，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蔡锷，字松坡，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推进国民革命方面立有大功，故在民国五年（1916年）逝世后，被称为“革命伟人”，“革命先烈”。民国八年（1919年），梁启超（字任公）由欧洲逛历回国，并购置图书多种。民国十一年（1922年）呈请当时政府拨北海快雪堂和西城石虎胡同7号官房组建松坡图书馆。当时议决以快雪堂为第一馆，石虎胡同为第二馆，先后成立并开馆阅览。后来，因梁任公先生故去，办馆经费困难，经呈政府批准将石虎胡同房产变卖以维持。在日伪时期，松坡馆的藏书，俄文书和其它一部分图籍为“新民会（汉奸组织）”掠去。但是以杨守敬（1839——1915年,清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藏书家、书画家、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所藏为基础的中文古书，尤其是其中之宋版藏经等经该馆同仁多方努力得以保存。解放后，经几度协商，决定由为国家接收，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同时，建 “北平图书馆分馆”以光大精神。此其为北图第三次建分馆之概略也。
第四次筹组“分馆”是上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改为国立北京图书馆，从此，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馆藏图书资料和工作人员成倍增加。虽在50年代初期，多次建房与租房以解燃眉之急，但均为零敲碎打，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不能适应文化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故在六十年代初期，经清华大学设计，拟在景山东街建新馆，后因故停建，甚为遗憾。
进入70年代，馆舍的不足，与事业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故再次提出扩建馆舍问题。70年代初期，提出了一个扩建方案，在现文津街7号院西侧（原为北图用地）扩建4万多平方米的馆舍。1973年呈国务院审阅，周恩来总理于1973年10月29日批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故此，组建专门的机构，经两年的调查研究和设计规划，提出了新馆建设的“大、中、小”三个方案。大方案18万平方米，预算8604万元；中方案16万平方米，预算7894万元；小方案15万平方米，预算6794万元。并再次呈报国务院审定。周恩来总理于1975年3月11日再次批示：“按第二方案，建筑高度为十层（含地下一层），每层五米。是否地面上高四十五米或更高，妥否，请与万里同志一谈。”从此，北图的建设成为当时周总理亲自批建的国家三大工程之一。据此，经国家建委的具体指导下，邀请全国著名的五大设计院和五个大学建筑系投标设计，经三轮筛选，最后经国务院批准建设。在此过程中，周总理又作出了高度不能超过45米的批示。
北图新馆建设，于1983年9月23日奠基开工。1987年土建完成，经过调试、搬迁，1987年10月6日国家北京图书馆新馆开幕，同月15日正式接待读者。
与此同时，为了利用现有条件，更好地发挥优势，在文津街7号原馆址组建北图分馆。笔者有幸参加了新组建分馆的领导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1988年春，北图分馆正式对外开放。当时组建的指导思想是以保存、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为主要任务，同时兼顾城区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要求。为此，我们在业务机构方面组建了中文线装书组、地方志组、家谱中心、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和中文普通书阅览组；分类管理方面设办公室、总务科、水利科、保卫科等机构，有员工近200人。馆舍绿化方面，重新建立了东部的“文津园”，供读者员工休息。
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分馆实为北图分馆的延续，但因改名又大修馆舍，增添现代化设备及管理机构，故此亦可称第五次建分馆。
北图分馆在文津街七号建成开馆后，深感馆舍房屋自1931年建成以来未再修理，又经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主楼多处破裂，虽经加固仍存隐患，急需彻底维修，故向上级多次报告，请拨6000万元予以解决。经多次联系，1996年获国家批准得以修复，1998年完工。1999年建馆90年之际，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分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分馆。
国家图书馆分馆沿革
现在国图分馆的馆址，位于北京的腹地，地理位置优势，交通方便，风景宜人，是理想的文化圣地。但它能呈现当今的面貌，也是经过多次的沦桑变化才形成的。
最早的北京大地，只是永定河不断冲积成的一片河沙地，所谓冲积扇，北平小平原，悉永定河故道即在此。后来经过不断的变化、迁徒，残余的一段河床积水成湖，逐渐地变成沼泽地、湿地。现在的北海公园（包括中海、南海、前海、后海、西海）地区，由于有紫竹院湖泊的一条小河——高梁河，经什刹海后分注于此，流经其中，逐渐成为建造园林宫寝的圣地。但从北京的城建发展史来看，最早的活动并不在北海一带。燕国灭蓟后所建之都，汉唐幽州故署、辽代陪都南京、金代中都等时期的中心建筑，都是在现今广安门、白纸坊、陶然亭一带。但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早在辽金时就成为皇家贵族修建园林宫苑的首选了。
辽会同元年（938年）将幽州城定为南京（陪都）后，辽帝在扩建南京宫殿时，也就开始了对东北郊——今北海一带湖泊风景区的建设。金灭辽后，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年）下令扩建燕京城（即辽南京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并改为中都。大定十九年（1179年）在金中都东北郊湖泊地区（即今北海一带）兴建太宁宫，后更名为“寿宁宫”、“寿安宫”。明昌二年（1191年）更名为“万宁宫”。
“太宁宫”包括今北海、中海地区。文津街七号为北海西岸，正处在其建设范围之中。当时修宫时“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琼华岛是“太宁宫”内重要的建筑，岛上建有多处宫殿。“太宁宫”东有大片稻田，西有金代道士邱处机居住的居所。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诏邱处机赴京师，筑馆于万宁宫之西，以便咨询。
元中统三年（1262年）至至元三年（1266年）期间，世祖忽必烈对琼华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修葺。元大都之修建，是在金中都东北郊以大宁离宫琼华岛太液池为中心，东建宫城和御院，西建隆福宫和兴圣宫，形成了三宫鼎峙的宫苑区。至元八年（1271年），将琼华岛赐名为“万寿山”（或称“万岁山”）。元代的万寿山位于大都皇城中心，相当于今北海、中海地区。东为大内皇城及北御院；西为隆福宫及兴圣宫，占地很大。兴圣宫位于现今的国家图书馆分馆和其北的国防部一带。
明洪武元年（1368年）灭元后，明代沿用万寿山苑。明成祖以后所称的西苑，是由成祖、宣宗、英宗、世宗等朝皇帝在元代万寿山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范围比元万寿山苑大，包括万寿山苑、苑西隆福宫、兴圣宫的一部分以及明代扩建的南台（今南海瀛台）湖泊。西苑湖区西岸垣外有虎城、清馥殿、玉熙宫等。玉熙宫是元代之兴圣宫旧址，亦即现在分馆1号楼与3号楼一带。上世纪六十年代备战备荒，修人防工程时曾在3号楼东侧挖出“玉熙宫”墙基，出土了明代制作的大砖。
清代定都北京后，沿用明西苑为皇家御苑，但此时已有西苑三海之称，即瀛台南为“南海”，蕉园为“中海”，五龙亭为“北海”。满洲八旗原为游牧民族，以骑射得天下，故入主中原后，仍不离其习俗，不但在长城外围场射猎，还在皇城内养马，故将原明玉熙宫改成为“马圈”，马圈即玉熙宫旧址也。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民国二年（1913年）3月3日，逊清王室将三海交袁世凯政府。故袁将总统府迁入中南海，护卫总统的“拱卫军”进驻西苑三海。自此北图建馆前的“马圈”和羊房夹道（又称养蜂夹道）等地均为袁所占用。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曾呈函请大元帅饬拨北海公园西南方之旧御马圈（约40亩）及养蜂（实为羊房）夹道迤西之旧操场空地（25亩8分7厘8毫）作为京师图书馆建筑用地。御马圈地址经与陆军部商谈由该部派员勘交。操场空地隶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未能照拨，需续办。从此，该地成为北图的永久馆址。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又函请北平市公安局，希将金鳖玉蝀桥以西、西安门大街以东一段的无专名之街，以四库全书中“文津阁”之义定名为“文津街”。经核准现行“文津街”之名和文津街七号之地，逐成为北平图书馆之代称。
北平图书馆在1929年5月11日奠基，至1931年6月25日落成典礼，7月1日开放。
1950年9月16日经呈报文化部批准，在馆东侧修展览厅一座。
1952年1月9日，馆呈文化部拟在原文津街1号“工”字楼后接着增建一栋六层及过道四层的书库。同年3月8日文化部批准，10月20 日北京市政府批准。1955年6月1日落成使用。现在分馆文津街楼1号“王”字楼，就是在两个时期两次建筑的结果。
1953年4月8日，北图馆呈报拟在一号楼西侧平房处建二层办公楼一栋。同年4月30日获文化部社管局批准 ， 6月24日获财政部批准， 7月29日获北京市计委批准。1954年新建的2000多平方米二层办公楼落成，即现分馆3号楼。
1963年9月7日经馆申请，文化部计划司同意改建北图照相室和阅览室。1964 年8月18日经文化部文计光字同意，改建照相室、复建阅览用房1400平方米，1965年12月20日竣工使用，即现在2号楼。
1981年，一方面为解决北图新馆建成前用房困难，同时又为新馆工程设一试验基地，故在一号楼东侧北海西岸增建阅览楼（即6号楼）一栋，计4000米，1982年落成使用。
1988年，文津分馆开馆后，为美化馆边环境，在1号楼东侧、6号楼南侧，辟置文津园一处。
90年代初，馆又申请加固大修，已用六十年的馆舍经数年努力，1996年经国家计委、财政部批准，拨款维修。2005年又正式改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珍贵文物
在文津新馆修建和使用的过程中，还留存一大批珍贵文物，现简述于后。
（一）华表一对，现置主楼前庭院中。它原是圆明园安佑宫大门内的饰物。文津街主楼建成后，为了与北海公园环境协调，美化馆址，经当时政府批准，从圆明园中迁移至此。凑巧，此事还有一段故事，圆明园安佑宫大门内外的华表原为两对，造型相若，纹饰相似。在门内的一对曰“望君出”，门外的一对曰“望君归”，以表示君王平安出去访民情，凯施归来理朝政之意。当北图在迁移华表时，恰值燕京大学亦在寻觅此物以装饰校园，本来两家应从内到各搬一对，即为完整的一对，不料两单位工作人员不明底细，则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里外各挪一只华表形成今之“鸳鸯配”。此为笑谈，亦为趣事。传之久远，亦可一晒！
（二）石狮二对，现一对置分馆主楼前，一对置大门外。大门外之一对，原系圆明园长春园东大门之饰品，主楼前一对则为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前之物。有人说两对石狮材质不同，造型也略异，大门外者比主楼前者时代略早，又有人说门外石狮是从九爷府买来，但无文献记载可证，只有待考了。
（三）石碑两道，三种内容。首为《教谕骑射》碑，满汉文合壁，刻建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原置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前。移至文津街后，先置大门内右侧，90 年代移入“文津园”内西北角大银杏树侧。
次为《御制文源阁记》，此为藏《四库全书》七阁之一。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置圆明园内。咸丰十年（1860年）为英法联军入侵，进园劫掠，纵火焚毁。移入文津街后，用水泥箍等将修复，初置大门内左侧，90年代移入文津园东北角内。
第三为《北京图书馆建馆碑记》，刻于《教谕骑射碑》之阴。钱玄同撰文，蔡元培书丹，现成为见证国图馆史之重要文物史料。
（四）昆仑石一块，形制如圭，造型奇异，在北京亦不多见。上刻乾隆皇帝御笔五言诗两首，具有文物价值，原置圆明园福海西岸望瀛洲，现置分馆院内东部庭苑中。
（五）石像一对，钥仙鹤一对，亦是圆明园物，现置主楼前汉白玉楼杆围成台基上。亦具文物价值。
（六）蟠龙石丹陛一件，上为二龙戏珠，下为海水江牙，雕刻雄浑，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原为圆明园内正大光明殿前台阶中物，现置文津街一号楼台阶正中，为重要饰品。
（七）主楼中后楼之间空地上，原存太湖石五块，均系建馆时留存之重要装饰石材。90年代开辟“文津园”时，用去三块以砌其喷泉。余下二块某单位曾以高价收购，未允。遗憾的是其中之一在主楼加固工程施工时被击碎，现还存一块希妥于保存。
（八）文津1号楼内文物还有奇石四件，现置1号楼大厅休息处，奇石来源待考；梁启超半身铜塑像，“文革”中流入废物库，几乎被毁，现置馆史除列室；梁启超办公桌，硬木作，“文革”中流出文津街馆外，后经多方努力回到馆内，现置馆史陈列室；汉瓦屏，60 块汉代圆瓦当分六排，每排10块，嵌置于硬木屏风内，此系福建何遂先生（老同盟会会员、原国民党将领，抗战时曾任国民党西南行营总顾问，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副主任、司法部长等职）原物，1929年存我馆， 1934年后赠送我馆，现存馆史陈列室。
藏书
分馆馆藏主要是线装书，包括地方志、家谱等专藏。其来源是国图人近百年来辛勤搜寻的结果，更是多少收藏家、专家学者呵护保存的结果。现分八阶段简述于后。
第一阶段：清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年），学部决定筹建京师图书馆。收集藏书是筹建图书馆的中心工作，由于国家调拨的善本较多，分馆现所入藏普通古籍只是善本以外的其它书。此时期入藏者主要有：
从学部调拨“南学典籍”和“内阁大库”残本。“南学”是皇家大学国子监的一部分，计有七八万册（件），其中善本归善本部，普通古籍归分馆。
“内阁大库”为皇家藏图书档案之处，清灭亡后，相当部分移藏我馆，其中善本入善本部、普通本入分馆。
第二阶段：民国元年至四年（1912—1915年），京师图书馆开放。其间除继续落实前清学部调拨图书外，还采取接受捐赠、采购等多种途径，续有所获。
（一）从直隶、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调入的部分书籍。
（二）各省送的县志。
经过以上两个阶段的工作，归分馆入藏的普通古籍数量：经部552部、8366卷、3002册；史部455部、20924卷、4966册；子部392部、11572卷、4557册；集部670部、22757卷、7507册；志书1646部、19138卷、6150册；丛书127部、38557卷、10150册；共计4544部、122963卷、41504册。
第三阶段：民国五年至十七年（1916—1928年），为京师图书馆最困难的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战争频繁，经费拮据，只能免强度日。书籍收藏受到很大限制，但由于京师图书馆被确定为按国家出版物缴送单位，仍有一定量的入藏。
（一）至民国八年（1919年），馆藏普通古籍达到5558种92150册。
（二）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中文书籍达到14000余部、143900余册，其中包括康乾两朝《赋役全书》4000余册，为他处不经见之本，并有珠批御旨数十部。又有历朝各省府厅州县志书，自宋迄今2000余种、24000余册，亦称大观。
第四阶段：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929—1936年），这是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后组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由于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资助，新建馆舍落成开馆，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已从古代图书馆阶段进入了现代图书馆时期，故有一翻新气象。社会各界捐赠也大增，寄存书也不少，为我馆善本古籍又一高峰发展时期。
（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收购吴兴蒋氏旧藏，中有明代别集等500余种。
（二）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至二十二年（1933年）7月收书如下：中文旧书籍7908种，其中除善本外，相当部分入分馆。如浙江海盐朱氏旧藏明清词曲小说607种等，内中不少为升平署（位于西城南长街，清代掌管宫廷戏曲演出活动的机构，称南府，始于康熙年间。道光七年改南府为升平署）旧物。
（三）前教育部图书室收藏中文旧籍，民国十八年（1929年）拨给本馆1263种。
（四）寄存书中多有赠与者如：1、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所购书3307册，存馆；2、长沙瞿姓将中文书1777种21862册存本馆；3、民国二十年（1931年）王石孙将中西文书2039册存本馆；4、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福建闽候叶可立将中文书378种3495册存本馆；5、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秀武将中文书870余种存本馆。
第五个阶段：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1937—1948年），此阶段主要是抗战和胜利后的恢复期。日本侵略，图书馆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抗日战争的胜利，北图迁出各机构相继回迁北平办公，此时又有一股新气象，藏书有一定发展。据1946年底统计，新增中文普通书661种3273册，内有新城王晋卿先生（〈1851—1936年〉名树楠，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新城县人。清光绪年间进士，官至新疆布政使。民国期间，任清史馆总纂，国史馆总纂。一生著述颇丰，是著名的方志编纂学家）遗书稿等70种468册，新书967册。
受赠中文普通书92种622册，新书501册。
此时中文藏书（包括善本）为60万册。
第六阶段：1949—1958年，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10年，一切欣向荣，北图大发展，通过政府拨交、社会捐赠，购买入藏等各条途径，古籍入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一）1949年6月16日，霍古斋霍明志先生将所藏书365种1079册捐赠本馆。
（二）1949年7月1日，接收松坡图书馆书籍数万册，杨守敬氏藏书即为其中之一。
（三）1950年，线装书已登记11653册，已编目326938册。
（四）1950年接受捐赠中文普通书共约4023种41592册。其中重要者如： 1、傅思谟2196种8551册；2、翁之熹66种323册；3、翁兴庆4种40册；4、杨荫庭1种1册；5、军委卫生部16种20册；6、徐承孝240种5464册；7、北海公园797种23794册；8、黄懋信中普书101种156册9、刘铸华6种24册；10、林诚36种1332册；11、柳亚子493种1480册（含南明史料122种、南社史料371种）；12、陈宗藩50种90册；13、张仲英12种153册；14、何天祚5种164册。
（五）1951年登记中文书50151册。
（六）1952年登记线装书846种3919册。
（七）1956年整理入藏积压图书48万册。
（八）1958年故宫移藏线装书304262册；郑振铎遗书91700册（主要为普通线装书。
（九）1958年入藏线装书约1190923册（件）。
第七阶段：1959—1965年，此阶段是大发展后的充实提高期，入藏也有一定发展。
（一）1959年从澳门抢救图书378种3473册。
（二）1961年补入中文旧书8000种12027册（件）。整理旧档14万件。
（三）1962年，入藏中文旧书8000种9333册，善本占1/3强。
（四）1963年通过中国书店购入天禄残本237册；明清家谱159种1635册；又从天津、上海、合肥、杭州、扬州购部分方志、家谱及历史资料。其中有罕见的《白鹿洞志》残本恰与馆藏合成完壁。
（五）1965年入藏中文旧书1154种4188册。
第八阶段：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业务工作停顿，无可叙及。但从70年代以后，“抓革命”、“促生产”，有些工作已渐渐恢复。如7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逝世，遵遗嘱将其4万多普通线装书捐赠国家，转归北图收藏，即为其一。现全入藏分馆使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事业飞速发展。1987年新馆落成开放，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由近代进入现代，驶入了新的航程。1988年分馆开馆接待读者，这既反映国图工作的深化，更标志着我国普通古籍的收集、整理、研究迈上了新台阶。
寄语
回顾国图本馆与分馆的发展，思绪万千，感慨良多。
（一）国图分馆事业的发展，几与本馆的发展同步。故从京师图书馆始至现今的国图史中，近百年来，分馆的设置达四五次之多，现在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事业的需要，也是国图事业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适应与满足了京城人民的一定的文化要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五千年文明绵延于斯，在世界古文明中独步，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我国传承的浩如烟海的古籍，是千年文明史，万年文化史的主要载体。通过几千年的沧桑，还能在焚毁与洗劫中留存至今已属罕见。
（三）古籍书的收集、储藏、整理、研究，使之发扬光大，是一件坐“冷板凳”的事业，少轰轰烈烈的场面，无惊世骇俗之创举，有的只是咬文嚼字的岁月，使人乏味，令人生寒！但它却是使传承中华文明，光大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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