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上）

作者：刘俊勇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南端，西濒渤海，东南临黄海，南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相望，东隔黄海海峡与朝鲜半岛相邻，北与东北大陆相接。大连市现辖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旅顺口、金州六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三市(县级)和长海县，总面积为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九平方公里。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始于十九世纪末。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踏上了辽东半岛，开始对老铁山石冢进行考古调查。自此以后，直至一九四五年大连解放，其间除沙皇俄国对大连的七年殖民统治外，大连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一直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所主宰。

一九○八年，日本旅顺海军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将黄金山北麓鸿胪井刻石并石亭盗运日本。

一九二七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首先调查和发掘了貔子窝遗址。日本东京大学原田淑人、长谷部言人、八幡一郎、驹井和爱、田泽金吾，京都大学滨田耕作、岛田贞彦，中国北京大学马衡，以及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

一九二八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了旅顺南山里牧羊城址。日本东京大学原田淑人、八幡一郎、驹井和爱，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和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

一九二九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了旅顺南山里汉代砖室墓、贝墓等。日本东京大学原田淑人、八幡一郎、驹井和爱，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清野谦次、金关丈夫、三宅宗悦和关东厅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发掘。

一九三九年，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发掘了金州望海埚遗址。

一九三一年，关东厅博物馆发掘了甘井子营城子壁画墓。

一九三三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了旅顺羊头洼贝丘遗址。日本京都大学滨田耕作、一九四一年，日本学术振兴会调查、发掘了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遗址。日本京都大学梅原末治、澄田正一，东京大学长谷部言人和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

同年，日本学术振兴会调查、发掘了旅顺老铁山和甘井子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冢。日本东京大学八幡一郎，京都大学小林行雄、澄田正一和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

一九四二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发掘了甘井子营城子文家屯贝丘遗址。日本东京大学八幡一郎，京都大学澄田正一、水野清一和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发掘。

上述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的羊头洼贝丘遗址出土文物，现藏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发掘的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遗址和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冢出土文物，现藏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营城子文家屯贝丘遗址出土文物，现藏日本名古屋爱知学院大学，一部分石器藏日本九州大学。

被日本人带回国内的文物，许多是珍品，如四平山积石冢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锛、玉笄、蛋壳黑陶把杯、黑陶罐、黑陶豆；文家屯贝丘遗址出土的彩陶；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遗址出土的高足陶豆、石戈、卜骨、青铜片等。

上述日本人在旅顺、大连等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大部分出版有大型考古报告。重要的有：

《貔子窝》——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

《牧羊城》——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二册；

《南山里》——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三册；

《营城子》——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四册；

《羊头洼》——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三册；

另有一些报告、简报发表在《考古学杂志》、《人类学杂志》、《满州学报》、《满蒙》、《历史与地理》、《满州史学》等日文和中文期刊上。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考古发掘材料，一直未见正式报告，只有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史前遗迹调查报告——大长山岛上马石贝冢”和“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调查简报——文家屯遗址”为题，分别发表于《人间文化》等日文期刊和论文集中。

日本人在大连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一方面对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来到中国的大多是日本国内一流学者，他们把一些先进的方法带到了中国，在综合研究方面尤为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发掘遗址是按标竿水平划分地层，必然使不同时期遗存混在一起，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从而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混乱。

必须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旅顺、大连等地进行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在刺刀保护下进行的。在殖民统治当局的保护下，日本人完全主宰了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把一部分重要文物运往日本。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直到一九四五年旅顺、大连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种侵略和掠夺才告结束。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连地区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时期大连地区重要考古发掘、发现如下：

旧石器时代

瓦房店市古龙山更新世晚期洞穴遗址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

新石器时代

长海县小珠山遗址一九七八年

长海县上马石遗址一九七八年

长海县吴家村遗址一九七八年

旅顺口区郭家村遗址一九七三、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

旅顺口区大潘家村遗址一九九二年

旅顺口区王家屯遗址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

瓦房店市三堂村遗址一九九○年

庄河市北吴屯遗址一九九○年

青铜时代—春秋战国

甘井子区双砣子遗址一九六四年

甘井子区大嘴子遗址一九八七年

旅顺口区于家村遗址、墓地一九七七年

旅顺口区大砣子遗址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

普兰店市双房石棚、石盖墓地一九八○年

甘井子区岗上墓地一九六三年

甘井子区楼上墓地一九六○、一九六三年

长海县上马石墓地一九七七年

汉代及其以后

甘井子区营城子汉代墓地一九五六年

甘井子区沙岗子农科院汉墓一九九九年

瓦房店市陈屯汉代墓地一九九四年

普兰店市花儿山汉代墓地一九七五年

瓦房店市谭家屯金代窖藏一九七八年

瓦房店市台后村金代窖藏一九九六年

上述重要考古发现和发掘，为大连地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旧石器时代

大连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遗物发现较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薄弱环节。一九三五年法国人步日耶曾在大连至旅顺公路(南路)的红色土层中，发现两件石英石片石器。因材料很少，加之原始记录不详性质难定。这两件石器现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据笔者目验，这两件石器相当典型。自此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未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发现。一九八一年秋和一九八二年夏，大连自然博物馆先后两次对瓦房店古龙山洞穴进行了发掘，所获材料据初步统计，有各类古脊椎动物化石数万件，经人工打击的骨片数百件，还有少量经人工打击的石器。据C14和釉系法年代测定的结果，为距今四万～一万七千年前的遗物。主要产化石的层位和含石器的地层年代应为距今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上下浮动二百四十年前。

古龙山遗址发现四件石器。《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作者认为，这四件“人工痕迹清楚，应是人工的制品”。这四件石器分别为石英岩、石英砂岩、脉石英和燧石，可归为刮削器类，接近于小石器为主的技术传统。

古龙山遗址出土的丰富的化石中，有大量碎骨，经研究有一部分为骨制品，可分为锐尖型、钝尖、锥尖型、扁尖型、雕刻刃型、边端不规则型、单边直刃型、单侧斜刃型、端刃型等。这部分被列为骨制品的共有三百三十二件。排除其它因素，在古龙山的碎骨中存在打击骨器是肯定的。

古龙山遗址属洞穴类型，发育于古生代寒武纪石灰岩中。发掘的只是一个叉洞，主洞已被采石时打掉。洞中的骨骼绝大多数破碎，有不少经过人工敲击。从埋藏学的角度分析，这个叉洞只是丢弃骨渣的垃圾堆，那时的人类可能居住在主洞中，故而叉洞内骨骼如此集中，化石种类如此丰富地堆积在一起。古龙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马类化石，按牙齿统计，至少有二百个个体，这在国内同时代地点中属罕见。从这种意义上说，古龙山人可以称为“猎马人”。

除旅顺、大连公路(南路)之间发现的打制石器和古龙山打制石器外，在大连地区的其它地点也曾发现过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在大连地区渤海、黄海海域，经常有更新世晚期的古动物化石和经人工加工的角器等出水。

大连地区是华北地区人类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迁徙的纽带。上述发现，无疑增强对这一迁徙和文化往来的认识。除了古龙山遗址填补了辽南古文化的空白外，它还提示人们，大连沿海地带的洞穴，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古文化遗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将是今后工作中必须重视的地区之一。

二、新石器时代

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较广，尤以旅顺口区和长海县为多。重要的遗址和墓地有：旅顺口区郭家村遗址、老铁山积石墓地、大潘家村遗址、王家屯遗址，甘井子区文家屯遗址、四平山积石墓地，长海县小珠山遗址、吴家村遗址、上马石遗址，普兰店市塔寺屯遗址，瓦房店市三堂村遗址，庄河市北吴屯遗址等。上述遗址中以小珠山最具典型意义，其三叠层的发现，成为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

关于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分期的划分，现主要有三期说、四期说两种。三期说为小珠山下层、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下层、小珠山上层和郭家村上层；四期说为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四期说中的双砣子一期文化已划入青铜文化。根据现有资料，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可分为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三堂村一期文化和小珠山三期文化四期。

(一)小珠山一期文化

属于小珠山一期文化的遗址，还有长海县大长山岛上马石上层、清化宫、广鹿岛柳条沟东山、獐子岛李墙屯下层、沙泡子、海洋岛南玉村、亮子沟，普兰店市塔寺屯，庄河市北吴屯下层、西沟等。近年来还在渤海沿岸的旅顺口区王家屯下层发现这一遗存；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遗址也曾发现过压印之字纹陶片，但未见地层；最近在甘井子区文家屯遗址也采集到了压印之字纹陶片。现在对这种文化的分布已从黄海岛屿和沿岸扩大到渤海沿岸。

小珠山一期文化房址在上马石和北吴屯均有发现。上马石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面积小，结构简单，未见柱洞；北吴屯房址为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周围有柱洞，室内有石板灶，具有一定的规模，引人注目的是房址周围出现了围栅。

小珠山一期文化陶器比较原始，以羼滑石粉末的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砂红褐陶。手制，器形简单，绝大多数是直口深腹的平底罐，有的附瘤状耳。纹饰以压印纹为主，多为之字纹和席纹、网格纹等组成的复合纹饰，少见通体饰之字纹。除压印之字纹外，还有少量的刻划纹。石器也比较原始，主要是打制的刮削器、盘状器、尖状器和网坠、球等。磨制石器有长身斧、磨盘、磨棒、网坠等。还出现了玉斧、玉锛、玉凿和骨针等。

小珠山一期文化只有北吴屯下层经过C14测定，为距今六千四百七十上下浮动一百八十五年(树轮校正值)。比较小珠山中层所测数据距今六千四百七十上下浮动一百九十五年(树轮校正值)，推侧其年代在距今七千～六年之间。

(二)小珠山二期文化

属于小珠山二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郭家村下层、王家屯中层，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庄河市北吴屯上层等。甘井子区文家屯遗址也有这一遗存。

小珠山二期文化房址最为典型的是吴家村一号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北吴屯上层发现的三座房址也是方形圆角或近方形半地穴式。室内四周分布有柱洞，并有傍柱。吴家村一号房址内还有两头小猪，证明猪是在室内饲养的。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砂黑褐陶次之，还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和泥质黑灰陶，均手制。器形以刻划纹直口深腹筒形罐为最多，还出现了盆(釜)形和罐形鼎、觚形器、钵、碗、豆和器盖等新的器形。压印纹已衰落，偶可见陶罐口沿下一排或数排压印斜点，多采用刻划的复合纹；开始出现了少量的彩陶。小珠山中层彩陶都是红地黑彩，图案为双勾涡纹、斜线三角纹和几何平行斜线纹；郭家村下层彩陶有三种，一是红地黑彩，绝大多数是斜线三角纹，也有双勾涡纹，还有在橙黄地的刻划纹之间施黑彩的；二是红地红彩，大部分为直、斜、弧线三角纹；三是白地粉红赭石彩陶，绘粉红圆点和赭石斜线纹。第三种仅见一片。磨制石器大量出现，仍有少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刀、镞等，更出现了玉牙璧、玉环、石璜等装饰品。同小珠山一期文化相比，具有更大的进步性。

小珠山二期文化C14年代测定数据有下列几个(以下括号内数字为树轮校正值，下同)：

小珠山中层距今五千八百一十上下浮动一百(六千四百七十上下浮动一百九十五)年；距今五千四百一十上下浮动三百(六千零五十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距今五千八百九十上下浮动一百五十(六千五百五十上下浮动一百七十)年；距今五千六百二十上下浮动一百一十(六千二百七十五上下浮动二百)年；距今五千二百七十上下浮动一百(五千九百零五上下浮动一百二十五)年；吴家村距今四千八百三十上下浮动一百(五千三百七十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郭家村下层距今五千一百四十上下浮动一百二十年(此为树轮校正值)。

(三)三堂村一期文化

属于三堂村一期文化的遗址，还有瓦房店市马路村遗址。这类遗存在旅顺口区蛎碴台、甘井子区文家屯等地也有发现。

三堂村一期房址有圆角方形、圆形和椭圆形三种，面积较小，结构也简单。陶器多羼有滑石粉末、云母和细砂、粗砂，有少量泥质红陶和极少量的薄胎黑灰陶。器形最多的是筒形罐，最显著的特点是，口部多叠唇，腹部多饰泥条堆成的纵向直线、波浪折线和刻划纹。三矮足泥质红陶钵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它器形还有壶、碗和极少量的薄胎黑灰盂等。石器有斧、锛、刀、镞、网坠等。

三堂村一期文化C14年代测定数据误差太大，故不作为参考。推测其年代在距五千－四千五百年之间。

(四)小珠山三期文化

属于小珠山三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郭家村上层、大潘家村、老铁山积石墓地，甘井子区四平山积石墓地，长海县广鹿岛蛎碴岗、南窑、洪子东、大长山岛上马石中层、獐子岛李墙屯上层，普兰店市乔屯，庄河市于大顶等。甘井子区文家屯也有这类遗存。

小珠山三期文化房址多为方形圆角和圆形半地穴式。陶器多夹砂黑褐陶，红褐陶次之，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蛋壳黑陶。多手制，经慢轮修整。轮制用于蛋壳黑壳和磨光黑陶。除部分折沿和叠唇筒形罐外，还有折沿鼓腹罐、盘形扁凿足鼎、三环足盘、粗柄镂孔豆、浅折盘细柄豆、折腹盂、钵、碗、环梁器盖、锯齿花边器盖，以及蛋壳黑陶高足杯、三足把杯等。小明器也有一定数量。器表多为素面，也有少量的刻划纹、弦纹、弦纹乳钉、附加堆纹等。老铁山、四平山积石墓地出土的陶器比较精致，有黑陶豆、把杯、壶等，并有玉牙璧、玉斧、玉笄等。小珠山三期文化的彩陶均为红地红彩。石器均为磨制，种类增多，有棒形弧刃斧、扁平弧刃斧、有肩斧、有孔铲、有段锛、双孔刀、镞等，尤以半月形刀、有肩斧、有段锛更具特色。

小珠山三期文化C14年代测定数据有下列几个:

郭家村上层距今四千零二十上下浮动九十(四千四百三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十年)；距今四千二百三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千六百九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十五)年；距今四千一百八十上下浮动九十（四千六百三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十）年；距今四千一百一十上下浮动九十(四千五百四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十)年；距今四千零八十上下浮动七十(四千五百零五上下浮动一百二十五)年；上马石中层距今四千四百上下浮动一百一十(四千九百上下浮动一百五十五年)；距今四千零四十五上下浮动一百（四千四百六十上下浮动一百五十）年；南窑距今四千四百二十上下浮动三百（四千六百八十上下浮动三百七十)年。

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分期和编年的确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连地区考古的重大突破。

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在不同时期分别与周围的新石器文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小珠山一期文化与沈阳新乐一期文化比较接近。这种以之字纹为代表的筒形罐，在辽西、内蒙古、河北，以及吉林省都有广泛分布，以有细石器共存为其显著特点，但小珠山一期文化中全然不见细石器，陶器上所表现的北方因素还是相当强烈的。

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与山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关系最为密切，这是由两个半岛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正像大连地区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序列一样，山东半岛也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序列。研究者们一般把山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分为四期，即白石村时期、邱家庄时期、北庄时期和龙山时期。白石村时期相当于小珠山一期文化，邱家庄时期、北庄时期相当于小珠山二期文化和三堂村一期文化，龙山时期相当于小珠山三期文化。

小珠山一期文化时期，两个半岛之间的往来关系尚若明若暗。到了小珠山二期文化时期，两个半岛间往来交流的证据渐多，在小珠山中层、吴家村和郭家村下层都发现了邱家庄、北庄时期的相同器物，如釜形圜底锥足鼎、觚形杯、涡纹彩陶、几何纹彩陶等。这种文化上的联系，除了两个半岛部族间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传播交流外，再无别的解释。这种文化的传播还表现在辽东半岛也影响着山东半岛，特别是庙岛群岛。属于邱家庄时期的北庄遗址一期的筒形罐，以及筒形罐上各种几何形刻划纹与小珠山二期文化完全相同，反映了辽东半岛的传统风格。北庄时期的红地红彩彩陶等也反映了辽东半岛的风格。三堂村一期文化与沈阳偏堡类型腹部饰纵向泥条或间饰折曲泥条的叠唇深腹筒形罐基本相同，而三堂村一期文化的红陶三足钵和黑灰陶盂，在偏堡类型中则不见。对比来看，三堂村一期文化和偏堡类型无论在主要器形上，还是在纹饰风格上，相同方面是主要的，差异方面是次要的，在文化性质上当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三堂村一期文化的红陶三足钵、黑灰陶盂，当来自大汶口文化，具体说与邱家庄时期有密切的联系。小珠山三期文化时期，山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影响更为强烈，但表现在不同遗址、墓地的影响程度差别较大。综观小珠山三期文化，虽一部分器物仍有着地方特点，另一部分扁凿足鼎、三环足盘、折腹罐、单把杯、镂孔豆和蛋壳黑陶等，则具有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而在老铁山、四平山积石墓地却表现出与山东半岛龙山时期相当的一致性，甚至是山东半岛的舶来品。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相互传播和交流，是通过庙岛群岛作为桥梁来进行的。两个半岛之间的庙岛群岛，就像链条一样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它从蓬莱经庙岛群岛中的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庙岛、大黑山岛、砣矶岛、大钦岛、小钦岛、南隍城岛、北隍城岛，直至辽东半岛。庙岛群岛中每两岛之间的距离最多不过十余公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完全可以凭一叶扁舟往来于各岛之间，像接力赛一样一站一站地传到彼岸。就是从北隍城岛北往辽东半岛也仅四十公里，这个距离在当时还是不难达到的。种种迹象表明，小珠山二期文化时期当以开始用舟船作为交通工具了。到了龙山时期，庙岛群岛更有木船实物出土。

综上所述，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在不同时期分别受到了周围新石器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山东半岛，特别是庙岛群岛的新石器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所受山东半岛龙山文化影响最为强烈，直至被龙山文化所取代。总起来看，山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对辽东半岛的影响是主要的。

要说明的是，目前大连新石器文化的分期还不够细，有的时期还可以细分，例如北吴屯上层可作为小珠山二期文化的早段，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下层为小珠山二期文化的晚段。笼统称之的郭家村下层遗存，也有主张将四、五层和三层分开。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

三、青铜时代

大连地区的青铜文化遗物早在上世纪末就已发现，但一直未被认识，长期被当作新石器文化。随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大连地区考古工作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使我们辨明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的特征及区别，认识到过去笼统称之的“新石器文化”大多属于青铜文化。根据现有资料，大连地区青铜文化可分为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和上马石上层类型，以及药王庙遗存。

(一)双砣子一期文化

属于双砣子一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于家村下层、大台山下层、小黑石砣子下层，甘井子区大嘴子下层、望鱼山下层，金州区庙山下层，普兰店市严屯大城下层、唐家嘴子下层，庄河市后盐砣子下层，长海县朱家屯下层等。另外，旅顺口区北海大砣子也有此类遗存，只是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发掘时未见明确地层。

双砣子一期文化房址有半地穴单室和双室两种。双砣子揭露出的三座房址，有两座为双室；于家村揭露出的五座房址皆为单室，呈椭圆形和不规划圆角方形，室内地面为红烧土硬面，屋顶以檀、椽，四周和中央以柱为骨架，以草拌泥涂抹。室内多置有以大陶壶颈部制作的灶圈。双室半地穴房址或许是本期特有的建筑遗迹。于家村房址居住面下铺木棍防潮方法是仅见的一例。此期尚未见石筑房址。双砣子一期文化陶器一般羼有大量的细砂，胎厚。以夹砂黑褐陶为主，黑皮陶(表里呈黑色，胎呈褐色)次之，有一定数量的彩绘陶，颜色有红、黄、白三种，多为三角形、方形、菱形和条状等几何图案。多手制，壶、罐口部常有明显的慢轮修整痕迹。多素面，仅局部加施弦纹、弦纹乳钉、刻划纹和镂孔等。弦纹和弦纹乳钉多饰于罐、壶的颈、肩部和杯的下部，镂孔多用之豆柄，有圆、长方、三角形几种。除个别碗等器物是圈足或凹底外，余均为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器形有罐、壶、豆、杯、碗、钵等。豆和杯特点明显，豆为浅盘，粗柄，柄上镂孔；杯把手位于下部，且与底部相接。石器主要有棒形弧刃斧、长身斜刃斧、长身斜刃锛、戈、矛、镞、网坠、双孔刀、环刃器、纺轮等。大嘴子第一期四层出有青铜戈形器。

据双砣子F17的C14断代为公元前二○六○上下浮动九十五(公元前二四六五上下浮动一百四十五)年，结合于家村下层的四个C14数据为公元前二二七五～前一六八○(公元前二七三五～前一九九五年)，也与双砣子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相近。

(二)双砣子二期文化

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北海大砣子下层、小黑石砣子中层、城山顶，甘井子区大嘴子中层，普兰店市单砣子土坑墓(第一、二号墓)，长海县大长山岛上马石瓮棺墓等。另外，旅顺口区大羊头也有此类遗存。

双砣子二期文化未见房址，具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陶器主要是黑皮陶和黑灰陶，还有夹砂黑褐陶。泥质陶表面有一层光亮的黑衣，还常见一种表面呈灰色的陶器，颜色较纯正，为本期文化所特有。轮制为主，多素面磨光，陶胎较一期文化为薄。较常见的纹饰为弦纹，也有少量的刻划纹和乳钉。陶器特征明显，器物多带子母口，多折肩、折腹出棱，器盖较多，部分器物底部带有三个弧形矮足。甗是此期开始出现的。常见器形除甗外，还有罐、壶、尊、盂、豆、碗等。小黑石砣子遗址采集的一组陶器，以及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北海大砣子下层出土的一组陶器极具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特点，补充了双砣子二期文化陶器之不足。石器形制多与双砣子一期文化相同，但棒形弧刃斧渐少，大部分为扁平长方斜刃或弧刃斧，开始出现了穿孔斧，典型的半月形刀和扁平三角形镞较为普遍。

以往双砣子二期文化的典型陶片和器物也有所发现，但不能确切地判定其性质。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确立，是一大突破。此期文化与山东岳石文化非常相似，一些器物可以说就是岳石文化的舶来品，至少可以说已具备较多的岳石文化因素。参考岳石文化的五个C14年代测定数据为公元前一六○○～前一四八五(公元前一八九○～前一七五○)年之间，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也应大体与之相当。

(三)双砣子期文化

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于家村上层、将军山、羊头洼、大台山上层、于大山、城山西坡、小黑石砣子上层、北海大砣子上层，甘井子区大嘴子上层、岗上墓地下、望鱼山上层、小磨盘山、烈士山，金州区庙山上层，普兰店市严屯大城上层、唐家嘴子上层，庄河市后盐砣子上层等。

双砣子三期文化遗址数量最多，经过发掘的也最多，双砣子揭露出十四座房址，大嘴子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两次共揭露出四十八座房址。双砣子房址都是方形半地穴式的单室房址，结构和建筑方法基本相同，都是利用天然石块依地半地穴穴壁砌筑石墙，皆为单排垒砌，上部一般都向外倾斜，石块完整的一面朝里。保存最好的石墙有一米多。有的房址还保存有向外伸出的门道，中间铺以石块作为台阶。大嘴子房址有石筑和半地穴两种。石筑房址为方形，多在平地用石块筑砌石墙，有的现存壁高七十厘米以上。半地穴房址以坑壁作墙壁，上作矮墙。

双砣子三期文化陶器多羼细砂，泥质陶较少。颜色以灰褐色为主，部分陶器因火候不匀而颜色不纯，往往夹杂褐斑。绝大多数为手制，个别轮制。较大器物口部经慢轮修整。陶胎较薄，部分器物高大，个别厚胎大器为甗的口部。大多为素面，纹饰有刻划纹、刻划纹间饰刺点、凸棱纹等。器形有壶、罐、豆、盆、簋、碗、甗、舟形器等。圈足器比例较大，有的圈足削有三个或数个缺口。石器以大型扁平斜刃斧为最多，刀之种类繁杂，钺、戈、矛等数量较多，大型长方形柱状锛、凿等也有所发现。大嘴子第三期出有形体硕大的青铜镞。

据C14断代，双砣子F四为公元前一一七○上下浮动九十(公元前一三六○上下浮动一百五十五)年；同时岗上墓地下部文化层遗物与双砣子三期文化一致，M七下面的堆积C14断代为公元前一三三五上下浮动九十(公元前一五六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于家村上层的两个数据为公元前一三三○～前一二八○(公元前一五五五～前一四九○)年；大嘴子三期文化的两个数据为公元前一二二○～前一○九五(公元前一四二○～前一二四○)年。以上C14数据具体表明了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

其它青铜文化还有上马石上层类型和药王庙遗存。

上马石上层类型分布范围也较广，以普兰店市山区分布最为集中。因现今所见材料多为普查、调查材料，大部分性质难定，具体分布范围尚不能确指。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黑褐陶，有极少量的黑皮陶。器形主要有甗、叠唇罐、双耳壶、高领壶、短柄豆等。器耳较发达，有桥状横耳、鸡冠耳、贴耳、横贯耳等。甗的数量较多。纹饰有刻划纹、附加堆纹和刺点等，刻划纹又可分为斜线三角、三角网格、人字、平行斜线等。石器多扁平斜刃斧、扁平长方形锛、长方形刀、镰、有铤镞、凹尾镞、矛、棍棒头、网坠、纺轮等。

据C14测定，上马石上层为公元前一二二○～前一一八○(公元前一四一五～前一二七○)年。以上两个C14数据具体表明了上马石上层类型的绝对年代。

药王庙遗存是一九八一年在瓦房店市长兴岛新发现的一种青铜文化遗存。多位于山坡上，文化堆积层很薄，且多被修梯田破坏，主要地点有药王庙、八岔沟、窟窿山等。这一文化遗存以双肩石斧、双肩石铲为主要特征。陶器以手制夹砂褐陶叠唇深腹罐为代表。这一遗存主要分布在长兴岛内，岛外偶有发现。估计其年代在公元前一○○○前后。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对大连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学者就大连地区青铜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推动了青铜文化考古的发展。

大连地区青铜文化墓葬种类较多，主要有积石墓、土圹墓、瓮棺墓和石棚等。

一．积石墓

积石墓在大连地区延续时间较长，既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也有属于青铜时代的，还有属于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就目前所掌握材料，大连地区所发现的积石墓，少部分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大部分属于青铜时代。一九七三年在旅顺口区刁家村北山发掘的M2属于单排一次筑成，从随葬陶器看，属于双砣子一期文化。

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积石墓有于家村砣头墓地和老铁山——将军山的部分积石墓。砣头积石墓地比较典型，五十八座墓系多次筑成，自东向西排列，墓室多长方形，也有椭圆形，底部多铺有一层小海卵石，少数铺有大石块。个别墓顶中心放有一排大石块。墓地盛行丛葬，各墓内人骨呈颠倒交错叠压状，人骨多少不一，最多达二十一人。个别墓人骨零乱，属二次葬。随葬品主要是陶明器，石器较少。M24、M38分别出土有青铜铁和泡饰。装饰品有石珠、陶珠、绿松石坠、玛瑙坠、莹石坠，以及骨贝等。陶明器特征明显，形制复杂，以罐类为最多，部分高圈足罐上饰有凸棱编织纹，其它器形还有壶、豆、钵、盆、杯、舟形器等。

二．土扩墓

仅有单砣子第一、二号墓。第一号墓为中年男性，随葬有陶壶三件，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第二号墓随葬陶壶四件、陶罐二件、石钺一件、玉石装饰品三件，年代要略晚于第一号墓。

三．瓮棺墓

瓮棺墓经过发掘的有上马石瓮棺墓地，共十七座。葬具瓮棺均为黑皮陶大壶，分口向上和倒置口向下两种，后者有的底部被有意识打掉。随葬器物绝大多数是明器，有壶、罐、碗，其它还有石镞、骨管、贝珠等，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

四．石棚

石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尤以大连地区最为密集，集中分布于普兰店市北部和庄河市西部，大多坐落在河流附近的丘陵地带。石棚原来不应是单个或两个，而是成群分布，一群即一处墓地。据调查，普兰店市石棚沟在六十年代以前曾有一座大石棚，附近有五座小石棚，后来五座小石棚均被当地村民掘毁，发现有陶罐等器物，今天仅存大石棚。庄河市白店子石棚的南坡原来有数排小石棚，估计有数十座，后来小石棚均被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掘毁，仅留下这座大石棚。

石棚一般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小石棚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出土遗物也基本相同，因此，大、小石棚应属于同一时期。早在一九三九年日本人三宅俊成在发掘铧铜矿石棚时，就发现了多瘤状棍棒头、陶罐、陶壶等随葬品。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庄河市杨屯石棚发现了人骨、石镞、夹砂红褐陶片等；在白店子石棚发现了人骨、石纺轮等，人骨上并有铜锈痕迹。更重要的是经过正式发掘的普兰店市双房二号石棚内出土了经过火烧的人骨、网纹陶壶和石纺轮等。除此之外，金州区小关屯石棚、庄河市王营石棚等也发现过石器和陶器。大连地区发现的石棚是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墓葬。至于石棚的大小，应当是由死者生前的地位所决定的。

大连地区发现的石棚年代应当根据发掘资料来确定。根据石棚附近遗址和散布在周围地表的遗物来推定年代的做法是不妥的。如前所述，大连地区经过发掘的石棚只有普兰店市双房二号石棚和瓦房店市铧铜矿石棚，前者在底石上发现了火烧过的人骨和陶罐、石纺轮各一件，从陶器的形制、纹饰分析，应与双砣子三期文化年代相当，其下限可到岗上墓地时期。后者出土的陶器和多瘤状棍棒头等，也表明其年代与双房二号石棚年代相当或稍晚。朝鲜半岛石棚的年代最早的可到双房六号石盖石棺墓时期，其下限更晚。有鉴于此，有理由认为辽东半岛石棚是最早出现的。

据现有资料，积石墓与石棚，以及属于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大石盖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普兰店市安波西山，积石墓、石棚和大石盖墓共存于同一墓地；梨树底大石盖墓的墓室结构也反映出积石墓和大石盖墓之间的联系，其结构为地面是大石盖，地下是积石墓室。以上可以证明积石墓和大石盖墓之间确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大连地区青铜文化同样受到山东半岛原始文化的影响。双砣子一期文化的许多器物，特别是罐、杯等，与山东长岛砣矶大口一期文化晚期同类器物十分相近，这表明双砣子一期文化深受其影响。双砣子二期文化部分陶器与岳石文化同类器物酷似，故有学者认为岳石人已渡海来到辽东。但甗这种器物在双砣子二期文化中较少，而在岳石文化中却是大量的。双砣子二期文化显然受到了岳石文化的深刻影响。双砣子三期文化时期未见有与山东半岛交往的直接证据。从石戈近似商戈、铜镞与商代同类器相近来看，应当视为受商文化影响的结果。上马石上层类型甗的数量较多，也应看作是受商文化影响的结果。药王庙遗存的双肩石斧、双肩石铲等，在大连地区无渊源可寻，而与东南沿海，特别是两广、海南岛同类器物相近，两地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双砣子三期文化和上马石上层类型都与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有密切的关系。双砣子三期文化的最后归宿为双房遗存，这在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已露端倪，双房遗存的陶壶直接继承了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的作风。上马石上层类型的长颈壶、器耳等，也应是曲刃青铜短剑同类器物的渊源之一。双砣子三期文化时期的大嘴子遗址上层(第三期文化)，出土了用六件陶壶盛装的炭化谷物，经专家鉴定，一种是粳稻，一种是高粱或黍。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层发现炭化谷物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是双砣子三期文化同类遗址中最先进的一处，其聚落内有石筑围墙，农业工具发达，石器制作更加规整，扁平、棱角分明、穿孔、刃部更加锋利，是大嘴子第三期文化石器的显著特点，是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标志。稻米等谷物的出现，正是这一标志的直接体现。

大嘴子遗址发掘场景

大嘴子遗址稻米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的空白，成为迄今我国发现最北的稻米出土地点。大嘴子稻米的发现还为研究我国栽培稻传播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实物资料，为北路说提供了实物证据。稻作传播必须有人作为载体，而人作为稻作传播的载体必然会在许多文化因素上反映出来。这种反映，在属于江浙、闽粤、山东地区相应时期的文化遗物上未有发现，而在辽东半岛却有明显的证据，无论是时代特征明显的陶器，还是墓葬形制，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在相应历史时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联系。

大连地区青铜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双砣子一、二期文化；晚期为双砣子三期文化，包括上马石上层类型和药王庙遗存。早期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晚期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

（刘俊勇，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主要讲授中国文物学通论、田野考古方法、古代玺印等。1971年起从事大连考古和地方史研究，曾主持碧流河水库淹没区、普兰店花儿山汉代墓地、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等发掘。目前主要从事东北考古和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持辽宁省社科联课题《辽东半岛青铜时代文化研究》、大连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大连历史文化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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