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如何变成天下粮仓的？

第三代杂交水稻“叁优一号”，双季亩产1530.76公斤。

11月2日，实现了90岁生日愿望的袁隆平，笑得像个孩子。

一次次的科研攻关，一次次的刷新纪录，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也印证了古往今来一个朴素的真理：“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

为了填饱肚子，古人曾经有过很多美好的想象和努力。“苏湖熟，天下足。”从宋朝开始流传的这句农谚，虽然有点夸张——“苏州湖州的粮食成熟了，天下就国泰民安了”，但也反映了江苏苏州、浙江湖州一带的农业辉煌史。

明朝时期，湖广地区粮食大量外运，这句农谚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奠定了湖南、湖北粮食生产的江湖地位，乃至流传至今。

到了清朝，随着双季稻以及外来农作物的推广，湖南的粮食产量大为提高。湖南米谷收成不好的时候，甚至会引发江浙一带米价疯涨，连康熙帝南巡江浙时都大发感慨“米价腾贵”。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湖南米谷的丰歉如此重要，也难怪清朝乾隆年间的官方说法会变成“湖南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湖南熟，湖北足”。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三句农谚的演化历史

“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湖南熟，天下足。”要了解这三句农谚的演化历史，我们不妨先来做一道去年广东的高三文综历史一模题。

南宋高斯得在《宁国府劝农文》中分析两浙路的水稻高产区时说：“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日：‘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由此可知

A.政府在江南推行重农抑商政策B.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C.江南农业生产技术有较大提高D.北方人口南迁推动了江南开发

这道题的答案是B。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农业生产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

到了明清时期，脱颖而出的湖北、湖南地区渐渐变成了天下粮仓。

从明朝开始，随着水稻品种的改良、农耕技术的进步和耕种面积的增加，湖南地区的长沙、衡州等府时有余粮协济、外运其他地区，在粮食重要性方面的影响力逐渐超过江浙地区。

明朝李釜源在《地图综要》里写道：“楚故泽国，耕稔甚饶。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更是令“湖广熟，天下足”这句农谚，名扬天下。

据《湖南通志》记载，明朝“成祖永乐元年，湖广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挽运，名曰‘支运’”。明洪武二十年（1387），户部奏称：近来被灾之处很多，受灾地方人民乏食，湖广布政司所属州县“仓无储积”，只有“衡州、长沙二府仓有粮150余万石”，请求皇上下令“缺食州县去长沙与衡州二处借来赈济”，待到丰年再还。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湖广衡州府仓粮64万余石”“欲令附近茶陵诸卫官作俸粮，及散与衡州属县饥民，俟秋成偿官”。除了外地饥荒、卫官俸粮外，还有一个理由居然是“恐年久陈腐”，由此可见，湖南米谷之丰沛。

正是由于湖南生产的粮食，不仅满足了本地区的需求，还大量运往全国各地，以至于明朝中期以后逐渐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从而取代了宋朝以来的“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变成了新一代的流行农谚。

“湖南熟，天下足”

湖南地区的粮食生产，一般是以稻米为主。作为产粮大省，洞庭湖地区则是湖南产粮的中心区域，农谚云：“稻田之稻，一岁再种，一熟则湖南熟，再熟则湖南有余粟。”

据《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七记载：“湖南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湖南熟，湖北足”。这一农谚的演变，可以想见当时湖南粮食生产在全国的地位。

“湖南熟，天下足”，不仅仅是清朝官方文献中记载的农谚，还实实在在影响了当时各地的米价。

由于需求多，湖南米谷输出地区之广、输出数量之大，相当惊人。湖南巡抚开泰的奏折记录了当时官仓拨运和官方采购的盛况：“乾隆三年拨运福建，四年拨运江苏，三年至八年，各省府赴湖南采买，通计五百七十万石有余”，“各商贾来楚籴粮，风帆相望，几无虚日”。清朝的楚米，主要是指湖广米谷（其中大部分是湖南米谷）。

颇得乾隆帝信任的陈宏谋也在《培远堂偶存稿》中写道：“湖南官仓，不但备全省之荒歉，兼备邻省之荒歉。所云邻省，上如粤东、粤西，下如湖北、江浙、江南、江西，倘有荒歉，皆取资于湖南所贮之额。”

曾经的鱼米之乡江南地区，则成为了湖南米谷的主要外销地，“湖南之米，听商贩卖，盈余累万，殆无虚日”。江南地区米价的波动也经常受湖南米谷的影响，如果湖南米谷输入江南地区比较多的话，米价就下降得厉害。康熙五十一年（1712），苏州织造李熙奏称：“苏州、扬州因湖广客米来到得甚多，所以米价仍贱。”如果湖南地区遇到灾荒自顾不暇的话，江浙地区的米价就会大幅上涨。这样的情况，连康熙帝南巡期间都深有感触。康熙三十八年（1699）上谕：“朕南巡江浙，询问地方米贵之由，百姓皆谓数年来湖广米不至，以致价格腾贵。”

当然了，所谓的“湖南熟，天下足”还是有点过誉。毕竟，按照现代的统计数据来看，湖南耕地面积378.8万公顷，也仅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1%。要想真正做到“湖南熟，天下足”，在粮食生产方面，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喜欢屯田的湘军和书院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深知粮食重要性的湘人，历来喜欢屯田，尤其是在湘军崛起之后。

因军功起家的湘军，靠着打仗积累起来的财富，涌现出了大量的地主新贵。据《湖南农业史》记载，就连颇有廉名的彭玉麟也未能免俗，在江南战事结束时积蓄的私银高达60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道光年间，江浙一带私塾老师的年薪是48两银子左右；知府的年薪包括105两银子和105石大米，折算起来一年也就210两银子左右。

湘军多金，衣锦回乡后尤其喜欢置业，大量购买田产：

水师将领欧阳利见，在祁阳购置的田产超过千亩；曾国藩购田2000余亩。

给曾国藩当幕僚起家的陈士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置地多达3000余亩。

更为夸张的是曾国荃，购买的田地居然超过了6000亩。

假如对于这些数据感受不够深，还有一组数据可资参考，按照清朝嘉庆年间的统计，长沙的人均赋田是2.25亩，衡州的人均赋田是1.66亩。

岳麓书院也是曾经的拥粮大户，因为岳麓书院拥有大量的膏火田。

书院的膏火田，又称食田，主要通过收租用于书院开支。以常德府的书院为例，据明朝嘉庆《常德府志》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武陵生员陈耀南捐田二百三十亩，充朗江书院膏火田”。汉寿的龙池书院则有膏火田777亩。

常德府的书院都有这么大规模的膏火田，更不用说长沙的岳麓书院了。据《岳麓书院正续志·田额》记载，岳麓书院的膏火田更为可观：除了1595.5亩膏火田外，另外还有47.79石租额的膏火田，按照每亩交租1石计算，大概是48亩，加起来一共有1643.5亩。当然了，明朝嘉靖年间重修岳麓书院的时候，学田的规模更大。当时，长沙知府季本捐赠学田102亩，同知林华捐赠学田50亩，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各地义民掀起了集资兴学的热潮，这一时期的岳麓书院共有2223亩，其中私人捐献达到333亩，占比接近15%。

在私人屯田方面，还有一个富过三代的例子。明朝嘉靖年间，长沙大户李象鹍两兄弟开始分家的时候，“各收租谷六百余石”。“以每亩岁租1石计”，李家当时共有1200余亩田产。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再度分家的时候，每年收租“达万余石”，也就是说田产已经翻了好多倍，超过1万亩了。

岳麓山下的农事试验场

我们现在说的水稻，可能就是统而称之，不会像专业人士那样去分门别类。

而实际上，早在清朝时期，就有了专门的水稻记载和研究。

据《湖南水稻研究志》考证，《醴陵县志》里记载了75种“稻之品类”，把湖南的水稻分为六大类：早稻、中稻、糯稻、晚稻、翻子、旱稻。光是早稻就有13种，其中有些名称还比较好玩，比如红脚浏阳早、白脚浏阳早、黑脚浏阳早、蓝脚浏阳早，把四种颜色都列进去了。

作为天下粮仓，湖南地区对于水稻的专业研究，由来已久。清光绪二十六年（1902），湖南巡抚赵尔巽在长沙北门外先农坛旧址设置农事试验场，开了农业科学试验的先河。

现在的北京动物园附近有清农事试验场旧址，2006年时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这个清农事试验场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比湖南的晚了4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南巡抚庞鸿书开设湖南中等农业学堂，把农事试验场并入，可谓是农、学、研一体化。这个学堂在1921年的时候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变得更加专业化，还设有农学研究会。皮兆麟是农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之所以要提到他，是因为1922年他在《建设月刊》上发表《稻的原产地考证》，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入手，结合古代中国的气候、文化、交通、农业生产等情况，第一次论证了稻的原产地是中国，他所指出的“日本之稻，实由我国输入”的说法，也成为后来业界的共识。

不过，更为正规、更有组织的水稻研究工作，还是要从湖南省农事试验场算起。民国初年，谭延闿主政湖南，在岳麓山设立了省农事试验场。

为什么会选择在岳麓山附近建农事试验场，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岳麓山不仅风景好，种粮的历史也相当悠久。比如唐代安史之乱后，诗僧齐己回到潭州，在《暮游岳麓寺》一诗中写道：“回首何边是空地，四村桑麦遍丘陵。”他所描绘的，就是当时岳麓山下的农田遍种小麦的场景，也佐证了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岳麓云深麦雨秋”。

谭延闿创建的省农事试验场，几经波折，一度裁撤，然后复建。到了1919年，省府开会决定设立农事棉业茶叶试验场，才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事试验场。当年的场址在长沙南门外的东塘，据说占地有400余亩。1932年，农事试验场重新恢复，设立了多个科目，其中就有专门的水稻研究，具体的研究业务属于“种艺科”，皮兆麟也是研究人员之一，还包括著名水稻育种专家罗紫崖等。种艺科的一项任务是“改良稻作”，按照罗紫崖提出的思路，水稻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提高产量，二是改良品质。想要增加粮食产量的话，有五种办法，“一是改良稻种；二是改良栽培方法；三是防除害虫；四是提倡两熟制；五是改良灌溉法”。即便是参照现在的水稻种植技术，这些想法也不是太落伍。

亩产多少是道复杂的算术题

湖南的稻作文明史，相当悠久——假如把神农尝百草制耒耜的传说也算上的话。

按照有据可查的史书记载，水稻的产量一直是逐年增高的。春秋时的亩产大概是53公斤，到了战国时期提升到了亩产63公斤左右。魏晋南北朝又有了进步，达到了亩产90公斤。

唐朝时开始形成早、中、晚稻，亩产突破了100公斤。据《中国经济史考证》记载，“近代水稻早、中、晚三大品类的多数品种在唐朝已基本形成。”关于湖南地区的早、中、晚稻，唐诗中也有大量的描写，比如，诗僧齐己的“忽觉早禾香”，周贺在杨柳秋思时节感慨“楚田仍刈禾”，元稹在岁末霜雪之时，还在岳州看到“珠稻欲垂新”，分别对应的就是湖南的早稻、中稻和晚稻。

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到了宋朝的时候，平均亩产大概是200多公斤。明朝的时候，平均亩产则提高到了300公斤以上。到了清朝的时候，最高亩产已经突破了400公斤。

以上说的，都是平均亩产，个别水稻高产区的产量，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比如前面那道高考历史模拟题，文中提及两浙路的水稻高产区时说：“上田一亩，收五六石”，以上限为例，亩产六石。

由于各个朝代的石和斤的标准并不统一，与现在的千克、公斤换算起来，确实有点复杂。那么宋朝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公斤呢？

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也就是说一石相当于92.5宋斤。宋朝的1斤是625克，一石相当于现在的57.8公斤，亩产六石大致就是亩产346.8公斤。

参考文献：《湖南水稻研究志》《湖南经济通史·古代卷》《湖南农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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