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开国之王原来是“古成都人”系列之八：“五丁开山”迎难而上
“五丁开山”迎难而上
到开明五世时，删去“中原人”妄称的“帝号”。
从祭祀到礼仪，都进行大张旗鼓的“变脸”。
盛世强君。从开明六世到开明十二世，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争阴影、对外扩张的理想中，秦国与蜀国对于汉中要塞的争夺，更是一场紧张而持久的拉锯战，双方屯积重兵，你争我夺。
既有军事攻伐，也有商旅往来。
交好，战争间隙的暧昧时光。
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蜀国与秦国两国边境相对平静。不仅战事稀少，还有使臣往来，互有馈赠，但又都希望对方在与对手的交锋中受损，以便渔翁得利，使自己成为“天下霸主”。
“据有巴蜀之地”。
到了前377年，蜀国从汉水南下伐楚。
尽管吴起虽死，“变法” 却已深入楚国的五脏六腑。虽然蜀军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路高歌，占领兹方。兹方距楚都江陵（湖北荆州），还有400多公里，楚人就已经“为扞关以拒之”。
东征受挫，不得不退兵。
非常满足。在对秦国、楚国的军事行动中，开明王一度战果辉煌。
同期中原，刀光剑影，硝烟弥漫。
变法图强。中续百家争鸣，后启大秦帝国，“凡有血气，必有争心”的大争时代。
各路诸侯，粉墨登场。
扯起大旗，圈占土地。
壮大军队，网罗人才。
为了在史无前例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军营与军营间、帐篷与帐篷中，出没着许多足智多谋的人。他们，头戴方巾，身穿布服，转动着三寸不烂之舌，以足够的耐心、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不同的主子推售自己的强国计谋，试图实现人生价值，也让社会认同自己的价值。
痛则思变。在前361年，秦国走上“变法”强国之路。
“孤秦”图强。“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七国诸侯，唯有秦国在黄河与崤山以西，经济、文明程度，较河东、山东六国低得多。
排斥在“中国”以外，被当作“夷狄”。
在人才引进中，主要接纳来自东方的改革家、军事家与外交家。
所有著名丞相，几乎都从秦国以外聘来。
卫鞅入秦，年方“而立”，却已洞悉宫廷钻营术。首先，结交秦孝公宠信的宦官，走后门得以见王，然后，依次拿出称帝、称王、称霸三种政治设计。秦孝公特别钟情“强国之术”。
“卒用鞅法”。
司马迁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
文化独特。融合西戎，注入草原文化，百姓“淳朴忠厚”，尚武团结，“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秦文公为融入中原文明，摘掉戎人的帽子，学习周朝礼制，安抚周朝遗民。
商鞅变法，首重取信于民。
信者，诚也。《论语》开篇，记载孔子与弟子的语录，出现六个“信”字，特别强调“信近于义”，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相互信任是交友结盟、治民睦邻的第一要义。
成功诀窍。不是法治理论的首倡者，却是法治实践的表率。法是制度的总称，变法，就是变革传统政治体制，因此法又一立，就不容动摇退缩，“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
商鞅变法，绝非取消身份、等级与相应特权，而是将血统贵族体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辈，已在局部实施的军功贵族体制。取消的贵族特权，只是打破凭借“龙生龙、凤生凤”的血亲关系，就生而富贵的寄生性世袭特权，代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的特权体制。
变法初令，似属创新，实为复古。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辞辛苦地追寻秦始皇祖先的发迹史。原是替周天子养马的家臣，靠牲畜繁殖，对付西戎有军功，拜爵封侯。商鞅以“法”，帮助秦孝公重振秦穆公霸业的光荣。
法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融合的典范。
土地国有，始于秦朝。
中国最早的“土地国有+集体固定耕作”。
国家租给农民耕种。《商君书》记载：“訾粟而税。”
訾，量；税，地租。国家根据田亩总收入，收取租金。
堵死农战以外的任何出路，勤勉地安心农耕。《商君书》介绍：“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明法度，定律令”。
以法为治，以吏为师。
整个社会形成“贪狼强力”的风俗。
虎狼之师。以“耕战”为核心，战术不择手段，破坏周朝的“战争法”“战争公约”，狼性在战争中放大，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任何借口，断绝生路，只能激发狼性。
张仪、司马错，狼性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
战国七雄，从前656年到前357年，在160场国际大战中，秦国只发动过11场。但是，从前356年的“商鞅变法”到前221年，在96场国际大战中，秦国发动了52场，取胜48场。
楚国，秦国“变法”前的30多年，就任用吴起，进行“变法”。已为“只是近黄昏”的楚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再次成为决定群侯争霸格局的超级大国。
经典战役“围魏救赵”，吹响了楚人复兴的号角。
洪流之势。“变法”使两国强盛。
固步自封。版图庞大，给“古成都人”带来心理上的优越感。
唇亡齿寒？“变法”已经卓见成效的楚国，要拿古蜀国试刀。大军挥师西进，占据邻居——巴国的大片领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还是没有让“古成都人”在富裕、安逸的梦中苏醒。
树敌两面。军事上，秦国、楚国对古蜀国，都占据“地利”。
秦国对成都平原，一直有强烈的占有欲。采取硬攻，只能事倍功半。想发起战事，首要打通进山道路，秦惠王使用一条妙计后，又 精心设计了金钱、美人之计，仍然无济于事……
交通便利。纵横交错的道路，从成都平原腹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唯有出川之道，异常艰难。东川路、巴岭路，通向偏远蛮荒的东南方，东北方向连接着先进发达的中原文明。
为了秦蜀两国的经济交流，古蜀国 开辟古金牛道，连接褒斜道。
褒斜道，古代穿越秦岭的一条谷道。
沿汉水支流褒水（褒河）两条河谷而成。斜峪口，在陕西眉县之南，褒谷口，在汉中褒城以北，故名褒斜道。古代由长安去汉中，先入斜谷，后入褒谷，也称斜谷道。全程249公里。
经行路线大致为：自古长安经户县，折西过周至、眉县，由斜谷口入秦岭，沿斜水东侧南行，经鹦鹉嘴、下寺湾，越老爷岭入桃川谷，西过灵丹庙、杜家坪，登五里坡，进入褒水上源之一的红岩河上游(今太白县城所在地嘴头镇)，再折向西南行，经两河口、关山街、古迹街、西江口镇、孔雀台、马道镇、褒姒铺，穿石门或越七盘岭，出褒谷口，经褒城，到达汉中。
栈道南端叫小石门，北端叫大石门。
历来为兵家所重。蜀道的核心地带，秦人入蜀，蜀人入关的必经之所；连绵无尽的山地中，一小块被汉江浇灌的沃土，让汉中成为微型的“成都平原”“天府之国”。
既是举兵入关的“咽喉要地”，还是屯兵休养的“后方粮仓”。
张良送刘邦入汉时，指出平原广阔，利于农植，可休养生息，为楚汉争霸保存实力。萧何也以为，“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可“养其民以至贤人，收用己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韩信与汉高祖君臣在汉中相会，指出“楚必亡、汉必兴”的道理。
渊源可追溯到前1046年，杜宇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
《华阳国志》引《蜀志》称，其始通于三皇。
“褒斜之道，《禹贡》发之，而汉始成之”。《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既排洪行潦，治理水患，又建立水陆交通线路。
导山导河。“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发源于岷山的岷江，流入成都平原后南，向川南的宜宾，汇入长江。
“江沱”的进水口，在今都江堰南马尔墩。首受岷江后，东行经徐埝河故道，东注于毗河，向东直入金堂峡，汇入沱江。沱江尽管源于龙门山，水源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岷江，自西向东，流过成都平原、龙泉山地，东南于泸州，注入长江。
潜水，“一在巴郡宕渠县，一在广汉郡葭萌县”，即今嘉陵江支流渠江与在今广元境内流入嘉陵江的支流。大禹时期在四川盆地的治水活动，主要集中在岷江、沱江与嘉陵江流域。
创造岷江上游治水使用的杩槎。
还留下“以德治人”的传统。
龙门山，因大禹“凿龙门，铸九鼎，治水患”得名。
岷江、沱江，成都平原的母亲河。
古金牛道在成都平原所经过路段，正是岷江、沱江流域。向北，进入绵阳、广元地区后，主要穿越的就是嘉陵江流域，甚至，大段大段地直接利用嘉陵江河谷，为主要路线的通道。
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是时连通今汉江。
《山海经》记载：“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嶓冢之山，《禹贡》中的“嶓冢”。沔（水），上古时对古汉水上游河段，甚至整个汉水的别称。
由来已久。《禹贡》记叙虞夏时期，大禹带领古羌部落联盟到中原地区，通过这条“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嘉陵江），逾于沔（汉水），入于渭（渭河），乱于河（黄河）”的水陆交通线路，先乘船顺桓水而下，然后，转入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附近，至四川广元白龙江口的嘉陵江河段，经过古汉水上游，再进入渭河水路、黄河干流。至少在夏商之际，就已初步形成。
“陈仓道”的前身，被秦以降所称“故道”。
故道，老路、旧道之意。
古金牛道一线，跨越岷江、沱江水系，沿着嘉陵江河谷北上，同步形成。
一条南北向的文化交流渠道，围绕民族族群迁徙的“藏羌彝走廊”网状交通线。天成的古嘉陵河谷走道，连接成都平原与汉水上游地区的通道，后世所称的金牛道是网状路线之一。
大禹与古羌人，最早开辟这条道路。
河两岸的岩壁上，凿有一条难容双脚的鸟道。
在险峻处，排列着钻凿的小石窟。
打通从蜀至秦的信道。古蜀国动用上万的“古成都人”，采用“沿溪河成路，岭横越垭，陡峻盘旋，险绝而栈”的方法， 以血肉之躯犯险，遇山则火烧水激打洞，逢涧就凿洞插木成栈，每条古道的开通，都是壮士喋血浇筑而成的天路，每一次的跋涉，都是惊心动魄的历险。
以开明十二世麾下的“五丁”为基本单位，组织的一支精锐“特种工程兵”，攻坚克难，几乎承担了古蜀王国所有的艰巨劳役，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担土运石，伐木聚沙。
经褒水、嘉陵江，凿通龙门山脉与秦岭山脉。
南段起点，成都金牛大道的营门口。
工程艰险，耗费巨大。
从北至南，陕西境内有金牛峡、五丁关、西秦第一关等；经黄坝驿入蜀，有七盘关、清风峡、朝天关、明月峡、石柜阁、葭萌关、剑门关等。一路雄关据扼，恶水咆哮，千难万险，尽在李白《蜀道难》中所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长城精神在“围”“堵”，以大围墙姿态，拒绝外人进入自己的“家园”。
“修路拆墙”。“五丁精神”相反，象征延伸、沟通与发展，有了解外面、走出去的内涵。互联互通，修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也让别人也有路可走，实际倡导了“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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