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密码隐于石碑中

郑和父亲马哈只墓及《故马公墓志铭》。

郑和故里碑亭。

梁二平 文/图

我研究郑和下西洋历史文献，特别留意石碑。近日云游至云南，终于见到了郑和下西洋系列石碑的“第一碑”。俯身读碑，突然悟到：郑和这位十来岁被强掠军中阉为秀童的苦命孩子，累擢为明廷十二监的内官监之后，似已想好了他的奋斗与结局。

老天赐给他寻找建文帝的机会，他去了一趟日本后，回来则把朱棣的目光由东洋引向了西洋，西边是永乐帝“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方向，也是他这个移民家族的故里。这是颇合“臣”意的美事。这位主管营造的官，自然是乐此不疲。

下西洋前请人为父亲写墓志铭

永乐三年（1405年），也就是下东洋两年后，郑和率庞大船队，始下西洋。临行前他办了一件重要的事，请资善大夫、兼左春坊大学士、礼部尚书李至刚，为父亲写了一个墓志铭。能请动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部长、教育部长兼外交部长这样的正二品大员，郑和也不是小人物，正四品太监，又是皇帝的宠臣。斯时，正逢第一次下西洋的前夕，百忙之中，郑和为何要寄个碑文回老家，勒石刻碑，于父亲墓前呢？

站在郑和的角度想，我猜它至少隐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不想让身份特殊的父亲，就这样籍籍无名地隐没于荒山里；二是借朝廷命其下西洋之机，告慰父亲，自己将去家族的西域故里；三是借此碑告诉后世，马氏与他郑和曾经在这个世纪上风光走过。

从昆明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晋宁县。此县原本是一个国，即古滇国。始于战国，消失于东汉，存在了四百年。郑和的祖先来此定居时，已是蒙元时期。郑和父亲的墓在昆阳月山。今天当地政府依托此墓，将这里建成比墓园大了许多的郑和公园。墓位于公园中央，背依滇池，居坡面西。现为水泥构建，保持了回教长方形墓的形制。初葬形制，无从可考。据墓旁的修葺碑记载，从明初建置以后，除家族祭扫外，并不引人注意。清朝后期，世居昆阳的马氏后裔参加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逃匿玉溪县石狗头村，恐此墓遭损，遂将石碑埋于墓前。清朝末年，人们在月山西坡筑坟时，偶然发现此碑，于是，又将此碑立之于原地墓前。

今人知晓这个墓志铭，主要归功于云南唯一的状元（1904年）袁嘉谷。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袁嘉谷得知昆阳有郑和父亲墓碑，但忙于科举之事，没能前去勘查。1911年念念不忘此碑的他，亲往查访，得此碑拓片，并作题跋收于自己的《卧雪堂文集》。经状元的一番研究，世人才得以认识这通《故马公墓志铭》。

1935年，昆阳县知事杨立声饬工设立碑亭，1944年，云南人彭嘉霖、昆阳县县长李群杰又于原址重建碑亭，并在此碑左侧立袁嘉谷《昆阳马哈只碑跋》，右侧抄镌郑和撰福建《天妃灵应之记碑》。此二碑后也佚失。2006年，马哈只墓碑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成为“国保”。此时，全国刚刚在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年。

郑和最可靠的家族史实录于此石碑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我想这样定位它：在郑和系列碑记中，它在时间上最早，应为郑和系列石碑的“第一碑”；同时，其内容也十分独特，价值非同一般。郑和显然知道，作为内官太监，史册中不会有他什么位置，不会有人为他树碑立传，或者，即使立传也不会写清他的来路与归处。果然，就是在《明史·郑和传》中，他的身世也只有十几字：“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郑和最可靠的家族史实证唯有这通《故马公墓志铭》。

我是专程来看这个墓志铭的，但现在只能隔着巨大的玻璃保护罩看了。墓碑上书小篆“故马公墓志铭”六字。石碑正文为楷书，共284个字。字不多，还是全文录这里吧。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采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赒给，未尝有倦容。

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勋，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

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旹（古文“时”，编者注），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此碑近于郑和下西洋的“达·芬奇密码”。今天教科书上所说的“郑和，云南昆阳人，其父为马哈只，生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享年三十九岁。郑和为第二子……”这些郑和的家世出身等材料，皆出自此碑。但这墓志铭并非字面上表述的那么简单，它有很多隐秘之处：

郑和之祖记有大名“拜颜”，但父亲仅称为“哈只”，这两个字只是对朝觐过麦加的人的尊称，并非他真正的名字，名字应是被刻意隐去了。还有郑和其父“生于甲申年”，但没记年号，如果记，应是“元至正四年”，而这是要隐去的，“卒于洪武壬戌”，这是可以记的。还有，其父“生而魁岸奇伟”，却“享年三十九岁”，青壮而亡，没说死因。

关于郑和，可以借此告慰先人的是“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但郑和怎么就去“事今天子”，成为“太监”，则不能说。似乎过于隐了，郑和的生年没在这里提一句，以至后人，只能考其：大约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出生。

这些隐去的内容，都与马氏为元朝旧臣的背景有关，马哈只死时，恰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攻克昆明，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逃到昆阳州自杀后的第二年。马哈只也许是被明军所杀，也许是紧随旧主，自杀。总之是在明代不能提及的事。真是难为了饱读诗书的李大学士，要写出马哈只“有德”，又要看上去“无绩”，这样的铭，要有高超的隐约之笔，实为风险之作。

马哈只去世时，郑和仅十来岁。关于他父亲和他的家族，或许只能借助此铭，记录这么多了。但他光宗耀祖的事，还是想和父亲“汇报”一番。转到此碑的后面，在碑阴还有三行极有价值的文字：

“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家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吉日乃还记耳”。

这一记载表明，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从印度归来后，曾得到朝廷的照顾，“奉命”回乡祭祖扫墓。史书和地方志中并没有记载此事，郑和为自己的行迹又在石碑上留下一笔。似乎料定，他亲自排布的这些碑记，可补官史之不足。

今已知郑和立的下西洋相关碑记有七件

郑和对勒石刻碑的特殊“偏好”，始于下西洋，也终于下西洋。此间，他不仅在父亲的墓志铭中两次隐而不显地记下了下西洋的两个时间点。而且，还在中国庙宇借立碑敬神，记录下他远航的事迹。甚至，带着石碑不远万里立于锡兰国。下西洋在永乐朝之后，受到朝臣的反对，郑和觉得刻碑更加“刻”不容缓。最后一次下西洋时，他连刻两碑，分别立于浏家港天妃宮和长乐南山天妃宫。今已知的郑和立的下西洋相关碑记（有的石碑已佚，仅于文献中录有碑记）有七件：

《故马公墓志铭》永乐三年（1405年）立于云南昆阳

《布施锡兰山碑》永乐七年（1409年）立于锡兰（今斯里兰卡）

《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永乐十四年（1416年）立于南京

《郑和行香碑》永乐十五年（1417年）立于福建泉州

《静海寺郑和残碑》约永乐十九年（1421年）立于南京（已佚）

《娄东浏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绩碑》宣德六年夏（1431）立于太仓浏河（已佚）

《天妃灵应之记碑》宣德六年冬（1431）立于福建长乐

这些年，我从福建长乐南山读《天妃灵应之记碑》，到昆阳月山读《故马公墓志铭》，由起笔到绝笔，细细品味，不得不佩服郑和排布在“隐”与“显”之间的那种太监特有的机关算尽，纵有后来的刘大夏焚烧下西洋文献，后世，还是可以根据这些碑记，理清郑和下西洋的基本脉络。

或许受到郑和碑记的影响，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人，也在碑上留下了下西洋的印记。如《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宣德九年（1434年）立于南京牛首山；《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天顺八年（1464年），立东莞赤湾天后庙；《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侯声远墓志铭》（声远即参加了郑和三、四、五、六、七次下西洋的周闻）成化六年（1470年）立于太仓浏河……如此算来，至少有十大碑记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至少使英国孟席斯船长等人的那些“郑和发现美洲”的推论，归于“善意的猜想”。

这些明朝的石碑，既是历史的“密码”，也是现世的“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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