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大命大的南头古城

东汉时期,朝廷废除了盐铁专卖制,改为收税制。深圳地区偏安陬偶,凭着“盐”这种商品,迅速积聚财富,连海盗也闻风而来了。东吴元兴二年、甘露元年(265年),为了防海盗的侵扰,吴国设司盐都尉,在南头筑起了一座城寨,作为治所。今天已无法找到它的任何残迹,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它是深圳地区第一座“城”,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足以令它永久铭刻在历史的坐标之上。

很早以前,曾有人提出疑问,司盐都尉这个官职,会不会是司监都尉之误?汉代以来,未闻有司盐都尉之设。《宋史》写作司监都尉,该职肩负一郡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之责,没有专治盐政的。况且司监都尉才可以称“治”,盐官还不够格称“治”。但大多数史家倾向于认为,由于深圳地区盐业太重要了,专设一个司盐都尉,也是有可能的。

制盐的模型

直到南朝末年,这座城寨才浸微浸灭,被称为“芜城”。它之所以沦为芜城,是因为南头升格为郡城与县城以后,其规模与功能,都不足以应付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在东晋年间,一座更大型的城池,在司盐都尉的城寨附近建起来了。2001年至2002年,深圳考古人员在对被列入广东文物保护单位的南头古城进行发掘时,清理出一条曲尺形的濠沟(其中东西长110米,南北长38米),宽约五六米,深两米多,出土了不少东汉、三国和两晋的文物。经过考古专家辨认,觉得这很可能是东晋时代东官郡城的护城濠,即使不是护城濠,也是郡城的排水沟。

一千七百年的建城历史,终于得到了实物的印证!

对南头古城的描述,以前的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虽然宣称它有一千七百年历史,但具体的记录,却大都是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修建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开始。明代以前的一千年,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虚虚实实,真假难辨。晋城护城濠的遗迹,为我们揭开了古城的千年神秘面纱。

古城牌坊

也许,这座古城的繁华与富庶,超乎我们的想象。当年即使站在塘朗山上,也可以遥见城墙内的热闹景象。护城濠沟里波光粼粼,城门洞开,人来人往。狭窄而拥挤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店铺,五花八门的招牌,熙熙攘攘的人流。即使听不见它的声音,也能想象出它是何等的聒噪。

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空气里混杂着煮食的烟火气、食物的香气、粪便的臭气与干草的腐气,形成了一种稠密人居特有的气息;官家的轿子从大街上经过,开路的兵丁大声喝斥来不及躲避的人;轿子过去以后,挑着担子的小贩又从横街钻出来了,敲打竹板、铁板,吆喝叫卖,声音远近可闻;打铁铺里“当当”的锻打声;肉铺里砍猪大骨的“咔咔”声;磨坊里“吱吱呀呀”的碾磨声;孩子在街上追逐嬉闹,惹得一片鸡飞狗叫;女人们嘴里发出“噜噜噜”“啰啰啰”等各种奇怪而独特的声音,呼唤自家的鸡、鸭和猪,构成一首复杂的多重奏乐章。远处的码头排列着一座座盐仓,公家运漕,舳舻相继,私行商旅,络绎不绝,市场的屠沽之辈,盐场的工人,码头的苦力、脚夫,谈生意的掮客,用鸡骨头和铜钱占卜算卦的巫师,终日为口奔驰,忙忙碌碌,使这座古城充满了活力。

南头古城

1980年代以后,在南头古城附近陆续发现数十座古墓,主要集中在大王岭、红花园、铁仔山一带,形成一个对南头古城的马蹄形包围圈,离城最近的墓只有两三百米,远的有一两千米。可以确认年代的,以东晋墓居多,东汉和西晋墓则较少,似乎也从侧面反映了深圳人口在东晋以后大幅增加的事实。

南头古城西边不远的铁仔山,曾经发掘出一百三十多座从战国到明、清的墓葬,是一个庞大的墓葬群。其中东晋和南朝时代墓葬,随葬品非常丰富,有青釉双系罐、四系罐、六系罐等,釉彩鲜亮如初,造型圆浑可爱;还有精美别致的三足砚台、铜镜、滑石猪、青釉唾盂和青黄釉鸡首壶等,为我们破译六朝时期的深圳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鸡首壶是古人用来做水壶或酒壶的,称为“罂”,相传由浙江越窑首创,“鸡”与“吉”谐音(但在现代粤语中,这两个字的读音却不相同),寓意吉祥,在西晋至唐代年间,广泛流传于南方各地。深圳发现的鸡首壶,很可能由南渡晋人带来的。由于北方云扰不息而南方相对稳定,东晋至南朝年间,晚渡伧荒,不绝于途。布吉、坪山、观澜的张氏,罗山、坪山、大鹏的赖氏等大家族,都是这段时期从江北迁入的。

南头古城的六朝墓葬,墓主身份虽无法确认,但在铁仔山的三座东晋墓和五十多座南朝墓,大部分是长方形的砖室券顶墓,分前后墓室,最大的墓室长近六米,宽逾一米,墓中还砌有仿直棂窗、渗水井和排水沟,规格豪华。在一些墓砖上,以雄浑有力的隶书刻着:“大兴四年辛巳岁宜封侯”“太宁二年岁甲申宜子孙”等句子(大兴四年即公元321年,太宁二年即公元324年),彰显了墓主尊贵的社会地位,绝非一般寒人庶族的墓葬。据此可以推测,在九品中正的制度下,深圳虽远在边陲,也开始有门阀世族的出现了。

南头古城博物馆

大约在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宝安第一次面临战争的威胁。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浙江一带爆发由琅琊人孙恩领导的五斗米道暴乱,史称“孙恩之乱”。本来,这场动乱发生在遥远的长江流域,与深圳关系不大,几乎没人听过孙恩的名字,人们照旧晒盐、耕作,闲时男人们照旧嚼着槟榔喝着酒,女人们照旧针头线脑过日子。唯一与这场动乱扯得上关系的,是几年前孙恩的叔父孙泰被朝廷流放到广州,曾在东官郡一带传播过五斗米道,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信众。后来孙泰死了,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

不过,到了元兴元年(402年),孙恩作战失利,投水而死,其残部拥戴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与晋廷对抗,史称“卢循之乱”。元兴二年(403年)卢循被晋将刘裕大军围剿,无法立足,率众浮海南下,刘裕衔尾追击。宝安县居民恐惧地发现,这场本来事不关己的战争,突然兵在其颈了。

元兴三年(404年)十月,卢循的舟师出现在大鹏湾外海面,黑压压一片,引起城中一片惊惶。人们担心卢循会在大鹏湾登陆,如果他们要进攻广州,这是一个很好的后勤基地,一旦夺取了东官郡,就可以兵临广州城下了。南头郡城里,虾慌蟹乱,一夕数惊。不少有钱人家已收拾细软,准备逃走了。但这次卢循却没有攻城,他的舰队如同魅影般掠过大鹏湾,经虎门直奔广州去了。

南头古城东晋南朝壕沟出土的三足砚台

宝安官民顿时松了一口气。没多久,从广州传来消息,说卢循已经占领广州,驱逐了广州刺史吴隐之,自封为广州刺史和平将军。又过了没多久,听说朝廷已正式任命卢循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反贼”居然摇身一变为朝廷命官,这个故事,宝安民众茶余饭后,聊作谈资。再过没多久,卢循的大军,打着广州刺史的旗号,摆出代天巡狩的姿态,威风八面地开到了东官郡城外。原来的官吏逃的逃,降的降,这座坚固的城池,未经战火蹂躏便归了卢循。对宝安百姓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

但实际上,晋廷招安卢循,只是缓兵之计。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二月,卢循再次作反,统兵大举北伐。战争一直持续到翌年六月,卢循再次被刘裕所败,仓皇退回岭南,不过他没有逃到宝安,而是一路逃到交趾郡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最后走投无路,亦步孙恩后尘,投水自尽了。

卢循的余部,四散溃逃,不少隐藏在宝安县沿海岛屿大奚山、南亭山和竹没山(今深圳伶仃岛、香港大屿山一带)的岩穴之中,不敢回到陆地,从此世世代代,过着趁浪逐波的生活,以鱼鳖为食,以捕鱼、采蛎、采珠为业,被人们称为“卢亭”(也叫“卢余”)。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和做过清朝礼部尚书的钱以垲在《岭海见闻》书中,都提及“卢亭”,把他们描写为半人半鱼的怪物,兽形鴂舌,椎髻裸体,身有短尾,受惊则潜入水底,能伏在水中三四个月不死。明朝正德年间,香港大屿山哄传捕捉到一女卢亭,被渔民送到官府。初时她只会发笑,不会说话,慢慢才学会穿衣及食五谷类食物。不少学者言之凿凿,称广东沿海为数众多的疍家人,就是卢亭的后裔,却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

后人描画的孙恩、卢循之乱(图源网络)

南头古城与战祸两度擦身而过,似乎上天也特别垂爱这座新兴的小城。晋将刘裕在剿灭卢循之后,立即黄袍加身,逼东晋皇室退位,改国号为“宋”,自封为宋武帝,这是南朝第一个王朝,史称“刘宋”(区别于后来的“赵宋”)。新王朝实行分封制,以宗室出镇要地,都督军事,执掌军权,宝安是皇族的封邑之一。

按照朝廷规定,万户以上的封邑为子国,千户以上为男国。宝安不设县长,最高行政长官为男相。由此可知,当时宝安的人口,应在千户以上,万户以下。作为封邑,宝安不用向朝廷缴纳赋税,男相用地方财政收入经营自己的封邑,盖房子,修道路,加固城墙,过着膏粱文绣的生活。老百姓也间接获得好处,日子安安稳稳,吃上一碗太平饭。直到萧齐时,东官郡治迁往怀安县(今东莞境内),宝安县取消封邑地位,才恢复纳税。萧梁时期,东官郡改称东莞郡,郡治迁到增城

尽管经历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兵戈扰攘,天下离乱,但宝安却一直安然无事,经济发展如常,民众安生服业,真是福大命大。唯一令居民感到有点失落的,是东官郡治迁走了,宝安不再是郡一级的行政中心,少了很多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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