帷帐居神——墓室空间内的帷帐及其礼仪功能

摘要：帷帐是汉代以后墓室内的普遍陈设，本文根据考古遗存和历史文献记载的墓内葬仪，讨论了墓葬中帷帐的礼仪功能，认为帷帐具有居神的意义，起到营造祭祀空间的作用，界定了祭祀空间的主体位置，与以棺床为中心的埋葬空间具有不同的礼仪功能，这对我们理解墓室空间的营造理念、空间与陈设和画像的关系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帷帐；居神；祭祀空间

帷帐是古代室内的重要陈设，有遮挡坐具、卧具的功能，根据遮挡方式的差异而有幕、帷、幄之分[1] 。考古发现的帷帐大多是墓葬遗存，几乎稍具规模的汉及以后墓葬里都有发现，有实物，也有图像，实物一般只保存下来陶、石帐座或金属构件，图像主要是作为墓主宴饮图的背景。墓葬遗存都是丧葬礼仪活动的结果，那么帷帐在丧葬空间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礼仪功能？本文拟对墓葬中帷帐的使用方式及礼仪功能做一些粗浅的讨论。

前贤们最早对墓葬出土帷帐的关注是将它作为居室的家具来讨论的[2] ，卢兆荫曾对考古发现的帷帐资料作过全面的梳理，发现帷帐主要流行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他解释说以帷帐随葬的习俗与当时宫室中帷帐是不可缺少的陈设有关，隋唐以后由于建筑风格和家居陈设发生了变化，帷帐不再是宫室中的重要陈设物，因此隋唐以后的帷帐少有发现。他将帷帐分为坐帐、卧帐、军帐、武帐、飨神之帐等类别，还注意到历史文献中关于飨神之帐与生人所用帷帐有颜色差别[3] 。近年刘振东又补充了一些新出土的资料，将汉晋南北朝墓葬中的帷帐分为床帐和斗帐两类，较大的床帐是罩棺的、较小的斗帐是罩祭台的，认为墓中设帐的习俗是受到了“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影响[4] 。

其实在丧葬中使用帷帐，不只限于汉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墓葬里也有大量发现，宋金墓葬里也以砖雕等形式表现了帷帐，可以说帷帐是宅第化墓室里的普遍陈设。近年研究者对作为墓葬遗存的帷帐也有了新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般的家具陈设来看待，而开始注意到了它在丧葬方面的特殊含义，比如，何月馨根据隋唐墓葬中的帷帐遗存，认为置于棺木一侧、前置祭器的帷帐应与文献记载的“下帐”仪式有关，帷帐从生人的居住、飨神、祭祀设施到被纳入丧葬环节，在墓葬中被赋予了祭祀礼仪空间的功能[5] 。权弼成也认为墓室里的帷帐与墓内祭祀活动有关，帷帐具有界定祭祀空间的作用，由于墓内祭祀活动的转变，从魏晋到北朝时期，帷帐的设置方式也有变化[6] 。这些对帷帐的新认识应该说比之前更深刻了，抓住了作为墓葬遗存的帷帐的特质，这是阐释墓葬遗存的正确方向，包括帷帐在内的所有墓葬遗存都应看成古代丧葬礼仪活动的结果，历史文献中关于葬仪的记载为我们阐释这类墓葬遗存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本文也是从这个角度所作的讨论。

墓葬遗存中的帷帐主要是两类：图像和实物。在汉晋南北朝墓室流行的墓主宴饮图中，墓主人正面端坐于帷帐之内，而侍者、宾客等都在帷帐之外，在这类图像中帷帐具有区分空间主次的作用。墓主像前往往绘有食案和食物，有的墓主像前还摆放着盛食物的祭器实物，显然这并非一般的宴饮场景，而应看成祭祀的场景，绘在帷帐内的墓主像就是被祭祀的死者灵魂，帷帐界定了死者的空间。

帷帐的实物遗存几乎没有完整的，从陶、石质帐座、起支撑和连接作用的金属构件来看，帷帐在墓室里的陈设是有规律可循的，大多数帷帐遗存都发现在墓室的前堂中央或单室墓的棺床前面，这个部位是墓内祭祀的场所，帷帐明显是为了构建祭祀空间而陈设的。发现帷帐遗存的地方往往还发现有各种陶瓷、漆木祭器和熏炉、灯等陈设器，它们共同构建了墓内的祭祀场景。

除了图像和实物外，还有一类文字材料——遣策中也有关于帷帐的记录，也反映了葬仪中使用帷帐的情况。发现遣策的墓葬中，几座曹魏统治者的墓葬保留了葬仪中使用帷帐的重要信息，如安阳西高穴曹操墓和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的石质遣策——刻铭石牌中，记有不止一具帷帐，曹操墓有“广四尺长五尺绛绢斗帐一具”，西朱村大墓有“□□□斗帐一具绢隔缇沓自副”、“□□尺长一丈斗帐中白食绢隔一具”、“□□□文墨□□□斗帐构一□□构青油一枚”、“□珠缕帐□佛人一”、“白珠金（金聂）□挍帐□璧一柙自副”等[7] 。这些遣策中的帷帐或是遮挡祭台的“斗帐”，或与献祭的食具和生前物品形成组合，具有较明确的祭祀涵义。遣策所记都是丧礼中来自宾客的助丧物品，是賵赠之物，不一定都葬入墓中，但都是与祭祀有关的葬仪之物。

在丧葬礼仪活动中使用帷帐，当与帷帐的“飨神”功能有关。在现实的祭祀礼仪中，帷帐是居神的空间，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紫幄，飨神之幄也”[8] 。传说汉武帝以帷帐迎西王母，并作甲、乙二帐，甲帐居神，乙帐自居，西王母所居的甲帐是紫色的[9] 。汉武帝还听信方士之言，为死去的宠妾李夫人招魂，采取了以两具帷帐设祭的方式，“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至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似悲戚” [10] 。李夫人灵魂所在的帷帐相当于西王母所居的甲帐，是居神的主帐，武帝所居的“他帐”是生者所居，是次帐。两具帷帐近在咫尺，却分属生、死两个空间，通过祭祀，生死之间发生了交流，武帝如见李夫人之貌，这里的帷帐具有界定生死空间、营造祭祀场景的功能。

东汉皇室在太祖庙举行的合祭汉高祖以下诸帝神主的仪式——祫祭，是由皇帝率群臣进行的祭礼，《汉旧仪》详记了仪式的进程：

“子孙诸帝以昭穆坐于高庙，诸隳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绣帐，望堂上西北隅。帐中坐长一丈，广六尺，绣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黄金扣器。高后右坐，亦幄帐，却六寸。白银扣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余委肉积于前数千斤，名曰堆俎。子为昭，孙为穆。昭西面，曲屏风，穆东面，皆曲几，如高祖。馔陈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导皇帝入北门。群臣陪者，皆举手班辟抑首伏。大鸿胪、大行令、九傧传曰：‘起。’复位。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觯酒从。帝进拜谒。赞飨曰：‘嗣曾孙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为昭，孙为穆，各父子相对也。毕，却西面坐，坐如乘舆坐。赞飨奉高祖赐寿，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赐皇帝，如祠”[11] 。

在此祭礼中，皇帝列祖列宗的神主都被安置在帷帐之内，依昭穆次序排列，旁边盛陈各种饮食，皇帝在太常的导引下率群臣依次拜谒，并敬献酒肉。礼毕，面向西面而坐，再食用酒肉，接受祖先的赐福。这个祭礼是一个人神互动的场景，生者向死者的灵魂敬献酒肉，死者的灵魂再赐寿与福于生者。《晋书·左贵嫔》载左芬为元杨皇后献诔，“臣妾哀号，同此断绝。庭宇遏密，幽室增阴。空设帏帐，虚置衣衾……丰奠日陈，冀魂之临” [12] ，这具帷帐内是以衣衾代替死者的灵魂，盛陈饮食以待灵魂接受祭祀，帷帐同样具有居神的作用。

以上所举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祭礼，帷帐起到了区分生死两界的作用。帷帐的这种功能也被移植到了墓中，尤其当西汉时期墓室宅第化后，墓室内出现了独立的祭祀空间，设在多室墓的前堂、中室，或在单室墓的棺床前面，下葬或再启墓室合葬时都会举行墓内祭祀，这个祭祀空间是以帷帐来界定的，在帷帐内设置灵座或神位，象征墓主灵魂的存在。巫鸿将死者灵魂所在的空间称为“主体位置”，它是通过建筑、装置和图像手段来获得的，如以一些家具陈设和其他物品精心布置的无形之灵座或神位，以及有形的死者画像，这是在墓内再现灵魂的方式[13] 。灵座、神位或死者的画像都置于帷帐之内，构成祭祀场景的中心。墓内祭祀如在祠堂的祭祀一样，也是一种与死者灵魂沟通的方式，向祖先致敬，也为生者祈福，因此在祭祀空间的设置上，往往以人神互动的方式展开，一般在正位的帷帐内设置象征墓主灵魂的肖像、坐榻、几案或死者生前之物，面对正位的是一个为生者准备的宽敞空间，以饮食作为沟通二者的媒介，摆放在正位前面。

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墓内祭祀中以帷帐居神的极佳范例。刘胜墓是一座典型的模拟宅第的墓葬，中室是一个独立的祭祀空间，建有一座瓦顶木构的房屋，房内设有2座帷帐，其中位于正中央的帷帐十分精致，显然是居神的主帐。根据鎏金银铜质构件上的刻铭文字和序号，可以复原为一座由四根立柱支撑的五脊四阿式顶帷帐，帷帐内设有一具漆案及薰炉、错金银小铜人及剑、戈、祖等物。帷帐外围的陈设可以分为三组：右侧（北部）陈列着一组供奉器物，包括炊具及食器（如鼎、釜、甗）、酒器（锺、罍、壶）、日常陈设器（灯、薰炉、盆、鋗等），右侧靠前是一组仪仗铜构件，后部（西部）是一套铜车马明器“偶车马”。这三组陈设构成了祭祀的外部空间，与帷帐内的居神空间不同，是生者进行献祭活动的空间。在这具帷帐的左侧（南部）还有一具素面的帷帐，内设一具漆案，帷帐外围摆放着铜器、弩机、铜钱等物[14] ，帷帐所处的位置和精致程度与前一具置于墓室中央的帷帐形成鲜明的对比，应属生者所居的次帐（图一）。

这两具帷帐的礼仪功能是不同的，精致的主帐位于祭祀空间的中央，素面的次帐位于次位，这种主次分明的设置方式与方士为武帝和李夫人所设两具帷帐相似，主帐应是刘胜居神之所，是属于死者的空间，次帐应是祭祀者所在的空间，正如武帝祭祀李夫人时所居的“他帐”，是生者的空间。刘胜卒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其妻窦绾卒年要晚十年，这具次帐有可能是窦绾参加刘胜葬礼时所居的。由于窦绾墓（满城2号墓）中没有发现帷帐而刘胜墓有两具帷帐，巫鸿解释为窦绾的灵魂来到刘胜墓中接受配祭[15] 。这种解释可能不太确切。窦绾墓虽然没有发现帷帐，却在木构瓦顶的房屋内设有6座砖构，发现了一组明显属于献祭活动的器物，如铜饮食器、“中山祠祀”封泥等，祠祀是西汉掌管宗庙祭祀的机构，表明这里也是一个祭祀空间，同出的博山炉、金饼、铜灯、盆及漆案等物也都是与祭祀有关的陈设，因此窦绾墓是有属于自己的祭祀空间的，不过是以砖构取代帷帐以居窦绾之神。刘胜墓中的素面帷帐被置于次要部位，应是为身份尊显、又与死者关系密切的窦绾所设，而窦绾死于刘胜之后，自然就不必另设他帐了。

汉及以后的宅第化墓中，帷帐几乎是必不可少的陈设，主要原因在于下葬时要举行安放灵座或神位的仪式，这是墓室封闭前的一个仪节。《通典》引晋礼学家贺循所说的下葬礼仪：“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妇人东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车既至，当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毕柩进，即圹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圹中。荐棺以席，缘以绀缯。植婆于墙，左右挟棺，如在道仪”[ 16] 。这套礼仪中的“幔屋”应是在墓道首端搭建的一个居神的帷帐，作为暂停棺柩、陈列死者衣物以供祭祀的场所。随后棺柩入圹，将幔屋内的所有物品转移到墓室，墓室布置停当后，再进行最后一道祭祀，此时的祭祀应在棺前进行，祭祀方式与在墓道一样（“如在道仪”），棺前的帷帐、饮食器具等就是此次祭祀活动的产物。

在墓内以帷帐居神的考古实例不胜枚举。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墓是一座前堂后室墓，房形的前堂是宽敞高大的祭祀空间，前堂发现的铁帐构可复原为一具精致的帷帐，与同出的铜博山炉、灯碗、玉杯等构成了祭祀空间（图二，1）[17] 。新安县洛新开发区发现的西晋墓（M262）是一座穹窿顶单室墓，墓室后壁以三块石条构建棺床，围绕棺床四周发现4件帷帐座，帷帐前部的长方形条砖应是一个简单的祭台（原报告认为是脚踏），附近散落着铜薰炉、陶灯、陶器及漆器等物，这也是一组祭祀遗存（图二，2）[18] 。

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是一座带耳室和壁龛的长方形石板墓，墓室的前部置有一顶帷帐，内置一具漆案，案上放置14件瓷碗、钵、漆盒、勺等食具。在毗邻的右龛内绘有一幅祭祀图，墓主人坐于帷帐下的方榻上，西壁奉食图旁有墨书榜题“二月己……子……殡背万……墓……墓奠”[19] ，这是以实物陈设和画像共同营造的墓内祭祀空间（图三）。

北朝时期的丧葬活动是对汉晋礼仪的恢复，也流行以帷帐为中心设置墓内祭祀空间。大同发现的北魏太和年间的司马金龙墓由墓道、甬道和前堂后室组成，在后室的西侧置有一座雕凿精致的石棺床，棺床前至甬道处发现了木栏杆、伞盖、石柱础、石灯座、漆画屏风、漆食具等遗物，表明这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由帷帐、屏风构成的祭祀空间，应是司马金龙和其妻姬辰两次下葬时举行墓内祭祀的地方[20] 。葬于太延元年（公元435年）的沙岭壁画墓（破多罗太夫人墓）是一座单室砖墓，棺前也发现了铁帐构、漆耳杯等物，表明棺前是一个由帷帐围绕的祭祀空间[21] 。

北朝墓室内除了以帷帐实物构建祭祀空间外，还流行以壁画方式表现帷帐居神的理念，基本图式是在正壁绘墓主受祭图，墓主端坐于帷帐之内，在左右两侧或两个侧壁配置牛车、鞍马出行以及反映来世生活的场景。这种壁画图式从北魏平城时期的房形石椁开始初具雏形，以画像保存较完整的太安四年（公元458年）解兴石堂为例，石堂内以朱色绘出仿木构的屋宇梁柱，正壁的中心绘帷帐和墓主夫妇像，夫妇二人正面端坐于矮榻上，各执酒杯与羽扇，脱下的靴子置于帷帐旁边，左右各有一位跽坐者，右侧坐者怀抱乐器，左侧坐者作拍手状，可能表现的是伎乐。墓主像后绘六扇屏风，屏风后有六位侍者，前绘一组用于献祭的食具，在长毡上摆放着一组漆耳杯、盘，毡前地上置一件长颈黑陶壶，毡的两侧各置一个曲足圆案，上置一圆樽，旁边各有一位侍者从中取食。帷帐左右两侧分别是为男女墓主准备的鞍马和牛车，无骑者和乘者。两个侧壁绘制对称的两组伎乐，皆面向正壁的墓主夫妇演奏，左壁绘一男一女乐者，坐于矮榻上演奏箜篌和横琴，旁立一位侍者，榻前长毡上置圆形漆槅和耳杯；右壁绘两位男乐者在弹琵琶和吹箫，前面也摆放着圆形漆槅和耳杯等食具（图四）[22] 。

大同发现的其他北魏房形石椁大多采取了与解兴石堂类似的壁画配置，如智家堡石椁也是以帷帐下的墓主正面端坐宴饮像为中心，侧壁各配置四位男子和女子，各手持莲蕾，面向墓主人方向，头上绘有飞行的羽人，在前壁椁门两侧分别绘牛车、鞍马（图五）[23] 。

河北、山西发现的北朝墓室壁画与大同北魏石椁壁画的配置方式相似，而更加规范和完整，基本上是以正壁的墓主夫妇受祭图为中心，墓主夫妇端坐于帷帐内，以伎乐和侍者围绕，前置丰盛的献祭饮食；墓室侧壁一般是备车、备马图，备好的车马由群侍簇拥，但车、马上无乘者和骑者，是为受祭后的墓主夫妇灵魂之旅而备；墓道绘庞大的仪仗出行行列，象征墓主夫妇的来世威仪；在墓室和墓道的上部和穹窿顶上以大量的神禽异兽和天象象征灵魂永驻的天上场景。太原发现的北齐武平二年（公元571年）武安王徐显秀墓正壁的墓主夫妇受祭图保存相当完整，夫妇端坐于高大的帷帐之下，手持漆杯，二人之间是献祭的丰盛食品，高高隆起的食物可能是献祭的牲肉祭品，周围以13个盛满食物的漆高足豆围绕，男女墓主身侧各有一侍女，双手捧盘，盘内置5个漆杯，侍女外侧是一组伎乐（图六）[24] 。

进入唐代后，壁画配置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画像中不再见到以帷帐为中心的墓主受祭图，但仍流行以帷帐实物构建祭祀空间，帷帐居神仍是墓室空间的营造理念。唐初的开元礼记载了三品以上官员的葬礼，其葬仪及陈设情况如下：

“茔次：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于墓门内道西，张帷幕、设灵座如初”；

“到墓：……灵车至帷门外，回车南向，祝以腰舆诣灵车后，少顷，入诣灵座前，少顷，以舆降出，遂设酒脯之奠如初。柩车至圹前，回南向，丈夫妇人之位如遣奠之仪”；

“下柩哭序：进楯车于柩车之后，张帷，下柩于楯。丈夫柩东，妇人柩西，以次进凭柩哭，尽哀，各退复位……相者引主人以下哭于羡道东，西面北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妇人皆障以行帷，哭于羡道西，东面北上”；

“墓中置器序：……遂以下帐张于柩东，南向。米、酒、脯陈于帐东北，食盘设于下帐前，苞牲置于四隅，酰醢陈于食盘之南，籍以版，明器设于圹内之左右”；

“掩圹：掌事者以玄纁授主人，主人授祝，祝奉以入，奠于灵座，主人拜稽颡。施铭旌志石于圹门之内，置设讫，掩护，设关钥，遂复土三” [25] 。

在这套礼仪程序中，用灵车和柩车分别载运灵座和棺柩，灵座和棺柩分别代表死者的魂与魄；到达墓地后，将灵座和棺柩安置在帷帐内，帷帐设在神道以西，葬礼参加者要面向灵座、棺柩举行祭祀仪式；又在墓道首端设立帷帐，以安置棺柩，送葬者再在墓道两侧列队祭祀；棺柩送入墓室后，安放到墓室西侧的棺床上，同时在墓室的东侧设帷帐以放置灵座，灵座前放置祭器与饮食；一切安顿妥当后，丧家主人在掌事者的带领下到帷帐内的灵座前举行最后的墓内祭祀；最后主人和丧家退出，掌事者安放墓志等铭旌之物，封闭墓室。德宗朝颜真卿修撰的《大唐元陵仪注》所记的皇帝葬礼基本程序与此相同，而场面更宏大，其中有在吉帷宫、凶帷宫内举行祭礼的内容，吉帷宫是放灵座的帷帐，凶帷宫是放棺柩的帷帐，分别是死者魂与魄的居所，最后将棺柩安置在西侧的棺床上，将灵座安置在墓室东侧，灵座所在的帷帐就是墓内居神之所，面向灵座举行最后的祭祀后封闭墓室，葬礼结束。《开元礼》和《大唐元陵仪注》所记的葬仪在京畿地区得到很好的施行，西安等地发现的唐代高等级墓内常见的以帷帐构建祭祀空间的遗存反映了帷帐居神的空间营造理念。

综上所述，在汉唐时期的宅第化墓室里，帷帐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葬仪陈设，无论是实物帷帐，还是画像中的帷帐，都具有居神的意义，起到营造祭祀空间的作用，反映了墓内祭祀礼仪的情况。所有的墓内遗存都是墓室封闭前丧葬礼仪场景的定格和物化，帷帐作为居神之所，在墓室内是作为祭祀空间的主体位置存在的，与以棺床为中心的埋葬空间具有不同的礼仪含义，这对我们理解墓室空间的营造理念、空间与陈设及画像的关系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隋唐五代壁画墓与中古文化变迁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ZD249）。

（作者：李梅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赵冬，宜昌博物馆。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3期）

责编：段姝杉

审核：方 勤

陈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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