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首次发掘海岛史前文化遗址——大榭遗址Ⅰ期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宁波首次发掘海岛史前文化遗址——大榭遗址Ⅰ期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发布时间:2017-01-03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雷少 梅术文 点击率:872

大榭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开发区下厂村。1980年9月,当地村民烧窑取土时,曾在此发现了一些磨制石器,引起了文物部门的注意;2008年6月,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宁波市文物普查工作队首次确认了该遗址的存在,当时定名为“东岳宫遗址”;2010年,该遗址获评为“宁波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并向社会予以公布。2015年9至12月,为配合大榭开发区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和小面积考古试掘,基本确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面积和保存状况等。同时,正式将该遗址改名为“大榭遗址”。

2016年4至12月,在大榭遗址约2/3面积得到原址保护并划定保护范围的前提下,为支持地方建设,经浙江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仑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科研、保护机构,在大榭开发区管委会的全力配合下,对该遗址实施了Ⅰ期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

良渚文化墓葬

一、地理环境

大榭遗址所在的大榭岛,位于长江水道和海岸线的T型交汇点,东临东海,西与北仑港相邻,南距岸陆最近处不足500米。本岛面积约30.84平方公里,其中平地面积约16.6平方公里(包括2.5平方公里海涂),外围还有13个岛屿(约5平方公里)。

大榭遗址地处大榭岛北侧小盆地的山岙内部,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自然环境比较优越,比较适宜古代人类居住。

二、发掘成果

大榭遗址Ⅰ期发掘共发现史前至宋元时期各种遗迹现象86处,出土陶、瓷、铜、石、玉质遗物(小件)200余件,以及数以万计有待拼对复原的陶片。遗址地层堆积深度约1-2.5米,文化层可划分为四个大层,相对应的年代由早至晚分别为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商周时期和宋元时期,其中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遗存属于遗址堆积的主体。

良渚文化遗存年代大体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晚期阶段,主体系人工在地表堆筑的土台,绝大部分地层堆积属于土台的组成部分,该土台由早期的小土台逐渐扩展而成。由于历年来的生产活动对遗址毁坏较多,土台的“活动面”已破坏殆尽,本次发掘时未发现明确的房屋建筑遗迹,仅发现了土台的“废弃物层”和扩展层堆积,多呈斜坡状。遗迹发现有57个灰坑、1座墓葬和7座灶址。出土人工遗物主要见有陶、石器,其中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黑陶为主,器型有鼎、釜、豆、壶、盘、盆、簋、杯、罐、钵、支脚和纺轮等;石器有斧、锛、凿、刀、镞、钺、管和纺轮等,包括部分半成品和改形器。自然遗物中,动物骨骼以陆地中常见的哺乳类鹿、猪等为主,水域中的鱼、贝类发现较少;植物果实的种类主要见有南酸枣、甜瓜籽和葫芦籽等。

良渚文化时期葫芦科种子

良渚文化时期鹿类骨骼

钱山漾文化时期土台“活动面”遗迹分布状况航拍

钱山漾文化遗存主体系人工在良渚文化土台基础之上逐渐加高和扩展堆筑而成,地层堆积以斜坡状为主,是土台的有机组成部分。该土台发现有一处比较明确的“活动面”,表面有灶址残迹,其余地层皆属于土台的“废弃物层”和扩展层堆积。遗迹发现有1座灶址、2个灰坑、7处烧土堆和3处陶片堆。出土人工遗物主要为陶、石器,玉器仅见1件锥形器。陶器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常见的夹砂红褐陶为主,器型见有鼎、釜、缸等,泥质灰、黑陶数量较少,器型有豆、罐和鬶等;另一类为以往未见的夹植物和贝壳碎屑的器物,器型绝大多数为平底浅腹敞口盘,还有少量圆柱形支脚。石器有斧、锛、凿、刀和镞等。自然遗物以各种贝、螺类为大宗。经专家考察和对不同样品的常、微量元素测试,可初步认为所发现的灶址、夹植物和贝壳碎屑的陶盘,以及陶支脚可能是与当时的煮盐活动相关的遗存。

商周时期遗存年代大体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系当时人们利用史前时期土台,在其上居住和生活所形成。地层堆积分布零散、单薄,遗迹仅发现2个灰坑。出土遗物也很少,仅见有印纹硬陶罐,原始瓷豆、杯、钵,青铜耨等。

宋元时期遗存分布不广,遗迹仅发现1条道路和5个灰坑。出土遗物主要见有青瓷碗、盘、钵、杯、碟、罐等。

三、价值意义

大榭遗址系宁波地区在海岛之上首个发现并首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海岛上能发现这种保存状况较好且时代自史前一直延续至宋元时期的聚落遗址十分难得,是宁波海岛考古领域的新突破,意义深远。同时,大榭遗址地理位置独特,在史前和商周时期可以说是宁绍平原舟山群岛之间文化交流、传播和人群迁徙、交往的桥梁,其发现对于探讨那一时期的海陆环境变迁、人地关系、制盐历史以及浙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大榭遗址Ⅰ期虽然属于配合工程建设抢救性考古,但在发掘过程中仍坚持采取多家院校合作、多种学科统筹的工作模式,最大程度实现了抢救发掘与学科研究相结合的目标,对今后该类项目的实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作者单位: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30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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