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炉神庙到家庙胡同

我的父亲母亲，是两位既善良又老实的人，自己的想法、主意总是附会在他人的意志里。6岁时，我要上一年级。不知道为什么，却让我去炉神庙报到，那是西寺桑园村的一个小学。也许父亲是商业系统？恍惚记得那里似乎是商业局子弟小学。隔着税南、西冶几个村，为什么要把我分到西寺去？不知道。报到的那天，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过税务街，走过叠道街，走过西冶街南段，走向西寺炉神庙。

那时候，小学还都是设在寺庙里，主要是房子宽敞，又都是公家的。炉神庙是博山人供奉炉神女娲的地方，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 （公元1611年），全国范围内独此一间，四百年里都是香火不断，解放以后自然把神像扫地出门，院落房舍做了公用，后来变成了学校。多少年以后，炉神庙得以恢复，隶属于山东道教协会。一位考古学家偶然踏进炉神庙，豁然发现大殿上扣着熠熠生辉的琉璃瓦，赶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这炉神庙竟然是皇家钦封的神圣之地，博山琉璃真的是明清国窑了！可惜我当年在这里上小学时，只能隐约看见厚厚的石灰墙覆盖下偶尔露出的大型石碑。后来炉神庙恢复重建，埋在墙内的石碑被清理出来，我还带着刘雨濛，拿着一本小学生用的方格本去抄录，不知所云何事。

我在炉神庙只读了一天书。一天里，母亲一定是作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一个6岁的小孩，要跑这么远的路上学，还要每天扛着一只木头板凳，实在是不行啊，就想了办法，把我转回了税务街小学。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把我分到炉神庙去的。我的解释是，那只是一个暗示，暗示我生命中的某种契机。果然，10年以后，我到一家玻璃工厂当了一名玻璃工人。

回到税务街，在街中段博山宾馆对面的高台子大门里读书，这个高台子大门进去，四面房屋，阔大，院子四四方方，容得下四个班级的学生课间跑闹，学生们不会跑到街面上去，上课铃都用不上，一吹哨子，学生们便如老鼠归洞，快得很。

这个四合院，没人告诉我原先是个什么建筑，但看上去，也不是一般的居家住屋，不是寺庙，也是间大姓人家的祠堂。教室里够宽，用砖块垒砌两个垛子，担上一块长长的木板，就是课桌，从讲台到教室最后，两块木板一组，排过去六组，装得下五十多个学生。坐的板凳还是每天扛来扛去，不过，这里距离在税务街北首的我家，只有几十米距离。

在这里，我被矬子里拔将军，跳了一级。文化大革命有一年没招生，空着一级，就在我们一年级结束时发了张试卷，按成绩分了两拨，一拨越过二年级，直接上三年级，我的乘法除法就没学，奠定了数学瘸腿，数学瘸腿，物理就瘸腿，化学就瘸腿，那时候要是有生物，准也是瘸腿。所以我偏科，原因不在我，不能怨我。问题是拼音也没学好，上了初中第一件事就是恶补拼音，如今尚能玩得了键盘、摁得了手机，还亏了那次恶补。

在这里，我加入了红小兵。第一拨的时候我不是，别人戴了红领巾，跑到我母亲眼前显摆，母亲问，你咋没有？我说红领巾得花钱买，三毛七一根，咱家没钱，我不入。母亲说，傻孩子，再没钱这个钱得有，红小兵必须入，第二拨我就系上了红领巾。革命样板戏挺好看，电影院人山人海。五分钱一张票。统计的时候，我总是缺席，老师问你为啥不看？没钱。老师便掏出自己的钱给我买了电影票，为此进行了一次家纺，把票递给母亲，告诉母亲，全班同学都看，让孩子也去看吧！回来写观后感呢，不看咋写？看了《龙江颂》，记住了一句台词，“下吧！下吧！下上它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还有《海港》，“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抓就起来！”五十年以后，一位大人首长视察某港口，跟工人们握手，还重复了这句台词，从新闻联播里看到此景，心里泛过一阵高兴。

小学老师一共来我们家家访过两次。另一次是当了一回捣蛋鬼，跟几个皮小孩一起用扫帚苗蘸了茅坑里的秽物招摇过市，被老师狠狠训了一顿，找了家长，母亲为此在我屁股上打散了一把笤帚。我做过的坏事还有用削尖的铅笔扎过一位女同学的手背，原因记不清了，为此忐忑了好一阵子，唯恐人家家长找上门来，终于事情过去了。以后想起来，咋不拽过人家的手看看伤口还有印记？但是男女同学间已经“授受不亲”了，长条课桌上画着弯弯曲曲的“三八线”。不知道那位女同学是否还带着那个又黑又小的伤疤？

大概我还被推举成班委，我很想在此复述我曾讲述过的一桩丑事，虽说这事在《锡壶》可能说过。徐老师生病在家，没来上课。王明丽、王济发和我，代表同学们去老师家看望，仨人凑了几毛钱，买了三只石榴蘸，就是糖葫芦，为什么是三只，说好老师要是不收咱的礼物，从家里出来就一个人一只，各人吃了。徐老师果然不收，说老师哪有收学生礼物的？离开老师家，我们那个高兴劲哪！一人一只，咯嘣咯嘣地像是比赛。现在一回想，那徐老师也儿童过，少年过，所以是老师，就是不戳穿我们这点心思，就是保护我们这点诡计。

记得小学里不止一次转换校园，去北关小学待过一段，那里的校舍算是正规了不少，院子也空前的大，上课钟要敲得当当响，学生们才像逃荒一样各回各屋。好景不长，我又被转回了税务街后河沿的一处校舍，胡同里的一间四合院，这里幽静，封闭，离河滩近，却没人敢下河摸鱼，课间时间不够用。

现在想来，那套院子当是税务街韩家“宜振堂德成油店”诸多院落中其中的一座。课桌还是长板子，好像板凳不用自己从家扛了，学校里统一配置，方的，四条腿，打了横撑。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和一位叫张永芹的女同学拔轱辘，不知道能用狠还是不能用狠，一不留神竟被她别腿摔倒在地，引发同学们拍倒掌，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输了能咋？谁叫她比我大两岁。胡同里有盘碾，废弃了，碾道有趣，课间我们时常围着碾道追逐嬉戏，那是儿童不会厌倦的日课，成年人再如儿童那样转圈，聊发轻狂还好，转起来不完就出问题了。所以外孙女七月围着我转圈，我只有耐心等着她自己扫兴，而事实上，她的兴致总是赢得过我们的耐性。她才三岁。当年我围着碾道转圈的时候，尽兴过，也付出过代价，一个跟头栽下去，眉梢就哗哗地流血不止，众人齐掩护，拥至办公室，临班老师正拿镊子捏着一块粘了紫药水的药棉，给一位女生涂擦完胳膊，接着又要擦的脸，我一口南方话十句只能听懂三句的吴老师愠色说“胡闹！”夺过镊子重新换了新的药棉给我擦拭，现在我的左眉间还留着那枚凹坑，年轻时眉毛多些藏得住，年纪一大头发没了眉毛稀了胡子浓了，凹坑暴露无遗。

印象中的吴老师留一头短发，当年已经年纪不小，脸有皱纹，穿的裤子总是时髦的化纤料，走起路来两腿生风，像李家窑五只船的驭手，戏曲舞台上青衣的碎步，别有一种味道。

就在这盘碾旁，体校的老师来遴选篮球运动员，俩学生候着，对面老师扔过球来，那同学总是抢，我说，你咋老抢？扔给我的你也抢？结果淘汰的是我。

也是在这个院落，我学会了和泥，垒课桌垛子，义务劳动时泥一身水一身。课后，有家庭学习小组可以学习。税南的李蕊同学家是一个，河东丁宝泉家是一个。李蕊家桌上有只马蹄表，被我用毛笔涂满了蓝色钢笔水，她很生气，告了老师。我俩一见面，她的两片腮帮就坠成了茄子，气狠狠的。每个周六为斗私批修班会上的自我检讨犯愁，马上就要开会了，还是没找到自我批评的由头，只好制造一个小的过节，骂某个同学一声“X你妈！”然后踌躇满志地去开会。

临近小学毕业，我的学校再一次搬家，到了家庙胡同。这个所在又是一座典型的庙了，说不清是谁家的家庙，蒋家的？赵家的？如果是蒋家的，那真是又一个无声的卦语，我最终是把蒋家的女儿娶进了家门，就是我的夫人。

到底是一间家庙，厅堂敞亮，窗明几净，大殿宏伟，配房静谧，门口一个锅炉房，噗噜噗噜地烧着开水。一棵老槐树，把全院都遮成了阴凉，墙根全是青苔，屋脊上全是地黄，麻雀在屋檐下进进出出。阴差阳错地，这里竟成了城建局子弟小学，尽管我的父亲母亲与城建局毫不相干，这是为了一锅端了去峨眉新村，为建立城建局子弟中学做铺垫吗？

我成年以后，在税务街上还曾见过吴老师，头发发白，步伐已有老态，迎面走上去，想象着小时候为我擦拭伤口的情景，她一定记得我是他的一个学生，可是她已经完全认不出我了，径自从我跟前走过，欲言又止的我竟呆立在街面上，心头涌上万千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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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刘培国先生原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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