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良墓

石良墓位于宿松县九姑乡杜溪村，年代为明。

2017年9月22日，石良墓被公布为安庆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敦煌院长赵声良：打造数字石窟博物馆 | 河北发现商代贵族墓葬群

蓝字

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

【综合】

■第九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在澳门开幕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入选讲解员名单

【博物馆】

■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打造数字石窟博物馆满足更多游客观赏需要

■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綦江分馆正式授牌成立

【考古】

■浙江余姚发现汉六朝濒水遗址 与井头山遗址共具亲水特质

■河北石家庄周家庄墓地初步推断系商代后期贵族墓葬群

■宁波地区首次出土简牍类文书

【国外】

■伦敦这家博物馆打造神奇动物展

第九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在澳门开幕

12月9日，由文化和旅游部等单位支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主办、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九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在澳门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大会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代表、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出席澳门会场活动并致欢迎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高云龙，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沙特阿拉伯旅游部长哈提卜，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祖拉布·保罗利卡什维利等通过线上视频作主旨发言。

高云龙表示，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有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2020年论坛把重塑世界旅游与新经济作为主题，将振奋全球旅游业的信心。中国将坚持开放包容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共享合作成果，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并恢复增长作更多贡献。

胡和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扩散，世界旅游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已取得抗击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全球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愿与各国政府旅游部门和机构一道，深化国际旅游合作，优化旅游营商环境，提升旅游发展质量，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共同为促进世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付出更多努力。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创办于2012年，致力于分析全球旅游经济发展形势，配合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旅游、文化、经济和商贸等领域交流与合作。本届论坛以“团结与创新：重塑世界旅游新经济”为主题，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举办，邀请来自中国内地、澳门及全球多国约30位政府官员、国际旅游组织和企业代表，共同探讨重建旅游信心及重塑旅游业的新策略、新动力。本届论坛邀请甘肃省作为主宾省，并为助力湖北疫后重振特设“中国故事：湖北专题”。（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入选讲解员名单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的通知》（办资源发〔2020〕135号），经公开推荐、公示等环节，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入选讲解员共100人，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点击图片，了解100人名单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打造数字石窟博物馆满足更多游客观赏需要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展览中向嘉宾介绍石窟艺术。　骆云飞　摄

中新网海口12月10日电 (记者 王子谦)“觉色敦煌——敦煌石窟艺术展”10日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谈到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时说，敦煌研究院将坚持保护优先原则，通过打造数字化石窟博物馆让游客更好地感受敦煌文化。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营造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宗教艺术宝窟。在旅游旺季时，每天都会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到访，对石窟保护造成较大压力。

赵声良透露，敦煌研究院正在进行游客体验服务中心的二期工程设计建设，“将来形成一个数字化博物馆，通过数字化复制的洞窟，让更多游客来看到敦煌艺术，同时不对文物本体造成破坏。”

在回答敦煌石窟文化遗产利用问题时赵声良说，除旅游这种利用方式外，“文化遗产更大的利用价值是要让更多人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让更多当代艺术家从敦煌艺术中获取灵感，创作出新的艺术作品。”

此次艺术展由敦煌研究院和海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共展出100余件展品和莫高窟第320窟的复制洞窟。赵声良表示，本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使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复制，今后数字化一方面将用于实体展览，另一方面将通过网络、手机app方式向外界介绍敦煌石窟艺术。

此次展览中还详细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保护背后，一代代莫高窟人的守望相知。文物考古与保护继承问题近年多次成为热点话题。今年年中，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一事引发关注，“敦煌女儿”樊锦诗也写信鼓励她。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报考考古专业，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赵声良说，从事考古事业会看到最原汁原味的中华传统文化遗存，但是也要认识到专业的艰辛，“如敦煌学者要在洞窟内做调查研究，可能一辈子都在吃苦，这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我们的收获是非常充实的，是能直接感受到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赵声良如是说。（中国新闻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綦江分馆正式授牌成立

12月7日，“首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移民文化研讨会”在重庆市綦江区举行。会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綦江博物馆签订总分馆合作协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綦江分馆正式授牌成立。

两馆将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从资源共享、展览交流、文化研究、项目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程武彦在会上表示，綦江地区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僚文化、移民与客家文化、红军红色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是两馆合作的基础。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一个综合博物馆，也是一个地域性的博物馆，所以研究的重点也包含区域的历史文化，三峡博物馆在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上有着丰厚的资源。綦江是一个在历史上汉地与少数民族区域频繁迁徙变换的地区，地方文化现象非常独特。僚人文化，客家移民文化，红色文化构成了綦江地区的三大主体文化。两家博物馆的联手，有利于这三大文化的研究、阐释和场馆建设。因此我们愿意为把綦江建设成为渝南文化高地做出应有的贡献。会上程武彦馆长还就两馆合作的重点和方向提出了建议：1、在已有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2、以綦江东溪为核心的移民文化运用型研究作为下一阶段合作的重点。3、围绕红军长征纪念馆的建设，加大对红军红色文化的研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文物信息部）

浙江余姚发现汉六朝濒水遗址 与井头山遗址共具亲水特质

发掘区全景。余姚宣传部供图

“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发现了河道、临河护岸、木构设施等濒水遗存。”10日，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员许超受访时表示，该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沿海地区人水关系有着一定价值。

2号护岸内侧竹竿。余姚宣传部供图

日前余姚发布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考古成果。该遗址地处明清时期的余姚县城南城的巽水门外，地势低洼。发掘表明，该地块原始地貌北高南低，北侧为受潮汐活动影响而形成的灰黄沉积土高地，南侧为宽广的水域。

遗址主体堆积为一处汉代濒水遗存，也有少量的六朝遗存，共发现了河道、临河护岸、木构设施、灰坑等遗迹10余处，出土陶、瓷、石、铜、木、骨器等各类小件标本300余件，还采集了一定数量的动植物遗存。

出土的泥质陶罐、盆、钵。余姚宣传部供图

许超认为，该遗址具有鲜明的濒水特征，木构设施中木、竹类材质的构筑工艺皆可溯源自该地区的史前遗址，体现了深远的文化传承。

例如，临河护岸主体皆由木桩构筑，木桩底端削尖，打入生土。1号护岸结构复杂，由南北两组木桩构成，东西向沿着台地边缘外弧，全长约12米，北侧第一组木桩内侧(近岸端)置横木或横向叠置竹竿，竹竿内侧再以纵向的竹子加固。第二组木桩又分两排，呈人字形交叉，内侧同样横向叠置竹竿。考古人员推测1号护岸的两组木桩之上可能搭建有木板形成栈道，木桩内侧横置的横木或竹竿起着挡土的功用。

木觚。余姚宣传部供图

这些发现也让人联想到了同处余姚的井头山遗址。距今8300—7800年的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考古发现食物储藏坑、露天烧火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出土丰富的海生贝壳、渔猎动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等人工制品，显示出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许超表示，两处遗址虽然在距今年代、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都具有亲水的特质，对研究不同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都具有特定的价值。

此外，简牍类文书亦是本次考古发掘的一项重要收获，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封检、木觚、正反面墨书的木板各一件。封检底部有封泥匣、穿孔和沟槽，检面墨书经红外扫描后或可释读为“王仲郵棨”。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由一根木材纵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刷朱漆，五行皆有隶体墨书。

鸟头瓷塑。余姚宣传部供图

“这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重要收获，对全面认识该地区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考古人员表示，遗址出土的木觚文书也为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材料。（ 中新网 李典 谢盼盼)

河北石家庄周家庄墓地初步推断系商代后期贵族墓葬群

记者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经过近一年的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周家庄墓地已发掘墓葬22座，出土青铜簋、爵、觚、兵器及玉器等器物。经考古专家初步判断，该墓地是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

周家庄墓地，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西营乡周家庄村南约200米，东距洨河约2000米。2019年底，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栾城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联合对周家庄墓地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

截至目前，勘探面积约40万平方米，试掘遗址300平方米。已探明区域包含墓葬和遗址两部分，抢救发掘的22座墓葬中17座为商代墓葬，包含两座带墓道中型墓葬。墓葬规格较高，营造讲究，椁室采用木条垒拼，历经近三千年仍得以保存。墓室及填土中发现殉人和大量殉狗，出土的青铜器、兵器、玉器等器物造型精美、特征鲜明。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表示，经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周家庄墓地是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该墓地的发现填补了冀中南地区商代后期的历史空白，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地理、文化及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把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商代后期文化串联了起来，对整个商代的历史、地理及政治格局的演变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张文瑞介绍，目前已由抢救性发掘转变为主动性考古发掘，下一步要继续深化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理念，明确更多遗址信息。（新华社 高博）

余姚考古成果公布　宁波地区首次出土简牍类文书

封检。

木觚。

泥质陶罐、盆、钵。

宁波地区考古首次发现简牍类文书。昨日，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发布余姚市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考古成果。领队许超介绍，这是一处典型的汉文化遗址，简牍类文书是本次考古发掘的一项重要收获，“遗址出土的木觚文书，是余姚作为‘文献名邦’的实证，更是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

2020年7月至11月，为配合余姚市梨洲街道花园新村1-6号地块的出让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单位，对该地块内前期勘探发现的汉六朝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许超介绍，遗址地处明清时期的余姚县城南城的巽水门外，地势低洼。发掘平均深度1.3米，地层堆积可分五层。遗址主体堆积为一处汉代濒水遗存，也有少量的六朝遗存。共发现了河道、临河护岸、木构设施、灰坑等遗迹十余处，出土陶、瓷、石、铜、木、骨器等各类小件标本300余件，还采集了一定数量的动植物遗存。

4组临河护岸主体皆由木桩构筑。1号护岸结构复杂，由南北两组木桩构成，北侧第一组木桩内侧（近岸端）置横木或横向叠置竹竿，竹竿内侧再以纵向的竹子加固。第二组木桩又分两排，呈人字形交叉，内侧同样横向叠置竹竿。许超说，推测1号护岸的两组木桩之上可能搭建有木板形成栈道，木桩内侧横置的横木或竹竿起着挡土的功用。

2号护岸木桩内侧同样见有横向叠置的竹竿，中部还见有伸向南侧水域中的两排木桩，推测为供舟船停靠的栈桥式码头。

4组木构设施中，1号木构设施各排木桩的排列左右交错，西部、南部的木桩外围有竹编。南部木桩之外有用细竹子削尖后密集插入地面形成的竹篱。4号木构设施位于遗址中北部灰黄沉积土台地上，主体由直径6厘米至8厘米的木桩构筑。该组木构设施西侧、北侧有两重木桩，内部有坑，坑内出土多只草鞋。

300余件出土遗物中，陶器以泥质黑陶、灰陶器为主，还有少量釉陶器、印纹硬陶器。青瓷可辨器型有两晋、南朝时期的越窑青瓷盏、湘阴窑碗，以及鸟头瓷塑。铜器有铜钱及铜削、铜环等。木器有盆、梳篦及各类加工后的建筑材料。此外还出土大量的砖块、板瓦、筒瓦及少量的云纹瓦当等建筑构件。

许超说，简牍类文书是本次考古发掘的一项重要收获，出土封检、木觚、正反面墨书的木板各一件。这是宁波地区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简牍类文书。“考古出土的木觚以湖南、湖北为多见，东南地区很少见。此次发现的木觚文书，也是余姚作为‘文献名邦’的实证。”

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全长46厘米，由一根木材纵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刷朱漆，五行皆有隶体墨书。许超说，木觚虽然有所残损，但仍可辨识出150余字，初步释读可知，其内容为东汉永平十七年（74）“天帝使者”为余姚县官□乡临江里男子孙少伯祈福禳病而告社君的文书。

许超认为，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的考古发掘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全面认识本地区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具有鲜明的濒水特征，木构设施中木、竹类材质的构筑工艺皆可溯源自本地区的史前遗址。遗址出土的木觚文书，是余姚作为“文献名邦”的实证，更是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同时，遗址濒临明清时期的余姚南城，与东汉晚期以来的余姚县城隔江相望，可以说是余姚南北双城的雏形，对研究余姚古代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宁波日报）

伦敦这家博物馆打造神奇动物展

据“中央社”报道，当地时间9日起，民众可以在英国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看到诸如独角兽、嗅嗅、隐身兽等一系列来自“魔法世界”的动物。

据报道，近日，受疫情影响而关闭好几个月的自然史博物馆重新开放。目前，该博物馆正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华纳兄弟公司携手打造“神奇动物，大自然的奥秘”展览。

由著名作家JK罗琳所著，2001年出版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小说近年来被改编成系列电影，书中的魔法生物也受到广泛欢迎。

自然史博物馆文物保护主管柯尼希表示，策展人研究JK罗琳(J.K. Rowling)创造的魔法生物特色，并与他们自己的收藏品做比较。再从一长串的清单中，精挑细选出100多个标本展出。

展览的第一个部分包含嗅嗅、两脚蛇和隐身兽等书中提到的奇兽，另外还有喷火龙、独角兽和美人鱼。其中，嗅嗅有着鸭嘴兽的外型，对于闪闪发光的东西爱不释手。两脚蛇则是一种长着羽毛和翅膀、有两条腿的蛇形生物；隐身兽则是性情温和的草食性动物，具有隐形的能力，并且能够预测未来。

由埃迪·瑞德曼(Eddie Redmayne)饰演的男主角，纽特·斯卡曼德的戏服也有展出。该展览的展期从12月9日开始，于2021年8月结束。（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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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比较研究

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比较研究

雪莲（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在蒙古国考古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墓葬习俗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的外部形制非常相似，那就是墓上积石的“石堆墓”和“石板墓”文化。虽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蒙古国的“石堆墓”“石板墓”之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巨大，很难做大范围的跨时空比较研究，但将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部形制、墓葬构筑特征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对红山文化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积石为墓的葬俗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之间，在埋葬习俗方面具有相似性，它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对万物有灵世界及灵魂观念的虔诚笃信。

关键词：石堆墓；石板墓；积石冢

红山文化以其玉器与细石器、磨制石器共存，复合型的农业、渔猎为主的经济形态，以及在高高山丘之上建造规模宏大的祭坛、庙、积石冢群为主要特征，成为史前时期北方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红山文化积石冢1，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地区的多个台地上，发现其地表有大量积石和封石，地下一般有石质葬具，随葬品很少，以玉为主，这种墓葬形式被称为积石墓、积石冢、石构墓。红山文化经过早期、中期的发展到晚期的高度繁荣后，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红山文化的主体内涵虽然消失了，但是有一些文化元素却在后来的其他文化遗存中沉淀下来。如红山文化的龙纹饰，玉猪龙等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其“唯玉为葬”的用玉制度也成为中华民族玉礼制形成的源头。而矗立在高高山梁之巅、或方或圆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在后来北方游牧民族的墓葬习俗中也可以看到其相似的身影。

图喀左东山嘴祭坛

牛河梁第二地点平面图[13]

蒙古国“石堆墓”[14]

蒙古国“石板墓”[15]

在蒙古国考古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墓葬习俗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的外部形制非常相似，那就是墓上积石的“石堆墓”和“石板墓”文化。虽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蒙古国的“石堆墓”“石板墓”之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巨大，很难做大范围的跨时空比较研究，但将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部形制、墓葬构筑特征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对红山文化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积石为墓的葬俗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之间，在埋葬习俗方面具有相似性，它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对万物有灵世界及灵魂观念的虔诚笃信。

一、红山文化积石冢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将这一文化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至今，正式发掘并公开发表发掘简报的遗址有：赤峰红山后、蜘蛛山、西水泉、敖汉三道湾子、四棱山、巴林左旗二道梁、林西白音长汗、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凌源牛河梁、城子山等遗址。这些遗址多为墓葬，据已经发表的资料表明，红山文化墓葬大约有130座，其中，牛河梁遗址共发掘97座墓葬，明确属于红山文化的墓葬有86座。此外，其他地点发掘的红山文化墓葬主要有白音长汗7座、康家湾2座、草帽山7座、南台子13座、田家沟西梁头7座，胡头沟2座，哈民忙哈13座、友好村7座、小府河南1座[1]。伴随积石冢共存的还有具有祭祀性质的祭坛。

积石冢一般是指史前时期那些建在高山或高台地之上，形制有方有圆，规模大小不一，地表封土积石，冢内埋有墓葬，而且具有祭祀功能的建筑形式。

祭坛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祭坛迎来其重大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远古先民们在石器时代磨制、打制出一件件精美的物件，用自己辛勤的劳作，对世界的理解，创造出高高的积石冢，玲珑剔透的玉器，精美绝伦的陶器，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祈求逝者对部族的保佑，祈祷氏族繁衍昌盛。通过祭祀仪式来凝聚部族的向心力，有利于当时那个社会的统筹发展和调动人们的统一行动。

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分布范围按河流主要可以分为四大流域，西拉沐沦河以北区域，西拉沐沦河以南的西拉沐沦河流域区，老哈河及教来河流域区，大小凌河流域区。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为例，在这里积石冢与祭坛并存，冢内有祭坛，坛冢结合，或方或圆，构成了当时远古先民最初的天地人之间，相互沟通、互动的形式。（见图东山嘴祭坛与牛河梁第二地点平面图）

二、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

在蒙古国境内，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分布最多、最完整、具代表性的应为具有地区特色的石板墓文化。这一文化从19世纪被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发展，直至今天一直是蒙古国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随着20世纪40年代蒙古国自己的考古队伍的出现，以及对这一独特考古文化遗存的研究，将其命名为“四方墓”或“石板墓”文化[2]。

石板墓的分布范围：石板墓主要分布在蒙古国中东部地区和与之接壤的俄罗斯贝加尔湖东部、西部及南部地区，以及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和内蒙古的北部地区都有分布。最东面从达赖湖到希勒卡河的中游地区，哈拉哈河、大兴安岭西侧；南面从汗山北面到阴山的北面再延伸到蒙古国的国境线一带；西边到戈壁——阿尔泰地区；北边到库苏古尔岭的北面，者德河谷和哈马日大坝的南麓，包括乌兰乌德市北面的色愣格河谷再到希勒卡河岸。有少数的遗址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说明其分布范围较广[3]。总之石板墓的分布范围：东西是1800公里，南北是1400公里，主要分布在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4]。目前已发掘500多座墓葬，只对3个地点的随葬品做了碳14测试，确定了石板墓的年代。1992年对肯特省青格勒满都拉县乌苏图口的一个石板墓内的遗物进行碳14测试，其年代为2300±70年，或者说是公元前3-2世纪。对布拉干省胡图格温都日县额根河畔的石板墓进行碳14测定，认为是公元前845-805年[5]。

蒙古国的祭祀遗址多分部在石板墓的周围，外部形制多为圆形石堆、石围圈等。在这样的祭祀遗址中多随葬马和牲畜的骨骼及一些生活用品如陶器等。

石板墓的地理分布是：1、离自然的山崖很近，2、山梁、山口、山谷等独特结构的地区，3、同一时期的墓葬都埋葬在同一个山的阳坡。4、在平原上多分布在平坦的地区。一个石板墓墓地，据统计平均有3-5个到10-15个墓葬，有的甚至达到50个墓葬，形成墓葬群。

石板墓的型制：通过对石板墓的发掘研究认为，石板墓的建造是有一定的规则可循的：不太深的方形坑穴内壁是用扁平的石板铺砌成石棺安葬墓主人，坑穴内用石头和土填满。上面起石板筑成四方形，在石板的边缘用矮而厚的石头加固。其年代与“石堆墓”相近或者比“石堆墓”略晚。

墓主人的头总体来说是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或者是向东方。仰面直肢，安葬在50-150米的地下，在墓主人的头的下面放一块扁平的石头做枕石。

石堆墓和石圈墓：是一种结构复杂的石建墓葬。原遗址上面有很大的积石堆，在积石堆的外围有或方形或圆形的石围圈。在石围圈的外围还有许多像卫星一样的小的积石冢环绕。它的形式很多，到现在研究者还没能够分清到底有多少种。石堆墓、石板墓分布于俄罗斯——阿尔泰、图瓦，从蒙古国的西部到布里亚特的南部再到蒙古的东部的广阔的地域之内。在蒙古的中部地区，石堆墓的分布范围与石板墓共存。石堆墓的石堆非常的庞大，对这类石堆墓的考古发掘非常少，所以研究不足。目前，在布里亚特南部地区，蒙古国的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共发掘了25个地点的46个墓葬，其中有20个石堆墓中出有人骨。其中有九个是把人背朝上俯卧直肢安葬，有1个是侧卧半曲腿，有8个是头向西向安置，3个是头向西北安置，有12个是安葬于地表，上面积石，有3个是安葬于12—20米的深坑内。有11个石堆墓的下面有方形石棺[6]。在石堆墓中基本没有发现什么随葬品，其原因可能是早期被盗或者是没有随葬物品这一习俗。但是也有极少数的墓葬出有与青铜时代有关的陶器的碎片和青铜器。这些随葬品多出在石堆的中部，有7个石堆墓的石堆中出有动物的骨骼。在石堆墓外围的石圈中也出有动物的骨骼、青铜器。虽然，石堆墓中墓主人和动物的骨骼保存得不是很好，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人的头盖骨保留了下来。蒙古国的西部地区出土的人的头盖骨是欧罗巴人种，但是从色楞格河谷出土的石堆墓中出土的人的头盖骨是蒙古利亚人种。俄罗斯学者认为石堆墓可能为青铜时代晚期或者是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的遗存。1999年蒙古国和美国联合考古队在乌巴苏省木和牧仁苏木白日满希力挖掘一大型石堆墓，没有发现石棺，是一个祭祀性遗址。2001年，蒙古国与比利时联合考古队在布尔干省挖掘一大型石堆墓，发现这座石堆墓没有挖掘墓穴，是将墓主人直接放在地表，上面积石覆盖而成。

此外，在蒙古国西部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中也表现为墓上积石，石块堆成大型的“库鲁玛”（意为大型积石冢），这些积石冢的直径达100米，高度约4-5米。另有一种用石头平铺的积石冢，平面结构为圆形，直径为10米左右，高度为0.1米左右，属于中小型墓葬。中小型墓葬的地上部分分为墓外积石，列石，祭祀圈。2005年—2007年策·图日巴图主持“蒙古国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项目和蒙古国与欧洲联合“欧亚”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在巴彦乌勒贵全省范围内进行了田野调查，在58处墓地发现了311座墓葬。2005年—2011年，他们共发掘了30余座巴泽雷克文化墓葬。巴泽雷克墓葬不仅有墓葬还有祭坛、列石，是一个复合型文化遗存，在大墓左方地表有3-4个排列的“巴拉巴拉石”，有些墓葬的左边或右边用石头堆成方形或圆形的石堆，这些石堆通常和墓葬一起存在。通过对石堆的发掘可知是祭祀性遗址，没有埋葬的痕迹，只出有牲畜的骨骼残块。

墓葬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对墓葬的研究是复原史前社会面貌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到当时社会的埋葬制度与埋葬习俗。远古时期的墓葬与其他类遗迹相比，通常更容易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将考古资料观察到的墓葬外部形制的变化进行对比，得出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及人们对死后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理解与推断——灵魂观念的产生以及原始先民古朴的宇宙观的形成，都具有重大意义。蒙古国石堆墓图[7]。

三、“天圆地方”观念

“天圆地方”是早期文明产生时的一种朴素宇宙观，通过考古资料证明，起源于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他反映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古老的宇宙观。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新实证资料不断被发现，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北方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形成问题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天圆地方”：一个是“天圆”的概念，另一个是“地方”的概念。即“圆形”与“方形”概念的形成。远古先民形成最初的“天圆”概念，多源于他们对自然现象、天体的观察——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观察。通过对太阳的升起和降落规律的观察，发现太阳自东方升起，逐渐上升到最高点，然后开始偏西、下降最后西落，周而复始。所以，通过对太阳运行轨迹的认识，形成了“圆与半圆”的概念。所以，认为天体像圆盖笼罩大地，太阳的升起代表着光明、希望，而太阳的偏西、降落则代表着衰落与黑暗。但是，在远古时期对于黑暗的世界，只能凭借原始的灵魂观念来推测，认为人只有死后才能到达另一个世界中，而活着的人是活在太阳的世界里。于是，为了氏族的繁衍与发展，崇拜太阳，原始的古老宗教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死。所以，敬畏已经去世的、到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先人的灵魂，希望其保佑氏族、部落的昌盛。由此，产生崇拜与祭祀，形成天圆的观念，也形成相应的葬俗。对太阳的崇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观察，在后来的北方民族的民俗中多有体现。如蒙古包的外部形状，其陶瑙部分及顶端的天窗透进日光的运动规律都是遵循太阳的运动而设计制造，都是对太阳崇拜的体现。

作为红山文化遗存的喀左东山嘴石砌建筑基址，位于大凌河西岸的山梁正中，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祭祀遗址，其“建筑形式具有特定风格，与居址明显有别，是文化内涵较单纯的祭祀遗存。石砌建筑基址呈组群布局，而且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以南北纵轴线排列为主要建筑注重中心建筑与两侧建筑对称，方形建筑与圆形建筑对应”[9]。该遗址反映出原始先民在进行祭祀时，对天地概念的形成——“天圆地方”。喀左东山嘴或方与或圆的建筑基址，是远古先民祭祀“圆形的天”与“方形的地”的场所。所以，王震中先生认为：“纵观整个方形祭坛的布局和内涵，结合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可以认为这是我国东部地区史前较大规模的祭社遗址。至于方形祭坛南边的圆形祭坛（圆形台子）则应是祭天之坛，或可称为原始的‘天坛’[10]。通过对喀左东山嘴祭坛的观察研究，可知在红山文化原始先民的思维模式中已经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又如牛河梁遗址，其第二地点位于牛河梁西梁的顶部，在东西长150米、南北宽80米的范围内，东西一线排开四冢二坛。是一处明显的积石冢与祭坛相结合的遗址。Z1、Z2、Z4、Z6为积石冢遗址，Z3、Z5为祭祀遗址。其中，三号坛位于“第二地点中心位置，为一结构独特的坛式建筑，平面近正圆形。由三层以立石为界桩的阶台和坛上积石组成。”五号坛“平面呈南北长的长方形，中部东西横砌一石墙带，使坛体又呈‘日’字形”[11]。冯时先生对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号坛进行分析后认为：“牛河梁第二地点三环石坛的外衡直径为内衡直径的两倍，——石坛的拱形外观可以视作天穹的象征，而三个同心圆正可以理解为分别表示分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三环石坛表达了当时人的宇宙理论，同时准确表述了分至日的昼夜关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这里应为古人祭祀上天的场所”[12]。冯时先生的这一分析为我们窥探红山文化时期远古先民们的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提供了新思路。如果三号祭坛和五号祭坛为祭天的场所，那么其周围的方形积石冢，就是埋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场所。由此，我们可以管窥到远古先民“天圆地方”的古朴观念。据此，我们推测红山文化先民们相信人去世后，灵魂是不死的，故将死去的人埋入祭坛周围的方形冢内，使其灵魂能够通过祭祀、献礼等形式升天，通过祭祀祈求先人保佑氏族成员平安。

同样，在蒙古国青铜时代的“石堆墓”“石板墓”文化中也有“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蒙古国“石板墓”“石堆墓”时期虽然已经进入到青铜器时代，社会生产力较前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他们的埋葬习俗中仍然表现出“天圆地方”的观念。在这一区域人群的埋葬习俗中，仍旧是将逝者埋入高高的积石冢中，或者造石棺，或者圈墓埋葬，有的墓葬的外围有一圈、两圈、三圈不等的圆形石围圈。还有的在积石墓外是方形的石围圈。有的积石冢本身就是一个祭坛，积石冢中没有埋葬逝者，而只是在石堆的中层部分，发现有随葬马或者其他牲畜的骨骼。所以说，蒙古国境内的“石堆墓”“石板墓”与祭祀遗存在外部形状上基本相同，或方或圆，堆积成高高的大石堆。如在苏赫巴托省莽罕、额尔顿查干苏木境内有很多具有祭祀性质的石堆分布，这种祭祀性遗存与“石堆墓”共存。1985年，蒙古考古学者对北杭盖省胡吉日图苏木麦汗吐拉盖山阳坡的一座“石板墓”进行了发掘研究，发现这座“石板墓”正中的墓葬坑中只葬有一个马的肩胛骨，布尔干省胡图格—温杜尔境内的额根河流域，额勒斯图浩特2号“石板墓”，波格苏河5号“石板墓”，中央省阿拉腾布拉格苏木吉日嘎朗图口17号“石板墓”都是具有这一特色的祭祀性遗存。

四、地理标志

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的积石冢，还是其后蒙古国青铜时代的“石板墓”“石堆墓”，其埋葬的最基本的材料就是石料，这是在北方地区非常容易获得的一种材料，石材的坚硬、持久性能成为远古先民制作墓葬的首选。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需要不断地迁移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来源，保证当时的人们能够生产、生存、繁衍。在往返迁移的过程中，唯一不能够移动的就是埋葬。所以，他们用坚硬的石头为到另一个世界的先人、亲人制造墓葬，并且将逝者埋葬在高高的山梁，或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在墓上积石，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建筑。这在后来北方民族的文化习俗中都有体现。如北方地区蒙古族的敖包祭祀习俗，其本身就是对天体的祭祀，向长生天“腾格里”祈求一年的平安、吉祥如意、风调雨顺。同时，敖包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茫茫草原上作为标志物起到醒目的作用，成为地理标志。所以，无论是高高山梁上的“积石冢”“石板墓”“石堆墓”，还是分布于平坦地带的“石堆墓”“石板墓”都具有醒目的标志性地标的作用，供不断迁徙的人，能够找到他们祖先的埋葬之地。同时，在北方民族的习俗中，他们居住的房子为了便于迁移，多不建成那种坚固耐用的形式，而是制造成便于迁徙的形式，如毡帐、蒙古包等。所以，石材不是北方民族建筑房屋的首选，却是他们为到另一个世界中的逝者建造居址首选材料。①

如果说，石材是草原上最常见的、最容易获得的建筑材料，为何居住址不使用这一材料而在安置逝者时才使用这一材料，这主要是与这一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宗教相联系。在远古时期，在万物有灵的观念里，石头也是具有灵性的物质，是通灵的物质，特别是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将石中最美的玉石作为唯一的随葬品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在当时这些通灵之物是世俗中的人不可以随意使用之物。时至今日，在蒙古族的民间谚语中形容逝者时还有：“从有哈纳的毡房住进哈敦（岩石）房子”之说。

从具有祭祀功能的建筑遗址——石堆墓中出土的马匹以及牲畜骨骼可知，在当时马匹和牲畜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在石板墓时代这些动物不仅是生产工具，生活来源的依靠，而且在当时那个万物有灵时代里，可以为逝者提供在另一个世界生存的保证，同时也因为它具有灵性，所以，具有祭祀的性能。

通过对红山文化“积石冢”及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的墓葬外部形制的观察，可知墓葬与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丧葬习俗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及人们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进，灵魂观念的产生，最初的丧葬形式也必然会随之产生。认为人死后同生时一样，要进行生产、生活、要进行衣食住行，还有征战。属于，远古先民以活人的情景去安排死者的丧葬，生前的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具要作为随葬品，供逝者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所以我们对墓葬外部形制的研究，可以探求远古先人的精神文化，进而了解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推测其家族和婚姻制度，社会组织及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千百年来，人们通过不断地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气候、环境的变化，同时为了适应不变的生态环境——草原地带，某些理念因为生态环境的相同而被传承延续了下来。

注 释：

①但是也有特例，如夏家店下层文化三座店石城遗址.

参考文献：

〔1〕〔9〕〔11〕〔13〕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18，219，229-334，228，208-210，117.

〔2〕〔5〕〔7〕〔14〕〔15〕德·额尔敦巴特.蒙古国境内的石板墓、石堆墓文化[M].蒙古国：乌兰巴托,2002.21，64-65，208-210.

〔3〕〔4〕〔6〕策·图日巴图,其·阿木日图布沁.额根河流域考古遗存[M].蒙古国：乌兰巴托,2003.23，23，26.

〔8〕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M].山东：齐鲁书社,2002.74-75.

〔10〕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65.

〔12〕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北京：北方文物,1993,(01)：13.

基金项目：2018年度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招标项目

作者简介：雪莲，女，蒙古族，硕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史，红山文化

原载《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

注：文中彩色插图为2018年7月20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蒙古国立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考古学系合作，对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图音河中游的朝伦昂古奇特和达黑拉吐两个石板墓群进行了调查、测绘和发掘。来源于网络。非原文插图。

『浙·平阳』浙南石棚墓群-龙山头石棚墓

浙南石棚墓群-龙山头石棚墓

年代：商、周

保护等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拍摄时间：2018年4月、2020年1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