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了千年的瓷器：秘色瓷鉴定要点
相传，在唐代的浙江越窑，匠人们用秘密配方烧制成“秘色瓷”，几百年来没有人亲眼见过这种瓷器，就这样秘色瓷在世人眼中是一个虚无飘渺的美丽传说。然而，让考古学家们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浙江千里之外的陕西，1987年发掘埋藏有佛指舍利的法门寺地宫时，人们竟意外地找到了有确切记载的秘色瓷器13件！
秘色瓷，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越窑青瓷中的精品，是中国古代越州名窑(今浙江一带)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因其制作工艺秘而不宣得名，是唐、五代之际越窑青瓷中的上乘之作。秘色瓷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所以，这种配方是保密的，专用于皇家瓷器的烧造。宋代周辉《清波杂志》中有言“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这里最关键的是“不得臣下用”，是给皇帝专用的，一般人是不能用的。
据历史考察，秘色瓷开始生产最迟于唐大中年间前后的后司岙窑址，至唐咸通年间秘色瓷生产已占有相当比例，秘色瓷的生产于唐中和年间达到鼎盛，这一直持续到五代、宋代。据考古载，秘色瓷的窑口有慈溪越窑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荷花芯窑址。
后司岙窑场秘色瓷兴衰过程示意图
慈溪越窑上林湖窑址示意图
后司岙窑址
因秘色瓷是越窑中的最优质的瓷器，深受广大收藏者的喜爱，但是对于秘色瓷的辨别与真伪鉴定，还是让人颇为头疼。对此，【极速鉴宝】平台向专家老师咨询，整理了秘色瓷鉴定的要点以供大家参考。
从器型上看，秘色瓷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也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扁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盏托等，这些器物中我们可以在法门寺出土秘色瓷中个找到相同的器形，如八棱瓶，还有烧制八棱瓶秘色瓷的专用的匣钵、直径达20厘米的碗盘等，基本上都是满釉。
荷花芯窑址出土秘色瓷执壶
法门寺出土秘色瓷八棱净水瓶
从胎釉上看，胎质细洁致密，做成的胎体本身已非常精细光洁。施釉入窑烧成后，烧结度高、变形小，胎釉结合牢固，器表溜滑光亮。观察一些瓷残片，断面干净齐截，胎质颗粒细微，胎体厚薄匀称坚致，极少杂质和气孔(这一点连较好的宋瓷、明瓷都相形见绌)。因秘色瓷器型多仿自精美的金银器式样，器壁相对较薄，廓线、块面富于收放凹凸变化，制作时还刻意模仿出金银器打制塑形、錾刻装饰的工艺效果，因此其制备的胎土质量与性能必定更加优良可靠。
断面都很干净齐截，胎质颗粒细微，胎体厚薄匀称坚致，极少杂质和气孔
此外，越窑“秘色”釉色为有淡青色、灰青、青黄等、青翠的湖水绿色等，越瓷釉水清亮，釉层极薄及透明，光泽度好，有无中生水之感。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器，釉层有无中生水之感。
烧制工艺也是鉴别秘色瓷的方法之一，不同时期秘色瓷的支烧方式方式也有所区别。唐代运用匣钵装烧法，单独一件器物装匣（秘色瓷盒）烧造。在装烧时，采用瓜子形泥珠支钉与垫圈隔离烧制，烧成后在裹釉底部留下一圈较密集的垫烧的“瓜子”形痕迹，因此唐代多为平底或玉壁底。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盘底部的瓜子形支钉痕
荷花芯窑址出土“盈”字款碗支钉痕
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碗底的瓜子形支钉痕
五代至北宋初期，烧制秘色瓷依旧采用支钉垫烧物，依然采用泥珠，但泥珠变大，泥质里特意加入了石英沙以防止在较高的温度下器物与匣钵粘连，烧成后遗留较多，刮之容易脱落。因底部的垫烧位置由圈足移到了外底内部，越窑器物的底足由此时逐渐加高变窄并向外形成外撇足过度。
五代泥珠支垫痕，支垫痕易脱落
到了北宋，秘色瓷烧造时垫烧物不再使用泥点，而采用泥条垫圈支烧。在装烧时，先在器物外底内贴上数条细长的泥条，再放到位于匣钵中心的垫圈之上，再进行装窑烧制。由于泥料中搀杂了石英沙烧成后轻敲后使垫圈和器底分离，物圈足变高，且向外撇，一直是平底的盖盒器型在这一时期也出现高且外撇的圈足。
底用长泥条与垫圈隔开烧制
底部留下几个长泥条形的支钉痕迹
【极速鉴宝】平台瓷器鉴定专家老师特别说明，秘色瓷的烧制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匣钵即瓷质匣钵，用这种匣钵烧制器物时，匣钵要密封的，匣钵与匣钵盖之间，是用釉封好的。器物烧好后，釉层极薄，且均匀润亮，釉色青绿。虽然晚唐时期的越窑尽管其瓷器的烧造质量非常高，但釉色大多偏黄。用这种瓷质匣钵烧造秘色瓷的时候，保证了匣钵里强还原焰状态，外边的氧气进不来，防止了在冷却当中的二次氧化。在强还原焰气氛当中烧成，釉色还原得好，所以颜色比较青绿。用这种特殊工艺烧造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
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盒（瓷质匣钵）
总结起来，秘色瓷的整个制作过程都与众不同，单件瓷质匣钵密封装烧，胎特别细腻，比普通的越器淘洗更精细；器物制作非常规整，胎壁均薄，胎体上釉前磨光；满釉，釉层极薄且均匀水润多为青绿色，以釉取胜，以素面为主，少部分有褐彩装饰。
五代水邱氏墓出土褐彩熏炉和褐彩油灯
关于秘色瓷，我们把从古代文献中认为烧秘色瓷的窑场生产的产品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及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到五代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再到耀州窑五代时期生产的刻“官”乳浊釉产品、北宋晚期的汝窑、张公巷窑，南宋早期越窑低岭头类型产品、南宋官窑、龙泉窑贡瓷产品，甚至高丽青瓷等，所追求的目标实质都是一致的，前人认为它们都属于秘色瓷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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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食局”铭定瓷再议 定瓷
“尚食局”铭定瓷再议
�� 刘涛 | 《收藏》2017年第1期
尚食局是我国古代自北朝以来多数王朝宫廷内专掌“供御膳羞品尝之事”的机构。
带有“尚食局”铭文的瓷器，仅见定窑白瓷，品种为碗、盘等食器，通常以印花或刻花装饰，纹样以龙凤、花草为主，均为芒口覆烧，铭文多为烧前阴刻，也发现少量印文者（图1），器物面貌大抵介于北宋和金代之间。
图1 金中都遗址出土“尚食局”铭定瓷碗盘残片
北京白庆林提供
而从文献看，北宋末徽宗朝和金代都曾设有尚食局等机构。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尚食局”铭定瓷究竟是北宋还是金代制品，抑或分属北宋和金两个朝代？这个问题关乎古代宫廷食官制度、窑政制度沿革以及定窑工艺演变，值得关注。
笔者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探讨“尚食局”铭定瓷年代问题的小文（《“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年代再认识》，收入拙著《宋辽金纪年瓷器》），通过对当时已发表的数十件“尚食局”铭定瓷的观察分析，得出与固有观点相左的结论，即这些早年出土的“尚食局”铭定瓷均应为金代烧造，而非过去一直认为的北宋制品。此后，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笔者的这一观点似也有了更充分的证据。如在2009—201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定窑遗址的发掘中，涧磁和燕川两大窑区的金代地层都又发现了“尚食局”铭碗、盘残片（韩立森：《定窑的研究、发掘与收获》，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编《定窑：优雅的白瓷世界——窑址发掘成果展》 （图2））。
图2 定窑遗址金代地层出土“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标本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这些“尚食局”铭及其他同为宫廷用器的如“东宫”铭定瓷等，质量普遍不高，这与过去发现的情况相同。
另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彭善国教授介绍，在俄罗斯滨海地区也发现了“尚食局”铭定瓷踪迹（彭善国：《俄罗斯滨海地区出土定窑瓷器的探讨》，《考古》2007年第1期）。俄罗斯滨海地区，金代属速频路。今该地区不少古遗址都出土了中国古代陶瓷器，品种有定窑白瓷、钧釉瓷、景德镇青白瓷和磁州窑型瓷器等，其中以金代定窑白瓷所占比例最高。这里发现的“尚食局”铭定瓷为一件印花碗（图3），出自阿纳耶夫斯克古城遗址一处明确的金代房址。
图3 阿纳耶夫斯克耶城址30号金代房址出土的定窑“尚食局”铭印花碗残件
此碗可复原，内印摩羯、花草和莲荷，圈足内刻“尚食局”。纹饰及铭文刻写上都与定窑遗址出土者近似。
此外，香港继远美术藏有一件“尚食局”铭定窑印花碟（图4），更具金代定瓷特点。
图4 金代定窑“尚食局”铭印花瓜果纹碟
香港继远美术藏
图4 底部刻铭
该碟中心印瓜果纹，外围印重叠蕉叶纹，芒口覆烧。就笔者所见，在海内外公私收藏的为数寥寥的“尚食局”铭定瓷完整器中，此碟堪称最精，或可说突出体现了金代定窑的制瓷水平。继远美术吴继远先生参照英国伦敦寒山堂的定瓷断代，也将自己这件藏品的年代确定为金（《宋代文物展》图录，继远美术，2016年）。这些新发现的“尚食局”铭定瓷材料，为笔者旧文观点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
当然，金代“尚食局”铭定瓷的确认，并不意味着排除北宋同样有“尚食局”铭定瓷烧造的可能性。笔者的上述认识，也只是根据当时还较为有限的考古材料提出的，或属局部的、阶段性的而非整体的、最终的结论。
考诸史籍，宋廷正式设殿中省并下置包括尚食局在内的六尚局专掌供奉之事，是在徽宗崇宁二年（1103），钦宗靖康元年（1126）废置，尚食局等存在时间约达24年之久。
有学者发现文献中即有徽宗大观三年（1109）中山府（定窑所在地）向六尚局供奉“中山府瓷中样矮足裹拨盘、龙汤盏一十双”的记载，并认为上世纪60年代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的一件“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盘（图5）即为徽宗时期的贡瓷（刘淼：《对“尚食局”铭定瓷的一点思索》，《文物天地》2006年第1期）。
图5 定窑涧磁遗址出土“尚食局”铭印花盘及铭文拓片
这件“尚食局”铭定瓷盘，笔者旧文中也曾作过介绍，其侈口、弧腹、矮圈足，口径21.5厘米，芒口覆烧，盘心模印二摩羯，周围满饰缠枝莲纹等，釉面白中略泛灰黄，圈足内刻“尚食局”。
此外，在2009—2010年涧磁窑址发掘中，也出土了年代可能早到北宋末的“尚食局”铭刻花龙纹碗（图6）等。
图6 北宋末~金定窑 “尚食局”铭刻花龙纹碗
定窑涧磁遗址出土
上述徽宗时期中山府（定窑）曾向宫廷供奉瓷器的记载，当是可信的。不过，那件“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盘是否就是徽宗时期的贡瓷，似乎还难以定论。之所以判定这件定瓷盘为徽宗时期产品，据称是因为 “内口沿为如意云头带饰”，而这种如意云头带饰在山西介休窑址出土的北宋晚期印花模上出现较多之故。然而，我们注意到，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出土的“尚食局”铭定瓷碗的印花图案中，也同样可见如意云头带饰——从线图来看，只是刻纹有些草率而已。看来，这种带饰并非北宋所独有而可能从北宋沿用到金代。这样，它也就不能作为北宋定瓷断代的绝对标尺。
其实，在“尚食局”铭定瓷断代上能够起到标尺作用的，可能更是定窑所发明的一项先进的覆烧技术——支圈组合覆烧法的广泛应用。
前面已提到，现已发现的所有“尚食局”铭定瓷均为芒口覆烧。我们知道，宋元时代的芒口覆烧，大抵分垫钵（盘）覆烧和支圈组合覆烧两种（图7—11），定窑和南方的景德镇窑等都如此。
图7 定窑盘形垫具覆烧示意图
图8 金代定窑套钵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9 定窑钵形垫具与支圈组合覆烧示意图
图10 支圈组合覆烧示意图
图11 定窑支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垫钵（盘）覆烧约出现于北宋中期，文献中所说北宋时那种口沿“有芒不堪用”的定窑白瓷，应当就是用这种覆烧法生产的。不过，由于垫钵（盘）只可承装大小不同规格的器物坯件，且承装数量较少，相对而言，这种覆烧法的应用还是受到一定限制。
而支圈组合覆烧则可承装规格一致的坯件，大幅度提高窑室装载密度，因而在窑业兴盛的金代／南宋时期广为流行。据报道，在2009—2010年定窑遗址发掘中，支圈遗存始见于北宋晚期地层，而大批集中出土却是在金代地层中。由此证实，定窑的支圈组合覆烧法普遍应用于窑业最为繁盛的金代。起初以支圈与匣钵配套装烧为主，后经改进以层层叠压而形成圆柱体的支圈代替匣钵（参看图9—11）。
图9 定窑钵形垫具与支圈组合覆烧示意图
图10 支圈组合覆烧示意图
图11 定窑支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垫钵（盘）覆烧和支圈覆烧两种方法，由于使用的窑具不同，与之适应的器坯造型及其工艺处理上自然也各不相同。
以碗为例：
垫钵（盘）覆烧一般只适合装烧直口弧壁或斜壁碗（参看图8），而支圈覆烧则要求碗坯的造型必须是侈口弧壁或斜壁。
再一个，支圈覆烧与模制成型——印花装饰之间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即支圈覆烧要求的规格一致的器坯标准，正可通过模制成型工艺达到，而模制成型与印花装饰又可同步完成。这也正是定窑印花瓷器之所以多为支圈覆烧产品的根本原因。由此观察便不难发现，那些“尚食局”铭定瓷可能多采用支圈覆烧，这也就是说，它们更有可能是支圈组合覆烧法盛行的金代产品。
关于“尚食局”铭定瓷烧造的具体时间，旧文曾根据金代实行中原官制改革的进程推测，其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官制改革大体完成的熙宗时期（1135—1141）。
对这个问题，而今犹可再议。前面已提到，在历次窑址发掘出土的“尚食局”铭等宫廷用瓷质量普遍不高，而再从传世器和其他出土遗物看，这的确不是个别现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近年出版的《定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窑瓷器荟萃》（故宫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见有一件该院收藏的年代断定为金代的“尚食局”铭印花盘（图12）。
图12 北宋末~金定窑 “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2-1 外壁釉面起泡
图12-2 底部刻铭
侈口、弧壁、矮圈足，口径23.2厘米，芒口覆烧，口沿镶银扣（似为明清时补镶），印纹亦是摩羯、花草和莲荷，口沿处为如意云头带饰，无论造型、尺寸还是纹饰都与上述1960年代涧磁窑址出土的“尚食局”铭盘几近一致，二者当属同一年代制品。
按说，作为宫廷用瓷，质量上至少应不低于一般商品瓷才是。而令人诧异的是，此盘带有“过烧”引起的器坯变形、釉面起泡等明显缺陷，存在更严重的质量问题。这恐怕也是故宫博物院之所以将其断定为金代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另据北京白庆林先生介绍，在北京金中都遗址范围内，近年也出土不少“尚食局”铭定瓷（参看图1）。
图1 金中都遗址出土“尚食局”铭定瓷碗盘残片
北京白庆林提供
这些定瓷多数胎质灰白，釉面暗淡且不够纯净（落脏），外壁多见竹丝刷痕，工艺质量与金代定窑的一般商品瓷相当，有的甚至不如（白庆林：《北京出土“尚食局”铭定瓷》，《文物天地》2010年第3期）。
“尚食局”铭等宫廷用瓷为何如此缺乏质量保障呢？对此，我们只能从当时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查找原因。
从窑址发掘情况看，生产这类瓷器的地点不止一处，即使是在集中出土这类瓷器的地点，也还同时出土了“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民用类产品，其比例约占1∕3左右。
据此有学者推测，这类宫廷用瓷可能是由许多窑户分别承烧的；这些分散的窑户同时还从事一般商品瓷的生产。定窑的这种供御体制，与北宋晚期生产相对集中的汝窑明显不同。我们知道，贡瓷也带有某些商品性质，即它要在赋税或交换中实现一定价值。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宫廷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这种瓷器的，但产品本身已充分显示，它们的生产成本必定是相对低廉的。这也就是说，当时瓷器的供需双方，在生产或消费资金上都可能相当吃紧，以致才不得不放松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这种情况当然有可能发生在国库日益亏空的徽宗时期——实际上，从文献上看，六尚局设立后，就可能因为“劳民费财”而饱受诟病。供奉物品的置办也曾被朝廷下令裁减或叫停，如“大观三年，罢诸路州军见贡六尚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余，存者才十一二，减数十二，停贡六。”（《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
不过，我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出现在定瓷质量普遍下滑的金代，包括上述涧磁窑址出土的印花摩羯纹盘以及北京故宫藏品等在内的多数“尚食局”铭定瓷应是金人入主中原后承平未久、国势尚弱时期的产品，其具体时间或不早于世宗大定之年（1161—1189）。
从金代定窑的考古编年材料看，世宗之前，定瓷绝少发现，这似乎表明经战争破坏的定窑当时尚未恢复到正常状态。
综上所述，再略加补充，作一小结如下：
1.新材料进一步证实，现已发现的“尚食局” 铭定瓷可能多为金代产品。
2.金代“尚食局”等署理内廷事务机构的设置，是金人入主中原后实行汉官制改革的一部分。熙宗时期，金已大体完成了这项改革，宫廷制度深受宋王朝影响。这从“尚食局”铭定瓷的烧造，即可见一斑。
3.“尚食局”铭定瓷多为支圈组合覆烧法烧造，而这一盛行于金代的覆烧法，或可成为“尚食局”铭定瓷断代的重要标尺。
4.根据文献判断，北宋徽宗时期应有“尚食局”铭定瓷烧造，尽管由于“劳民费财”，数量可能不会太多。有学者认为，1960年代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的“尚食局”铭印花摩羯纹盘即为徽宗时产品，而本文则推测该盘以及面貌相似的北京故宫藏品更有可能是金中期之物。
本文原载于《收藏》2017年第1期，文章由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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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鉴藏常识（6）--宋金时期的瓷器 高清图鉴（重点讲解定窑） 定瓷
著名的渎山大玉海是什么时候制作的：元。
渎山大玉海重多少公斤？
古陶瓷鉴藏常识（6）--宋金时期的瓷器 高清图鉴（重点讲解定窑）
宋金时期的北方陶瓷就河南瓷窑釉色品种来说，以白釉.青釉为主，黑釉次之。
低温铅釉陶器只在少数瓷窑中出现，白釉器光素无纹、印花、刻花、珍珠地划花以及白地黑花俱全。
宋代白柚小盘
宋代定窑剔花枕
宋珍珠地划花双虎纹瓶
宋白地黑花枕
宋黑釉碗
宋黑釉铁锈花玉壶春瓶
宋定窑黑釉弦纹梅瓶
青釉除一般的青瓷及带刻花、印花的耀州窑系装饰风格的青瓷外，还有烧制钧瓷的禹县、临汝、新安、辉县、淇县、鹤壁、和安阳瓷窑。烧制珍珠地划花的密县、登封、鲁山、宝丰等瓷窑。烧制花青瓷的临汝、禹县、宜阳、宝丰、内乡和新安瓷窑。
宋青瓷刻花碗
宋印花青瓷花纹
宋青 瓷 印 花 碗
山西发现的宋金时期的瓷窑以烧白釉以及黑釉瓷为主，烧白釉的有平定、介休、交城和阳城等地的瓷窑。河北发现的定窑、磁州窑、临城窑、龙泉务窑以及隆化窑均以烧制白釉为主，定窑最精，磁州窑以烧制白地黑花最具代表性。陕西的耀州窑亦烧制刻花、印花的青瓷。
宋介休窑六出筋白底黑花盘
宋代定窑印花龙纹盘
宋磁州窑白釉裼彩童子莲纹碗
宋耀州窑高足杯
上述的各个北方瓷窑所生产的陶瓷器物，大部分可归结为北方的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四大窑系。
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以及东西燕川村，古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以生产白瓷而闻名。宋代是定窑的发展时期，产量、质量以及制作工艺较五代都有明显的提高。
五代定窑白瓷唇口罐
宋代定窑紫定柿釉金彩蝶牡丹纹茶碗
宋代定窑瓷器的特征
1，胎：白色微黄，比较坚致
宋定窑白瓷片
2，釉：定窑兼烧白釉、黑釉(黑定)、酱釉(紫定)、绿釉(绿定)等品种瓷器
宋定窑白釉菊瓣盘
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盌黑定又称“兔毛花”
宋定窑酱釉盘口瓶
宋定窑绿釉龙纹盘绿定
3，北宋早期白釉釉色白中泛青，比较光亮，中、晚期白中泛黄，即俗称的米白色，滋润莹泽。定窑白釉的特点是有蜡泪痕----釉在高温下流淌、降温时停止流动而凝结在釉面的蜡泪痕状的渍釉点。
宋定窑莲瓣纹壶
定窑折腰六缺划花盘
4，滋润莹泽的米白色釉现蜡泪痕及竹丝刷纹(釉薄处可见的器身条条细小痕迹)是宋代定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5，器型：定窑瓷器多为碗、盘、枕、炉、盂等日用生活器皿，还有净瓶、海螺等佛前供器。
宋定窑印花双凤纹笠式碗
宋定窑白釉碗
宋定窑花口盘
宋定窑孩儿枕(藏故宫博物院)
宋代定窑印柳斗纹齿口高足杯
定窑刻花狮流壶
定窑漏斗口瓶
北宋定窑刻花牡丹纹长颈瓶
6，纹饰：北宋早期以划花、刻花为主，中、晚期及南宋(金)以印花为主，还有模印贴花、浮雕。
划花
印花
印花
模印贴花
浮雕模印贴花
定窑的印花特点是：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密而不乱，讲究对称，大多印在碗、盘的里部，内容多为花卉,，其中牡丹多、莲、菊次之。其次为动物：如孔雀、凤凰、鸳鸯、大雁、鸭、鱼等等。再次为婴戏。还有一种金彩描花的。
7，工艺：北宋早期，定窑烧粗瓷用三岔形支钉垫烧，器物里心有三个支钉痕，细瓷用匣体正烧。中、晚期创用支圈覆烧，碗、盘等口沿不施釉，称为“芒口”，精器用金、银、铜等镶边，称金扣、银扣、铜扣。
支钉痕
金 扣 定 窑 碗
金代后期定窑又创用匣体涩圈叠烧法，即在器物里心挖去一圈釉使露胎，另一器物的圈足正好置露胎处，烧时器物之间就互不粘连，这种工艺正好为鉴定定窑瓷器时代留下特征。
匣体涩圈叠烧法
定窑少量烧造的酱釉和黑釉器物，即文献中记载的“紫定”和“黑定”，胎体有精粗之分，精者胎体呈白色，粗者胎体呈灰色，定窑突破了青瓷、白瓷的界线，也烧造浮雕莲瓣装饰，在瓶、壶等器物上均施浮雕莲瓣纹。
并曾一度为官府烧制宫廷用器，已发现的定窑器物上的题铭有“官”、“新官”、“易定”、“尚食局”、“尚药局”、“食官局正七字”、“五王府”、“奉华”、“风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题铭有烧造前刻上或者烧造以后重新刻上的二种。
受定窑影响属于定窑系的瓷窑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霍县窑，四川是彭县窑，江西的吉安窑和景德镇窑。
定窑瓷器鉴定
宋定窑的刻、划花技法与当时的其它窑口瓷器颇为不同，给人一种很“硬”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可以打一个比方来形容，如用钢刀在松软的木料上刻花，受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会随着刀具的刻压而下陷，此谓之“软”，而在坚硬的红木上刻花，着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则不会下陷，使刻纹轮廓更为鲜明，此谓之“硬”。
刻花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
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
仿定器的窑址有：
“土定”：漳河、汾河流域民窑所烧，胎体比较粗厚，质地亦较松软，釉色白中泛黄或赤，体轻质差。
“新定”：山西霍县的霍窑出产，质坚而薄，但较脆。
“南定”：是南宋时期在金人统治下继续烧造的定窑瓷器，质量不如北定。
“粉定”：景德镇仿造的定器，亦采用覆烧法，口沿无釉，用金属镶包口沿，刻划花水平比较高，可以乱真，区别之处是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土定
南定双凤纹芒口碗
景德镇窑南定印婴戏花卉纹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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