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与孙诒让并称“二仲先生”

提示:

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瑞安县城人,近代教育家。 11岁随父亲黄体芳入京,14岁受业陆尔熙(在京教授学徒维生,门人多有显贵之人)门下,19岁从学张之洞。光绪六年,27岁的他参加会试、殿试得二甲第六名进士,入翰林,后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北乡试正考官、京师大学堂总办(校长),编书局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使等职。

△黄绍箕(资料图)

1

列名“强学会”

与沈曾植、张謇等人被称为“后清流”干将

黄绍箕是一位追求民族自强的有识之士,步入政坛后,一直秉承父辈清流遗风。甲午战败后,他外怒列强侵略,内愤朝政昏庸,曾与翰林院一班官员联名上疏,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指责李鸿章“庸臣误国,罪无可逭”。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在京师成立“强学会”,绍箕欣然参加。次年,他还介绍父亲黄体芳、堂弟黄绍第,同去南京会见康有为,一起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准予组建上海“强学分会”。其间,他亲自参与议定会务章程,并列名会籍之首。后来,康有为又组织了“保国会”,自任总理。黄绍箕被推选为常议员兼宣讲员,他四处奔波呼吁,对变法维新倾注了满腔热情。

△《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 黄绍箕跋语

戊戌变法时,他不仅为康有为通风报信,还通过自己与张之洞的特殊关系(张之洞是黄绍箕的老师,他侄女又是黄绍箕的妻子),多次向张之洞进言,不要株连逮捕维新人士。结果,他自己却受到牵连,几乎遭杀身之祸。多亏大学士徐桐在慈禧太后面前,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才使其侥得免。

2

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办(校长)

编纂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颁发的维新政令成了一纸空文,各项改革措施也被一概取消。只有文教方面,在“废科举兴新学”的强烈呼声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取得一定进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经清廷批准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终于劫后余生得以保留下来,仍由黄绍箕担任总办,全面负责大学堂的相关事务。

京师大学堂为我国最早创立的大学之一,由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原设官书馆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在筹建过程中,担任提调的黄绍箕,为之付出了大量的汗水与心血。不久,他又接任张元济的总办职位。当时,这座全国最高的新式学府刚刚初具雏形,从学堂管理方法到教育制度均无先例可循,一切筹划大多出自黄绍箕之手。即使在后来保守势力抬头,阻力重重的情况下,他仍然全力以赴,将学校的改制进行到底。

除办学兴教外,光绪三十年(1904),黄绍箕还做一件我国教育界史无前例的事,着手编撰《中国教育史》,其系统论述中国传统教育学说和西洋教育原理,成为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其书所阐述的“德知体”三育并重,“情育”(即美育)为“进德之基”,强调“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表里”以及“女学”、“胎教”等观点,迄今仍可供借鉴。

京师大学堂旧址(资料图)

3

视教育为“身心性命之事” 以学务殉身

任两湖书院监督时,“每日亲自督课,寒暑无间”。他一上湖北提学使任,“首捐廉俸二千余金,充为教育经费”。又往往“亲裁文牍,彻夜达旦”,“自忘其病”。甚至在临死之前,“形神已枯、吟哦待尽”之际,仍在床上首批公文。

△黄绍箕书法作品(资料图)

绍箕辞世后湖北学界送殡者数千人,京师及各省学堂闻讯纷纷停课一天以表哀悼。前御史学务公所议长吴兆泰等人说:“先生学术纯正,课士精勤,汉宋兼通。自到任以来,兴学育才,朝夕不倦,竟以学务殉身。”《清史稿·儒林》称:”今日海内学校如林,教科成立,皆邵箕首先倡导之力。”黄公兴教强国之赫赫业绩,实无愧于这一评价。

黄绍箕故居(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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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瑞安历史名人列传》(马邦城编著)、《玉海名家》(徐德友主编)等

组稿:市社科联

编辑:江达富丨责编:潘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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