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与孙诒让并称“二仲先生”

提示：

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瑞安县城人，近代教育家。 11岁随父亲黄体芳入京，14岁受业陆尔熙（在京教授学徒维生，门人多有显贵之人）门下，19岁从学张之洞。光绪六年，27岁的他参加会试、殿试得二甲第六名进士，入翰林，后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北乡试正考官、京师大学堂总办（校长），编书局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使等职。

△黄绍箕（资料图）

1

列名“强学会”

与沈曾植、张謇等人被称为“后清流”干将

黄绍箕是一位追求民族自强的有识之士，步入政坛后，一直秉承父辈清流遗风。甲午战败后，他外怒列强侵略，内愤朝政昏庸，曾与翰林院一班官员联名上疏，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指责李鸿章“庸臣误国，罪无可逭”。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在京师成立“强学会”，绍箕欣然参加。次年，他还介绍父亲黄体芳、堂弟黄绍第，同去南京会见康有为，一起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准予组建上海“强学分会”。其间，他亲自参与议定会务章程，并列名会籍之首。后来，康有为又组织了“保国会”，自任总理。黄绍箕被推选为常议员兼宣讲员，他四处奔波呼吁，对变法维新倾注了满腔热情。

△《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 黄绍箕跋语

戊戌变法时，他不仅为康有为通风报信，还通过自己与张之洞的特殊关系（张之洞是黄绍箕的老师，他侄女又是黄绍箕的妻子），多次向张之洞进言，不要株连逮捕维新人士。结果，他自己却受到牵连，几乎遭杀身之祸。多亏大学士徐桐在慈禧太后面前，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才使其侥得免。

2

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办（校长）

编纂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颁发的维新政令成了一纸空文，各项改革措施也被一概取消。只有文教方面，在“废科举兴新学”的强烈呼声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取得一定进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经清廷批准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终于劫后余生得以保留下来，仍由黄绍箕担任总办，全面负责大学堂的相关事务。

京师大学堂为我国最早创立的大学之一，由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原设官书馆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在筹建过程中，担任提调的黄绍箕，为之付出了大量的汗水与心血。不久，他又接任张元济的总办职位。当时，这座全国最高的新式学府刚刚初具雏形，从学堂管理方法到教育制度均无先例可循，一切筹划大多出自黄绍箕之手。即使在后来保守势力抬头，阻力重重的情况下，他仍然全力以赴，将学校的改制进行到底。

除办学兴教外，光绪三十年（1904），黄绍箕还做一件我国教育界史无前例的事，着手编撰《中国教育史》，其系统论述中国传统教育学说和西洋教育原理，成为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其书所阐述的“德知体”三育并重，“情育”（即美育）为“进德之基”，强调“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表里”以及“女学”、“胎教”等观点，迄今仍可供借鉴。

△京师大学堂旧址（资料图）

3

视教育为“身心性命之事” 以学务殉身

任两湖书院监督时，“每日亲自督课，寒暑无间”。他一上湖北提学使任，“首捐廉俸二千余金，充为教育经费”。又往往“亲裁文牍，彻夜达旦”，“自忘其病”。甚至在临死之前，“形神已枯、吟哦待尽”之际，仍在床上首批公文。

△黄绍箕书法作品（资料图）

绍箕辞世后湖北学界送殡者数千人，京师及各省学堂闻讯纷纷停课一天以表哀悼。前御史学务公所议长吴兆泰等人说:“先生学术纯正，课士精勤，汉宋兼通。自到任以来，兴学育才，朝夕不倦，竟以学务殉身。”《清史稿·儒林》称:”今日海内学校如林，教科成立，皆邵箕首先倡导之力。”黄公兴教强国之赫赫业绩，实无愧于这一评价。

△黄绍箕故居（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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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瑞安历史名人列传》（马邦城编著）、《玉海名家》（徐德友主编）等

组稿：市社科联

编辑：江达富丨责编：潘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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