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故里辨

曾几何时，在我国经济起飞的同时，一股“争祖先”“寻祖热”冒了头。华夏始祖炎、黄二帝也在被“争抢”之中。这似乎不是一种纯粹的考古研究，历史问题，而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

炎帝故里之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10余年，分为“长江派”与“黄河派”，有“陕西宝鸡说”、“湖北随州说”、“陕西高平说”、“河南新郑说”等等。于是，举办炎帝节、塑造炎帝像、修建炎帝陵、炎帝祠，聘请中央首长和名家题词，召开专家、学者论证会，在南方和北方的几个城市同时出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也众说纷纭，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就在“炎帝故里在哪里”的问题争论最激烈的那一年，不知道为高考命题的“考官”们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竟然在试题中出了一道“炎帝故里在哪里？”填空题，正确答案是“在黄河中游”，似乎为这一场争论做了一个巧妙的结论。

宝鸡地区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的分布，为进一步证明处在黄河中游的宝鸡是炎帝故里，提供了确凿佐证和考古支撑。

炎帝神农氏时期（据今7000——8000年）存在于宝鸡的是老官台文化。主要遗址有：高家村遗址、苟家岭遗址、旭光二号遗址、冉家沟遗址、北首领遗址等15处，集中在宝鸡市区东西不过30公里的狭长地带。老官台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由采集、渔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生产力发展重要时期，恰好与古史传说时代的神农氏相吻合。炎帝神农氏中、后期（距今7000——5000年）存在于宝鸡的是仰韶文化。主要遗址有：北首领遗址、福临堡遗址、高家村遗址、旭光二号遗址、仝家沟遗址、姜城堡遗址、贺家湾遗址等。这个时期农耕生产开始发展，彩陶业已经很发达，遗址中发现有大批的陶制器。

炎帝神农氏以后（距今4800——4000年）存在于宝鸡是龙山文化。主要遗址有：双庵遗址、大辛遗址、案板遗址、石嘴头遗址、香泉遗址、娘娘庙遗址、西高泉遗址等。有专家曾对周原京当乡双庵村龙山文化遗址遗存分析认为，其独特的文化特色上接仰韶文化之源，下连夏商文化之流。从黄帝、尧、舜、禹之后的商代时期，存在于宝鸡的则是刘家文化，已属于青铜器文化的范畴，其遗址遗存更加丰富，并且有史料记载，在学术界不会引起争议。反映在以宝鸡为中心的先周时期与姬周文化并存的刘家文化，在考古研究中有着十分鲜明的结论，它不但有着明确的时空界限，而且有着特定的区域，同时还有与这个区域已知的姬周文化群体特征相区别的主体特征。通过对宝鸡地区刘家文化的分析，进一步确定了龙山文化与先周文化的链条关系，进而确立了宝鸡地区在上古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史籍记载，炎帝氏族部落最早就生活在天水至扶风间的黄河重大支流渭河中游一带。《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在宝鸡有两条姜水，市区南有清姜河，岐山县还有一条姜水（即今县城东边鲁班沟）。岐水即姬水，是如今岐山县南的横水河，岐与姬音义皆通。由此可以推论：炎帝、黄帝的发祥地，姬、姜的发祥地均在宝鸡地区境内。最早的炎帝部落在此繁衍生息。炎帝教民耒耜，耕种五谷，炎帝发明了医药，尝百草而医百病；炎帝以日中为市，开创了贸易先河。宝鸡地区祭祀炎帝活动早就有了，秦灵公三年（前422）“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从明代经清朝到民国年间，所有编修的《宝鸡县志》无不记载着炎帝生于蒙峪，长于姜水，沐浴于九龙泉，历朝历代祭祀活动非常隆重，百官与农民同耕播种，以示继承神农之衣钵，祈求农业的丰收。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以及春播前秋收后，举办庙会祭祀神农的各种活动代代沿袭。《重修凤翔府志》、《重修神农祠九龙泉碑记》以及有关的资料显示，后人为祭祀炎帝几次重修神农祠、神农庙。有关炎帝神农氏、炎帝母亲女登的种种民间传说更是引人入胜。直到近代，我市姜城堡地区神农乡一带群众自发祭祀炎帝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位于渭河北岸二阶台原地带的槐原村是女登的故居，每年正月二十五、二十六举办女登庙会，家家户户举排灯游村，弘法炎帝寻母的孝德之情，祈盼家族兴旺，五谷丰登。

有权威的专家、学者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提出了“宝鸡是炎帝故里”诸多科学依据。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对宝鸡地区上述的遗址遗存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并与先周文化和甘肃地区的辛店文化遗存相比较，认为宝鸡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存器物有独特的一面，又有共生的一面，确认该文化遗存与羌人的文化有关，为当地姜姓部族的遗物。羌、姜均与炎帝有源承关系，故将其称为“姜炎文化”。当邹衡先生的论文《漫谈姜炎文化》第一次在宝鸡的学术讨论会上交流时，立刻得到宝鸡学人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很快得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认同。著名历史学家，姓氏源流史专家何光岳先生在《宝鸡是炎黄圣地》一文中论证：“炎帝、黄帝出自甘肃、青海的羌族团，是少典氏分出的两个支族。炎帝、黄帝分别以姜、姬为姓，是两个古老的双胞族，建立了延绵四千年的姬姜联姻关系，繁衍出数千个氏族、部族。炎帝、黄帝沿黄河流域向东迁徒，他们与蚩尤的战争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进一步促进了部落间的交流和融合”。著名历史，民族学专家陈连开先生认为：“宝鸡、青川（包括天水）地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程中，有过特殊的影响和地位”。

除了炎、黄两大部落在这里形成外，“周秦从宝鸡地区发祥，建立强大的王朝，西周时期形成了华夏的核心，也形成了中华文化元典时代的基础。尤其西周奉黄帝为始祖，与姜姓炎帝苗裔结盟，构成统治集团的核心”。“因此，至春秋和秦汉民族形成时期，炎黄，其中尤其是黄帝，成为华夏汉民族的共同始祖。”陈连开先生的论述近一步说明，由于文化的主导和优势，把炎黄二帝推奉到了公用始祖的光荣地位，这是汉民族形成的标志，也是汉民族及各地不同民族的成员在中华各族形成过程中大认同的结果，从而形成了中华各族多元一体格局凝聚的核心和主体。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起决定作用并定鼎中国历史发展主流趋向的，是炎黄时代到周秦时期，是以宝鸡、天水渭水流域为起点，从西向东发展，统一部落，建立国家，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局面和国家体制”。因此，“秦岭、昆仑之间的渭水河谷是一块不平凡的土地，是炎黄文化的故里，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张岂之在其论文《炎黄时代到周秦文化》中，深刻而详细地论证了炎黄文化向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从两个方面研究出迄今5000年左右的炎黄时代与以后漫长的周秦时代的文化内涵。

著名学者、楚辞专家文怀沙老先生对宝鸡的人文历史情有独钟，著有《宝学概论》一书，明确提出，中华的根与本在宝鸡。文老在本书的序文中写道：“‘宝学’由两部分组成：以北首岭为代表的‘炎帝祖先学’和以炎帝、姜炎文化为内容的‘炎帝学’。北首领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之一，它直接的上承和后继在宝鸡有清楚的发展线索，没有断裂……”文老满怀激情地论述：“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炎黄文化是联系华夏子孙的精神纽带，炎帝的诞生地就在宝鸡。这里有充分确凿的史料、考古发现及丰富的民间传说证明，姜炎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内容，记录并反映先民们开创农业文明的里程。……姜炎文化孕育了生长于斯的周文化和秦文化，宝鸡是周秦文化的滥觞之地”。

那么，“长江派”的论点又从何解释呢？

海外的一些学者，其中有台湾大学的一名教授认为，炎帝部落的后代，曾翻越秦巴大山，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徒，才会有长江一代炎帝的足迹和历史记载。至于在当时生产方式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翻越秦岭、大巴山仍是难解之谜。何光岳先生通过对姓氏源流史的研究，上溯到早期的氏族部落，认为，“炎帝、黄帝各有八代，第一代分别称为神农氏和轩辕氏，从第二代才开始称炎帝、黄帝。湖北隋州是第三代炎帝烈山氏迁徒的地方。第一、二代炎帝活动在渭水中游的宝鸡境内，真正称炎帝是在宝鸡的第二代。湖南的炎陵县是炎帝的第八代。”何先生还进一步论证，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有的长江流域的文化东迁到了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群岛以及新西兰、夏威夷去了。这种观点，可能不是定论，特别是长江流域一些古遗址的开发，把长江流域的文化提到与黄河文化同时期的地位。另外，在炎帝诞生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另一种观点：所谓炎帝部族南迁实际并不存在。南方之所以出现炎帝的传说，是炎帝文化传播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炎帝被附会成南方之神，汉王朝为了证明其统治地位，刘邦以炎帝之子作号召，《五德终始说》的演变又肯定炎帝和汉同为火德，使炎帝和汉代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了适应刘邦为沛（今江苏沛县）人，起于南方，灭秦建汉的事实，所以将炎帝说成起源于南方，又为了适应刘汉王朝的建立是美德所至，炎帝与神农氏被捏合在一起。

当时间走到2012年的10月，长期争论的炎帝故里说又有了新的进展。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尚英撰写的《关于炎帝发祥地的研究书评》一文，肯定炎帝发祥地在宝鸡。论文阐述：“宝鸡说证据确凿”。“炎帝以姜水成”， “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炎帝死后，黄帝在宝鸡常羊山祭祀炎帝，炎帝尝百草，获嘉谷之地，宝鸡称天台山。宝鸡的炎帝是粟作农业的代表，北方农业文明的奠基人；考古发现，湖南发现了早于炎帝数千年距今1.2万年人工栽培的稻谷，那么南方农耕文明有自己的领袖，或可成为“南方炎帝”。

宝鸡的学人们在地域文化的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专著颇丰，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宝鸡市纪念和宣传炎帝的活动就热了起来，进行着这方面的巨大工程。宝鸡市各界群众缅怀炎帝、研究炎帝，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已经形成有组织的统一行动，参加人员非常广泛。市区内建起了炎帝祠、炎帝陵，在全国率先举办了炎帝节。每逢农历七月初七和清明节，民间自发的祭祀活动络绎不绝，海外的“祭祖团”闻风而至。

炎帝故里之争是有意义的，不是要争个你输我赢，不是要规定一种模式，也不是下什么判断得出什么结论，而是认真体味争辩的过程，并从中汲取中华古老文化的营养。文怀沙老人概括：炎帝精神本是华夏民族精神，是“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精神，是“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精神，是“兼容并蓄，雍容大度”的精神。“中华民族在其形成的历史上，曾容纳了近百个少数民族为铺翼，最终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既有统一文化又保持各族文化特色的民族大家庭”。文老在他耄耋之年，满怀激情地发出肺腑之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古老的华夏再度呈现腾飞之势，而蕴涵在历史深处的民族精神，正是一个民族崛起所必须吸取的伟力之源。”

作为炎帝故里的宝鸡，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祭祀炎帝活动，使炎帝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作者陈同钢，系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宝鸡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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