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Torii Ryuzo）是日本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他一生擅长田野调查，著作颇丰，享誉中外。鸟居龙藏对亚洲人类学的影响可谓弥久深远，但是在中国，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学术研究是在考古学领域。
鸟居龙藏于1870年（日本明治三年）4月出生于日本阿波国（四国）德岛市。他小学二年级辍学，自修小学和中学课程 。16岁参加东京人类学会。18岁初识日本人类学界泰斗坪井正五郎，并得到坪井鼓励，同年创立德岛人类学调查同仁会（德岛人类学会前身）。 1893年，在坪井正五郎帮助下，23岁的鸟居龙藏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理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整理员，并听课学习 。两年之后，羽翼渐丰的鸟居龙藏，开始了中国考古调查之旅，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一、鸟居龙藏的中国田野调查和研究
鸟居龙藏在中国进行数十次人类学和考古学田野调查。他在中国台湾 和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 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很高的赞誉 。他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东部西伯利亚的田野调查，兼顾人类学和考古学两方面。他每到一地都做着人类学和民族学资料（包括当地人体质、语言、风俗习惯等）的采集，但是更主要的工作是作考古资料的调查和搜集。本文侧重鸟居龙藏在中国考古田野调查方面的内容 ，按时代顺序，概述如下。
(一)1895年7月，鸟居龙藏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开始在中国辽东半岛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工作。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田野调查 。在1895年7月至1896年1月，鸟居龙藏调查了柳树屯（今大连）、金州、旅顺、普兰店、复州熊岳城、盖平、海城析木城、大石桥、辽阳等地的史前时代遗址和历史时期遗址。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认辽东半岛存在熊岳城、貔子窝等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在雄岳城采集到石矛头，被视为中国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石器。在析木城发现独特的所谓史前时代“石棚”遗迹（实际上属于青铜时代），也是重要的发现（图一）。此外，还发现高句丽古城和熊岳城墓砖（后来改定为汉代砖） ，以及复州永丰寺塔、析木城古塔（ 铁塔、金塔、银塔）、海城东门的波斯萨珊朝猎狮式台石等。
图一 析木城石棚（引自《考古学上より見たゐ遼の 文化圖谱》）
(二)1905年8月，受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指派，鸟居龙藏再进辽东半岛做考古调查 。复查大连、旅顺、普兰店、奉天（今沈阳）、辽阳等地遗迹。此次在普兰店锅底山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其是一批重要资料。因此，鸟居龙藏兴奋地指出，这是“满洲石器时代史上最该大书特写的东西。”他详细调查了后金都城—兴京（原称赫图阿拉）和兴京陵（即清永陵），认为永陵与奉天北陵东陵不同，留有满族固有特点。他还调查辑安（今集安）高句丽墓群，附近佛寺和著名的好大王碑等。在辽阳盗掘数座汉墓，得到陶器、铜镜和装饰品等。
(三)1907年6月至1908年12月，鸟居龙藏与妻子鸟居君子、女儿幸子一起调查喀喇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巴林旗（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和外蒙古部分地区；后又从北京，经张家口，到达多伦淖尔和元上都遗址、克什克腾旗，再到巴林旗、敖汉、奈曼、朝阳、锦州等地，最后到达北京。这次调查，一方面鸟居龙藏首次发现赤峰红山后等重要史前时代遗存 。另一方面鸟居龙藏开始广泛涉及历史考古领域，特别是辽代和元代城址和墓地，重点调查了辽上京城址（图二）、辽中京城址、元代张应瑞家族墓地、元上都城址和元鲁王城址，以及朝阳、锦州的辽塔等。
图二 辽上京皇城东门遗址（引自《考古学上より見たゐ遼の 文化圖谱》）
(四)1909年3月至5月，鸟居龙藏专程调查旅顺老铁山砖墓和贝壳墓，出土有陶器、铜钱、金属器和装饰品等，认为其与辽阳汉墓有相同性质。他盗掘老铁山上的圆锥形石堆之塚（即积石冢），出土石短剑和陶器等。同时在旅顺发现汉代土城牧羊城，还发现了诸多石器时代遗迹。此外还在熊岳城发掘汉代遗迹，在辽阳发掘汉墓等，获得石棺、砖棺、石椁等；在抚顺还准备发掘金代陶窑址。
(五)1911年，受朝鲜总督府委托，鸟居龙藏调查朝鲜咸镜道 。1912年2月调查中国延吉等地。在图们江发现石器时代遗迹，并在龙井研究高句丽墓群，在局子街观看铜佛寺古碑。在珲春调查古城，考察萨满仪式祭具等。
(六)1912年10月—1913年2月，受朝鲜总督府委托，鸟居龙藏在调查朝鲜半岛同时，调查了中国东北地区旅顺、铁岭、开原、长春、海龙、通化、集安、桓仁等地。在铁岭帽子山一带调查堡寨遗迹和铁岭佛塔。在海龙调查辉发山城，首次发现女真文石碑。
(七)1919年6-12月，鸟居龙藏调查东部西伯利亚地区的同时，继续调查中国东北地区满洲里、海拉尔、鄂伦春、齐齐哈尔、哈尔滨、黑河、瑷珲等地 。这次调查更多是人类学的考察，其中在海拉尔调查清初古城址。
(八)1927年8-10月，鸟居龙藏在中国东北地区再次做调查，主要在有抚顺、沈阳、鞍山、长春、宁安、阿城、洮南、通辽、郑家屯、四平、凤城、海城和大连。调查内容主要有：一是第一次关注鞍山左近出土的画像石等内容，并认为海城“所谓波斯萨珊朝猎狮刻石”可能与画像石题材相似；二是详细调查宁安渤海上京城址，记录了渤海寺院（兴隆寺）内著名的石灯幢；三是详细调查阿什城（今哈尔滨阿城区）的金上京城址，采集到遗物，他注意到金上京城西门外的封土丘可能是坟墓（现在推测是完颜阿骨打陵遗址），是较为重要的认识；四是调查洮南古城并绘制城址平面草图，采集到鬼瓦（兽面瓦当）和小铜人等遗物，认为此城属于辽金时期；五是对通辽附近的喇嘛庙——莫林庙的考察；六是对四平八面城的调查；七是盗掘鞍山汉墓，并对墓葬进行描述，这是东北地区第一次清理汉代石板墓；八是复查析木城和普兰店的石棚遗迹，以及析木城附近三座砖塔（辽塔）等。
(九)1928年4-7月，鸟居龙藏带着妻子君子和女儿幸子，先对东部西伯利亚进行调查，考察了明代永宁寺碑等。随后对长春、沈阳、四平、阿城、吉林、敦化、鞍山等进行考察，最后到达大连。这次主要考察了金上京遗址、敦化高句丽遗址，以及对鞍山苗圃墓地进行调查和盗掘。
(十)1930年8-12月，鸟居龙藏和妻子一起调查辽阳、金州、开原、铁岭、通辽、开鲁、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大板、黑山遗址、庆州城遗址、庆陵遗址）、巴林左旗祖州城遗址、辽上京遗址（林东）等地，再从通辽、经四平、海城、鞍山调查后，回到大连。这期间，最为重要的事件，是鸟居龙藏在中国军阀汤佐荣大规模盗掘辽庆陵后，较早实地调查了辽庆陵，收集了部分随葬品和建筑构件等，对庆东陵玄宫内壁画进行摄影绘图（图三），发现人物像旁的题记等。
图三 鸟居龙藏之女绿子在辽庆东陵内绘图（引自《考古学上より見たゐ遼の 文化圖谱》）
(十一)1931年8-10月，鸟居龙藏带着妻子鸟居君子和儿子鸟居龙次郎对辽东半岛旅顺、沈阳、辽阳和大连进行调查。其中重点是考察辽阳的辽东京遗址。
(十二)1932年7-9月，鸟居龙藏带着女儿鸟居子和儿子鸟居龙次郎调查大连、沈阳、辽阳、四平、凤城、安东等地，其间还调查了朝鲜半岛的高丽开京城和庆州、大邱等地。
(十三)1933年8-12月，鸟居龙藏再次对辽文化进行专题调查，从大连起，经沈阳、锦州、义县、朝阳、承德、平泉、喀喇沁清代王府、辽中京城址、宁城、赤峰、林西、辽庆州城址、辽庆陵遗址等地，其中重点是详细调查辽庆陵遗址。
(十四)1935年11-12月，鸟居龙藏带领妻子君子，儿子龙次郎和女儿幸子调查大连、鞍山、沈阳、北镇、山海关、天津、蓟县、通州和北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蓟县独乐寺、北京天宁寺、通州燃灯塔、北镇双塔等辽代寺院和佛塔。此外还踏查了北镇东丹王陵遗址等。
(十五)1939-1941年，作为燕京大学教授，鸟居龙藏带领家人再次对东北地区和大同地区等进行多次考古调查。他复查了辽东半岛的石棚等遗迹以及鞍山画像石墓和金上京城址等；还对北魏的下花园石窟及云冈石窟等进行调查和研究。
二、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从1895年第一次踏入中国东北地区，到1951年从北京回到日本，他与中国考古学结缘57年之久。鸟居龙藏在中国的工作一直备受中国学者关注 。
1895年鸟居龙藏对中国辽东半岛的调查，虽然没有明确的考古意识，但应该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考古调查工作之一 。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事件。我们从上文所述鸟居龙藏田野调查的半世纪历程中，可以根据其研究的重心，将其工作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5年至1926年前后。这一阶段，田野调查的重点是史前考古。
鸟居龙藏在1926年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田野调查更多关注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每到一处有新发现，新惊喜。1910年，他将前三次调查资料写成《南满洲调查报告》 出版，得到学界的首肯。中国学者安志敏认为其是“中国考古学最初之权威著作，亦为中国考古学之基础”。
虽然鸟居龙藏田野调查的方法未必和现在考古学一致，但是他不辞辛苦，目标明确，搜集了很多重要的史前考古资料。以这些资料为研究对象，鸟居龙藏完成博士论文《满蒙的史前时代》，因此他获得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著名学者白鸟库吉对《满蒙的史前时代》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指出“位于兴安岭以东的满、鲜、蒙之地，古来形成一个重要的区域，但很久以来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日本学者才着手研究，成绩相当可观而令人振奋，但是其地的史前史完全是一片荒芜的状态。本论文作者多年来在其地区踏查摸索，所获的考古学资料，种类极多而且内容丰富，值得我们学界称赞，可以说这篇论文奠定了满蒙地区先史考古学的基础。”毫无疑问，这篇博士论文也奠定了鸟居龙藏在日本作为考古学家的地位。
第二阶段：从1927年至1951年。这一阶段，田野调查的重心为历史考古学。
鸟居龙藏特立独行，喜欢学术自由，不喜欢被“官学”约束。1924年他辞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职。同年以自己家庭成员为主，创办“鸟居人类学研究所”，开始独立的考古田野调查工作。1922~1933年间，他被聘为私立国学院大学教授。1928年，鸟居龙藏出任私立上智大学文学院院长，并成为参与创建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评议员和研究员。他在东方文化学院设立的研究课题先后有三个：一是“史前时代的满蒙与契丹人的文化”；二是“关于辽代都城中京、东京与高丽朝”；三是“关于辽代都城南京与西京” 。由此可见，其开始还兼顾史前时代和契丹文化的研究。从第二个课题开始，主攻辽代都城。从发表的资料看，1927年以后的田野调查，鸟居龙藏确实更多关注历史考古学的内容，特别是契丹辽代考古遗存。
1930年夏，辽庆陵之东陵和西陵被大规模盗掘。除了被盗掘大量随葬器物外，辽圣宗、仁德皇后、钦爱皇后，辽道宗、宣懿皇后等汉文哀册5合，契丹文哀册2合被盗出，也被运至承德存放 。1930年10月，鸟居龙藏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辽庆陵遗址考察，采集一些散落的建筑构件和木器等遗物，并拍摄东陵内壁画，还介绍汉文和契丹文哀册等，发表在《国华》上 。这篇文章引起了包括日本学术界在内的国际汉学界对辽庆陵的高度关注。1933年10月，鸟居龙藏再次考察辽庆陵遗址 。鸟居龙藏在辽庆陵遗址获得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但大多没有发表。
1935年4月，鸟居龙藏在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演讲时谈到：“我过去已经花了三十年在研究契丹（辽）的文化。我的契丹研究主要的是立足于历史考古学上的研究，不是过去的学者所作的文献研究。”这段话似乎说明，鸟居龙藏从1906年考察辽上京、辽中京以后，他的田野调查除了重视石器时代的遗存外，一直在关注契丹（辽）文化的内容。同时鸟居也在对同行强调的是，他对契丹辽文化的研究，是考古的，而不是文献的。
鸟居龙藏对契丹辽代考古研究原来是有规划的。本来他要编写36册的鸿篇巨著——《考古学上所见辽文化》 。具体内容包括：1-3.上京佛塔；4（原稿缺）；5 -7.庆州城；8.石棺与铜鋺；9.祖州之石室；1 0.（原稿缺）；11.上京城外边墙；12-14.朝阳佛塔；15.上京附近寺院；16.图谱说明；17.庆民之墓；18.东京城；19.佛塔；20.上京城；21.画像石；22.辽代研究调査记；23.古城；24- 28.中京；29-32.陵墓；3 3- 34（原稿缺）；35.关于东北的巨石遗迹；36.山东省考古学调査（1925年）。
从所罗列的书目看，显得有点杂乱无序，没有分类，似乎还没有确定内容。中国东北的巨石遗迹和山东考古调查的内容，与辽文化似乎关系不大。从出版的四册《考古学上より見たゐ遼の文化圖谱》 情况看，鸟居龙藏从脱离东京帝国大学，任职到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开始，其主要精力无疑放在了契丹辽文化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上面。
为编写《考古学上所见辽文化》作储备，鸟居龙藏发表了一组关于辽代考古遗存的研究文章 。鸟居不仅对辽上京和辽中京都有专门论述（图四），而且还发表了对金上京城遗址和相关遗存的重要认识 。
图四 鸟居龙藏论文手稿（引自《鸟居龙藏——世界に广がる知の遗产》）
鸟居龙藏《辽代画像石》 一书的出版，是他在辽代考古研究方面的又一个贡献。书中介绍了鞍山汪家峪、羊耳峪和辽阳金厂等画像石墓的重要资料。鸟居龙藏旁征博引，对画像石内容和题材进行了大胆论述，其中论及契丹习俗和孝子故事等内容，时至今日仍有影响，但将画像石内容和佛教、景教、西游记、文姬归汉等相联系，是明显不合适的。此书的资料性远胜于其研究观点。
三、余论
尽管现在看来，鸟居龙藏的史前时代研究和辽代考古研究都有很多需要纠正的地方，但是，毫无疑问，在20世纪前半叶，鸟居龙藏在中国考古田野调查和研究领域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萌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考古视野中，他在东北地区史前时代考古学和辽金考古学两个方面，有着诸多的首创发现资料和研究之功，是一名做出了重要成绩的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在中国的考古田野调查，都是在日本侵华期间完成的，田野调查工作也是在日本军人的庇护下进行的，但是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鸟居龙藏是一个能够坚持学术纯粹性的学者，不媚权威，敢于挑战“官学”教授的观点，能够根据考古资料尽量得出实事求是的认识，这是值得尊敬的。鸟居龙藏在燕京大学期间，不与日本军方合作，坚持学术独立，展现出一名学者的优良品质。因此，他在日本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笔者从2001年开始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和辽祖陵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从此也与辽代考古结下不解之缘，对鸟居龙藏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我对鸟居龙藏不为利诱，执着的学术追求，不辞辛苦，常年坚持田野调查的学术精神心存深深的敬意，其故乡德岛一直心存向往。从2010年以来，承蒙友人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教授和大谷大学武田和哉助教授的热情帮助，笔者有幸3次到鸟居龙藏纪念博物馆参观研学，曾得到大原贤二馆长、高岛芳弘馆长等关照，我能够看到库房内很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图五）。其中可准确识别的有一些辽庆陵遗物，十分精美。更多的中国文物需要仔细的对比分析，才能判断其所属文化类型。据说笔者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可以想象整理鸟居龙藏的收藏文物是一项十分困难且异常辛苦的工作。我衷心希望，中日学者能够创造机会，优势互补，开展合作整理和研究，尽早将鸟居龙藏在中国田野调查中所获的遗物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并逐步公布于世，完成鸟居龙藏未竟的工作，以飨学术界，告慰鸟居龙藏的在天之灵。这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图五 辽庆陵遗址采集建筑构件（引自《鸟居龙藏——世界に广がる知の遗产》）
（附记：为行文方便，本文对著名前辈学者都直呼其名，敬请海涵。本文初稿完成于2010年底，年初我有幸第一次参观鸟居龙藏纪念博物馆有感而发。2015年是鸟居龙藏先生到中国进行考古调查120周年，修定此稿。2016年2月应日本德岛县立鸟居龙藏纪念博物馆邀请，参加纪念鸟居龙藏先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曾宣读此文。征得日方同意，本次以中文刊发，略做修改。）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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