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争朝夕共享考古成果 不负韶华当属湖湘今日——2019湖南考古汇报会会议纪要

2019湖南考古汇报会于2020年1月8日在湖南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召开。本次会议由湖南省文物局主办，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来自全省各市县文博单位和省内高校文博专业的专家学者，以及公众考古志愿者、新闻媒体共270余人参加了此次汇报会。

本次会议特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为大会带来题为“远古人类的生存之火”的主旨演讲。

高星研究员主要从用火对人类演化的意义、人类学会用火的时间与方式、史前人类用火的证据和研究方法与启示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人类独有的行为能力——用火。

他认为，对古人类用火的研究十分重要，考古学领域不该加以忽略。旧石器时代，先民对火的认识、利用和管理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征程；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刀耕火种等生产生活完全依赖于用火；历史时代，人们的冶金、火药、烹饪等行为都离不开用火；现代，火箭、机车、电子产品均以火为基本的原发动力；未来，人类的生存和演化，也同样离不开从旧石器时代传下来的火种。从古至今直至未来，用火保证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独特且重要。

图一 高星研究员做学术报告

图二 参会代表及与会人员认真聆听报告

上午和下午的汇报分别由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何旭红研究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尹检顺研究员主持。来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13位学者就包括主动性调查勘探项目、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等方面在内的共14个项目进行了汇报。

1、李意愿　2019年湖南旧石器考古新进展

图三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意愿做汇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意愿从澧水两处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与比较出发，简要汇报了湖南旧石器考古2019年的新进展。澧水是长江中游南部重要支流，属于华南的中部，是南方红土的重要分布区，同时也是北方黄土的分布南界区域；作为中国南方旧石器遗址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为“砾石石器工业” 的典型代表。伞顶盖遗址位于湖南省临澧县佘市桥镇荷花村（原长湖村）官岭组，东距临澧县城约13公里，遗址地处西洞庭盆地中心冲积湖平原南部外缘的丘岗台地构造-沉积地貌区。2019年度该遗址出土各类石制品4897件，石制品类型包括砾石、石锤、石核、石片、断块、碎屑和工具。贺家岭遗址位于常德市临澧县修梅镇杨板社区前栗组。2019年度该遗址出土各类石制品200余件，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料、石核、石片、断块、手斧和手镐等。

通过对比，可知两遗址时代均大致为中更新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约距今20-7万年）。在石器技术方面，伞顶盖遗址古人类对优质原料的开发和利用，剥片策略、修理技术展现出这一阶段（“旧石器中期”）石器技术显著的进步性，反映了华南旧石器工业的区域发展过程，而贺家岭遗址的石器生产、典型的工具组合，表明该遗址的石器工业可归属为（似）阿舍利技术模式。因而，以澧水流域为代表的华南旧石器文化具有多样性，应存在不同的石器技术体系。在早期人群关系方面，两个遗址反映出的不同石器技术/文化，可能是不同人群活动的结果。动态展现了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人群迁徙的区域演化进程。

2、赵亚锋　虞夏洞庭——考古中国·孙家岗遗址与孙家岗类型遗存

图四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亚锋做汇报

澧县孙家岗遗址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澧阳平原之西。近年来孙家岗遗址基本上将勘探所发现南北两个墓区尚存的墓葬全部揭露了出来，2019年度考古工作承接2018年度在墓地南区的发掘，继续向南发掘，共发掘面积500余平方米，共揭露新石器时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16座。随葬品与以往发掘土坑墓一致，仅见陶器和玉器两类。孙家岗遗址2019年考古工作揭示出葬具朽痕清晰的墓葬，可知墓地的葬具以特定木作结构的板棺为主，同时存在独木棺。在葬式方面，土坑墓普遍流行“垫器葬”，“垫器”以罐类器为主，见少量盆和钵。一种类型为：“垫器”放入墓底后打碎，其上放葬具（亦有下葬后被葬具或葬具朽垮后下陷之填土压碎的可能）；另一种类型为：“垫器”在墓外打碎，以碎片状态放入墓底。此外，墓地还存在其它葬式。

肖家屋脊文化孙家岗类型遗存以孙家岗遗址为代表，是在BC2000年前后，分布在整个洞庭湖平原，并向南深入沅水中游山岭地区的一类遗存。除典型陶器、玉器外，长方形土坑墓+“垫器葬”是这一类型遗存与汉东、鄂西等地区肖家屋脊文化区分的标志性特征。其发现与确认，填补了洞庭湖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石家河文化至商时期“澧水类遗存”“樟树塘类型”等考古学文化类型之间的大段空白，也为了解洞庭湖区史前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和其与中原早期国家文明之间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推动“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的研究。

3、王良智　湖畔古城探文明——考古中国·华容七星墩遗址2019年考古工作

图五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良智做汇报

华容七星墩遗址位于湖南省华容县东山镇东旭村。2019年对七星墩遗址本体进行补充钻探，并对东部的瓦山咀、杨腊咀、张腊咀、熊家庄四处地点及七星墩和瓦山咀之间的湖汊区域进行钻探，同时开展了古稻田调查和取样分析。2019年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在内城南部共发掘灰坑53个、灰沟15条、红烧土堆积10处、瓮棺葬2座、房址1座，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红烧土块为主，遗存年代为肖家屋脊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4000年）。在外城南垣中段共发掘灰坑75个、灰沟15条、柱洞62个、灶2个、红烧土堆积1处、城垣1处，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和木器为主，遗存年代为石家河文化早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4500年）。

从目前发掘情况初步判断，七星墩遗址是外圆内方的双城结构，主要包含肖家屋脊文化、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绝对年代3000BC—2000BC年。七星墩内外两圈城垣的始建年代相当，均为屈家岭文化早期。外城城垣在屈家岭文化晚期早段有增筑行为，到屈家岭文化晚期晚段即废弃。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外城仍有人居住，但城垣已废弃；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和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外城已无人居住，在发掘区北部发现该时期的疑似水稻田遗迹，且居住类遗存主要发现于内城，推测该时期人口减少，主要活动范围缩退至内城，外城可能成为稻田种植区。本次发掘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的研究。

4、范宪军　围·城——考古中国·澧县鸡叫城遗址2019年考古勘探发掘

图六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范宪军做汇报

澧县鸡叫城遗址位于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属于洞庭湖区澧阳平原东北部，主体年代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2018年秋至2019年冬，对鸡叫城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钻探，基本弄清了鸡叫城城墙、护城河、早期环壕的位置，对鸡叫城遗址城内堆积的种类和分布有了轮廓性的认识；确认在鸡叫城建城以前，内部存在带有环壕的早期聚落，并根据淤泥尤其是青膏泥的分布范围，基本判断出该环壕的范围和走向；基本弄清了城墙和护城河的位置；在城内发现多处密集红烧土堆积，尤以西城墙内侧为最，可能是建筑遗迹；了解了鸡叫城城址周边部分附属聚落的分布范围和堆积状况。

2019年考古发掘主要分为北城墙的解剖和早期环壕南部的解剖，目前已揭露屈家岭至石家河时期遗迹100余处，包括城墙、灰坑、沟、房址、墓葬（瓮棺）和窑址等。其中灰坑70余处、沟11条、房址15处、土坑墓2座、瓮棺16座、窑址1座，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括陶器、玉器、石器、红烧土堆积和骨头等。此次发掘揭露了一批屈家岭至后石家河文化遗迹，获取了一批相关时期陶器、石器等遗物；初步辨析出后石家河文化遗存，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初步可将城墙至少分为两期，各期年代待结合整理结果和测年数据加以确定；南区揭露出的一批房址和1座陶窑为探讨城内功能布局提供了线索。本次发掘为“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5、何赞　湖湘第四城——南县卢保山遗址

图七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赞做汇报

卢保山遗址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丁家城村，西临南茅运河，北距县城500米。2019年调查勘探工作显示遗址址地处洞庭湖区腹地一处比周围高出约1至4米的台地上，台地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00米，面积大约10万平方米。台地上分布的卢保山遗址、丁家城遗址、曹家台遗址、坟山坪遗址等4处遗址之间范围相连、未有间断，台地上均有文化堆积分布，应为一个整体性遗址。遗址区四周钻探均发现城墙遗迹。遗址北侧外围钻探发现壕沟。遗址东、南、西三侧外围未发现壕沟。遗址西侧曹家台遗址北部边缘探沟试掘显示，城内地层达17层，深度3.2米，地层堆积深厚、遗迹丰富、遗物众多。从出土遗物来看，可见典型的石家河时期鼎足、圈足盘、杯、鬶等，以及屈家岭时期圈足豆。

根据此次调查勘探工作情况，可以初步断定卢保山遗址为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早期、早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史前城址。卢保山城址的确认使得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数量增至20座。虽然卢保山城址面积仅10万平方米，相对而言，其面积和规模均较小，但该城址位于洞庭湖腹地，是目前为止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群中位置最南的一座。卢保山遗址作为湖南继城头山、鸡叫城、七星墩遗址后发现和确认的第四座史前城址，其考古工作将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群的研究增添新的材料。

6、盛伟　华夏边缘的村落与方国——近年来湖南商周考古新进展

图八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盛伟做汇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盛伟分别以洞庭湖东部地区的炭河里文化陶器群中的钟家湾遗址、新屋湾遗址，费家河文化陶器群中的汨罗螺丝山遗址，洞庭湖西部地区的宝塔遗址、斑竹遗址为例，简要汇报了近年来湖南商周考古新进展。

通过近些年我所在洞庭湖东西两地的考古工作（钟家湾遗址、新屋湾遗址、螺丝山遗址、宝塔遗址、斑竹遗址），并结合随州叶家山、羊子山等江汉地区西周时期一系列重要新发现，在湖南商周考古工作方面，我们基本构建起洞庭湖东西两地商至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完整的年代序列；并确认炭河里城址的年代属于西周，推测其兴起的背景或许与西周时期周王朝在南方的分封有很大关系，其性质属于接受周王分封的地方性方国的都城，由于分封往往伴随着分器，宁乡铜器群的出现或许即是分器的结果；在炭河里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来自汉东地区周人的文化因素以及来自洞庭湖西部地区的地方文化因素都占据很大比例，推测在炭河里城址形成时期，其人群进入的路线主要来自洞庭湖西部地区，这或许也是决定炭河里城址选址在黄材盆地的重要原因。

7、何旭红　近年来西汉长沙王陵考古工作

图九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何旭红做汇报

汉代长沙王陵墓群分属长沙市岳麓区和望城区，分布于南起岳麓区天马山，北至望城区风篷岭沿湘江西岸的山丘上，现存王陵22座，墓群整体规模较大、数量多、规格高，根据已经发现的遗存类型和地理分布将墓群分为谷山片区、戴公庙片区、咸嘉湖片区和天马山片区四个区块。

马坡山-庙坡山-郭家山墓地南北跨岳麓区、望城区，已基本完成望城区内工作，岳麓区内仅作少量调查，目前共发现了2处陵园、3座大型汉墓、3处建筑基址、1处护坡、中小型墓（含外藏坑）共12座。马坡山-庙坡山陵园内目前发现了陵园垣墙、3处建筑基址、2座大型陵墓、7座陪葬墓（坑）、护坡等遗迹。郭家山陵园内目前发现了陵园垣墙、大型陵墓、陪葬墓（坑）等遗迹。马坡山-庙坡山陵园内有2座大型汉墓，郭家山陵园内仅发现了1座大型汉墓。风篷岭-桃花岭墓地目前共发现汉代大型陵墓2座（其中风篷岭汉墓于2006年发掘）、中小型墓11座、外藏坑1座、夯土墙2处（陵园垣墙）。根据出土物及其铭文分析，桃花岭汉墓的墓主为长沙炀王刘旦（前49-47年）、孝王刘宗（前45-43年）的可能性较大。岳麓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发现3口西汉井、3座西汉墓，并从距离陵园等方面看，此区域的居民当与陵园有关系，是否为某代长沙王“园邑”之居民有待进一步确定。

8、袁伟　保靖四方城古墓葬2019年发掘

图一〇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袁伟做汇报

四方城遗址位于保靖县迁陵镇，2019年度为配合保靖县原龙溪小学改扩建工程和酉水明珠工程的建设，分别对工程涉及四方城遗址中的王堡墓群和洞庭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王堡墓群共发掘战国至西汉土坑墓葬49座，并包括1处家族墓地。本次发掘的墓葬年代从战国晚期延续到西汉早中期，这一时期正是四方城悠久历史的精华浓缩，再现了该区域由战国晚期的楚秦战争、秦人入境，再到西汉政权建立这段历史进程。这批墓葬也是秦人最早进入湖南的历史见证。本次发掘的墓葬葬具、葬式和随葬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洞庭墓群发掘西汉和东汉墓葬30座，其中土坑墓葬29座，砖室墓葬1座。本次发掘的墓葬年代自西汉早期一直延续到东汉，完整再现了四方城先民在汉代的丧葬习俗和生活状态，为了解汉代四方城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根据洞庭墓群发掘资料，基本可认定酉水南岸洞庭墓群时代为西汉和东汉时期，而酉水北岸的四方城周边墓葬时代主要为战国至西汉早期，两者时代上有着较大区别。参考湖南已有的墓葬资料，如怀化中方荆坪墓地，潕水西岸的荆坪古村周围主要分布的是战国和西汉早期的墓葬；潕水东岸的中方新县城一带则基本上是两汉墓葬。如怀化洪江黔城墓地，潕水东岸的祭古坪、南头坡、牛头湾一带既有战国墓葬，也有西汉早期墓葬；潕水西岸的小江村一带则是汉代墓葬。故推测这种墓葬择地方式在湖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其时代背景及形成原因亦值得探讨。

9、陈斌　盛世南平——2019年蓝山县汉唐墓葬的发掘

图一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斌做汇报

为配合蓝山县毛俊水库移民安置点EPC项目建设和蓝山捷讯皮具城项目建设，我所2019年对捷讯皮具城项目涉及的牛承村古墓葬和毛俊水库移民安置点建设EPC项目涉及的刘家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两处墓葬共发掘汉至隋唐墓葬74座，出土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银器等文物标本555件（套）。牛承村古墓葬目前已发掘47座，其中砖室墓20座，土坑墓27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漆木器等共465件（套）。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纪年砖，初步推测墓葬年代为汉唐时期，其中西汉墓13座、东汉墓33座、唐代墓1座。刘家古墓葬共发掘27座，均为砖室墓，出土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银器、滑石器等共90件（套）。根据墓葬纪年砖、形制以及出土器物，初步推测这批古墓葬年代为六朝至隋唐时期。

此次发掘清理的74座汉至隋唐时期墓葬规格低，形制小，随葬器物少，基本是平民墓。西汉早期随葬兵器墓可能为士兵墓。此次发掘的墓葬随葬器物特征明显，年代明确，丰富了五里坪古墓群的文化内涵；墓葬年代跨度大，部分墓葬年代明确，为湘南地区乃至南岭南北两侧汉至隋唐时期的墓葬分期研究、丧葬习俗和文化、宗教、南平聚落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南平古城处于南岭通道上重要的通道上，该地区的汉至隋唐的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当时南平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交流、政治、军事管理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湖湘文化研究、湘南地区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10、陈斌　越南北宁省羸䣚遗址2019年调查、勘探与发掘

越南羸䣚遗址位于现越南北宁省顺城县清姜社陇溪村，遗址由羸䣚城址及周边的墓葬组成。通过地面踏查，结合已有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可推断出城址和城东南的墓群共同组成羸䣚聚落遗址，从调查采集遗物和发掘出土遗物均可知城址和墓葬的年代大体为东汉至隋唐时期。通过年度考古工作，我们初步认为羸䣚城址应由外城、中城和内城三重城组成，从调查采集遗物和发掘出土遗物，基本可知内城位于遗址北面中部，年代较早，为东汉至三国时期；外城年代大体为六朝时期；中城位于遗址西北，其北城墙和西城墙利用了外城原有的城墙，年代大体为隋唐时期。

通过钻探基本确认了遗址外城南壕、内城东壕宽度，为进一步了解羸䣚古城的布局提供了依据；通过发掘确认的南城墙和排水渠，丰富了羸䣚遗址的文化内涵。此次羸䣚遗址的调查、勘探以及发掘初步，初步认为羸䣚城址有三个不同时代的城址，为深入认识红河三角洲古代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羸䣚遗址出土大量汉、六朝和隋唐时期的遗物，为研究当时的文化交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11、雷永利　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五代—宋代遗址发掘

图一二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雷永利做汇报

体育馆路五代至宋代遗址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与芙蓉中路交汇处东南角，工地北侧与体育馆路相邻，西侧紧靠芙蓉中路，东侧与便河街相接。通过钻探，在工地可进行勘探区域陆续发现有灰坑、古井、灰沟、房屋基址、道路等古代遗迹。通过发掘，发现并确认的古代遗存有灰坑7座、灰沟1条、古井3口、房屋基址4处、道路1处等。通过对遗迹间相互叠压关系的对应梳理以及各遗迹出土遗物的分析比较，这批遗存可分为早晚四期，年代从五代至北宋晚期。

本次所发掘的区域在五代至宋代时期属于长沙古城范围外，西侧靠芙蓉路一线位置为宋代至明清时期长沙古城东北角护城河位置。从该区域的G1底部的木桩等结构及走向来看，判断G1上部为连接当时长沙古城东北侧护城河与该区域存在的相关建筑的一条木质结构的便桥，用于生产生活取水及废水排放。通过沟内出土铁钱以及底部浸积的铁锈堆积情况，初步推测在该区域周边可能存在铸造铁钱或者加工铁料之类的作坊建筑遗址；该区域在北宋时期已经修建有道路（L1），向西通往长沙古城护城河方向连接城内，应为这一时期长沙古城西进东出的一条较为重要的通道；该区域在北宋时期应为城外一处居民聚居区，各时期的房址间存在叠压关系以及重复利用、修复的情况，说明该区域在北宋时期居民活动较为频繁，人口较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宋时期长沙地区商业的繁荣景象。

12、张景尧　长沙望城区窑头冲古窑址发掘

图一三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景尧做汇报

窑头冲窑址位于铜官镇郭亮村，地处湘江东岸的山包坡地（野鸡坡）上。该窑址系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宋代窑址。本次发掘现场清理龙窑2座（Y1、Y2)、排水沟2条、冲积坑1个。另清理挖泥洞5处（探方区外）。窑址的文化层堆积主要为窑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形成，包含大量的陶瓷器残件、支座、垫圈、垫饼、支钉、烧土颗粒等。本次发掘出土遗物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用器和窑具。日常生活用器以碗、盏、碟、执壶为主，另有罐、灯、烛台、花瓶、香炉、水滴、扑满等器物，个别种类的器物如堆塑罐、大香炉应为定制产品；窑具主要有支座、支柱、垫饼、垫圈、支钉等。出土瓷器根据釉色可分为青釉、酱釉和黑釉三类；器表分素面和印花两类；装饰有图案和文字。

窑头冲龙窑的烧造方式主要为支钉、支座支垫以后采用明火裸烧的方式进行烧制，基本不见匣钵装烧的烧造方式（发掘过程中仅见两个匣钵，尚不确定是否为该窑址匣钵）。该方式与衡山窑及衡阳朱官岭窑的烧造方式相同，与长沙铜官窑及郴州瓦窑坪窑的烧造方式截然不同。出土器物中大量的印花莲瓣纹、水波游鱼纹与衡南茶市窑的器物装饰接近，还出土了宋代流行的摆设用器花口瓶、湖田窑系青白瓷芒口碗（1件），碗底未见涩圈工艺。综合以上烧造方式和出土器物等因素，推测窑头冲古窑址为南宋中后期龙窑。本次发掘为研究长沙地区南宋时期的制瓷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

13、张寒冬　永顺老司城遗址2019年考古发掘

图一四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寒冬做汇报

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是当前保存最完整的土司遗址之一。老司城遗址2019年以前的考古工作集中于生活区、衙署区、街道区及墓葬区，对宗教区的考古工作较少。为填补这一区域考古空白，厘清其内部建筑的空间格局，19年的考古工作对象选定为文教区若云书院地点。本次考古发掘共揭露房址6座、天井2处、道路1处，另勘探发现排水沟3条、房址2座、场坪1处。四级台地经考古发掘完全揭露，建筑格局清晰呈三进，发现有房址、天井及道路，其建筑严格按中轴对称分布，规模宏大。本次发掘出土遗物共452件（套），其中瓷器301件、陶器26件、铁器55件、铜器3件、建筑构件65件、钱币1件、石刻1件、玉料1件。值得一提的是，F5房基南侧出土有铜炮残件，应为建筑废弃时的遗物。这表明永顺土司很可能在明朝中期就开始接触火器，对研究永顺土司军事、对外交流有重要意义。

依据现有的发掘成果，我们尚不能完全确定2019年度考古发掘揭露的建筑遗迹为若云书院，其具体属性，尚待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但对该地点2019年度的考古发掘，完整揭露了分布于该地点四级台地的建筑群组，该建筑群组经精心规划，规格等级较高，对于我们了解老司城遗址文教区内部的建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出土了大批的珍贵遗物，有助于我们解读土司时期的生产生活及精神世界，弥补了探索土司历史演进生活过程的薄弱环节。考古发掘过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预先设计理念，对现场采取临时性保护，也是本次考古发掘工作关注的重点。

14、杨宁波　刻石结庐成香地——平江福寿山大湖坪遗址考古发掘

图一五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宁波做汇报

大湖坪遗址位于岳阳市平江县福寿山上，本次考古发掘主要发现包括福寿山寺遗存、福石山寨遗存和晚清民国造纸遗存。福寿山寺遗存位于整个发掘区的中部，目前已揭露出宋元、明两个阶段的寺庙基址，宋元时期建筑基址及地层中出土了大量湖南本地生产的青白瓷，以及部分酱釉器和素胎器，明代建筑基址及地层中出土了较多的青花瓷和极少量的青瓷。清初福石山寨遗存位于寺庙遗存的北部，局部叠压于寺庙遗存之上，是在寺庙被毁之后构建的防御设施。晚清民国造纸遗存则包括一组建筑和造纸相关的沤泡池，根据房屋内的遗迹和遗物，可以大致区分出舂屋、天井、储藏屋、厨房、厕所以及用于生活起居的房屋等，造纸遗迹院落开口于①层下，其下叠压着宋元时期的文化层，出土较多的青花瓷片等遗物。

根据发掘情况，我们判断福寿山寺遗存是一处佛道兼容的寺庙。这一寺庙最初兴建的时候就是为了迎合民间信仰的世俗化，并没有严格区分道教和佛教。实际上，这种佛道兼容和转换在宋元以后的宗教发展史上也是较常见的，既有着官方政府意志，更多的是民间自身的行为。宋元以后的寺庙逐渐世俗化，佛教不断迎合民间信仰的需求，扩大信徒，与此同时民间宗族参与创建寺庙的热情也不断高涨。福寿山晚清民国造纸遗存则为研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的造纸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一六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点评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研究员对各项目负责人的汇报进行了一一点评。他说，旧石器时期考古工作多年做出了成绩，使道水流域及澧阳平原这一带成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镇，这片区域旧石器时期的序列之完整，谱系之清晰，完全可以和泥河湾地点媲美，针对旧石器遗址的课题思路、工作方法和技术都较为先进。孙家岗遗址目前基本完整揭露出了孙家岗遗址的墓地区域，因此肖家屋脊文化孙家岗类型有充分的证据和坚实的研究基础，希望在此基础之上加大对孙家岗遗址的发掘力度，进一步揭示聚落内部情况。孙家岗遗址有希望揭开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之谜，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确认了七星墩遗址是目前湖南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址外还有几十处小遗址，形成了不亚于鸡叫城遗址甚至是石家河遗址的大聚落群。2019年发现的两圈城墙和壕沟意义重大，这是厘清湖南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形成过程比较关键的环节。鸡叫城遗址的工作仅开了头，还应继续做工作，其三重环壕和城外聚落的布局问题和形成原因有待进一步解决，目前揭露出的沟渠和环壕系统，是填补中国史前城址的重要材料。卢保山遗址的调查勘探和试掘工作做得不错，揭露出了城址的城墙、叠压关系和文化堆积。南县卢保山遗址确认为湖南的第四座史前城址，年代是屈家岭至石家河时期，位于澧阳平原和湘江流域的交界地带，其文化内涵较为复杂。

近年来湖南商周考古新进展的汇报结合了炭河里遗址、宝塔遗址、斑竹遗址和螺丝山遗址等考古资料，对于长江中游地区商周时期文化的格局重新进行了梳理，进一步厘清了湖南在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进程以及调整了中原文化对湖南影响的线路，这得益于对整个武陵山东侧考古工作开展以来的思考，对研究商周鼎革之际中原变革对南方文明进程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西汉长沙王陵的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王陵布局基本摸清，确定王陵类墓葬考古的基本思路后再进行王陵考古工作就比较顺利，由于渝长厦高铁经过西汉长沙王陵区域，基于主动性研究和基建项目的双重考虑，应该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对其进行发掘。王堡墓群和洞庭墓群发掘出了一批战国至秦至汉代的墓葬，规格和年代较为清晰，出土遗物也较为重要，把墓葬和四方城遗址的关系对应起来，其它地区墓群考古发掘工作也应把其和所属城址对应起来。蓝山县汉唐墓群的发掘以南平城址为核心，在周边地区进行工作，从汉代至唐代，南平古城城址无所变化，墓地分布在城址周边，这是很重要的考古现象，发掘出土纪年铭文砖的墓正是其体现之一，实物资料十分重要，应尽快将考古报告整理出版。越南的羸䣚遗址受到越南、日本和韩国的重视，也是因为交趾郡的重要性，今年需继续进行越南考古发掘工作，也有利于与蓝山五里坪墓群的资料相印证。

体育馆路五代—宋代遗址发掘是城市考古的生动例子，如果说整个长沙古城的变迁是一个网格，那么每次发掘就是填补网格，考古的资料填满了，长沙城的考古就清晰了，长沙的城市考古也是国内城市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常德的城市考古应予以学习。长沙望城区窑头冲古窑址发掘做得很好，叠加的两条龙窑、排水沟、窑门和冲击坑等遗存的信息采集较为全面，应当把其合到长沙窑的窑址群做整体工作。老司城遗址2019年的考古工作汇报逻辑清晰，明确表述了发掘区域的房址、天井和道路等布局结构和年代。大湖坪遗址的发掘工作做得较好，福寿山寺遗存、福石山寨遗存和晚清民国造纸遗存都是比较珍贵的资料，以小课题解决大问题，了解民间才能了解中国，这也是做学术的重要思路。

郭伟民所长认为，多年来，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有很大进步，多学科、精细化进入到田野考古发掘的实际操作中，《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一步得到体现和遵守。但问题也逐渐浮现，在项目负责人的考古汇报和田野发掘中缺乏手绘工作，机器不能完全代替手工，一定要亲自绘制遗迹平剖面图、探方的四壁图乃至整个发掘区域图。聚落考古的意义在于亲自下田野摸陶片手绘图，而考古调勘甚至发掘工作的完全外包使学术和业务无法进步，用图片完全代替线图的做法不可取。此外，工作汇报应言简意赅，避免废话。一年一度的考古汇报会是我们展示成果、检讨工作、交流经验的平台，只有不断自我激励，湖南考古才能不断前进，他最后分享了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有一个关于春天的梦想。”（文：蔡孟芳 图：杨盯）

（图文转自：“湖南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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