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知鄞时曾踏勘了广德湖

庆历七年(1047)，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知鄞时踏勘了广德湖，宿于广德湖的主水源入口林村。舒堂(1041-1103)在元丰年代(1078-1085)代理监察御史，曾在林村的资寿院绿云亭题书力陈广德湖四利，及废湖之弊。于是，广德湖终于才得以保留。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广德湖由县令张峋筑环湖堤，长9134丈，底宽1．8丈，高8尺，建水闸9座，筑堰坝20座，湖水面2000顷，堤上植榆柳，又用剩余材料在湖堤上建二亭，以供休息，湖中的二岛上建庙立祠，这个广德湖除蓄洪、灌溉、捕鱼、种植水生植物以外，还是鄞西杭甬运河交通要冲。宋王庭秀在《水利记》中说：“鄞县东南凡十三乡，东乡之田取足于东湖，今所谓钱湖是也。西南诸乡之田所持者，广德一湖，环百里，周以堤广植榆柳以为固，四面为斗门楔闸，方今春水泛涨，溢则浊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则令开斗门而注之湖，高田下水势如建瓴，阅日可浃，虽甚旱亢，决不过一二日，而稻已成熟矣。”

水是生命的源泉，农业的命脉。以上列举900年之前广德湖兴废的历史论争，其目的就是要充分认识水资源之宝贵和对水资源应持有十分慎重的态度。因此也可说，900年之前的广德湖曾造福于鄞西人民，宋人张汀《广德秋月》诗中说：“客过湖郊向归游，谁持烟水博田畴，膏腴万顷熟禾黍，黎庶千家除怨愁……”直到广德湖被废弃以后的数百年，仍有人为广德湖的废弃而惋惜。

二、广德湖的废弃，

宋徽宗(1082-1135)是我国北宋晚期的祸国殃民的腐败皇帝，他任用蔡京、童贯等为自己奢侈荒淫享乐造园林、起道观，后被金兵俘获，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明州人楼异到辽州作地方官，又改湖北隋州，但楼异希望调到明州作官。他千方百计讨好蔡京、童贯等奸党，仍得不到亲近，正好明州地方官奏报明州市舶司每年需接待高丽、日本来使，花费不少，要求朝廷拨银。当时处在内外交困的宋皇朝国库空虚，拿不出钱，蔡京等扬言谁能为朝廷多提供钱粮就能立功升官，楼异见时机已到，在一次赴隋州上任在金殿与宋徽宗朝见之时，“献言明州广德湖可为田，以其岁入储以待高丽人由明州至开封往来之用，有且欲造画舫百舵，及涉海巨航……”昏庸的宋徽宗和奸党蔡京等听了楼异所奏大悦，即敕命楼异改知明州办理此事。

政和七年(1117)，楼异依仗皇帝圣旨，以明州太守身份着手废湖之举——只要将堤闸开放，一举了之。前人之功，毁于一旦。翌年，这个提供灌溉2000顷农田，相当于鄞县一半的灌溉面积的广德湖就在历史上消失了。据记载，当时废湖实际的可用耕田面积为720顷，募民种田后当年得粮1．8万石，“湖水尽泄，自是岁有水旱之患”。到了宣和三年(1121)出现“下流湮塞有妨灌溉”，“七乡之田无岁不旱，异时膏腴，今为下田等废湖之害。”(据成书于公元1227年的宝庆《四明志》)。宋靖康二年(1127)，鄞县西乡原依靠广德湖灌溉之农田灾害明显增多，当时已有人向朝廷提出废田复湖的建议，但无奈北宋朝廷已朝不保夕，忙于逃难，该年宋徽宗为金人所俘。又隔了两年，金兵洗劫鄞县，废田复湖之事当然顾之不及。在此以后，在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又有人提出“废田复湖”的建议，后来在明代崇桢年间(1628-1644) 还有人提出“废田为湖”，但湖废已成定局，再难以挽回了。

据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宝文阁侍制李光泰等考查，废湖之前的广德湖得益区域，单季收谷六七石一亩，废湖之后所收不及前之一半(据《宋会要》)。南宋乾道九年(1173)，西乡大饥。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鄞县西乡出现4次水灾，3次旱灾，平均隔年一次。嘉定八年(1215)久旱，林村飞蝗遍野。嘉定十四年(1221)旱蝗蔽天。元代发生水旱灾7次。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平均每3-4年受灾一次，即使在近现代的公元1953年大早，旱期64天。旱象首先出现于鄞西，其中望春区受灾5万亩，占全县受灾四分之一，而东钱湖区域的邱隘区，受早仅0．5万亩，再加1958年大旱97天，其中原属广德湖区域的望春区受灾6．5万亩，而其次为鄞南姜山、横溪，各为3．5万亩，而东钱湖区域基本不旱。

鱼米之乡的广德湖及其流灌区域，自广德湖被废弃之后，其后患无穷，不仅早涝频发，且土地贫瘠，属低产土壤，地下水也为咸质水。至今高桥镇岐阳区域7万亩左右，是有名的“烂腐岐阳破沿江，十年倒有九年荒”的低产田，1989年的两次台风使之受淹一个多星期，减产严重。风调雨顺时产量也低于别处。因此留给鄞县一句家喻户晓的民谚，“儿子要亲生，买田买东乡!”这就是废湖为田后大自然的回报！

再说政和七年由明州太守楼异主持废湖以后，王庭秀著《水利说》和楼异女婿王正已《废湖辩》各执一词。楼异之子因父功而官，其孙楼钥(1137-1213)在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后，奏求皇上追封其祖父楼异为太师，在广德湖湖田上建了一座壮观的丰惠庙，即俗称“楼太师庙”，留有两块宋徽宗在政和七年批给楼异的御笔圣旨碑，其内容包括给楼异置办购造楼船的敕谕，和楼异谎报广德湖废湖为田“稻生双穗四穗”的批复。楼异废湖“有功”，惠及子孙，而这座楼太师庙除了楼异的子孙们代代祭祀外，还有世世代代受废湖之害的无知百姓们虔诚膜拜。但清代康熙年间的学者万斯同(1638-1702)却为此写了多首《鄮西竹枝词》给予强烈的讽鞭。其一：“湖开罂脰匹东钱，谁把长陂决作田，却恨宣和楼太守，屡教西土失丰年。”其二：“湖田官税倍民田，恨事流传五百年，仕宦满朝谁念此，叩阍端赖布衣贤。”其三：“楼公本意媚权臣，遂使千秋义迹湮，何事还留丰惠庙，高墙大屋坐称神。”十余年前庙废，刻有两块宋徽宗的御书圣旨碑近年己移藏于近旁寺院广德庵中保存。

三、广德湖兴废的教训

“水利是农业之命脉”，这是毛泽东总结了前人的历史教训作出的精辟名言。宋吴潜《水则记》说：“四明郡阻山控海，其势卑达于湖，其势高。水自高而卑，后纳于海，是故碶闸者，四明水利之命脉也。”无论今人和古人，对于水利的作为都不能轻率从事。

鄞县地临东海，风调雨顺，但历史上却多水旱之灾。在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到1988年的840年期间，有记载的水灾77次，旱灾56次。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为降水量相对集中。据气象部门提供资料，鄞县的所降水量集中在4-10月，占全年70％，其中8—10月台风季节又占全年降水三分之一。其二是鄞县江河之水都来于山区，水势猛烈，而下游多汇人江海，累受潮汐顶托倒灌，江河本身排泄不畅而造成内涝，而旱则蓄容不足而成灾，因此废广德湖之后的鄞西则成为典型的早涝兼有区，其中岐阳、集仕港、白岳原广德湖地域至今仍为低洼，常因一场大雨，河水猛涨，路、田几乎相平。

对于水利工程的兴废，我国历史上颇多有识之士，如对鄞西广德湖，北宋曾巩(1019-1083)于元丰元年(1078)任明州知州时，写了《广德湖记》，陈述广德湖的拓兴和保护的必要性，指出“为民之幸不幸，其岂细也哉！”王安石在鄞为县令时(1047)用10多天时间考察鄞县水利，写有“鄞之地邑，跨负江海”，他认为鄞县旱重于涝，应着力浚治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而舒亶对广德湖不可废的文章，提出了“古作重虑始，功利故能永……此凡百岁余，兴废屡功静，七乡十万家，利害寄俄顷”的告诫。

到了清代初年，鄞县的全祖望不仅以学术诗文著称于世，对于水利也颇有见识。他除了作讽刺楼氏废湖得功而害民的诗赋外，在《万金湖铭》一文中提到鄞东东钱湖从唐代开拓以后，就展开弃湖与保湖之争，但终于保住而成为“钱湖”、“万金湖”，他感慨地说：“呜呼!城西的罂脰湖(广德湖)盖之久塞矣。”告诫东钱湖“筑堤固堰，先哲有遗踪，重湖可保，竚卜屡丰，莫师楼异，有靦我祠宫。”御史谢兆昌在《东钱湖碑记》中也说：“古之厚民生者，重农莫如治水。”在民国期间《鄞西七乡治水碑记》中，也有人提到鄞西水利必澄河源，疏河流宜蓄泄，三者兼荟，厥功乃成，但这仅是人们的愿望而己。

新中国建国以后，人民当家作主，前人的化水灾为水利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在广德湖未废之前，王安石以为“鄞之地邑，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他认为“涝不可忧，旱则可畏。”因此在广德湖被废之后的鄞西主要靠分引它山堰水接西乡之需，毕竟天旱路遥所到之水无多。新中国建国初期就是提倡“蓄泄兼施，以蓄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一方面在西乡的山区大力植树造林，另一方面在上游大雷山庄家溪建造大小水库，其中比较重要的在望春西的白岳横街的山区建中小水库达30座，占鄞县的六分之一，由各村为主修造的山塘达288处，几近鄞县三分之一，其中有代表性的有1956年建成的屯岭水库，1958年建成的潘岙水库，1959年建成的庄岙水库，1972年建成的西岙水库，1973建成皎口水库、2006年建成溪下水库、2009建成周公宅水库等。这些水库都起到了有效地抑制山溪来水和蓄积水源作用。

四、广德湖水文化史迹

光绪三年的《鄞县志》写道：“广德湖今虽废，而前之利于七乡者，其德其广不可没也。”这是后人对历史上曾有益于民的广德湖，仍怀有深情厚意的写照。明代诗人杨承鲲也有诗曰：“春山万木齐，台蹬俯回溪，却望大雷雨，横垂罂腥西，日衔孤嶂出，风压岭云低，白酒真堪醉，吾酣已似泥。”广德湖留给后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至今仍不失其灿烂的光辉！

广德湖西南边缘的横街镇和林村，原是广德湖主要水源的人口，即罂脰之口，至今在横街镇中塘河之源的人口，即罂脰之口，在横街镇中塘河之源有一座清代同治九年(1870)重修的“广德湖桥”和“隐仙桥”，这两座连在一起的4孔石砌平桥，长20米，据传因八仙之一吕纯阳隐此而名，桥的上下游300米即称广德河，与广德湖桥的名称联在一起都出自对废弃了的广德湖的怀念。

广德河的上游，就是林村，当时是广德湖西岸通向余姚四明山的必经要隘，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处，流经林村长约五里的浣花溪，上接广德湖的主脉庄家溪和大雷溪，全长近20公里，下连广德河，流人广德湖。据《桃源乡志》记载，林村旧名桃源，据称是我国三大“桃源”之一。后又有东汉黄道真隐居其中，用鹭鹚捕广德湖鱼，成为我国江南鹭鹚捕鱼之始祖，这条溪就命为桃源溪或桃花溪，溪上的桥有浣花桥、武陵桥、万安桥等，至今幸存。

林村武陵桥旁至今还有一节高1．2米的六角形石经幢，称“蜚声石塔”。从刻有的佛经和年号中，可知在汉建兴五年(227)的三国时代，林村已有佛教文化。双瑞桥因桥旁原建有资寿寺，寺内莲池花开并蒂，以为祥瑞，故名“双瑞”，资寿寺后改为资福寺，现仍存遗址。

资寿寺背靠下寮山，下寮山又称资寿寺山，山下之溪称为蟠溪，资寿寺面对武陵山和仙女山，即桃源仙境之出处。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资寿寺建于唐光化四年(901)，北宋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当鄞县县令时为考察水利曾宿于寺内，北宋的龙图学士舒亶题诗于寺内绿云亭。流经双瑞桥下的一股水流流经湖泊河，注入后塘河。

白鹤山和望春山，曾是广德湖西的两个湖中孤岛，高不过50米，原来都建有祠庙等名胜，其中白鹤山的“广德遗爱庙”是在广德湖被废以后建造的，庙内供祀的有唐代王元暐、任侗，五代钱忆，宋代王安石、舒亶、王廷秀等十几位有功于此湖的水利专家。清代初年的全祖望诗中说：“白鹤旧祠宫，以报诸贤吏，罂湖四千顷，灌输只可暨，城西十万家，世世歌乐利……”

留在广德湖北的文化遗迹，主要有石塘、高桥、大西坝等。石塘，是原广德湖泻入余姚江后的一处重要碶闸，闸上建有桥亭，至今还留着清代的三块水闸碶碑。石塘山下的资教院因面对广德湖，又称广德院，初建于唐末五代的后周(951-960)。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将领兀术曾屯兵于此，该年在广德湖北的高桥，发生了一次著名的高桥之战，使金兀术的爱将阿里浦卢浑的三千铁骑，毁于一旦，据记载是明州守将张浚将民间采广德湖浜之蔺草织席铺地，金骑滑跌而致败，这一战首挫“金兵无敌”之锐气，至今在后塘河上留下的这座高12米的石拱桥，由南宋吴潜重建，桥跨水10．3米，宽4．65米，官船从桥下可直达“大西坝”、兰公渡，进入余姚江，即开于六朝的浙东运河西上杭州。

大西坝，在高桥镇北5公里的余姚江边，原名西渡坝，曾建有驿站，配坝夫十人，是一条唐宋以来浙东水上大通道，官船过坝即进入鄞西的河道。宋代陈著人京赴考写下感慨的诗句：“昨宵北渡今西渡．系是离家第二宵，诗伴风流勤过驿，棹郎醉饱健迎潮，丈亭浦近邻州接，笔架峰迷故里遥，得意归来期可数，榴花如火照高标。“至今在鄞西后塘河上，除高桥以外的高大的石拱桥，还有上升永济桥、新桥、望春桥、大卿桥等，都是广德湖被废以后逐步建造，用以通航大型官船用的，而梁山伯庙、接待寺、接官亭等也都是与运河相关的景观，至今仍留下文化遗迹。

据记载广德湖东部和南部为新庄、布政、古林、俞家、青垫、望春等乡村。今属高桥镇新庄村的“临湖塘桥”、 属古林镇绕湖桥等就是广德湖的遗迹。新庄的周氏就是北宋林村的周造后人，这一家族曾在宋明两代有过三十几位进士和举人，在鄞县地方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至今在新庄的一批清代古建中，包括周氏的祠堂、祖宗牌位、宗谱、石狮等，还有6幅祖宗的写真像，其中有—幅有明代的进士、礼部侍郎杨守陈(1423-1496)的题跋，新庄浮石塘庙的明代石碑中记载，这座祀王元玮的庙宇也是周氏家族所造，是因广德湖被废后，引它山之水，受王元暐之功利而建。

古林镇的薛家村，原是北宋朝奉大夫薛朋龟的居处，“新庄” 是薛氏在广德湖边别墅。当时这里是广德湖南岸，薛朋龟是北宋晚期的进士，衡阳知州，与夫人王氏葬于薛家村，至今尚留有北宋的神道碑两块，横式墓碑一块，长3．2米。此外，在薛家的老虎坟滩还遗存明代新庄的翰林学士周弘宇的墓道石刻6件，即文臣、石羊、石虎各一对，在布政镇的张家潭，幸存明隆庆年间(1567-1572)兵部尚书张时彻墓道石刻文官一具，高3米，在古林西洋港村，也留有明代的陈氏墓道石刻，文臣和石羊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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