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桥子遗址

朱家桥子遗址

朱家桥子遗址位于长春市榆树市大坡镇城南村,类别为古遗址,年代为辽金。朱家桥子遗址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朱家桥子遗址,朱家桥子遗址简介,朱家桥子遗址-长春市榆树朱家桥子遗址旅游指南

诸城石桥子镇旅游景点 诸城石桥子古遗址

1. 诸城石桥子古遗址

应该是有22个乡镇!山东省诸城市在合并乡镇之前有22个乡镇,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小乡镇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诸城市开始合并乡镇,经过几次合并,目前就是现在的几个街道、乡镇!并城镇算是最后一个合并的乡镇,在他合并以后,目前就是这种状态!

2. 诸城呈子遗址

山东龙山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诸城呈子遗址为代表,出土的黑陶与灰陶数量差不多相等,袋足鬶、罐形鼎、高柄镂孔豆、蛋壳陶高柄杯等为代表性器物。中期以胶县三里河遗址为代表,黑陶明显增加,以盆形鼎为主,次为小袋足鬶、蛋壳陶粗高柄杯、甗、三足盘、罐和单耳杯等。高柄杯的杯身饰有竹节纹或镂孔。甗是新出现的器物。晚期以潍坊市姚官庄遗址为代表,黑陶占绝对优势。袋足鬶、盆形鼎、鸟首形足双腹鼎、盆、碗、尊、瓮与侈口鼓腹杯等为代表性器物。蛋壳陶盘口高柄杯与冲天流小袋足鬶,造型新颖别致。

3. 诸城石桥子古遗址介绍

  州王氏,是明朝初期由海州辗转来到相州定居。族谱记载:“王氏自小店出者为营子,为相州,又自营子迁出者为新城[桓台],为贾悦…,以我始迁相州之祖为始祖”。大营祠堂对联记载“自海州奔琅琊先迁小店后住营里”。可见相州王是由海州迁到诸城。  经族人的艰苦奋斗,相州王氏家族对诸城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明清时期诸城有臧、王、刘、李、丁五大家族之说,相州王是否属于其中无曾考证,但是,相州王家当时是诸城名门望族确属事实。  相州王氏四世之前以务农为主。族谱记载始祖居相州东巷,当代就“有地千亩,马百余蹄”。二世即“已积谷称富人”。三世“产兴一镇”。四世“以财自卫,乡里称善人”。五世以后,据说在近支新城王[大营王的分支]影响下开始向仕途发展。明朝时期新城王氏是朝中很有影响的家族,曾有‘六部七尚书’,‘一门三进士’,‘父子同朝为官’,皇上戏称‘王半朝家’之说,历史名人王渔洋[士祯]即是家族中的成员。  相州王氏五世以后,族人向学为官者蔚才然成风。家传记载五世通议公“既长…乃弃书推泽为吏入宫监…”。六世“通议公长子好学致举子业,颇有声,…补博士员,试辄前茅,…盖王氏自是骎骎向学矣…”。据族谱记载统计,清朝时期族中共考取进士17入,其中武进士一人,皇帝赐予进士一人,举人近百人。其中,八世沛思是四省解元。县以上官员近200人[不包裹敇增官职],其中三品以上官员多人。  相州王氏家族中,家产大都富庶,多是为国为民为名而为官,因此为官者多政绩较好,很多人受到朝廷的奖赏和民众赞誉,县志和府志上都有很多记载。如六世冬曹公开基“戊午举于乡,为榜中第二人…就仕为浙东寿昌令。”时是清初,“草昧吏民多畏罪避匿山中弄兵自卫”。开基单独进山,向他们讲明利害,悄悄领他们下山,避免了武力征讨,使数万计人免遭伤亡,使他们安居乐业。不久,山中大豪作乱,其他县以“奇货视之,招部民告讦。开基曰:‘朝廷已下诏许投诚矣,奈何弃吾民哉!’”他不理告发者,上级指责他。后来“诸大豪复相率入山中为盗,旁郡县悉被其害,独寿昌无恙”,上级又赞扬他。后升工部员外郎。  七世王锳,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官至江南布政使,政绩突出,带病留任,劳累致死。传记记载:“公不喜私藏,柩还之日,行李萧然,路祭巷哭,至为罢市…天子悯恻…赐祭葬”。  七世王钺,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出任西宁 知县,严格执法,德教为先,闲暇时直接教授学子,使地方风俗好转。吴三桂叛乱时,兵临城下,他镇定指挥,抗敌保城,并说服广东总兵坚守勿退。两广总督夸奖钺:“保全东粤,全你功也…”,并联名广东巡府向朝廷推荐王钺的才能。钺知道平南王尚可喜早晚必反,因此称病辞官。事迹载家传及县志。崇祀名宦乡贤祠,西宁父老立有《遗爱》《崇荫》二祠纪念。著有《水西纪略》一卷,《粤逰日记》一卷,《星余笔记》一卷,《世德堂文集》二卷,《诗集》二卷行世,多被选入《四库全书》。  八世沛憻,康熙二十三年举人,授漳州同知。传载“善断疑事,喜兴事功,所至皆有异政。”历任温州知府,四川建南道副使,广西布政使,左都御史衘。卸任时,皇上亲自送别,“命内侍扶入,温谕谆谆,颁赐优渥”。晋赠光禄大夫,赐一品全葬,崇祀名宦乡贤祠。  九世王棠,举人,雍正二年,捐授工部员外郎,志载“棠英毅,勇于任事”。皇帝“下诏褒嘉,谓棠实心任事,内外大小臣工若皆如棠,朕复何虑。即加按察使衔以示优奖。”“十一年,加光禄寺卿衔,给钦差大臣关防”。  九世善宗,康熙十八年武进士,授台湾水师左营守备,为保卫边防安全做出贡献。县志记载“安平为台湾门户,外接彭湖,岛屿以百计,奸人出没其中,善宗分遣战艘,昼夜巡警,终其任,无敢窥鹿耳门者”。靖海候施琅谓其“将才也”。  九世培宗,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相继做过南乐知县,礼部主事,山东道监察御史。曾经“劾吏部私窜奏摺,举朝为动色。”皇上“赐宴乾清宫,以金杯命酒,出入[指上下朝]许子弟扶持。”  县志记载的相州王名人还很多,如刚直不阿的王沛憬;断案如神,被“一时称为神君”的王植;为新昌县兴修水利,为营救嵊县叛狱被诛引无数的王沛懋;任平武知县,保安除盗,立诛首恶,继任余姚知县筑堤保田二十万亩,人号曰王公堤的王令等等。  以上县志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修,此后,王氏名人还很多,除族谱简单记载外其他资料中也有记载。如光绪《山东通志》记载十三世王莲塘,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官至知府,三次任乡试同考官,清正廉洁闻名,蒙恩褒奖,二品封典,赏戴花翎,赏加二品衔,恩诏加五级,诰授朝议大夫,晋授通奉大夫。“年六十余,挂冠归田里,…泊如也,喜读书,…三充乡试同考官,…归日,橐书数千件,…”。  为表彰王氏某位官员,皇上御笔亲书《福》字,置于王氏五世祖祠堂。到此,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王氏奉旨修建名节牌坊多座,顺口溜“相州街,南北长,九座牌坊压当央”就是很好的说明。直至五八年大炼钢铁和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这些牌坊和‘御赐葬林’的石碑、石人、石马等才相继被毁。如果保留下来,不亚于现在闻名的安丘蓭上牌坊和安徽黟县鲍氏牌坊。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王氏家族中出现了很多革新人物。十六世王乐平是国民党早期党员,山东党部负责人,1922年去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及进步团体组织会议,积极拥护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政策,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来被蒋介石暗杀。十五世王翔千与王尽美是山东共产党的创始人。王翔千的大女儿是早期共产党员,曾和邓小平、蒋经国一时在苏联学习。文学界也出了很多名人,如十五世王统照,著作等身,是山东省第一任文联主席。族侄王希坚是继其后任第二任山东省文联主席。族侄王愿坚是著名作家,电影《党的女儿》即是以他的小说改编而成。  相州王氏的亲戚也使其家族声望倍增。族谱记载,六 即与逄戈庄刘家联姻。八世王概之女嫁于逄戈庄刘墉[刘骆锅]之侄子、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东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大臣刘镮之。八世王棠之子取曲阜孔府圣公二品之女为妻。两个女儿均嫁于曲阜孔氏。晚清,王统照的姑嫁于潍坊状元家,王统照则为山东首富‘东方商人’孟洛川的女婿,去世后,陈毅元帅为其作诗悼念。  王氏家族名高族旺,是遵从了‘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铭训。特别是前辈们,为官清正,不求私藏。如王锳为官多年,官至二品布政使却‘行李萧然’。八世沛憻嘱其后人,为官“宁自损,不可以细事渎天听也”。其子王棠宁愿自己受损,也替前任补齐欠银。十世元燨由盐山知县调任弥勒州知州时,因于盐山任内城工超支数千金,囊空无措,兄弟们回家贱卖田产补偿。另外,王氏治家严谨。传记记载;“治家严而不苛,鞭扑少事。而门内不闻嬉戏声。课诸子有法,未冠衣必布素,食必脱粟。冬无炉,夏无扇,曰读书人宜习为勤苦,若膏梁宴安,童子之訦毒也”。“兄弟宜睦…,娣姒宜和,居家丰啬有度。必忠于礼,…求无不应…”。“目不视淫邪之书,口不出戏疟之语”。  王氏家族的兴旺,更重要的原因是族中有很多贤妻良母。《外传》记载了很多内眷治家、相夫、教子的事迹。如五世通议公原配邱叔人仁爱姓善。她告戒家人,要关心穷人,与人买卖要“高出平入,是吾家法…”,不要“贫富不关,自损心田也”。她亲自同家人煮粥救济难民,“活人百余人”。六世正议公原配周淑人“姓异多识,内则女史及古今成败事教诸子…尤不喜子若孙习为富贵容”。“持盈善下,始终如一”。七世孺人增恭人隋太君,家中诸事不需丈夫操心,让其一身从政治学。传载“凡内外藏获百余人,耕问奴,织问婢,悉心布置,条理井井,不鞭朴而人自尽力”。“贫者周济之,家奴有勤劳者,为其子取室,为其女择嫁”。要家人“食必粗粝,…往来蔼蔼欣欣,以礼接见”。“诸子妇无敢文锦者”。她随夫上任后,“见署后官田数亩,曰:‘此可种而食,以此相夫子作循吏不亦善乎!’乃董奚奴勤耕种,凡日用菜蔬不取于民而自足”。当吴三桂叛变兵临城下,丈夫为妻子担忧时,她慷慨陈词:“臣死忠,妇死义,以此报朝廷,死得其所”。并拿出身藏匕首以试之。丈夫叹曰:“有此妇,吾何忧哉!”坚定了其下令抗敌的决心。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王氏才家族兴旺,人才辈出。  如今,相州王氏已繁衍到二十多世,聚居于诸城北乡之相州、昌城、石桥子、九台一带,散居于五莲、高密、胶南、诸城以及东北、台湾等地,人口数以万计。王氏按五行顺序起名,金水木火土辈份有序,世系不乱,族人不伦山南海北,一旦相知,必按辈份相称,相互关照,如同家人。  伴随社会的发展,王氏家族日渐庞大,各支派的差别也日渐增大。很多家庭忘却了祖宗的训导,家风渐变,不求进取,坐享其成,致使坐吃山空,家业败落。特别是清朝后期,鸦片进入中国,很多家业随烟而去。如十二世某支,相继坐过知县,知府两任官,家有地六十余顷合市亩两万余亩,其后人坐享其成,三代以后家业便挥霍殆尽,真应了‘富不过三’的古语。可想而知,贪图享受的纨绔子弟是不会有所作为地。

4. 诸城古文化遗址

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烧制的蛋壳黑陶,已经使用专门的匣钵。

在山东省诸城市杨家子遗址曾采集过两件烧制龙山文化蛋壳陶的匣钵,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匣钵。后世发现的匣钵,以盛装瓷器为主,隋代湘窑已有发现。所以说瓷器 匣钵烧制的时间最早是在隋朝湘窑开始的。谢谢

5. 诸城石桥子古遗址在哪

截至2017年12月,诸城市辖枳沟、昌城、皇华、贾悦、相州、百尺河、辛兴、林家村、石桥子、桃林镇(10个镇),密州、龙都、舜王街道办事处(3个街道办事处)。 诸城市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泰沂山脉与胶潍平原交界处,介于北纬35°42′23″至36°21′05″,东经119°0′19″至119°43′56″之间,东与胶州、胶南毗连,南与五莲接壤,西与莒县、沂水为邻,北与安丘、高密交界。

6. 诸城市石桥子

1,6——枳沟,孟疃,石桥子,赵戈庄,涝戈庄,凉台,巴山,行寺,齐沟,马兰,道明,朱村,陆家庄,皇华,2,7——指挥,贾悦,福胜,林家村,栗行,于庄,大近戈庄,龙宿,大潘庄,大北杏,丁家庄,新建,郝戈庄,相州3,8——吕标,乔庄,东疃,太古庄,马庄,程戈庄,徐洞,昌城,大顺河,岳水,大王门,里丈,苑庄,瓦店4,9——箭口,岳戈庄,大朱,新九台,百尺河,朱解,潘家庄,郭家屯,徐宋,井丘,后连池,尚家庄,桃林5,0——解留,芝灵,辛兴,大屯,楼子,王门庄子,普庆,汉车,无忌,范家官庄,动朱堡,高戈庄。

7. 诸城有哪些历史遗址

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了图像文字,最早见于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发现最多的是山东泰沂山系迤南偏东一侧的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及大朱村遗址出土的陶尊,颈部(极个别在近底部)多刻有图像文字。自1957年以来,这一带共发现此类陶尊及陶尊残片18件,多为一件一个字或一个符号,两字或两个符号者仅两例。有的在其刻画范围内涂有朱彩。陶尊文字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及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物证。

8. 诸城古迹遗址

胶州市是山东省辖县级市,由青岛市代管。特产有胶州大白菜、柏兰香油等。胶济铁路、胶黄铁路,济青高速、204国道穿境而过。古迹有三里河新石器原始氏族社会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牧马古城遗址等。风景区有高凤翰故居和艾山。胶州拥有4500多年历史,至今仍保留新石器时代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于一体的三里河文化遗址。夏、商时期,胶州为莱夷之地。周初,东有莒、西有介,莒南迁后为计。春秋时期,胶州境内有莒国和介国。秦置琅琊郡黔陬县。

9. 诸城古城墙遗址

6330公里,也就是12660米

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l年),各诸侯国为了互相防御,在各自边境修筑高大的城墙,将列城和烽火台连接起来,绵延不绝,故称长城.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土面积大小有别,故各国的长城也互有短长.据文献记载和遗迹显示∶楚长城西起湖北竹山,跨汉水,越邓县、内乡岳山至沁阳,总长近500干米;齐长城起于今山东平阴,经泰安、莱芜、章丘、淄川、临胸、安丘、诸城,至胶南人海,总长达500干米;魏长城起自华山,沿黄河北行,长300干米;燕长城有两道,南长城长约250千米;北长城长约650干米.这些长城自成体系,互不联贯,比起秦、汉的长城,大有逊色.

发明了养蚕的嫘祖,“老家”在河南“董桥遗址”?

▲国产动画片《大鱼海棠》的人物海报——嫘祖

嫘祖,

中国远古时期人物。

史籍称她为西陵氏之女,

轩辕黄帝的元妃,

发明了养蚕,

史称“嫘祖始蚕”。

关于她的故里,

至少有十三种说法之多。

包括河南开封荥阳西平

湖北宜昌远安黄冈浠水

四川盐亭茂县乐山

山西夏县山东费县浙江杭州等。

不久前,

博山西推送了一篇文章:

新发现:三星堆聚落!

文中提到四川盐亭

发现一处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址,

距今3600年。

据当地媒体报道,

盐亭县博物馆馆长认为,

该遗址为盐亭县嫘祖故里传说,

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那么,

嫘祖故里究竟在哪里呢?

本期推出的是,

山西学者卫斯的一篇考证文章:

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考

——兼论“嫘祖文化圈”内的考古发现

他认为,

嫘祖故里——“西陵”的历史地望,

应该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城西27.5公里,

“吕墟”之上的“董桥遗址”。

▲盐亭县嫘祖陵 澎湃新闻记者 胥辉 摄

嫘祖,又称雷祖、累组。是中华人文先祖黄帝之妻,史传,是她发明了养蚕和缫丝织绸技术,才使人们结束了赤身裸体,野蛮荒幼的时代。

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史记索隐》司马贞按:“黄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通鉴外纪》曰:“西陵氏之女,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 西陵,国名也”。《通志·氏族》释“西陵氏:古侯国也。黄帝娶西陵氏女为妃,名累祖”。北宋人丁度《集韵·平脂》又云:“黄帝娶西陵氏女,是为嫘祖。嫘祖好远游,死于道,后人祀以为行神”。《路通·疏仡纪》云:“黄帝命西陵氏劝稼蚕”。

凡此种种,都证明嫘祖为黄帝元妃,发明养蚕与缫丝织绸技术,确认其籍贯为“西陵氏”之女。那么,“西陵”究竟在何处?如何去寻找历史上真正的嫘祖故里——“西陵国”,这是一个比较难解的学术问题。怎样去正视“嫘祖养蚕说”,这同样牵扯到一个史学问题。

本文打算在考证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的同时,附带谈一下“嫘祖文化圈”内的考古发现。

嫘祖故里历史地望的种种说法

目前,关于嫘祖故里的历史地望,至少有十三种说法之多。例如:湖北黄冈说、浠水说、宜昌说;四川盐亭说、叠溪说;河南开封说、荥阳说、西平说;陕西白水说;山西夏县说;江苏吴江说;山东费县说和浙江杭州说等等。

大凡有嫘祖故里说的地方,其共同特点: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曾建过“嫘祖庙”,或“先蚕娘娘庙”。这些地方从很古的时候起,就有关于嫘祖在此发明养蚕,或教民养蚕,缫丝织绸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或者说,这些地方都有悠久的养蚕和丝织历史。另外很重要一点,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地名与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与嫘祖活动相关的地名相同、或相近;或与民间所附会的与黄帝、嫘祖有关的故事发生地,都能从这里找到它所谓的“历史遗迹”。

比如“西陵”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名,据《战国策·秦策》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湖北宜昌在战国和汉代时已有“西陵”之名。《史记·楚世家》和《汉书·地理志》记载,湖北黄冈汉代也有“西陵”之名。同样,三国之《魏书》、北魏之《水经注》记载,河南西平县西汉时也已有“西陵”之名。《三国志·吴志·甘宁传》记载,湖北浠水县也有“西陵”之名。后编的《轩辕黄帝传》说:河南开封宋代时有“西陵”。

明清以来,陕西白水、山西夏县、江苏吴江、山东费县、浙江杭州等地的地方志书中,虽未与“西陵”搭界,但皆有嫘祖故里之说。更有甚者,1949年,四川盐亭县发现的民间1946年手抄“唐开元年间的嫘祖圣地碑志”,经今人考证,也由“盐亭”演变成了“西陵”。西陵究竟在哪里?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湖北宜昌市远安县的嫘祖雕像

确定嫘祖故里“西陵”

历史地望的三个条件

如何来确定嫘祖故里“西陵”这个历史地望?在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历史文献记载,而且要借助现代考古学手段,来确认与“嫘祖文化”有关的每一项发现。为此,笔者提出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所应具备的三个条件:

1、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

2、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

3、该地在全新世中期不仅有“桑树”“野蚕”广泛分布,而且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至今该地还有与嫘祖养蚕的不少传说。只有符合了这三个条件,笔者认为,这才算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嫘祖故里——西陵。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不管从文献记载,还是从民间口碑,世人皆公认嫘祖为黄帝元妃,即“正室”。嫘祖作为黄帝之妻,不管是在与黄帝成婚之前,还是在与黄帝成婚之后,嫘祖故里肯定出不了黄帝活动的范围。

另外,从实际情况分析:距今4500年前的炎黄时代,无论从道路交通方面来讲,还是从部落间相互活动的地域范围来看,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肯定距嫘祖的“西陵国”不远。这就是笔者提出第一个条件的理由。

笔者提出第二个条件的理由是:从文献记载的角度看,历史上的“西陵氏”或“西陵”既为“古侯国”,或为“嫘姓国”,用现代考古学的眼光去分析,它无非是炎黄时期与黄帝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的氏族部落。这个部落,或者说这个古国所生存过的地方早已变成了废墟,但它必然留下重要的历史遗迹和遗物 ,这就是考古学通常所说的“文化遗址”所包含的内容。

因为“西陵”所指的是一个“古国”或较大的部落,所以,笔者强调,该地所发现的文化遗址,除了它在文化年代上必须与黄帝生活的年代吻合外,其遗址规模还必须足以代表“西陵氏”部落。并且,通过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或发掘,所获得的资料中蕴藏着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即该遗址中所发现的遗物,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可以说明此时人工养蚕,或缫丝织绸已经发生。

笔者提出第三个条件的理由:在一般情况下,嫘祖发明人工养蚕,当地当时必然有“桑树”和“野蚕”分布。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至后世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该地还有与嫘祖有关的不少传说”作为衡量该地是否是嫘祖故里的一个条件,主要的是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及多种“嫘祖故里说”的共同性。

上述我们列举出有关嫘祖故里的十三种说法,但完全符合笔者所提出的三个条件的地方,唯只有河南省西平县一处。多数地方只满足笔者提出的三个条件中的第三条。下面我们就笔者提出的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的三个条件展开讨论。

▲嫘祖像 吴唯理 绘 2014年 绢本

@盐亭在线

轩辕之丘与“西陵国”的

位置与距离

据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有圣德,受国有熊,居轩辕之丘。”《路史·国名纪六》曰:“西陵,黄帝元妃,嫘姓国”。张守节《史记正义》曰:“西陵,国名。”《大戴礼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

前文笔者在陈述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三个条件理由时,首先提出: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皇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他“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以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从黄帝活动的地域范围来看,主要是以中原为中心,在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晋南一带活动。其故里不可能超出这样一个范围。

轩辕之丘在哪里?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晋《胜志》载:“新郑县城内有轩辕丘。”明人陆应阳《广舆记》云:“轩辕丘,新郑古有熊氏之国,黄帝生此故名。”《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云:“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大清一统志》卷五十二云:“轩辕丘在新郑县西北。”清顺治十六年《新郑县志》载:“轩辕丘,在县境,黄帝生于斯。”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轩辕故里大殿铭云:“古传,郑邑为轩辕氏旧墟,行在北有轩辕丘遗址。”上述文献,足可证明黄帝所居的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境内。

前文,我们在陈述对第一个条件的理由时,已经认定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肯定距嫘祖的“西陵国”不远。但,它又在又在何方呢?

《汉书·地理志》云:“汝南郡领县三十七,而西平居其一。”《汝宁府志·建置篇》载:“汉置汝南郡,隶豫州,领县三十七。平舆阳城、安域、南顿、汝阳召陵、西平、上蔡西华、长平……”但并无“西陵”。据郦道元《水经注·潕水》云:潕水“又东过西平县北。县,故柏国也。《春秋左传》所谓江、黄、道、柏,方睦于齐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杨守敬《水经注疏》曰:“(西陵)亭当在今西平县西。” 杨守敬在《水经注图·潕水篇》中清楚地标明了“吕墟,即西陵亭”的位置,即今河南西平县城西27.5公里处的“师灵岗”。

然,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王杖简第10枚云:“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王杖简中有“汝南郡西陵县”。这就证明,和平元年(公元前28年)以前,汝南郡只有西陵,而无西平。换句话说,现在的西平县当时并不叫西平,而叫西陵。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王杖简所载的是诏令,属汉王朝官方文书,并非后世史家所撰,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王杖》简 汉代

甘肃省博物馆

当我们确定了嫘祖故里西陵的具体位置之后,不妨我们再看一看新郑与西平二者之间的位置与距离。很明显,西平居南,新郑居北,两地相距仅120公里。正符合我们所提的第一个条件: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

“董桥遗址”与“吕墟”之名实

研究史前文化,离不开考古学方面的支持,仅有文献记载是不行的。这是笔者在探讨嫘祖故里历史地望这一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故在作为确定嫘祖故里历史地望应具备的第二个条件时提出: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

在炎黄时期,嫘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这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用考古学语言说,它所涵盖的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与养蚕、丝织技术有关的可统称为“嫘祖文化”。

正如马世之先生所云:“嫘祖文化为炎黄文化的亚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应属于仰韶文化范畴。仰韶文化分布的地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到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

根据考古工作者历年来对西平县所在的驻马店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调查,确认在驻马店市区内有郭楼、刘楼;在遂平县有和崔、杨台寺、帅庄、田庄、小寨、中王庄;在西平县有董桥;在上蔡县有高岳集、尹庄、航寨、张庄、杨楼、冯庄、拐子杨、扬庄、蟾虎寺;在泌阳县有唐瓷岗、太子岭;在确山县有国楼、朱庄;在正阳县有小唐庄、晾马台、魏庄等遗址,共20余处。

面积一般在4万~8万平方米之间,文化层厚2~5米。遗迹有房基、灰坑等。采集到的有罐、豆、碗、澄滤器、器盖等陶器残片,及斧、镰、锛、镞等石器;陶片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和黑陶,施白衣,绘黑彩,彩绘纹饰有带状纹、网状纹、绳纹、指甲纹和附加堆纹等。

而唯有董桥遗址超大,南北约600米,东西约800米,总面积为4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采集的陶片多为夹砂红陶。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红陶纺轮等。生活用具多为鼎、罐、盆、碗等。这在驻马店地区可算上是首屈一指,非其它遗址所能比。

而董桥遗址的地理位置又正好在西平县城西27.5公里的“师陵岗”,即郦道元《水经注·潕水》中所云的“西陵亭”位置“吕墟”之上。尽管这里所采集到的是鼎、罐之类的残片和两个很不起眼的红陶质纺轮,但它却间接地透析出一种与丝织有关的信息。因为有了鼎、罐之类的炊具,或者说有了可以加温的陶质容器,就具备了煮茧缫丝的起码条件,纺轮是一种纺织工具,尽管我们还不能证明这个周边已残,穿孔0.4厘米、直径只有2.8厘米、厚0.9厘米的泥质红陶纺轮就是拈丝用的,但它完全可以说明“西陵氏”部落早已掌握了纺织技术。

这正好符合笔者提出的“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作为确认嫘祖故里的第二个条件。

上述遗址除仰韶文化层外,往往还有龙山文化遗存,这些遗址都是远古时代的原始村落。如果拿这种情况与其它也有嫘祖故里之说地方的考古发现相比,这种情况在其它地方显然是不存在的。更何况湖北黄冈说、浠水说、宜昌说;四川盐亭说、叠溪说;江苏吴江说;山东费县说和浙江杭州说等等其所在地区、所属的文化类型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根本与仰韶文化就不是一个文化谱系,与炎黄文化根本不搭界。

至此,我们可以推断“董桥遗址”就是当年“西陵氏”部落的聚居地,也就是嫘祖发明养蚕的地方。其实,认为“西陵亭”所在的今“师陵岗”为古代部落居住遗址的远不是今人,而是在北魏以前人们就一直称呼此地为“吕墟”。否则,郦道元的《水经注·潕水》中不会说“吕墟”,“即西陵亭也”。

所谓“吕墟”这个地名,应该说它是该地的形貌与该地的历史结合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讲?《释名》云:“土山曰吕,象形者,像土山高大而上平,可层累而上”。《声类》释:“墟,故所居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人居住过的遗址。

由此可见,“吕墟”应为当地人对“西陵氏”部落遗址的“俗称”。“西陵亭”所建的位置及称谓,应是官方和史家对“西陵氏”部落居地的认定。这就是说,北魏以前人们认定其历史渊源即如此。

▲董桥遗址 樊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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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文化”的渊源与背景

地质资料显示:全新世2000~6000a.B.P.在我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京津地区、辽阳地区的山前丘陵地带都有落叶阔叶林树种榆、栎、桑等广泛的分布。

西平县所在的河南驻马店地区位于黄淮平原,属东亚大陆性南温带亚湿润大区气候。其“原始景观结构,是由众多的低山、丘陵、平川湖泊等景观镶嵌块和纵横交错的河流、道路、沟谷等景观廊道所构成,具有强烈的空间异质性。其边缘效应首先表现为生物多样性增加、种群密度加大、食物链长、生物“金字塔”基宽等。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当这一立体性、异质性突出的景观系统处于良性状态时,可为当时人类提供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优越条件,既可耕可牧,宜粟宜稻,又利于采集、狩猎和捕捞,非常适宜于植桑养蚕”。

虽然说,进入全新世时期,中国纵横几千里的范围之内,都为人们提供了发明养蚕的机会,但为什么在其它地方就没有率先发展起来呢?这就存在一个文化差异问题。

尽管前面我们所提到另外十二个自认为是嫘祖故里的地方,历史上都曾建有“嫘祖庙”,或“先蚕娘娘庙”,甚至一些地方的许多地名都能演绎出许多与嫘祖教民养蚕,缫丝织绸有关的故事来。但它们都与笔者所提的前两个条件无缘。这些地方的嫘祖庙或先蚕娘娘庙以及流传的许多与嫘祖教民养蚕,缫丝织绸有关的故事,只能说是嫘祖文化传布过程中的派生品和附着物,并不是原生的。这种看似不太正常,实际也属正常的现象,在许多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都存在过。

在这里,笔者为什么把“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该地至今还有与嫘祖养蚕的不少传说”这一似乎是所有自认为“嫘祖故里”的地方共有的现象,来作为衡量某地是否是嫘祖故里的一个条件呢?前面笔者在陈述第三条理由时已经谈到,“主要的是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同时也是为了证明历史确实如此。不然的话,仅此一条,就完全可以否定“嫘祖故里在西平”的说法。

据《尚书·禹贡》所记,夏代时,九州中贡丝和丝织品的有豫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六个州,其地域范围远涉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中下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集,其中提到蚕桑丝织的地方很多,例如《豳风·七月篇》:“女扎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又“蚕月条桑。”《秦风·东粼篇》:“阪有桑,隰有杨。”《郑风·将仲子篇》:“无伐我树桑”。《魏风·十亩之间篇》:“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卫风·氓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又“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鄘风·桑中篇》:“期我乎桑中”,又《定之方中篇》:“降观於桑。”《曹风·鸬鸠篇》:“鸬鸠执在桑,其带伊丝。”《唐风·鸨羽篇》:“肃肃鸨行,集於芑桑”。

考察这些诗歌所流行的地域范围,豳、秦、郑、魏、卫、鄘、曹、唐大约在现今的陕西南部和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这说明,至西周时期,这些地方的蚕桑丝织业已经十分兴盛,“嫘祖文化”的传播在我国已相当广泛。

下面我们就以西平现存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承下来的嫘祖文化习俗,来验证一下笔者所提的第三个条件。

▲河南西平县嫘祖雕像

@驻马店网

据当地学者高沛先生调查:建国初期,西平县境内尚存嫘祖庙6座,有叫嫘祖庙的,也有叫娘娘庙的。现在,离董桥遗址不远的专探村西头,还有座人祖庙,供奉有轩辕黄帝和蚕神嫘祖塑像解放前西平家家户户都植桑养蚕,供奉蚕神。到解放初期,西平县境内,养蚕还保留着古风。过去,养蚕缫丝是女人的事。大户人家有专门的蚕房,摆放着排排蚕橱,供奉蚕神牌位,男子是不许进去的。小户人家也要用布帘或芦席圈出一角。初春,人们还未脱去棉衣,女人便把棉裤腰掏空,把蚕帘放进去,靠体温孵化蚕苗。待蚕三眠后,食量加大,形体迅速膨胀,女人像侍弄婴儿一样,整宵不睡。天天拜蚕神,祈祷保佑蚕宝宝不生病,多下蚕驹多分橱。那气氛带着十分的虔敬和神秘。

传说嫘祖的生日在农历三月初六,董桥的老人说,每年这一天,十里八乡的群众便聚到董桥东一里的顾庄,唱大戏,做寿面,给嫘祖过生日。建国前,西平县城乡在二十四节气的小满节,举办庙会祭祀先蚕。此时大麦已熟,油菜已收,小麦刚黄色,头茬蚕茧才出橱。养蚕户、茧商兑钱唱三天大戏。届时,男女老幼,肩挑手提新茧去赶会。祭蚕神看大戏,卖蚕茧,购麦货。庙里香烟缭绕,人来人往,烧香许愿。外边戏台上锣鼓喧天,洋溢着蚕茧丰收的喜悦。

《大清一统志》记载:清代西平生产的丝织品“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名。西平植桑养蚕,久沿成习,据1985年修订的《西平县志》记载:直到1982年,仅县供销社一家年收购的蚕茧仍达10.2745吨。1982年之后由于化纤的产量迅速增长,蚕茧价格下滑,养蚕业才逐步被冷落。但小规模养蚕在西平仍可看到。如扬庄乡孙桥村现在尚有大片桑园,十几家养蚕专业户”。同时距西平董桥遗址不远处有一片墓葬区,当地人称其为“嫘坟”。始祖山上还有“嫘祖洞”、“盘丝洞”,地名还有“桑树坡”等。

种种迹象表明:西平县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西平人民对嫘祖故里的感情,对嫘祖文化的历史传承,确实有着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嫘祖故里——“西陵”的历史地望,应该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县城西27.5公里的“吕墟”之上。“董桥遗址”是也。

▲2018年,在河南西平县举办的嫘祖故里拜祖大典

@驻马店网

“嫘祖文化圈”内的相关考古发现

何谓 “嫘祖文化圈”,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嫘祖文化是炎黄文化的亚文化,从考古学角度讲,属仰韶文化范畴。那么,我们在此给出的定义就是:“嫘祖文化圈是指黄帝主要活动地域内的仰韶文化分布地区”。

至于说考证嫘祖故里的历史地望,为什么又要涉及“嫘祖文化圈”内的考古发现,因为,任何一种新事物的诞生,尤其是人工养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之后,其传布过程中必然首先在其周边地区的同一文化圈内落地生根,这是一条自然法则。

所以,笔者认为:“西陵”作为嫘祖故里,如果它自身不能证明嫘祖养蚕首先从这里开始,就必须从周边地区的同一文化圈内的考古学方面寻求支持(因为董桥遗址尚未发掘)。否则,人们将认为文献所记:“嫘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就是一场空穴来风。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我们考证嫘祖故里历史地望的意义。

目前,我国发现“嫘祖文化圈”内的人工养蚕考古学证据有:

a.1983年在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在142号、164号墓的瓮棺中,发现有炭化的丝织物。这些丝织物是用来包裹儿童尸体的。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分析其丝向情况,还能看出为蚕丝类纤维,但由于炭化严重,无法做切片分析丝纤维的完全度。该遗址属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

b.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半个经过人工割裂的茧壳。“根据日本学者布目顺郎的[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仿制复原,得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属庙底沟类型。

▲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

台北故宫博物院

c.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枚陶蚕蛹,“陶蚕蛹外观黄灰色,长2厘米,宽和高均为0.8厘米,基本上是长椭圆形。正定南杨庄遗址北京大学试验室进行C14测定,距今5400±70年”。

d.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蛹形陶饰,有人认为这是陶蚕蛹,该标本长1.5厘米,高、宽均为0.6厘米,蛹身上的横线为五条,两端比较平齐,根据这一标本出土的层位判断,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

此外,有关这方面的发现还有: 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陶蚕;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中也有蚕形图案;北京平谷上宅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蚕形饰”。

考古学发现证明:文献所记嫘祖在西陵国“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绝不是空穴来风。人工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当时确已在黄淮平原迅速传播开来。随着黄帝部落势力范围的扩大,和各个部落间物质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间的融合,地近河南的山西南蚩尤部落、河北中南部的炎帝部落也都很快学会了养蚕与丝织技术,所以这些地方才会有这些弥足珍贵的发现。董桥遗址尚未发掘,我们期待这块嫘祖曾在此发明养蚕的地方会有更重、更直接的发现。

▲河南西平县嫘祖文化苑 @驻马店网

文|卫斯( 注释略)

原载于《历史月刊》2007年1期

图|除署名外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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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贵州这座桥,入列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

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9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显示,贵州独山深河桥抗战遗址入列第三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名单。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的保护管理,做好抗战史料文物和英烈事迹的发掘整理、宣传陈展工作,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拜谒、参观活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充分认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重要历史贡献,学习宣传抗日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据公开资料显示,深河桥抗战遗址位于独山县城北9公里处,在二战期间是西南铁路终点站,黔桂公路的必经之地。日军当年沿主要交通线深入我国西南腹地时铁蹄止步于此,深河桥成了日军侵黔计划破产和逐渐走向失败的历史见证。遗址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遗址旁的新旧两座深河桥,讲述着抗日战争时期的悲壮历史。

如今,经过重建的深河桥,是210国道上的一座重要桥梁,仍然是独山群众出行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力量。

2003年以来,黔南州和独山县开始规划建设“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并不断完善,该园以展现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抗日史实为主,园内有“黔南事变”陈列馆、贵州抗日陈列馆,馆内陈列了大量翔实的图片、史料和实物,从中可了解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脉络、贵州各族人民抗战及“黔南事变”发生始末。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先后被命名为贵州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阵地作用。

经过重建的独山深河桥

除了深河桥抗战遗址

贵州还有两处抗战遗址

分别于2014年、2015年

入选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及遗址名录

一起来看看

晴隆二十四道拐

晴隆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是“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古称“鸦关”,集雄、奇、险、峻为一身,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从山脚至山顶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60米。在倾角约60度的斜坡上以“S”型顺山势而建,蜿蜒盘旋至关口,全程约4公里。

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堪称险峻公路建设史上的杰出典范。是中美两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历史的真实写照,是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线及国际援华物资的大动脉,被誉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又称“历史的弯道”。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金州十八景”之一。

镇远和平村旧址

和平村旧址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和平街150号。原是晚清时期镇远总兵署的中衡衙门。民国初年改建为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抗日战争中,成为国民政府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作收容和管教日本战俘之用。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称其为“和平村”,故此名沿用至今。

如今也是全国唯一一所保存完好的日军战俘收容所旧址,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日战争时期

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

贵州人民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是不可抹杀和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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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内容来源:中国政府网 人民网 天眼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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