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井红军造币厂旧址](https://img.qqx.com/upload/jingdian/logo/24exgohuopw.jpA.D.jpg)
--红军造币厂位于井冈山市的上井村,距茨坪西北大约6公里,与“百竹园”毗邻。
--沿用了墨西哥银元的模具,正面打了一个“工”字,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最早在革命根据地内发行流通的第一批金属铸币。--造币厂前面摆着一个巨大的“工”字银元模型,可以拍照留念;里面还摆放着当年的机器,还有各种实物,集币爱好者不能错过的地方。--另外这里还记载了一个跟“工”字银元有关的动人故事,大家可以请个解说员,去了解一下,体会一下革命胜利背后的艰苦,我们的胜利多么伟大。红军造币厂位于井冈山市的上井村,距茨坪西北大约6公里,与“百竹园”毗邻。井冈山革0据地自创建以来,由于敌人的经济-,物资奇缺,物价昂贵,军民生活处于极度困苦之中。为了活跃根据地的经济。1928年5月,在王佐的建议和推荐下,红军军部将军民们打土豪和战场上缴获的大量的首饰和银器具等,运用谢氏花边厂的铸造技术,请谢火龙、谢官龙等谢氏兄弟为师傅,在井冈山上的上井村,借用农民邹甲贵的民房,创办了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并先后在上井的牛路坑、大井的铁坑、茨坪和金狮面的红军洞等地设立了造币厂的粗坯车间和冲压车间。王佐是红军造币厂的主要负责人。
1929年1月底,湘赣两省敌军调集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第三次“围剿”井冈山。上井红军造币厂厂房被敌人全部烧毁,造币设备也被敌人破坏。因而,这个红军造币厂实际只存在了半年多时间,就由井冈山的失守而结束。
井冈山红军造币厂的建立和“工”字银元的发行流通,成功的帮助了当年井冈山革0据地的军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也为此后的湘赣革0据地造币厂和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它在中国革命政权的货币发展史上是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的。
为防止敌人进剿以及造币厂的安全,银坯的翻制与银元的印花工序大都设立在原始森林的山洞里,这就是今天井冈山龙潭风景区里的红军洞。而“煤洗”、“凿字”、“开响”、“做旧”等工序,就在今天井冈山“红军造币厂”的遗址上。当时的红军造币厂由于条件和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只打造了银元1万多枚,银料1000公斤。
在这个造币厂的原址上,当地人按原貌修复这个红军造币厂时,还曾出土有当年造币时使用过的一些工具、原料以及银元等大量物品,成为研究红军造币厂的珍贵历史资料。
用时参考
30分钟交通
位于井冈山上井景区,需要先到达茨坪客运站,在乘坐环保车到达
门票
包含于井冈山门票内
景点位置
井冈山市茨坪镇
重要机构旧址之中央红军兵工厂旧址
1935年11月,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在原西北红军兵工厂的基础上组建中央红军兵工厂。厂长郝希英,政委周鉴祥,党支部书记赵俊。厂址设在瓦窑堡城西十里铺(今属子长县栾家坪乡)。兵工厂下设翻砂、烘炉、机械、木工、制图、子弹、完成等生产部门。生产项目有枪械修理、复装子弹、制造手榴弹等。
1936年1月,为配合红军东征,兵工厂迁至永坪镇(今属延川)。5月下旬,以配合红军西征,兵工厂又迁至刘河湾(今吴旗县)。1937年1月,迁至延安城东柳树店。
中央红军兵工厂旧址位于子长县栾家坪乡十里铺村,坐北向南,四合院布局,院内有南北相向2排旧石窑,每排窑洞各6孔。窑洞均进深8米,宽3.2米,高4米。院子南北宽22米,东西长36米,整个院落占地面积420平方米。
战火中的红四方面军造币厂
战火中的红四方面军造币厂
1933年11月18日,为了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又称川陕省造币厂)在四川省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厂长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即后勤部)部长、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的郑义斋兼任。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根据地中最具规模的造币厂,它对于统一根据地币制、活跃根据地金融、稳定根据地物价、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促进根据地贸易、发展工农业生产、巩固川陕苏维埃政权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诞生于战火之中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四处设厂造币,旧政府、银行、商会又滥发纸币强行使用,贫苦老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只带有少量鄂豫皖苏维埃一元银币和纸币,仅供军队内部使用。由于没有发行和使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定货币,致使红军给养、苏维埃政府财政收支和根据地经济发展均受到严重制约。
为了帮助川陕根据地军民度过艰难的岁月,在攻占通江不久,红军即着手建立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及造币厂。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袭击了陕西“南大门”的镇巴县,缴获了川陕边游击司令王三春部制造铜元的机器以及部分铜料。同年8月,又一举端掉了四川军阀杨森在营山的造币厂,将包括石印石版的全部物资从罗江口用船运到了通江城。紧接着,又攻占了川军诸侯李家钰建在南部县谢家河的造币厂。然而,由于造币设备不全,技术人才奇缺,正规的造币厂一时还无法建立起来,仅能在一些作坊制造批量很小的纸币和布币,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红色政权需要。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确定设立工农银行,“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利息和无息借贷,帮助合作社发展”。
1933年10月17至27日,红四方面军抓住敌人兵力分散、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秘密集结主力10余个团发起了宣达战役,打击盘踞在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军,重创了四川军阀刘存厚部,毙俘4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火炮36门、电台2部、子弹500余万发、银元100多万元、布匹20万匹、棉衣2万余套,苏区向东扩展约150公里,将通南巴地区与川东游击根据地完全连成了一片。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扩展到8万多人。
刘存厚是四川简阳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历任重庆镇守使、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四川督军等职。1924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川陕边防督办,盘踞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地区达10年之久。刘存厚在达县建有占地约600亩的兵工厂和造币厂,工人近千人,机器设备140多台,其造币厂的规模、设备、技术力量在军阀造币厂中首屈一指。
尤为可喜的是,由于敌人仓皇逃窜,刘存厚耗巨资建立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全部落入红军之手,计有各种机器138台。其中,属造币设备的有英、德、日造的大圆车、碾片机、印花机、滚边机、摇光机、制模机、银炉、磨光工具等,另有铜砖800余块,每块重45-50公斤,杂铜1万多公斤,浓硫酸、硝酸100余缸,每缸重50-100公斤,进口钢材5000公斤,焦炭1万多公斤。
为了将这些机器设备搬运到根据地,时任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动员了5000多名根据地军民,肩挑背扛、水陆兼程,行程150余公里,将这些机器设备运回通江。郑义斋亲自出面,动员原造币厂的技师工人到根据地工作,并组织他们负责设备的拆卸和安装。
1933年11月18日,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开始生产和发行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据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成立后,日产银元大约七八百元,铜元约5000枚;石印局的纸币和布币生产,用石印机3至8架,每架日产量约9000张。到1935年8月,共发行货币200万元以上,其中银元50万元以上,铜元30万元以上。银币和铜币的铸造和发行量之大,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首位,为突破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壮大于危难之际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的发展与壮大,是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红色理财专家郑义斋分不开的。
造币厂成立后,为了吸引技术力量,郑义斋决定:凡是过去在军阀造币厂任职的,只要愿意留下来工作,一律欢迎。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还专门发布公告:“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专门人才,及一切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如果这些人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鼎盛时,工人达200多人,其规模之大、设备之齐全、技术力量之雄厚,堪称苏区之最。1934年春,造币厂随川陕省工农银行迁至通江苦草坝得汉城里张家四合院内。
郑义斋特别重视人才。何阳洲原是国民党兵工厂的技术骨干,技艺高超。敌兵工厂被红军打下来后,他表示愿意留下来为红军服务,并专门设计了铸造银币、铜币的印花铸字的“铁罗汉”压机。郑义斋任命他为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总技师,并兼任子弹厂的厂长。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下设生产股、制模股、修理股、管理股等机构,内分石印局和造币厂。石印局设在通江县苦草坝街道李家院子,有机器8部,工人30多名。除印制布币、纸币外,还兼印税票、传单、文件、报纸。造币厂按工种分为熔化、辗片、宰片、淬火、冲坯、滚边、印花、正浆、磨光等车间,专门铸造苏维埃银币、铜币。造币厂品种和形制计4类19种。其中,在苏区内流通纸、布、铜、银4类15种。具有代表性的种类和形制有壹串纸币、叁串纸币、壹圆纸币、贰串布币、壹圆布币、五分铜币、小200文铜币、大200文铜币、500文铜币、壹圆银币等,与壹圆银币相配套的还有伍角和贰角银辅币。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凡进出厂人员均要接受检查,并佩戴出入证。工厂实行考勤制度,每班工作6至8小时,奖勤罚懒。产量多、质量好的给予奖励,旷工、迟到和工作差的扣发工资。因事缺席或生病者必须请假,经厂长批准后才能离岗,且上午出厂,下午必须按时返厂。职工一般不允许同外面的人接触,即使会见亲朋好友也有时间限制。工人按技术高低、生产产品质量好坏发放工资,低至3元,最高可达40元,如遇加班则另发奖励工资。厂里还建立了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职工的文化学习、体育娱乐活动等都搞得生机勃勃。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除了铸造苏维埃钱币外,还大量仿制国民党袁大头、孙小头以及四川汉字银币,并用所造银、铜元及仿制的银币,从重庆、成都、西安、武汉等地购买了武器弹药、药品、电台、电池、有线电话、地图、医疗器械等大量急需军用物资,用以充实壮大红军部队。
那么,造币厂的原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有关资料记载,造币的原料主要有3个来源:一是缴获敌人和没收土豪劣绅的银砖、银锭、首饰、器皿等;二是根据地群众捐献的铜盘、铜碗、铜壶、铜盆、铜箱扣、铜门锁等;三是从白区购进一部分。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8道铸造工序,才可入库或发行。当时,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铸造的银币,工艺精湛,质地优良,含银成分及重量均比白区银元高,故在兑换时也要比白区银元多兑一串。
为了防止敌人假冒仿造布币和纸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还采取了许多防伪措施,即在票面图案花纹和文字中添加暗记,使用5种颜色套印,并使用了变体美术字和艺术性较强的图景、人像等花纹图案。贰串、叁串布币上,每张印有正方形、椭圆形、大小长方形的4颗印章,这些印章有些是钞票专用印章,有些是金融负责人私人印章,有些是政府或银行的公章。另外,还会不定期更换票面颜色和版式。
转移于长征之前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召开了清江渡会议,制定了依托老区,向甘南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随即西移,15个团计数万红军集结于旺苍城附近。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46个党政军机关进驻旺苍。一时间,旺苍坝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此部署指挥了广昭、陕南和强渡嘉陵江三大战役。小小古镇红歌飞扬,红旗招展,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红军城。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也随之迁至旺苍黄洋镇烂槽沟。
红军造币厂从通江迁来后,工人们边安装,边生产,继续铸造银币、铜币,印制纸币和少量布币。银币、铜币车间和保管处设在烂槽沟杨家院子,纸币、布币车间设在张家大院。造币厂下属的生产股、制模股、修理股、生活管理股也设在张家大院和相邻的几个院子里。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工厂实行每日三班8小时轮班作业、超产得奖制度。仅4个月就赶造了银元2万多元、铜元1万多元,以及大量的纸币和布币。还仿制了相当数量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四川汉字银币,这些货币在川陕苏区广泛流通,彻底改变了当地自给自足的“实物经济”。(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党史纵览》 何广华 何明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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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红色遗址上的故事(十八)——华野濮阳整军司令部旧址
红色印迹
华野濮阳整军感赋
中原决战谋略强,
名将云集会濮阳。
整顿三军增斗志,
挥师淮海灭匪帮。
(苏涛)
华野濮阳整军司令部旧址简介
华野濮阳整军司令部旧址位于濮阳市濮阳县城关镇孙王庄王家大院。
1948年3月,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机关和第一、四、六纵队全体指战员,由黄河南移驻到濮阳地区休整,开展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5月12日,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指导。在一周的时间里,朱总司令接见了师、团干部,深入连队同战士一起研究军事技术,召开营以下干部和战士代表会议,转达毛泽东主席向全军指战员的问候,就国际国内形势和部队的任务作了重要指示。华野部队在濮阳整军期间,濮阳人民为部队腾房让床、碾米磨面,为部队供给养,用本地土产品慰劳战士,体现了老区人民支援革命的赤诚之心。
华野濮阳整军司令部旧址王家大院,坐北朝南,占地400平方米,现存北屋3间,面阔11.9米,进深5.1米,正脊高6.8米,外青砖内土坯,硬山顶,白灰缝,灰布纹瓦,具有鲜明的清代民居建筑风格。西屋4间,蓝砖硬山顶瓦房,长13.5米,脊高6.8米,两角墀头绘鹤图案。
华野濮阳整军司令部旧址2000年9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6月被中共濮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濮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邱爱华)
红色故事
◆◆ 朱德濮阳轶事◆◆
总司令推车
1948年初夏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受毛主席的重托,带着党中央的使命,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陪同下,离开西柏坡,乘坐汽车亲临濮阳,指导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经过抗日战争和已经进行了二年之久的解放战争,中原大地千疮百痍,弹迹斑斑,交通沟、封锁沟、边界沟密如蛛网,道路坑坑洼洼、弯弯曲曲、宽窄不一,又适逢滂沱大雨,泥泞满路。几辆刚从敌人手里夺来的“破烂货”汽车,在这样的道路上爬行真够难的了。朱德心里好像揣着一团火,巴不得一下子飞到濮阳,急促地对司机师傅说:“老于同志,路真不能走了,你就说一下,咱们步行。”
“行啊,往前走着看吧!”司机老于紧张地拨弄着方向盘,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走到邯郸,一个“打滑”,车子陷到了泥坑里。
“战事紧急,刻不容缓!”朱德操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
话音没落,朱德健步跳下车来,连鞋袜也没顾得脱就径直跳进泥坑里。20来个随行人员,看总司令要推车了,也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进了泥坑。总司令一声“号子”,大伙儿一起用劲,卧倒的“死牛”复活了,开动了。正当大家准备上车继续南进的时候,上空窜来了两架敌机,好像秋后的苍蝇一样嗡嗡地叫着,有气无力地在头上盘旋。有的战士想到“青纱帐”里隐蔽一下,可是朱德神态自若,谈吐坦然,诙谐地说:“看!蒋介石为我们‘护驾’来了!”大伙儿咯咯地笑了起来。
说也奇怪,那两只“苍蝇”胡乱地转了几圈,连个屁也没放,便飞之夭夭了。它哪里知道,这两辆带着敌人标记的汽车里坐着我们的朱总司令和陈毅同志哩!
普通一兵
5月12日傍晚,“夕阳无限好,晚霞尚满天”。古澶濮阳金辉洒地,中心阁、回銮碑、八都坊……这些象征濮阳光辉历史的胜迹显现出诱人的雄姿。朱德在陈毅、粟裕等陪同下风尘仆仆来到了濮阳。
晚上,一兵团直属队举行欢迎会。许多只闻大名、未见过朱德的战士心里揣测起来:朱总司令一定是一个衣着光鲜、相貌堂堂的大人物;有的则想象,朱总司令喝令三军,驰骋疆场,百战百胜,一定是一位锦衣桂冠、神态威严的将领;还有的认为,总司令一来,一定车水马龙、前呼后拥。谁能想到这位指点江山、叱咤风云、驰名中外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却穿一身士兵模样的旧军装,戴一顶褪了色的破军帽,穿一双粗布鞋,还系着鞋带、打着绑腿。异乎常人的是脸上嵌满了深深的皱纹,浓郁的眉毛又粗又长,满脸黑胡茬子挺拔拔得冒出有老长老长,或许是战事紧急未来得及刮的缘故,看上去很不合眼。然而,一个共同的感觉:他,人民的总司令,身材魁梧,位尊功高而使人敬佩,相貌慈祥而使人倍感亲切,衣着朴素而让人尊敬,喝茶自己端,吸烟自己点,用具自己带……一切的一切,完完全全像一个普通士兵。
参加欢迎会的人齐了,朱德好像塾师给小学生上课一样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
“我今天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来慰问大家。”朱德谦逊地讲了一句,台下响起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一位刚入伍不久的战士拍了一下胸膛,竖起大拇指自豪地说:“嘿!听,毛主席还想着我们呢!”
“我们一定听总司令的指挥,为毛主席争光!”另一位新战士向左右的战友递了个眼色,发自内心地下了决心。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最近两年的解放战争,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对党和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朱德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我军的斗争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手不由心地摸摸结满茧的“铁脚板”:“你啊,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有的悄悄地掀起衣裳,痴痴地望着身上的伤疤,回味着艰苦的历程:“革命付出的是血和肉,留下的是意志和光荣!”
最后,朱德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要认清形势,把握战机,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金点石开,短短的一席话使大家看到了朱德特有的勇者的气概、智者的镇静、仁者的热忱。每个战士都树起了一个坚强的信念:跟着这样的统帅就能无往而不胜。
“你们要学毛主席”
有句古话:“济一时之急,则赠人以金;成终身之业,则赠人以书。”纵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朱德也总是鼓励将士们认真看书学习,文武并举。
5月15日,朱德在濮阳县孙王庄王家大院华野整军司令部分别接见团以上干部,询问部队的生活、学习、军事等情况,征求大家对时局的看法,对各级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交谈后,送每人一本马列的书或毛主席著作,并在封面上亲笔写了“你们要学毛主席”的题词,对全军将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鼓舞很大。
大伙儿手捧着朱德的赠书,眼看着朱德苍劲有力、语意深长的题词,不禁联想起朱德一贯的教导:“一面打仗,一面学治天下。”要治天下,就要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早在20世纪20年代,朱德就曾说过:“从辛亥革命起,我们搞的这一套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德国的马克思、俄国的列宁,他们的学说也许能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舍弃功名利禄,远渡重洋到达欧洲。在莫斯科,朱德既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学习现代军事,他颇有感触地吟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认为毛主席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当革命萌芽遭到摧残,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红军第一件法宝,名字叫作马列主义,这是一双革命的千里眼。而敌人却是盲人骑瞎马,看不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件法宝,名字叫作人民群众。这是大海的怒涛,可以把一切敌人统统淹没掉。”从井冈山会师到九十高龄,朱德历尽沧桑,但始终不渝地坚持看书学习,既是全军将士的统帅,也是大家的老师。
大伙一块儿啃干馍
5月17日,朱德在孙王庄西北角柏树林里召开华野前委干部、战士代表和战斗英雄、爱民模范会议。那时,没有礼堂,这片柏树林棵挨棵、枝搭枝,葱绿茂密,荫凉幽雅,既空气新鲜,又便于防空,是一所天然的大礼堂。
在会上朱德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讲:“新五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我们要用‘耍龙舟’‘钓大鱼’的方法调动它、消灭它。”又说:“人民坐江山的日子就要来到了。这次战役关系就这么重大。毛主席已经为我们摆好了决战决胜的歼敌阵,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这些铿锵铮响的话好像催战的号角,激励着广大指战员奋力备战,大伙儿越听越有劲,竟忘了休息,忘了吃饭。为了多听几句朱总司令的教导,大家决定就地午餐——啃干馍。那时生活很苦,吃的全是高粱面、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又凉又硬。朱德已经60多岁了,胃口又不好,可他也同战士们一样啃干馍,并且啃得有滋有味。朱德边啃干馍边和战士们促膝谈心。他问一个老家在南方的战士:“生活苦不苦?啃干馍习惯不习惯?”那位战士若有所思地说:“能和总司令一块吃饭,生活再苦心里也甜!”朱德鼓励大家,再打几个胜仗,江南一解放,就吃上大米了。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听总司令的话,艰苦奋斗,以苦换甜。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磨炼了大家的意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乃至和平建设时期,朱德总是号召大家发扬“啃干馍”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誉为革命的传家宝、修身养性的灵丹妙药。
朱德的扁担
一提起朱德的扁担,人们就会联想起井冈山上朱总司令下山挑粮的故事。在濮阳也流传着“朱德的扁担”的故事。
濮阳的5月,正是春种夏管的黄金季节。刚刚获得解放的濮阳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朱德除集中精力指导部队整训外,还挤时间到田里帮助农民劳动。一天,朱德从田里劳动回来,路过一个菜园,看到井旁有一池清水,便脱下鞋子,卷起裤腿洗洗脚。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挑水。朱德看看那孩子瘦弱的身体,再看看那两只大大的水桶,关切地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为啥你来挑水?”那孩子看着总司令和蔼可亲的面孔,坦率地说:“我叫王爱堂,今年14岁了。父亲死了,我和母亲两个人过日子,母亲脚小,又有病,我就……”说着就放下担子,绞起辘轳。还没等朱德把脚洗完,他已经绞出了两桶水。当他放下辘轳去拿扁担时,朱德却早已抢到了手里,笑着说:“我来帮你挑!”
朱德挑起满满的两桶水,迈着坚实稳重的步子,有节奏地甩着胳膊,扁担颤颤悠悠,桶里的水一点儿也不洒,多么像一个挑担的老把式!甭说年幼的王爱堂,就是深通世故的老人也不会猜想他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威震敌胆、闻名于世的堂堂总司令!消息不翼而飞,当王爱堂与村民们知道那位挑水的“老兵”竟是朱德总司令时,无不肃然起敬,奔走相告。“朱德的扁担”的故事,至今仍被濮阳人民广为传颂。
朱德补毛巾
“从俭入奢易,以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这是朱德总司令的一首诗。无论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朱德总是崇尚节俭,艰苦朴素。在濮阳流传的“朱德补毛巾”的故事,就是他美德沧海中的一粟。
一天,晚霞似火,大地嫣红。朱德听过汇报,又到连队手把手地教新战士刺杀、射击、攀梯蹬墙、匍匐前进等作战技术。回到住处,放下肩上的背包,掏出那条跟了他多年的白毛巾,正准备洗脸,看毛巾当中磨穿了洞。于是,他不顾一天的辛劳,从房东那里借来一把剪刀,取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包端坐在院子里一块捶布石上,补起他那条用了多年的毛巾来。
朱德身材魁梧,粗手大脚,拿起剪刀来却得心应手,使用起绣花针也轻巧灵活。只见他把那条不知浸过多少汗水,中间有几处“麻花”、几个洞的毛巾对折起来,顺折剪成四块,然后倒过来四边相对,缝在一起,四周又织了新边,不大一会,一条“新”毛巾便制成了。
朱德把那条缝过的毛巾,折了又折,叠成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方块块,像妇女们用棒槌捶布一样用手拍打着、欣赏着。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警卫员目不转睛,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不禁嘿嘿笑着说:“像不像条新毛巾啊,小鬼?”警卫员赞赏地点点头。朱德又语重心长地对警卫员说:“艰苦朴素是革命军人的立身之本、治国之道,这点是不能忘记的啊!”警卫员点了点头,默默地掏出小本本,一字一字地记到了本本上。这时,房东王秀珍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说:“老总呀,你真是人民的总司令!”
与赵老三的一席话
一天早饭后,朱德来到濮阳街头,走到四牌楼西边赵老三的货摊前,和蔼地问:“老乡,你的生意怎么样?”赵老三看着这位“老兵”穿身打着补丁、褪了色的军装,粗手大脚,说话随便,以为是位伙夫头,脱口说:“请坐吧,老班长!”
朱德和赵老三坐在一条板凳上,促膝交谈起来。朱德问赵老三叫什么名字,住在哪条街,家有几口人,有没有土地,摆货摊收入多少,交多少税,生活能不能顾得住,等等。赵老三一边回答着朱德的问话,一边泡茶递瓜子,都被朱德谢绝了。
朱德还特别详细地询问了工商业政策的执行情况。赵老三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因为那时濮阳执行政策过“左”,侵犯了工商业者的利益,影响了市场的繁荣。朱德回到司令部后,立即和有关人员通气,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拿枪消灭了很多敌人,取得很大胜利,还要在政策上打胜仗。毛主席把政策规定得很好,要我们大家执行,我们要遵守纪律,执行政策,保护人民的利益,一面打仗,一面学治天下!”
不几天,冀鲁豫区党委就派出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过“左”政策一一做了纠正,使濮阳的工商业很快繁荣起来。人心归向,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支援军队,军政军民关系也较以前更密切了,濮阳的革命和建设比翼竞飞。
(冯九成)
来源:濮阳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