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比皇陵的袁世凯陵墓——袁林历史照(组图)

袁世凯墓——袁林位于安阳洹水北岸,内部雕梁画栋,极力模仿明清帝陵,处处显示其帝王情结。1916年6月袁世凯在北京去世后,建成的浩大茔宅占地近9.3万平方米。这座陵墓按照明、清皇陵的格局,以中国古典建筑规制为体,西洋建筑风貌为用,既彰显“皇家”气派又区别于帝王陵寝,为中国陵墓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例。

民国时期的墓园全景

因袁墓选址在河南,时任河南巡按使的田文烈便全权负责督建。田文烈字焕亭,湖北汉阳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随袁世凯到朝鲜任军中文案,其人有北洋老前辈之称。袁林的建造共耗资75万元,其中国务会议决议由政府拨银币50万,其他是袁的北洋旧属的个人捐款。《袁公林墓工报告》附有捐款清单,多者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张作霖、曹汝霖等,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低于两三千元的。

民国时期墓中的石拱桥

当时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欲称墓葬为“袁陵”。但大总统徐世昌对此反对,表示“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并建议称为“袁林”。中国古代皇帝墓葬称“陵”,而圣人墓葬方称“林”,如“孔林”和“关林”。袁世凯墓称“袁林”,则更被指为僭越。

民国时期墓中的石拱桥

1930年代,侵华日军在附近修建飞机场,陵区遭到破坏。1940年代末的国共内战时期,解放军逼近安阳,国民党军队从袁林砍伐大量树木修筑工事。1952年,毛泽东到此参观,指示“留着做反面教材”,使得袁林得以逃过“文革”劫难。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将袁林整葺一新。1986年,被列入第二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民国时期墓中的牌楼

此牌楼为铁筋洋灰石子筑就,在中国陵墓建筑史上极为罕见。

袁林敞宏阔大,主要建筑分布在南北神道中轴线上,绵延长达千余米,自洹水北岸的照壁墙起,沿神道北上越石拱桥,经牌楼转碑亭,穿堂院入堂,再经两侧月门即达袁世凯墓庐。向北为碑亭,面阔三间,亭内有石贝屃身负高达5.5米的墓碑。墓碑雕刻蟠龙数条,正面则镌刻徐世昌手书之“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

民国时期墓中碑亭

碑亭旁的石像生独具时代特色,真人大小而略胖,装束为袁世凯执政时期式样,文官头戴平天冠,着祭天礼服,袖手肃立,仪态恭谨;武官着北洋军服,手握军刀,仪态威武。

民国时期墓中的石像生

碑亭以北为堂院,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堂院大门面阔三间,单檐绿琉璃歇山顶,其门板上有七排七列的铜门钉,低于帝制的“九横九纵”级别。

民国时期的墓中堂院大门

堂院由四合院式建筑包围,居中坐北朝南为景仁堂,用于祭祀袁世凯,堂内设供桌、灵位及袁世凯生前衣冠剑带;东、西配殿组成则作为官员的休憩场所,陈设相对简单。

民国时期的墓中景仁堂

墓前景仁堂前站岗的民国军队

院内神道的中央,原来陈列着一座风磨铜鼎炉,但已遗失,唯有汉白玉的基座尚存。

民国时期墓中的风磨铜鼎炉

堂院后即为墓庐。此处建筑颇具西洋风格,与前面的中式建筑形成对比。墓庐前是“山”字形铁门,镶嵌在罗马式白石柱间,铁门以浑铁铸成,上端各有一个八角徽章,徽章中心仍为十二章纹。

民国时期墓中铁门

袁墓最特别的地方还不是它的西式构筑风格。与一般中国墓葬相比,袁墓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掘地落棺木,而是平地建墓圹。

民国时期的河南袁世凯墓

墓冢是清一色的青白石,分三阶垒成。墓台之上有石柱铁门和祭祀用的石桌。墓冢呈半圆状,直径为17.33米,系用青石围砌,然后上敷黄土。

民国时期的河南袁世凯墓

据说,整个墓台部分,是比照美国总统格兰特墓的形制建造的。

民国时期的河南袁世凯墓

袁世凯石人像

景仁堂内袁世凯之牌位

修建袁世凯墓工地

修建袁世凯墓工地

编注:文章来自加拿大华人网。

责任编辑:袁文献 ywx3918

袁世凯遗迹探访札记 袁世凯

作为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袁世凯留下了许多遗迹。近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进一步宽松,有关袁世凯的评价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地方借着某些袁世凯的遗迹,新建起了纪念馆,以发展旅游业,这使得我们能寻访到的袁世凯的遗迹日渐增多。这里,笔者记录了自己走访过的五处有关袁世凯的纪念地的过程和感受。

南安阳袁世凯墓

说起来,让我对袁世凯这个人物产生不同看法就是来自袁世凯的墓。那是十多年前到河南安阳汤阴县拜谒岳飞将军的故里,到了安阳后才知道袁世凯的墓就在安阳市郊,遂去参观,见到袁世凯墓后,感到非常惊讶,这个四周由水泥柱子和铁门围起的坟丘,也用水泥覆盖,完全是西方建筑风格。在我那时的印象里,袁世凯是一位满脑袋帝王思想,“土”得掉渣的封建顽固派,怎么会留有这么一座充满异国风情、“思想开放”的现代风格的墓?我开始隐约觉得,袁世凯这个人可能与我们从教科书上所了解到的那个形象不一样。

后来查资料,了解了袁墓的修建情况,才知道此墓为他的老友徐世昌所设计,仿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将军墓的风格建造的。格兰特毕业于西点军校,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军队总司令。徐世昌认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逼迫清帝逊位,和平解决问题,避免了中国的南北分裂,其功劳等同于格兰特,故将其墓庐风格设计成这个样子。徐世昌不愧袁世凯之知己,对袁的评价恰如其分。

袁世凯墓地于1917年2月开工,1918年6月落成,当时的民国政府拨款五十万元,资金不够,又由段祺瑞、王士珍等旧日部将捐款二十五万元,始才建成。灵柩下葬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由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主持。

自袁世凯之后,中国的国家元首之陵墓风格为之一变,呈现与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建筑风格迥异的西方建筑风格,如孙中山中山陵,墓丘如钟,象征着他唤醒国民的理想,这种建筑风格的变化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接受现代西方文明的过程。

(河南安阳袁世凯墓)

河北保定军校旧址

袁世凯一生办了不少新式学校,若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保定军校。保定军校的历史可上溯至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堂——行营将弁学堂,正规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创办于1906年,1923年停办,这个军校共有毕业生6500多名,据说后来有1000多人成为了将军,可以说是中国出将军最多的军校了。军校原来的建筑,早已毁坏,现在存在的保定军校纪念馆是2002年以后重建的,规模虽远不如原校大,但也总算有了一个供今人参观了解这段历史的地方。保定军校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若要展开,那得是数部专著的篇幅才行。

(河北保定军校旧址)

天津小站袁世凯练兵园

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故事可谓世人皆知,2006年,在小站由某民营公司投资2亿元,建立起一座面积20万平方米的“袁世凯练兵园”,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2008年建好。该园区位于天津市南方向的津南区小站镇,距天津市约20多公里,占地面积不算大,只有50余亩。这个园区最大的创意是节省土地的设计,从外表看,是一圈城墙,城墙里面是空的屋子,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厅,可谓一墙两用。博物馆内的陈设内容虽然略显单薄,但科技水平很高,很时尚。有个小电影放映厅,向游客放映一部小站练兵的纪录片,还有一个高科技的展示方式,叫“幻影成像”,像立体电影一样,展示清朝八旗子弟堕落的生活方式。关于小站练兵的内容,本刊特约记者沈原已有专文奉上,此处就不多赘言了。总之,这个地方是目前国内有关袁世凯的博物馆中最大的一个。

小站曾经培养出全国闻名的小站稻米,可如今周边早已连一亩稻田都没有了,据练兵园的导游介绍,将来他们公司要在旁边投资搞一个建筑叫“米立方”。我们甚为困惑:与其花那些钱去搞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建筑,还不如花些钱把小站稻米恢复了。这一带目前仍然有些耕地,恢复水稻种植,不仅能保护耕地,恢复优良品种,还能美化环境、净化空气,从城市化发展的布局来看,在城市周边有这么一块农业用地,是多有价值的事啊!唉,中国人在搞旅游项目时,毫无创意,盲目模仿,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实在令人可惜。

天津小站袁世凯练兵园

天津市区的名人故居

天津是个大码头,它本来是北方的盐业中心和漕运码头。1860年第二次鸦战争后,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清政府在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的通商事务,并兼办海防。1870年,将三口通商大臣裁撤,一切事务改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处理。原来直隶总督驻节保定,兼任北洋大臣后,便轮流在两地办公,一般是冬季驻保定,开春冰化后驻天津。1902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正式把督署衙门移至天津,但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不能驻军,所以,袁世凯创办的军校及训练的一部分新军仍驻保定。从1902年到1909年,袁世凯一直带驻天津办公,在这里曾有过不少住宅,而且应有督署衙门,可是目前督署衙门已不复存在,袁氏曾住过的多处私宅也踪影难觅。倒是海河边上有一栋漂亮的欧式小楼,在地图上被称为袁氏宅邸,笔者曾专程前往探访。这座建筑是一栋欧洲古典风格的楼房,是袁世凯买了地后,委托德国英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但建成已是1918年了,袁世凯已经去世,他实际上并没有在此宅中住过,只是袁氏后人曾经居住过。此楼为天津市级保护文物,但现在却是一个正在营业中的高档饭馆。很多文物被用于高档商业会所,这座袁氏宅邸算是一个。

天津是义和团运动活动的中心,现仍建有义和团纪念馆。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以后,曾在天津大肆瓜分土地,建立租界,租界的面积达到天津市老城区的十倍以上,这在全国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由于租界面积大,又距当时的首都北京较近。所以,各类心怀雄心的军政名人,均在天津租界内购地建房,以为韬晦隐居之所。上台前他们在这谋划方略,交通信息;下野后于此处避难躲风,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围绕着这些军政大佬,一些字画高手、戏剧名伶也随风而至。一来二去,天津租界成了全国各界名人集中居住之区,为现代留下了不少名人故居。笔者曾去寻访过与袁世凯相关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故居,如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遗憾的是其故居虽在,但均没有设立博物馆对外开放,我们只能在院外浏览其建筑外貌。徜徉在天津旧租界的街道上,仿佛行走在一条民国史的画廊之中,可品味的地方太多了,真希望天津市的有关方面,在这些历史建筑中,哪怕只辟出一间小屋,陈列曾居住在这里的那些名人的资料,都会让来这里参观的人大长学识的。

(天津 袁氏宅邸)

河南项城市袁氏家宅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当时很多人称袁世凯“袁项城”,项城市今属河南省周口市。现在项城市东南17公里处的王明口乡袁寨村,就是袁世凯出生之地,据网上资料介绍,当地投入6500万巨资,重修了袁世凯家族旧居,占地约270亩。2010年3月,笔者参观了这个旧居,基本上全是新修的建筑,我们去时,仍有一部分宅院正在建设当中,但在已建成的院落中,有一个袁氏家族历史的陈列馆,在这个陈列馆中,笔者了解了许多过去不了解的袁氏家族的情况。

(河南项城市袁氏家宅)

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是位著名的书法家,他有一个儿子叫袁家骝,后来在美国留学,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袁家骝娶了一位更为杰出的太太——吴健雄,吴健雄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是参加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众多科学家中唯一一位外籍女科学家。1973年,袁家骝携吴健雄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接见中,周总理对袁家骝说:“你爷爷(袁世凯)是政治家,你父亲(袁克文)是艺术家,你是科学家,你们袁家是一门三‘家’啊!”看到这样的记录,笔者不禁心生感慨,当时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对袁世凯是一味地漫骂,称之为“窃国大盗”,而总理在接见袁氏后人时,竟然以略带赞许的口气,谈及袁门往事。可见,最高领导人眼中的历史与推广给老百姓的历史是有很大不同的,高级领导人们对历史有着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推广给老百姓们的历史都有很强烈的主观政治倾向。盖因历史于老百姓,乃是统一其思想的工具,只能偏执于某一立场,不能有些许的矛盾松动,否则,担心百姓们会无所适从。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所遇到的问题,大多是当政者强行推广某种历史叙述时,难以避免地带来的偏颇或矛盾,而我等常憨直地以为是那些撰史者一时认识不明所发生的失察,所以,常耗费大量心血与笔墨与之论争,殊不知,那些撰史人,对于历史真相,往往比我等更了然于心,只是情势所至、内外有别、上下不同,他们只能固执一词地没理说理。所以,对于历史政治人物的评价不仅因时而异,亦因评价者之地位立场而异,代代如此,概莫能外。每于此时,我不禁常常困惑:客观的历史研究是否存在?即或存在,又有何等意义?譬如,对于袁世凯评价,如果在“文革”中有谁敢言客观评价,在史学刊物上发表一句和总理一样的话,非被打入“反动”行列、蹲“牛棚”不可;可是今天,谈袁世凯之贡献已为学界之时尚。史家有无必要为当时当局者已心知肚明,后来人俗化为时尚的所谓“真实”、“真理”之类的观点承受杀头坐牢之苦?史书读多了,难免有这样消极之感慨,但是亦不全是消极,当我们明白,政治对立产生的史学歪曲势所难免时,更应思考,如何才能发展出一种客观、恒久的科学史学,那样,才能使历史学家这个行当有更为独立的价值。

袁世凯故居和淮阳(6) 袁世凯

三、袁世凯在淮阳(下)

在淮阳,袁世凯还很善于利用自己的家族地位结交权贵,借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威望。当时陈州知府是吴重熹。吴重熹(1838-1913)无棣人,山东海丰吴氏”第十八世孙,其自幼深受家族熏陶,清雅尚文,官誉甚好,是晚清名士之一。袁世凯和吴重熹谈诗文,论时事,过从甚密,互为座上宾。

生活上,袁世凯到淮阳时,新婚燕尔又喜得贵子,也算得上甜蜜幸福。但不久小两口的甜蜜恩爱就结束了,妻子于氏后半生饱受活寡之苦。如此严重的后果起因却仅是一个夫妻间的小玩笑。

一天清晨,于氏起床时将一个红色的腰带绕来缠去。袁世凯开玩笑地说,你系上红腰带像是马班子的。豫东地区称戏班为马班子。感觉受到侮辱的于氏,恼羞成怒地顶撞道,我不是马班子,我是有娘家的人。

一句话正戳在袁世凯的痛处。原来袁世凯的生母刘氏,是二房小妾。根据豫东习俗,妾的父母无论社会地位高低,如果到了丈夫家只能享受仆人的待遇,见到家中人等均需尊称老爷。所以在那个年代不管女方家境如何,地位多高,女儿一旦被纳了妾,父母都不便再去看望,以免在礼遇上受辱。于氏正是暗喻袁世凯的母亲是没有娘家人来看望的小妾。

打人莫打脸,骂人别揭短。于氏虽是大户人家的闺女,毕竟缺少文化,不懂幽默,更不懂得夫妻间需有忍让宽容,凡事需要有度。于氏为自己这偶尔丧失理智的行为付出了终身代价。袁世凯摔门而去,并从此不再与于氏同房,敬而远之。

淮阳袁家花园旧址 玄子摄

作者简介

范闽杰

图/玄子及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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