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墓

安徽省 • 安庆市 • 宜秀区

大龙山镇：大龙山镇座落在安庆市北郊集贤关，紧接安庆市民航机场和铁路货运站，以大龙山而得名。是安庆通往西北辖县（市）的第一镇，皖西南通江入海的咽喉要地。大龙山介于东经116°58′～117°01′，北纬30°35′～30°38′之间，南抵山口乡，西怀月山镇毗连，北与五横乡接壤，东北与大龙山风景区为邻。距合肥市178公里，距安庆市10公里，距怀宁县城20公里。……

鹤壁刘庄墓地二里头文化时期石棺墓研究

张新华

摘要：河南鹤壁刘庄墓地共发现11座石棺墓。本文对其形态、葬俗、来源等方面做了考察。依据墓主头脚立石的数量，将简化石棺分为A、B两型，年代大约在二里头文化三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石棺墓随葬猪头骨以及肢骨的习俗在其他文化未曾发现，来源还有待研究。石棺的来源不一定有北方文化的因素，岳石文化也有可能是其来源之一。

关键词：刘庄墓地葬式葬俗石棺墓来源

刘庄遗址[1]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镇刘庄村南地，该遗址经过先后四次发掘，发现了仰韶时代晚期的遗址遗迹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地。墓地为遗址东中部，共发现该时期的墓葬338座。其中包括有11座石棺墓。报告依据其形态[2]，将11座石棺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完整形态的石棺，只有M145一座。第二类为简化石棺，即在墓主头脚两端竖立数目不等的砾石，象征石棺，共有10座。不过报告对这11座石棺墓的讨论仅限于此，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所以本文试图简要探讨一下这11座墓的具体内涵。

一、墓葬形制及位置

11座石棺墓，报告已分为完整与简化两类。在这里，依据头部砾石摆放数量的多少，再将简化石棺分为A、B两型。

A型：头部立一块砾石，该类型又可细分为两亚型。

Aa型，脚部只有一块砾石，包括M11、M14、M206。

Ab型，脚部有多块砾石，包括M15、M139、M153。其中M15在其脚立有3块砾石。而M153只有两块。M139除了脚部立有两块之外，在墓主人左腿外侧也立有1块砾石。

B型：头部立有多块砾石，脚部数量不等。包括 M20、M21、M34、M73。

墓地分为东西两区，其中A型简化石棺均位于东区，除了M206与M11，其他4座墓集中分布在一起；B型简化石棺分布零散，M20与M21分布较近。具体分布参考图一。

二、出土遗物与墓葬年代

11座石棺墓，发现随葬品的有10座。随葬品包括陶器与兽骨。陶器种类主要有鬲、豆、圈足盘、盘、单耳罐、夹砂罐等（见表1）。A型石棺墓随葬陶器以夹砂罐与单耳罐为主，而B型则是以鬲、豆为主。这一现象并不只是A、B型石棺墓的差别，整个墓地的人群也分为以夹砂罐为主和以鬲为主两类。A型石棺墓所在的东区与B型石棺墓所在的西区整体特征就是如此。也就是说，A、B型石棺墓的随葬品种类与其所在的埋葬区域的其他墓葬是一致的。

图一刘庄墓地石棺墓分布示意图

表1 石棺墓出土陶器

单耳罐共发现3件，依据腹部形态可分为A型鼓腹 M14：1、M153：1 与 B 型深腹 M11：1。其中鼓腹单耳罐根据腹部的变化可分为I式M14：1，II式M153：1。

豆4件，依据豆盘的形态分为A型斜壁3件与B型碗型M73：2。A型豆依据豆盘深浅分两式：I式 M21：3，II式 M20：1、M34：1。

鬲3件，根据腹部形态分为A型鼓腹M21：2，B 型垂腹 M145：1。

鹤壁刘庄墓地相对年代的问题，已经有学者做了相关研究。李维明先生把简报发表的11座墓葬（M11为石棺墓）为分为两期，第一期年代约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相当，第二期对应年代约为二里头文化四期[3]。李学勤先生在《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报告》序中指出，“刘庄墓葬有早有晚，早的以M94、M103为代表，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早；晚的以M298为代表，年代约为二里头文化三期至四期早段。”[4]报告编写者的意见基本一致，并认为其年代与李伯谦先生划分的下七垣文化一至三期、《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所划分的下七垣四期中的一至三期一致[5]。张翠莲将刘庄墓地分为三期，分别与二里头二期到四期对应，不过她也提到由于材料局限性，分期较为粗略，一些墓葬的年代可能会提前[6]。陈畅也对整个墓地进行了分期，将可确定相对年代的194墓葬（有10座石棺墓也包括其中）分为三期四组。与下七垣文化一至三期，白燕文化四期相当。其所划分的二期与三期都有石棺墓[7]。

本文同意将墓地分为三期的意见并且依据陶器的演变规律再结合整个墓地的分期情况，大体可将出土陶器的10座石棺墓分为三期。

早期包括 M11、M14、M15、M139，这个时期以夹砂罐与单耳罐为主，制作技术较为粗糙，腹部消瘦。

中期包括M153、M21，单耳罐腹部较早期圆鼓，出现新器型豆、鬲、盆等。豆盘深凹，鬲裆部较高。

晚期包括 M20、M34、M73、M145。这个时期夹砂罐底部近圜底，腹部外鼓程度更大；豆盘变浅。鬲M145：1为垂腹鬲，袋足不突出，与墓地其他墓葬出土同类器比较，属于垂腹鬲的晚期型式。石棺墓的相对年代与整个墓地的年代对应，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到四期。

石棺墓出土的遗物摆放位置略有差异（见表2），不过，总体来看，与墓地其他墓葬的摆放方式和位置并无太大的出入。据报告统计，墓地共有205座墓可以判明随葬陶器的摆放位置，其中有163座墓的随葬陶器位于墓主脚部（其中包括位于小腿的部分），占可判定随葬品相对位置墓葬的79.5%，7座墓随葬陶器位于大腿或者腰部，占3.4%。石棺墓的随葬品的摆放位置与整个墓地的情况是一致的。

表2 刘庄墓地石棺墓随葬品摆放位置

三、葬制葬俗

鹤壁刘庄11座石棺墓葬规格相差不多，与木棺的规格基本一致，只有M206较小。石棺墓的葬制葬俗与其他墓葬相似，均为单人一次葬。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开口形状近长方形并不统一，M11、M14、M15、M20、M73、M145 为弧角长方形；M21、M34为口大底小的梯形；M139弧角梯形。开口形状的不同，与石棺砾石摆放位置有关。

墓主头向与所在发掘区主体墓向相同，如东区的墓葬中，除M206头向为北向，其他5座都为东向。西区的5座墓头向为北向。M206人骨保存较差，未能辨别葬式，其他10座墓均为单人直肢葬。其中 M14、M15、M139、M145 为俯身直肢葬；M11、M21、M20、M34、M73为仰身直肢葬。这 11 座石棺墓的葬式葬俗与墓地整体并无区别。在空间排列上，也没有单独聚在一起，与其他非石棺墓有序的排列。

表3 刘庄墓地墓葬随葬兽骨情况

墓葬中随葬猪骨是比较特殊的葬俗。整个墓地有5座墓葬随葬兽骨（具体情况见表3），其中有3座随葬的兽骨可辨明种属，包括两座石棺墓。M14左腿外侧有一对摆成M形的家猪肱骨、桡骨；M15右脚外侧随葬两个猪头骨。

在墓葬中随葬猪的骨骼，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据统计，史前墓葬随葬猪的骨骼以颌骨和头骨为主，占90%左右，单独随葬猪肢骨的，不足5%。不过，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习俗，集中在海岱地区，汉中、甘青等地区，在现今河南、山西，河北地区在整个仰韶时代都不见随葬猪骨的案例，在龙山时代，也比较少[8]。而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也很少有动物牺牲的现象。据李志鹏统计，只在二里头遗址只有1座墓葬出土有兽牙床；东杨村有两座墓分别随葬猪后肢骨和兔骨架；东下冯遗址3座窑洞式墓葬中发现随葬有猪、狗、牛、羊等骨头[9]。综上所述，石棺中随葬猪骨的现象应该不是本地区的传统。

先讨论北方地区，据学者统计，夏至早商阶段，墓葬有殉牲现象的文化有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甲类遗存、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墓葬多以随葬猪下颌骨。四坝文化东区墓葬以猪下颌骨和鹿骨为主，西区墓葬则随葬羊头，也见猪、狗的骨骼。朱开沟甲类遗存墓葬中，多随葬猪下颌骨。夏家店下层文化只在大甸子墓地发现随葬兽骨的现象，随葬猪通常是去掉四蹄，随葬躯干。狗则是主要随葬头以及四肢。墓葬壁龛内有发现猪趾骨的现象[10]。对比可以看出，北方地区随葬猪骨的现象是以下颌骨为主，而大甸子墓地随葬躯干的习俗完全与刘庄墓地随葬猪头以及猪肢骨的现象相反。

而墓葬中随葬猪肢骨与头骨的现象，在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所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王因墓地[11]、大汶口墓地[12]、花厅墓地[13]等均发现猪头或者猪肢骨随葬的现象。龙山文化时代，逐渐演变为以随葬猪下颌骨为主。可惜的是随后的岳石文化的墓葬数量很少，葬式葬俗目前还不清楚。

四、石棺葬的来源

关于刘庄墓地石棺的来源，李维明先生认为是北方文化的因素[14]。李维明先生所言的北方文化因素的墓例是唐山小官庄石棺墓。唐山小官庄共发掘6座石棺，石棺形制是用大小不一的石灰岩石板砌成四壁，在棺上盖石板，有的底部再铺石板。刘庄墓地M145的形制的确与之相似。只是小官庄的年代确是偏晚的，报告指出其年代早于东周 [15]。后有学者将其年代定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偏晚阶段[16]或夏家店上层文化偏早阶段[17]。这样看来，小官庄石棺的年代上限明显晚于刘庄墓地石棺的下限。刘庄墓地石棺来源还是值得探讨的。

1.完整石棺

完整石棺是相对于简化石棺而言的，刘庄墓地只有一座M145，由15块石块立砌而成，顶部再置4块石块象征棺盖。以下讨论统一将完整石棺简称石棺。石棺葬在中国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均有发现。东北地区新石器时期就出现石棺墓，以牛河梁积石冢为代表[18]。牛河梁积石冢的形式，通常是一岗一冢，一冢多墓。墓葬的主要形式就是土圹石棺墓，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型，I型石棺是用天然石板或者石块平砌而成；II型石棺是用天然石板或者石块立砌而成 [19]。不过红山文化之后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构墓葬的资料目前发现很少。其流向问题还未解决。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石棺墓，已有学者做了研究。郑大宁将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石棺墓分为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辽东地区，吉长地区等四个分区进行探讨，把发现的石棺墓分为分为三种类型，板石型，块石型，以及石椁墓。他指出，老哈河流域石棺主要为石块垒砌，内置木棺，构成石椁墓。大小凌河流域石棺与之相似。辽东地区主要为板石立砌型，有的还带有附棺。吉长地区有块石垒砌和板石立砌两种。东北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石棺墓，大约是在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在辽西和辽东地区发现的[20]。

西北地区最早的石棺葬发现在宗日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宗日遗址共发现8座完全用石板垒砌的石棺墓，只有四壁和盖，无底[21]。景泰张家台半山文化墓地共发掘11座石棺墓[22]。进入青铜时代只有零星发现，簸箕掌发现3座[23]，下海石遗址发现3座[24]，这几处石棺墓的相对年代大约在夏商之际。时代偏晚的遗址中也有发现石棺墓者，不过与本文所讨论相关性不大，在这里不再赘述。黄河中游地区也零星发现石棺遗址。最早的发现为元君庙墓地发现了“原始石棺”，其结构为在二层台上铺设石块 [25]。陕西石卯遗址发现石块垒砌的石棺 [26]。与刘庄墓地石棺年代相近的有许坦村遗址共发掘5座石棺墓，石棺四壁用自然石块垒砌，棺上盖有大石片[27]。

东北地区、西北地区新石器时期石棺墓结构类似，从目前资料看，应该都是起源本地区，不过石棺墓在这两个地区都不是主流，而且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时代都有缺环，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石棺墓最早出现在商周之际，时代比刘庄墓地石棺晚，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的石棺墓也只是零星发现，刘庄墓地石棺墓的来源问题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不过刘庄墓地石棺墓有来源于西北地区文化的可能性。

2.简化石棺

刘庄墓地除了M145属于自然板石立砌的石棺之外，其他10座为简化石棺。其中东区的6座为A型，西区的为B型。与刘庄墓地简化石棺的结构相似的墓葬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岳石文化墓葬中有所发现。山东章丘马安遗址共发现两座岳石文化墓葬，其中一座墓地在头脚两端各有一块石头；长岛县陀矶岛大口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以及岳石文化的墓葬中，有墓主头部或者其他部位有覆盖石头行为。

东北地区则年对偏晚。吉林猴石山遗址发现两座简化石棺，年代大约在春秋时期，同样也是在墓主头脚两端摆放少量石块。刘庄墓地A型简化石棺年代早于完整刘庄墓地，所以简化石棺并不是由完整石棺演化而来。与刘庄墓地时间相近且结构类似的简化石棺墓目前只见于岳石文化，这为刘庄墓地石棺的来源提供了另一种思考。

五、小结

本文就刘庄墓地石棺墓形态，年代，葬俗以及来源等方面做了简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刘庄墓地石棺随葬陶器与葬俗方面，除却葬具的不同，与其他墓地并无区别。

2.石棺在墓地早期就开始使用，延续到晚期，最早出现的是A型简化石棺。

3.石棺中随葬猪骨的葬俗，起源于本地的可能性很小，与北方文化的随葬习俗也不同，其来源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石棺墓的来源目前还不能确定，东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文化均有石棺墓发现，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也有零星的石棺墓遗存，而且墓地最早出现的A型简化石棺目前在其他地区发现较少，很难说明刘庄墓地的石棺墓具体来源于何种文化。

[1][2][4][5]河南省文物局《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3][14]李维明《河南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初析》，《东方考古》（第六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6]张翠莲《刘庄墓地的埋葬格局》，《华夏考古》2018年第 6期，85～92页。

[7]陈畅《鹤壁刘庄墓地分期与年代研究》，《华夏考古》2019年第3期，67～74页。

[8]罗运冰《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科学出版社，2012年。

[9]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10]包曙光《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12]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13]南京博物院编《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15]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1954年第 1期，77～86、154～159页。

[16]郑绍宗《中国长城地区带石棺墓之研究》，《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

[17]胡金华《河北地区石构墓葬制的初步研究》，《河北省考古文集》，428～435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18]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

[19]曹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0]郑大宁《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石棺墓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21]陈洪海、王国顺、梅端智、索南《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5 期，1～14、35、97～101页。

[22]韩集寿《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 3期，180～186、213～215页。

[23]吴平《民和县古文化遗存调查》，《考古》1993年第 3 期，193～211、212～224 页。

[2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25]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科学出版社，1983年。

[26]魏世刚《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第 2期，92～100、189～191页。

[27]高礼双《太原市南郊许坦村发现石棺墓葬群》，《考古》1962年第9期。

（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研究生）

原载《文物世界》 2020年第2期

散文：登鱼山拜谒曹植墓 || 刘平

作者简介：刘平，祖籍河南商丘，现供职于中原油田。中原油田作家协会会员，濮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登鱼山拜谒曹植墓

文 / 刘平

人们蜂拥山东，趋之若鹜的是登泰山、拜孔孟、吃海鲜……很少有人知道在鲁西北寂寞的一隅，还长眠着一位旷世奇才。他生前命运多舛，死后依然孤独寂寞。他虽出身帝王世家，才高八斗、风流倜傥，最后却屈辱飘零，颠沛流离。那些扬扬洒洒的文字，便是他孤高、纯情、失意、飘零的真实写照。他就是曹植。他长眠的地方就在东阿县境内的鱼山。

东阿，这个鲁西小县城，热情而又低调。前不久，笔者骑着单车从河南濮阳出发，沿黄河大堤一路来到鱼山，寻访一代诗魂的踪迹。

鱼山，坐落于东阿县城东南20余公里处的黄河岸边，属泰山余脉，海拔不足百米，因其形似甲鱼故名鱼山。因汉武帝作《瓠子歌》中有“吾山平兮钜野溢”之句，又名吾山。也是中国佛乐一一梵呗的发源地。

鱼山景区大门朝西，为仿汉魏建筑，古朴典雅。大门内是一所小院，即“子建祠”，座北面南，幽静而肃穆。祠内塑有曹植雕像，神态安祥而威严，周围陈列着其生平简介和典籍。据1951年曹植墓发掘资料记载：曹植墓除了一些生活用品及陶制的小动物、几块玉器和一把宝剑外，还有28块骨骼。遗憾的是，在动乱年代这些珍贵文物已经散失了。笔者不禁感叹，曹植贵为王侯，死后的随葬品竟是如此的简朴和寒酸，无论如何，这些东西和曹植当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曹植（192一232年），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曹魏著名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魏武帝曹操第三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曾为陈王，死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三曹”。曹植虽然在与曹丕争夺权力的道路上失败了，但却没有淹没他的斐然文采。其一生文学成就巨大，可谓一时之文坛泰斗。其中救了他性命的“煮豆燃豆萁”和浪漫的《洛神赋》只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两篇，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著述颇多：散文、书信、杂论、表疏俱为大成。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才高八斗的典故即源于此。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然而，曹植又是一个悲剧人物，终其一生，为才所困，为情所累。才学和爱情，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安慰，同时也给他招来了无尽的灾难。为此，人们敬重他的才华，也同情他的遭遇。

出子建祠，沿小路登山，不远处就是曹植墓。曹植墓位于鱼山西麓，坐东朝西，依山营穴，封土为冢。墓室前，几通碑碣肃立，斑驳的碑面昭示着岁月的沧桑。墓穴南侧有一通沈雁冰所题的碑，字体在行草之间，洒脱俊逸，似乎也象征了王侯的性格和特点。“魏陈思王曹子建墓”几个字简洁明练，勾画之间自显非凡气度。墓室顶上奇石悬崖，峻峭陡壁，草木葱茏，几株盆景似的古柏从绝壁罅缝中钻出，显得苍翠劲拔。在墓门北侧上方石壁上，书有“闻梵”两个朱红大字。据说，此处便是曹植当年闻听梵天之乐的地方。据《法苑珠林》载：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于是“乃葷其音”，制作了梵呗，后世称之为“鱼山呗”，为中国最早的佛教音乐。

魏太和三年（229年），曹植开始了他颠沛一生的一次重要迁徙，由雍丘（今河南杞县）迁徙东阿（受封东阿王）。由于与曹丕之间的“萁豆相煎”，曹植的权力和人身自由受到了很大限制，他非常苦闷，经常登临鱼山，吟诗作赋，抒发情怀。根据史料记载，曹植在东阿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太和六年（232年）2月，他又被迁徙陈地（今河南淮阳）为王，在东阿的时间实际只有两年零两个月。同年11月，他病逝于陈地，时年41岁。因生前常“登鱼山，临东阿，谓然有终焉之心”（《三国志.曹植传》）。曹植死后第二年，即公元233年3月，其子曹志尊嘱将其遗骸迁葬于鱼山，依山营穴，封土为冢，于是便有了鱼山曹植墓。千百年来，众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凭吊这位风流才子。

曹植墓葬处，山体裸露，岩石经过千万年风化已开始剥蚀。覆盖着土层之处长满了荒蒿榛莽和一些开着小白花的荠菜。几株古柏孤独地守在那里。石阶迤逦而上，亭台兀自孑立，形影相吊，整个陵地空旷、寂寥。

曹植墓通往山顶的小路旁，排列着数十通石碑。每块石碑的字里行间无不充满了对这位“才高八斗”的才子英年早逝的叹息之情。其中一通当代诗人臧克家的题诗碑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生平未展志凌云，诗园陈思王位尊。墓道幽明通今古，斯人已去故物存。”

鱼山之有名，皆因了曹植。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因了曹植，才使“汉魏风骨”、“建安气象”的条陈更加赫然，更加熠熠生辉。而其诗文“骨句奇高”更成为一种至高境界，为历代文人骚客所推崇。

曹植聪明伶俐，10岁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他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才思敏捷、狂放豪饮、出口成章，无人不为他的独步千古的才气所倾倒。也曾深得老爸曹操的宠爱。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

走在“七步路”上，默默吟诵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再次为他的才思敏捷、才华横溢而倾倒，为他生不逢时、时运不济而扼腕叹息。

沿七步路拾级而上，有一块形状好似静卧的山羊的大石头，憩息在茂密的树林中，这就是著名的羊茂台了。相传这里是曹植读书处。“羊茂台，羊茂台，羊茂台上笔砚摆，翰墨淋漓挥洒处，倾尽腹中八斗才。”这是在当地流传很广的一首诗，据说还被选入乡土教材。站在这里，可以看到碧野万里，黄河奔流。舒展双臂，或许还能感受到故乡飘来的云，黄河带来的故乡之风。这样一处小小的羊茂台，能否承载得起诗人那冠绝万代的风华？能否承载得起历代来鱼山拜谒者的千古幽思？这样一处小小的石台，能否向我们重述那梵呗的妙音？能否告诉我这位才高八斗的大才子“建功立业志未果”的迷茫？

山顶平旷，视野开阔。相相，这里原有一座鱼姑庙，不知何时坍塌了，现在是一座仿汉魏的亭子。坐在亭子里举目远望，黄河在山下打了一个湾折向东北。不远处，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清河自东平湖北来，在黄河南岸与浑厚浓重的黄河水连为一体。与此同时，鱼山东南方向起伏连绵的泰山余脉，与西北方向千里沃野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北面金堤绵亘，似黄龙静卧，沃野万顷，一马平川。近看山下鱼山村民居鳞次栉比，犹如一幅水墨丹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犹如一曲振聋发聩的交响乐，令人心旷神怡。倘若把酒临风，更有一种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感觉。难怪曹植会选择此地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在鱼山南麓，笔者游览了梵呗寺。曹植在鱼山创作“鱼山呗”，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作为一个颇有理想和抱负的人，“十一年中三徒都”，是何等的失望和无奈啊！只有这里听到清雅哀婉的梵天之响，与曹植当时的感想发生了共鸣，触动了他那漂泊天依的心灵。对于一个濒于绝望的心灵来说，有经声、梵唱的灵魂该是多么恬静和幸福啊！他把鱼山作为最后的立足点，不愿意再如浮萍一样四处漂泊的心愿，在梵天佛国和经声佛号中，把躯体与青山秀水融为一体，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最好的归宿了。

离开鱼山，已是傍晚。斜阳下，黄河泛着金光，奔流东去。回首鱼山，树色岚光，流霞顾盼，宛若仙境。

第二届作家世界杯原创散文大赛进入决赛作品

虚位以待……

湖南省衡南县白露文氏墓园落成庆典纪实

白露文氏墓园落成庆典纪实

（湖南文小春报道）2019年11月14日农历已亥十月十八日，白露文氏在新建的先祖墓园前，举行了隆重的祭典庆祝活动。

参加人员有在家的后裔，也有在外打拼的企业老板，物流精英，他们秉着是先祖的后裔，放下繁忙的工作，分别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赶了回来。还有特邀代表文氏宗亲箭楼房也派代表参加了庆典。

新建墓园由主碑和护栏组成，主碑正中央是故显考（妣）白露文氏先祖墓园，两边是“祥光灿烂照先祖，瑞气蒸腾裕后昆”的字联，并列的还有碑记和恭立人落款。大理石护栏绕墓园一圈，打扮一新的坟墓座落在墓园中间，正前方悬挂着长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文氏益云公脉系圳头桥白露（箭楼）房祭祖”，进园两边摆放着花篮，墓园周围插着彩旗，坟头两端堆放着准备烧的纸钱，坟头前祭桌上摆放着三生（即牛头、猪头、羊头），上方陈列着九供，中间二十四孝礼花摆放有序，鞭炮围着先辈祖坟放一圈，整个墓园庄严、肃穆。

上午九时八分，宣读祭拜文，紧接着手持供香的后裔祭拜开始，洋鼓洋号齐奏，24孝礼炮及鞭炮齐呜，整个庆典进入高潮，气氛十分活跃。

此次修墓共耗资10万余元，由白露按人口集资，资金到位迅速、勇跃，体现了白露的人心团结，箭楼宗亲代表不怕路远，诚心诚意来参加庆典，更增加了宗亲的友谊。整个活动还要感谢湖南文氏总祠的支持，使庆典活动更加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