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村遗址位于泗水县星村镇东北，年代为龙山文化－周汉，类别为古遗址。
1986年3月8日，星村遗址被公布为济宁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金沙遗址、犀园村遗址：不一般的巴蜀古文明
成都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这里山川如画，自古繁华，素有“天府之国”美称。从不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不管是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还是犀园村遗址都能见证这里的繁华。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犀园村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证实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址。成都平原周代文化细化时间维度、复原历史文化面貌、重现社会组织形式、揭示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是了解与研究古蜀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在成都平原以往发现的先秦遗址中，春秋时期的遗址比较少，出土陶器也不甚丰富。从目前抢救性发掘的成果看，该遗址是成都平原一处非常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不论出土了多么精美的青铜器、金器、玉器,都没有发现文字的记载。三星堆博物馆宣教主管邹鹏说，所以大家仅仅能够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找到一些零星而且充满神话色彩的记载。
金沙遗址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约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金沙遗址的发现，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
与三星堆金杖的图案相似，进一步印证金沙遗址是对三星堆遗址的传承。据介绍，金沙文化延续了五百多年，直到战国时期，公元前316年秦灭蜀，金沙遗址被彻底废弃。盛极一时的三星堆文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篇章。
三星堆考古札记⑱丨溯源·探访鱼凫村遗址
遗址区内的小道（摄影：李明斌）
七月酷暑，骄阳似火的成都平原，天气预报的温度连续多日都在35度以上，体感温度应超过了40度，此次高温及持续日久，当是多年难见。行走在正午的野外，犹如大热天里烤炭火。
鱼凫村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腹心区域，南距温江城区约5.5公里。该遗址曾载于清代温江县志中，传古蜀鱼凫王曾都于此，又因地面尚残存数段土埂（城墙），当地亦习称该古遗址为鱼凫城遗址。
鱼凫村遗址城垣40万平方米范围曾分属成都市温江县（后改为区）直属村、鱼凫村和报恩村（因附近报恩寺得名）三个行政村，近年行政区划调整，统一变更为鱼凫村，体现出对历史文化之尊重。
对鱼凫村遗址最早的考古工作始于1964年春的田野调查。曾亲自参加该次考古调查工作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历史系考古专业）宋治民先生，在刊于《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上的《试论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中指出，是年4月，“在冯汉骥先生主持下，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级学生配合课堂教学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实习，有4名青年教师和11名学生分作4组，分别对双流、彭州、郫县和温江作了两周的考古调查。笔者和3名学生前往温江县调查，临行前冯先生叮嘱注意调查鱼凫城遗址。”视野所及，当时的地面有明显城垣，最高残存2.9米，仅在报恩寺附近城垣上有汉墓发现。因城址内外为小麦所覆盖，地面也没有任何发现，推测城址为春秋战国之时遗存。
时隔三十二年后的1996年初春，为探寻三星堆文明的发展来源，构建古蜀文明考古学谱系以及在中华远古文明中的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成都的考古者根据上一年对新津宝墩遗址调查试掘所获认识，在平原地区开展了系列的、有针对性的主动考古调查。因有鱼凫村遗址早年的田野工作基础，在当地文管所专职干部陪同下，他们在横贯鱼凫村遗址南垣东部的灌溉水渠断面采集到有早期陶片，经比对研断，认定鱼凫村遗址的年代可能会早到史前。
基于以上认知，1996年秋冬季和1999年10月至次年1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先后对鱼凫村遗址城垣及城内遗址区开展了两次考古发掘，学术收获甚丰：弄清城垣结构和建造方式；发现“宝墩文化”地层堆积和众多遗迹；将早期文化堆积分成三期（大体在距今4500—3700年间，早于三星堆古城主体年代。第一、二期的鱼凫村遗址，和大体同时代的宝墩遗址一道，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史前时期遗址之一）；确定城垣走向和城址平面形状（略呈六边形，总周长2110米）；确认早期文化堆积范围和分布规律；出土大量多文化因素的陶器；分析并确认遗址第三期文化的独特性，为此后提出“鱼凫村文化”新命名，提供了更多关键考古材料。
鱼凫村遗址考古发掘二十余年来，随着其他相关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与公布以及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显示出该遗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一是，为古蜀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更多依据和可能。鱼凫村遗址出土的网格纹黑色彩绘陶片，与北方黄河上游的马家窑、岷江上游营盘山所出彩陶多有近似之处。鱼凫村遗址出土大量的镂空圈足器，与东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典型圈足器类多有相近，鱼凫村遗址第三期的敛口瓮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湖北荆州观音垱汪家屋场遗址也有同类器发现，鱼凫村遗址城墙本体坡状夯（堆）筑方式，与长江中游同时代的城墙建造方式一致。以上种种，说明鱼凫村遗址“北上”“东进”的文化联系早已客观存在，即大约在距今4500—4000年间，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岷江上游和长江中游之间的文化交往通道已然打通，这为后续以三星堆——金沙为典型代表的古蜀文明更加广泛的对外交流，奠定了重要历史基础。
二是，填补了四川早期文明发展序列的重要缺环。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即为学术界认同的“鱼凫村文化”，年代在距今4000—3700年间，是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遗址第一期属宝墩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是一支独特的考古学文化。
按考古学研究方法，从考古发现遗迹和出土文物中，分析总结出鱼凫村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聚落形态。房址，有木（竹）骨泥墙地面式建筑，平面形状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灰坑（或窖穴），平面形状多样，出土文物丰富，少量可能有窖穴的功能。2.墓葬，均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无棺椁，一般为东北－西南向，多数没有随葬品，部分儿童墓保存较差。部分墓葬排列有序，似经有意规划而成。3.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多为经磨制的斧、锛、凿等小型工具。另有少量陶质纺轮。4.生活用具为陶器。造型风格有平底、小平底和圈足，曲沿器、窄沿器和敛口器为重要特征。夹砂陶多于泥质陶，慢轮制陶，纹饰有绳纹、戳印纹、弦纹、附加堆纹、镂孔、凹弦纹、划纹、瓦棱纹、新月纹、圆圈纹、叶脉纹、横人字纹等。出土陶质生活用具的常见组合是：曲沿罐、敛口罐、敛口瓮、窄沿罐、钵、杯、缸、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圈足器、小平底罐、器盖和高柄豆等。上述内容基本构成了鱼凫村文化的总体特征，并可以此作为识别和界定鱼凫村文化与四川盆地其他先秦考古学文化的依据。
上段文字，摘自十年前的2011年，我在《华夏考古》第1期《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相关内容，并写下：虽然它延续的时间不一定太长，目前来看分布的范围也不是很广，但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四川盆地相当兴盛的新石器宝墩文化，下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该文化的主要载体鱼凫村遗址从宝墩文化一肇始就与当时最大的宝墩古城同时存在于成都平原上，并自始至终随着其他古城的盛衰，而且还在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末期成为了成都平原屈指可数的中心之一。
同时，在论文摘要里说：结合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对以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一支考古学遗存，进行辨析与研究，认为由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所处文明发展阶段，应该从宝墩文化中单列出来，并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原则，建议将这类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地区、距今4000—3700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鱼凫村文化”。相信这一判断，对深入研究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学文化是有所裨益的。
常言“孤证不立”。据统计，和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内涵十分接近的，在成都平原除先后发现有鱼凫村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以外，还有33处遗址（地点）或者属于这一时期、或者发现有这组器物的原生地层或遗迹单位、或者在晚期地层中有这组陶器的出现，同时，在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中游地区也开始有所发现，表明已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雷雨研究馆员在《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撰文《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写道：
三星堆一期与二期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199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多个地点发现了一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介于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并与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陶器群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填补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的缺环，也基本上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传承关系。考虑到以这组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
苍翠茂盛的景观停车场（摄影：李明斌）
据了解，和雷雨的研究一样，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将鱼凫村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单独命名为“鱼凫村文化”。
正是由于鱼凫村遗址在探索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构成以及研究三星堆文明起源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2021年4—5月，成都的考古者对鱼凫村遗址城内外再次钻探，6月开始，在鱼凫村遗址西北、原报恩寺地点城垣以外区域，实施重点勘探和试掘，是为鱼凫村遗址自1999年度发掘以来首次、总计（1964年4月调查、1996年春复查、1996年秋冬季试掘和1999年度发掘）第五次的田野工作，且工作区域跳出城垣范围，主动在城外寻找早期考古学遗存，无疑这是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是对前四次工作的学术延续和创新。
如火烤般的7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田野工作照常开展，简易的遮阳网罩着探沟，除了可稍许缓解刺眼的太阳光外，遮阳网罩下四周的热浪还是让人无处藏身。与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条件和装备可谓天壤之别，而这才是目前中国大多数考古工地的真实写照。
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年考古者何锟宇和唐淼的热情邀请之下，我们先来到路边一处名为罗家院子的二层楼农家小院，参观布置于一层的以鱼凫村遗址历年考古成果为基础而作的小型展览。囿于现场条件，展览以图版为主，配以少量科普小场景和多媒体展示，倒也符合实际情况且解读到位，此举既是对以往工作的小结，也是非常不错的文化传播形式。似乎还可能理解为，当下的考古学越来越注重对公众的传播了，也是最近一些年，公众考古得以不断兴起的专业支撑。
走过竖有红漆书写“鱼凫村遗址”标志立石（约3.5米高）的景观停车场，来到和罗家院子一条马路之隔的本次勘探试掘地点。场地位于鱼凫村遗址西北城外一大片暂未有农作物的空地，数条探沟间隔十余米，有工人正在工作着，曾经十分熟悉的田野场景。数量不多的夹砂陶片出自汉代地层下的早期褐色土层里，褐色土层下是几乎平铺于探沟目前所见底部的卵石堆积层，该层下仍有夹砂陶片出土。说明卵石层或是当时人工铺就，而非自然冲击形成。在既往的两次发掘中，卵石层主要发现于和城墙有关的堆积中，或为墙体基础层，或为墙体里位于不同坡状堆筑层次之间，用以工程加固。也许对本次发掘选点的收获有所帮助。
由于现场陶片较少，我们东向“进城”，穿过遗址区南部，沿途草木苍翠茂盛，一派郁郁葱葱盛夏图景。来到清洗、晾晒陶片的一幢二层院落楼上平台，从众多的陶片中发现有曲沿罐、绳纹花边罐口沿和水波状划纹陶片等，可判明这次试掘点属鱼凫村遗址早期堆积无疑，对二十多年前仅调查未发现早期陶片、城墙外无早期堆积认识的修正，这种情况，曾在宝墩遗址也出现过。再次证明了，在经年精耕细作下的成都平原开展考古工作，多数情况下，非动土恐无法做出精准判断的。
至本篇小文写得，天气预报中的成都依然是热力不减，向斗酷暑的成都考古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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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发
此件玉龙的具体用途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显然，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考虑到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而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而很可能是同我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红山文化玉龙曾有“中华第一龙”的称誉，虽然此后我们又发现了更早的龙形的踪迹，但红山玉龙的典型意义仍不容置疑。中华民族向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红山玉龙对于研究我国远古的原始宗教，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怎样估价红山玉龙的文化价值均不为过。
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龙首较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梭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颈背有一长鬣，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鬣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值得注意的是，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这都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
红山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玉龙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更为它平添一层美感.
参加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学术研讨会的专家认为，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堪称“中华第一龙”。
据介绍，这种玉龙呈勾曲形，高26厘米，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鬣，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副研究员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玉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龙形的龙。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部落集团所创造的文化类型，继红山文化玉雕龙被确认后，在距今超过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发现了一条长约19．7米、用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田广林认为，红山文化的发现证明“龙”在辽河流域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而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则把中国人崇龙的历史上推到8000年前。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说：“除年代早以外，辽河流域的龙，还形成类型多、成系列等特点。”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可分8个类型，按年代早晚排列大致为摆塑型、浮雕型、木雕型、刻画型、彩陶型、泥塑型、玉雕型和彩绘型。
据田广林介绍，中国人崇龙礼俗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近年来，河南濮阳发现过有六七千年历史的蚌塑的龙，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遗存中也发现过距今5000年前的鲵形龙，但这些都是龙的初级形态。
郭大顺认为，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玉龙形象，证明了龙确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而且确知这些动物原型中有猪、鹿、熊和鸟。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经过人们不断地艺术加工提炼最终定型。
田广林说，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崇龙的最标准形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崇龙礼俗的最终形成。从崇拜各种动物到统一到玉龙，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基本过程。
他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龙文化、玉文化的一个直接根系，是中国拥有5000年文明的基本标志。
龙在中国百姓心中是吉兆、智慧的象征，也是人与天、神沟通的媒介，被赋予了主宰风雨、载人升天、降临祥瑞等等神奇功能。在中国古代，龙还被引入到古天象学、命理学以及帝王政治等领域，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有些学者将“中华第一龙”归为“马型原龙”，其理由是它“马首蛇身”，
而另一些学者则争辩说这也是“猪型原龙”的一个变种，可惜遗憾的是，这
种“马型原龙”迄今为止仅仅发现一块类似品，而且是从一个农民手中购得，
缺少旁证，种种争辩也就变得莫衷一是起来。不过单从玉龙的形状上来看，
还是很象马的，这些从下面所介绍的“猪龙”对比即可看出。
所谓“猪龙”顾名思义，就是“猪首蛇身”的龙，在红山文化的遗址上，
曾经挖掘出大量的“猪龙”，其中最出名的应属在赤峰巴林右旗和牛河梁出
土的两只。和“中华第一龙”相比，它们有着明显的特色——“猪”的特色：
猪龙们普遍体形较小，并且扁圆厚重，给人一种“胖嘟嘟”的感觉；从纹理
上看，它们有着和猪一样的大耳朵、圆鼻孔以及环型纹，有些还有野猪的獠
牙，这些特征，都是“中华第一龙”所不具备的；同时，在整个造型上，除
了都是“C”型之外，“猪龙”和“中华第一龙”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猪龙背上孔大，首尾几近闭合，而且做工略显粗糙，用料上也显得不够精致。
虽然在历史博物馆也有猪龙，但是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机会看到，所以猪龙
的艺术特色和有关图片都是从文献中获得，为了避免“抄书”之嫌，只是介
绍一下它们的大致形状，其它内容就此略过。
但有一点不能略去，就是“中华第一龙”和“猪龙”到底渊源和关系如
何？为什么它们是同一时期的制品，又同发掘于红山文化的遗址之中，差异
却如此之大？如果我们给玉龙进行一下分类的话，可以发现红山文化中存在着
猪、马两种文明流派。在现在所发现的玉龙中，中华第一龙可以说是独树一
帜：中华第一龙上有明显的“马”的痕迹，而
其它玉龙则更加具备“猪”的特征。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些玉龙的出土地点，
“马”型龙的发掘地翁牛特旗，比较接近<
a href='/neimenggucaoyuan/' target=_blank>内蒙古草原地带，而“猪”型龙的
发掘地牛河梁等地，则主要处于辽河流域平原地带。我们知道，远古人的创
造力有限，他们所塑造的龙必然有日常生活中的动物的痕迹。那么，似乎以
下的结论也就变得水到渠成：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区域，西部接近于内
蒙古草原，它的文化接近于游牧文化，从而马对日常生产生活至关重要，也
就成为“龙”的原型；而在接近辽河平原的东部，主要是从渔猎经济转化为
农耕经济，猪可能也就是最早驯化成功的家畜，同时在生活中也作为财富的
象征，如此一来，猪也就成为“通天神兽”——龙的原型。——如果这一推
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现在所发掘出来的玉龙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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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村遗址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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