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白石县遗址](https://img.qqx.com/upload/jingdian/logo/5p0tatpgp4f.jpA.D.jpg)
通江县文胜乡白石寺村,两只凤凰迎面而来,距今1460年的古白石县遗址就坐落在双凤山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白云翔和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等专家眼里,“古白石县遗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研究古代南北方佛、道、儒文化在巴国大融合的重要载体”。日前,省文物局将古白石县遗址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山林中掩藏秦道汉墓
白石寺村地形像两只凤凰。走进双凤山,只见青石板山路两旁杂草丛生、林木葱郁。“这些道路的历史,或许比古白石县还要早。”白石寺村村支书段绪尧从小就喜欢研究白石寺村的历史,他告诉记者,按照《华阳国志•巴志》、《寰宇记》等记载和老人们的传说,自秦巴联合抗楚始,自汉中至达州的王道就经过白石寺村,唐宋更为“川陕往来要隘”、“茶马要道”,道旁有碑刻,后人亦称洋壁道、碑坡古道。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据历史文献记载,楚汉相争时,萧何把永安得汉城囤积的粮草从秦道输入汉中,帮助刘邦打败项羽。唐时,北方的石窟、佛教、医术等从中原流人四川,南方的道教、巴文化经此传至中原。明清时,往来商贾更是络绎不绝。
据传,张飞领命攻巴州,察知巴州太守严颜重点防守北面,遂夜过此路欲从东南方偷袭,未果,退驻得汉城,鲍三娘则在擂鼓城擂鼓助威,未几,克巴州擒严颜。
嘉庆年间,白石寺村商铺林立,往来商贾不断,白石寺香火旺盛。据传,一赤脚怪心生嫉妒,化身赤脚大仙,搬运土石阻断沙溪河淹没白石寺村,农妇装扮的水观音将其识破并收服,使当地百姓免受灭顶之灾,百姓就在碑坡古道旁修建了水观音庙,供过往行人祭祀、歇息。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国内专家到此考察。在密林中,专家们发现两座古朴而神秘的汉墓。墓四周松柏繁茂,但千百年来墓顶寸草不生、飞鸟不歇。清末民初,有人挖墓盗宝,但圆形方形汉砖、绳纹饰瓦、布纹瓦、陶片等捌蝇的墓壁异常坚固,六七人至天明才掘开2尺,墓顶上覆石板,光滑如水,与四壁严丝合缝,当盗墓人打烂石板后,或失明或失语,半年后皆死亡,后再无人敢盗墓。
二、佛道并存的石窟造像艺术
据道光《通江县志》记载,“县百里有古白石县,西魏废帝(552年)置,以境内白石川为名,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省入通江县,置县520年。
古人凡百里置县,称土确定县城址,板凳乡乐天坪的土比白石寺村还重三主分,可刚一称完,秤砣就掉落草丛中,再也不见,众人视为不祥,又白石寺村地形像两只凤凰,故将县城建在白石寺村。
唐时,建县必造像。由此习俗,当时白石县附近也有大量石窟造像。通江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席凯说,如今,古白石县遗址附近,还保存着窟龛18个,造像239尊,碑刻1通,造像多为佛道合龛造像,是研究四川佛道合龛石窟艺术和佛壬道并存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其中,今年7月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严护单位的佛尔岭石窟为唐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所建。最具特色的是东区7号龛佛教造像龛,现存造像23尊,外方内圆龛,龛楣饰卷草,主尊着菩萨装端坐菩提树下说法,身后有宝瓶背屏和卷草纹桃形头光,龛顶四身飞天。其构图别致,雕刻技法精湛细腻,堪称唐代石刻之精华。
陈家河老堂屋前的圣象挑梁
三、白石寺雕梁画栋精美绝伦
白石县在宋代纳入通江县后,县城逐渐废弃,明成化年间,当地人在此遗址上修建起白石寺,距今500多年。
白石寺由前殿、中殿、后殿和文武学堂、厢房、山门等组成,初建于明成化时期(1465-1487),现存前殿(佛爷殿)和兰中殿(老君殿),分别扩(复)建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和清乾隆三十五年(1771)。
传说,寺庙建成后,工匠在中殿、后殿的立柱上编制了4条倒立的竹龙,生员们放学后就把墨水浇在龙口,久之,竹龙通体黑亮。清道光年间某年夏天,天降大雨,寺庙前沙溪河水位暴涨,须臾至山门,寺庙忽簌簌作响,主持一看,4条竹龙已游至中殿门口,欲下河人海,主持慌忙用青龙偃月刀齐腰斩断4龙,河水立退。中殿门槛上至今仍有刀痕,切口血迹斑斑。
白石寺具有匠心独运的设计建造。寺庙建筑为穿斗抬梁式混合木结构,青瓦屋面,单檐,歇山式顶,四角微翘,檐下设卷棚,设外回廊,下部为板壁格窗,上部为编壁墙,下筑高台。寺庙选址严谨,排水等设施完备,采取严格对称的轴线布局,用材粗大,木质上乘;单体建筑既严格按照宫殿式手法建造,细部装修又灵活运用了地方技巧;前后额枋上均施平身科斗拱,现存5组,皆为五铺作,由正心瓜拱、瓜子拱和正心万拱组成。
白石寺的木石雕刻精美绝伦。不仅图案创意奇妙,题材生动丰富,而且雕刻手法多样。如大殿横枋上,雕刻有《西游记》中“魏征梦中斩龙王”、“唐僧取经”和《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场景。装板、雀替等构件上雕喜鹊闹梅、鱼、折枝花卉、镂雕缠枝花卉等,梁、柱均彩绘缠枝花卉及云纹图案,前后殿脊檩上彩绘太极图,台基面和其他的匾额、柱础上都雕刻有花鸟鱼龙等传统图案王。
文化·地理 |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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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5年对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这一考古也让世人对遗址的历史脉络有了更多认识:如出土的打制石核和石片可以将其历史可以推溯到石器时代;对遗址的空间布局的发掘揭示了不同的构筑方式和历史沿革;对佛教遗址的发掘证明了佛教曾在此兴盛;出土的木棺则反映了中原文化向帕米尔高原地区的传播……
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位于中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东临宽阔的塔什库尔干河谷(图一),西望终年积雪的萨雷阔勒岭,南侧是塔什库尔干县城,海拔310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年代为汉代至民国,主体遗存为唐代,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文化遗存丰富,是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上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一 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河谷
此地最早的历史记录始于汉代,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蒲犁国,王治蒲犁谷,去长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户六百五十,口五千,胜兵二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东至莎车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与西夜子合接,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同。”
这里的蒲犁国就位于今天的塔什尔干县一带,蒲犁谷即为塔什库尔干河谷,当时的居民和风俗习惯都与当时的西夜国、子合国(均位于今喀什地区叶城县)相同,是所谓的“行国”,也就是游牧人的国家。“随畜牧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常处,故曰行国”,这样的国家往往没有固定的城镇。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石头城一带是否建有城市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汉书》中记载的“蒲犁”,《大唐西域记》中的“婆迷罗”,《往五天竺国传》和《悟空入竺记》中的“播蜜”,和今天这里的名称“帕米尔”发音都非常相似,都应该是同音异译,这表明“帕米尔”很可能是一个古老且一直沿用至今的地名。
石头城(图二)是汉唐时期竭盘陀国的都城遗址,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竭盘陀国是一个由来自中原,远嫁异国和亲的汉朝公主及其后裔所建立的国家,从东汉至盛唐,立国西陲数百年。这一记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对证明塔什库尔干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和新疆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一极具传奇色彩的史实也反映了新疆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证明。
图二 石头坡遗址全景
图三 发掘东子城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也就是说,葱岭守捉是在竭盘陀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安西都护府也是唐王朝最西最远的戍守之地。
由于地处东西方的战略制高点,葱岭守捉的建立对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王朝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葱岭守捉只存在几十年时间,但政治与军事价值非常突出,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对帕米尔高原的统治和管理,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也具有重要意义。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重新统一南北疆后,在这里设置了色勒库尔回庄,由叶尔羌办事大臣统辖,实行伯克制。塔吉克人民具有保家卫国的光荣传统,从19世纪开始,为捍卫祖国、反抗浩罕、阿古柏侵略,塔吉克人民在石头城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在反击侵略的英雄谱中,最杰出的一位就是被誉为塔吉克雄鹰的库尔察克,而石头城就是库尔察克壮烈殉国的地方,石头城也因此成为塔吉克人民爱国主义的历史见证,在维护祖国统一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为深化对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古代文化的认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促进文物保护工作。在国家和自治区文物局的安排和支持下,2015年11月至2020年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5年对石头城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每年申请和获批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5年共完成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
为更好地保护石头城遗址,提高发掘效率,根据遗址地表乱石成堆、地形起伏不平、发掘难度大的实际情况,发掘范围多由遗迹单位具体情况确定,并不严格对应规划的虚拟探方。遗址基本为大小石块覆盖,无法开展传统考古探勘了解遗址全貌,但地面有一些遗迹现象露头的实际情况,石头城的发掘点比较多和分散(图四、图五),针对性较强,以期在发掘中获得更多信息,解决更多问题。
图四 石头城遗址高程图
图五 石头城遗址布方
石头城考古让我们对遗址的历史脉络有了更多认识,使此地人类生活的历史可以推溯到石器时代。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是在2019年在石头城遗址核心区的宫城南部出土了一件打制石核和几件石片。在此之前的2018年,在石头城遗址以南的库孜滚一带发现了面积达到数十平方千米的巨型石器遗址(图六),发掘后测年的结果为距今约8000年,从石器加工特点上看,此次发现的石核年代应该早于库孜滚的石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件石核的原料明显不同于石头城遗址广泛分布的正长岩(图七),附近也没有这样的石料分布,是特意从他处带到此地用以加工石器,当时这里是古人的一处石器加工和生活地点,结合此地独特的环境位置,可以推断在距今上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在石头城遗址居住生活。
图六 库孜滚石器遗址
图七 石头城遗址出土的打制石核
对石头城遗址的空间布局和各部分的功能分区有了突破性认识,而且这些认识经过相关区域的发掘工作得以确认。研究表明,石头城分为外城和内城,外城还可分为北区和南区,内城里面又包含三个呈鼎足之势的子城,即北子城、东子城和西子城,其中的北子城也就是后来清代城所在位置最为重要,应该是当时的宫城。北子城本身具有复杂的高、中、低三层结构,各自有城墙和马面等建筑结构。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发现,整个石头城遗址内有相对独立的宫殿区、居住区、寺庙区、羊马城、商业驿站等不同的功能分区。
对不同地点城墙、马面、坡道、城门瓮城和房屋进行清理、解剖,揭示了不同的构筑方式和历史沿革。以外城北区的城墙和马面为例(图八),挖掘出的各部分有清楚的叠压关系,明显经过多次维修加固与改扩建。发掘的东、西城门更是结构复杂,具有少见的内瓮城结构,有利于加强城门防御能力,同样也进行过多次改扩建。比较特殊的是这两处城门后期都进行过封堵,入口变窄或完全封闭,这应该和城市功能的改变有关。唐代经行此地的高僧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就有相关记载,当时唐王朝在这里设立有葱岭守捉,由于和吐蕃在这里激烈的争夺,这里已经“今国界无有百姓”,石头城由葱岭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宗教的中心,演变成一处单纯的军事堡垒,已经不需要这么多这么大的城门,为加强防御,对一些城门进行封堵也就成为必然。
图八 石头城遗址外城北墙和马面
对遗址内佛教遗址的发掘,证明了佛教在此地曾经的兴盛,也对《大唐西域记》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提供了佐证。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当时这里的竭盘陀国“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台阁高广,佛像威严”,佛教兴盛发达,更早的一位国王由于崇敬佛法,把自己的王宫搬到东北角,而在原来的宫殿中修建窣堵波,后来又改建为供奉高僧童受的寺庙。在北子城也就是宫城西南发掘的结果和玄奘的记载相吻合,出土的佛像残块表明此地原来应该是佛寺,这里地势最高、面积最大,是北子城中位置最好的地方,应该就是改建为童受伽蓝的老王宫所在地,而北子城北端应该是新王宫所在位置(图九)。
图九 北子城(清代城)全景
在外城北区山坡上土石高台之前推断为一处窣堵波式佛塔遗址(图一〇),在上部完全坍塌的情况下,底部可能保存有方形或者圆形的台基。发掘结果证实了台基的存在,还可以看出台基墙体修建工艺明显和别处不同,是用较大的石块垒成外表面较平整的墙体,大石块之间再用排列整齐的小石块仔细填充,形成一种较为特殊的花墙结构(图一一),这和犍陀罗文明中许多建筑,尤其是佛教建筑的墙体比较相似,应该是受到犍陀罗文明的影响。类似的石墙结构在藏传佛教寺庙、宫殿建筑中很常见,是这些藏式建筑最主要的墙体修建方式。
图一〇 发掘前的高台遗址
图一一 出土的台基上残存的花墙结构
清代城土墙采用分层垛泥的方法修建,也就是所谓的安江塔木,是一种在新疆应用较为广泛的筑墙方法,这样的土墙就叠压在早期的石墙外面,在清代土墙和早期石墙之间采用一层土一层石头的方式垫平。清代城的城门也比较特殊,北门结构复杂,大体保存完整,而所谓的南门就有比较多的争议,这里现为一处坍塌的豁口,可以看出断面比较规整,下部由土坯整齐地垒成,门柱的痕迹还很清晰,城内对应有专门的类似瓮城的构造,看起来确实是有一个城门,但是从斯坦因1906年绘制的石头城平面图上可以看出整个清代城只有一个北门,当时城墙基本完好且清代蒲犁厅还设置于此处,在斯坦因、大谷光瑞等人早年留下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出,这里并没有城门。答案应该是这里一个暗门(图一二),也就是所谓的突门,是正式城门以外的秘密出口,以便守军战时出敌不意地从突门出击或偷袭敌人。关于突门最早见于《墨子·备突》,“城百步一突门”。杜佑《通典》也说:“突门,凿城内为闇门,多少临事,令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于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图一二 清代城墙南暗门
图一三 出土的箱式木棺(残)
图一四 箱式木棺复原图
石头城遗址考古工作提升了我们对石头城和古代葱岭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对证明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体现新疆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地区,进一步探讨历代中原王朝对新疆的管辖和治理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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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物天地
作者:艾涛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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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县杜康沟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正式开工
9月14日,由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和白水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杜康墓与庙 ——龙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业务办公室副主任邵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利平,渭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煜,渭南市博物馆馆长隋晓会,白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杰和县文化和旅游局、杜康镇政府、白水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开工仪式。
据了解,杜康沟遗址位于白水县杜康镇和家卓村村南,坐落于杜康河东侧的黄土台塬及面向河谷的坡地之上,现存总面积约22万平方米,是关中盆地与陕北高原过渡区域的一处重要遗址。遗址文化内含以龙山时期晚期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主,年代约距今4500年,还发现少量的仰韶早中期遗存。
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认识该区域龙山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以及该区域史前文化与陕西关中、晋中南地区之间文化的交融互鉴具有重要的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宣布项目开工,并希望考古队高度重视杜康沟龙山文化遗址项目的发掘工作,在发掘工作中要用最全新的考古理念、方法、技术做好这次发掘工作,做到学术上有收获,在做学术的同时,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文化内涵,为白水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让这个项目成为开启白水文化事业、考古事业的新起点。
甘肃古遗址丨白塔寺遗址
白塔寺遗址位于凉州区武南镇百塔村。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塔寺为古代凉州藏传佛教四大寺(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善应寺)之一。乾隆《武威县志•建置》记载:“寺名百塔寺,内有大塔,四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现存明宣德五年(1430 年)《重修凉州百塔寺记》碑记载,该寺为元太宗窝阔台之子西凉王阔端专门为西藏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萨班)修建。萨班于 1244 ~ 1246 年来凉州会谈,发表了《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致番人书》,实现了祖国统一。1251 年,萨班在白塔寺圆寂,阔端为他修建白塔,将舍利供奉于塔内,又建小塔 50 余座,均藏舍利。元末,寺院及佛塔毁于兵燹,仅存瓦砾。明宣德四至五年(1429 ~ 1430 年),西藏僧妙善通慧、凉州广善寺高僧琐南坚赞募捐重修寺塔,明政府赐名为“庄严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靖逆将军颜翼超主持维修,竣工后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立《重修白塔寺碑记》。1927 年,凉州发生大地震,塔倒寺毁,仅存塔基和清代石碑。20 世纪 70 年代~ 90 年代,由寺院管护者刘氏家族后裔刘吉泰(藏名“慈成嘉措”)看护遗址,遗址地表四处散布砖瓦等残件。
1998 年~ 200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白塔寺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白塔位于寺院内南部,覆钵式喇嘛塔,底部基座平面正方形,元代始建,边长 24.75 米,明代重修后外表包青砖,高 0.3 米。底座上为塔座,平面呈十字折角型,南北长 17.5 米,东西宽 14.75 米,残高 5.25 ~ 5.7 米,塔身夯土板筑,覆钵以上均毁。出土文物有陶瓷器、钱币、藏汉文写经,以及明代《重修凉州白塔碑》、《建塔记碑》及小泥塔婆等。原寺内存萨班铜像,后移存于武威市大云寺火神庙大殿内,像高 1.2 米,铜头铁身,着袒右袈裟,结跏趺坐,禅定印。
(甘肃省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