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绥德汉在蒙恬墓前的哀叹
来源：绥德萌芽作文社
蒙恬墓前的哀叹
◎霍静南
2018年4月15日，一场规模宏大的“蒙氏宗亲恭祭蒙恬典礼”活动在绥德县蒙恬墓区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蒙氏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近千人参加。一时鞭炮齐鸣，鼓乐声声，旌旗猎猎,“赳赳老秦”列队而立，墓冢两旁两只巨型石雕虎符威风凛凛守护着陵墓，墓冢前醒目的墓碑上镌刻着“秦将军蒙恬墓”，肩披黄围巾的宗亲们怀着对先祖的敬仰之情依次排列会场。典礼有序地进行了，鸣炮奏乐，扫尘挂影，敬献花篮，敬奏祭乐，缅怀笔祖，揭碑拜谒，恭读祭文，上香奠酒……仪式隆重庄严，盛况空前。
大秦帝国第一勇士蒙恬，为建立秦帝国攻城略地，披肝沥胆，出生入死，立下累累战功，却因沙丘政变让他死的奇冤。帝国功臣蒙恬如在天有灵，看到后人们在典礼上对他如此高的礼遇，一定会含笑九泉。
家世显赫
蒙恬（约前259年—前210年），琅琊蒙山（今山东蒙阴县）人，祖孙三代均为名将。祖父蒙骜入秦官拜上卿，历仕四代君王，为秦国攻取城池：赵国三十多座、韩国十多座、魏国五十多座，曾参加长平之战。父亲蒙武，内史,前224年，秦王赢政（秦始皇）任其为副将，随主将王翦率领60万秦军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斩杀楚将项燕。前223年，再度与王翦率军击败楚军，俘楚王负刍，亡楚国。其弟蒙毅，在朝内辅助秦始皇，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
功勋卓著
蒙恬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自幼胸怀大志，军事指挥才能出众。前221年被封为将军，因破齐有功，深得秦始皇的尊宠，拜为内史。与其弟蒙毅号称“忠信”。该年，秦一统天下建立帝国。秦立国后，蒙恬以“击匈奴”“筑长城”“修直道”三大功绩著称与世。
“击匈奴”。秦统一六国后，能够对其造成军事威胁的只有北方匈奴，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受命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历经艰险，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击退匈奴700余里，屯兵上郡(今陕西绥德)。沿黄河河套一带设置44个县，统属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蒙恬神威勇武，用兵如神，征战北疆十余年，威震匈奴，万里边安。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评价当时匈奴人的状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筑长城”。蒙恬根据“用险制塞”以城墙来制骑兵的战术,调动几十万军队和百姓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防护城墙连接起来,并重新修整。“暴师于外十馀年”，修筑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长达5000多公里的万里长城。蒙恬率部修筑的万里长城，有力地保卫了北疆农业区域免遭游牧匈奴骑兵的侵袭，有力地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延绵万余里的长城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文化瑰宝，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
“修直道”。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大将军蒙恬奉命修筑南起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北至九原郡的直道。工程浩大，截断山脉，填塞深谷，最终长达1800里宽阔的直道修筑成功。该直道比闻名的罗马大道还早200多年，是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直道的通行克服了甘泉宫到九原郡交通闭塞的困境。这不但加强了北方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而且对于调动军队运送粮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蒙恬戍守边疆十余年，威震匈奴，深受始皇的推崇和信任。他是中国西北最早的开发者，也是古代开发宁夏第一人。
蒙恬虽是一位军事家在书法等艺术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曾改良过毛笔、古筝。
含冤而死
物转星移，世事难料。正当大将军蒙恬和监军皇长子扶苏（前212年为监军）戍守边关，雄心勃勃，干一番事业时，突发沙丘政变。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巡视天下驾崩于河北沙丘平台，中车府令赵高、丞相李斯、皇幼子胡亥担心扶苏继位，重用蒙恬，对其不利，合谋篡改诏书。
矫诏书曰：“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蒙恬为人臣不忠，其赐死。”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迟）也。”使者数趣之（一再逼迫催促）。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扶苏接矫诏深信不疑，便来到上郡芦家湾（绥德城南）撞崖而死，死后崖上流出一股泉水人称呜咽泉。蒙恬因疑其中有诈，不肯自裁，被拘禁在阳周（今陕西子长县）。胡亥逼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得宠，对己不利，便在胡亥面前散布蒙毅流言。胡亥于是囚禁蒙毅于代郡（今河北蔚县），后派使者杀之。同时派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
使者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陛下）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据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记载）
从蒙恬临终前一番话可看出蒙恬没有起兵反叛是为了不辱没先人教诲，为了忠义二字，之所以最后选择自尽是怀疑自己在修长城的过程中可能掘断地脉，这便是他的罪过。
事实上秦始皇留下的遗诏为“符玺赐扶苏，与兵属蒙恬，与会咸阳而葬”。昭书皇位继承人明确是扶苏，令蒙恬掌握好兵权，坚守好边关。
如果扶苏继承帝位，秦帝国绝不会是胡亥所导致的亡国结局，因为扶苏“高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贤良明达，有政治远见。曾好言劝谏父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百姓）未集（尚未归心），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陛下）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却未被秦始皇采纳。他不赞成“焚书坑儒”深得儒士们的爱戴。在上郡监军期间和蒙恬多次联名上书请求减免徭役，在前线他身先士卒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深得将士们拥戴。深得民心的扶苏，在蒙恬、蒙毅的辅佐下，实行“缓刑法，簿赋敛”，爱惜百姓，尊崇儒家思想，实行仁政，大秦帝国一定会国富民强，国泰民安。
历史不能假设，秦二世胡亥登基后“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遗憾的是“无帝王之德，亦无帝王之才”的胡亥“自闭深宫” 不理朝政，“事皆决于赵高”。赵高蛊惑胡亥要振威天下，对朝廷大臣和皇族成员心存不忠者诛之，赵高的谗言胡亥认为可行。这样杀戒大开，忠于大秦帝国的大臣被杀，言语上稍有冒犯赵高的大臣被杀，甚至连丞相李斯都被腰斩于市，这些被杀的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皇室公子和公主也未能幸免进行了杀戮。经过这场劫难，功臣剔除，骨肉远离，整个帝国的军政体系受到了重大冲击和破坏。期间，二世胡亥对百姓仍采用酷刑峻法。在这样的暴政下，前209年导致陈胜吴广起义，起义之火熊熊燃烧，逐渐形成刘邦和项羽两大军事集团，秦帝国已没有力量镇压起义军，巨鹿之战后彻底败北。此时的朝廷内部一片混乱，赵高弑胡亥，子婴杀赵高，亡国已成定局。前207年秦王子婴在咸阳降于刘邦，秦亡。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仅仅存在了15年就被无能的二世胡亥葬送了，应了那句“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扶苏和蒙恬的死是残酷政治斗争的结果，他们的死直接导致了秦帝国的衰败，直至灭亡。
蒙恬含冤死后，其三十万将士无不悲愤，他们将将军遗体运到上郡，葬于该城大理河西岸，将士们用头盔战袍掬土堆起50米高的巨大墓冢，该墓与疏属山颠的扶苏墓，遥遥相望。秦长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这两个为大秦帝国携手奋战的好兄弟，死后成了邻居，从此朝夕相望，直到永恒。
忠魂常在
大将军蒙恬冤死2000年来，历朝历代官员、社会贤达、文人墨客、蒙氏宗亲，多有哀叹。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评价和悼念。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蒙恬作了2000多字的列传，翔实记载了蒙恬的事迹，给后人留下一份考证秦代蒙恬的珍贵史料。
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曹操曰：“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不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清朝诗人阎秉庚题诗曰：“春草离离墓道侵，千年塞下此冤沉。生前造就千支笔，难写孤臣一片心。”读来令人伤感！
清·乾隆十二年菊月（农历9月），绥德州知州张元林为蒙恬勒石立墓碑“秦将军蒙恬墓”。因该碑年代久远断为三截，现存绥德县博物馆。
清·道光二十八年九月，绥德州知州事云骑尉江士松为蒙恬手书立“秦将军蒙恬墓”。因该碑年代久远断为两截，现存绥德县博物馆。
1938年，蒙恬墓冢北一条小巷因与墓近邻，群众亲切称为“将军沟”，1981年绥德县民政局正式命名为“将军沟”。
1956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将“蒙恬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碑以示纪念。
1978年，绥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将“秦蒙恬墓”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碑以示纪念。
1995年5月，“秦大将军蒙恬墓碑记”立于蒙恬墓旁，该碑由绥德籍文人刘汉腾撰文，书法家杨萧民书丹，雕刻大师汪建渤刻石，绥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敬立，碑记高度评价了秦大将军蒙恬爱国冤死的一生。
2004年上映的电视连续剧《荆轲传奇》、2015年上映的电视连续剧《神话》《大秦直道》，再现了大将军蒙恬悲壮传奇的一生，令观众哀叹。
2013年7月18日，蒙恬墓冢旁修建的“蒙恬公园”正式向游人开放，这是绥德县当年重点建设的项目，公园面南背北，占地面积4260平方米，总投资800万元，按秦帝国的建筑风格设计而成。公园入口台阶前横卧巨型雪浪石，白色的纹络如雪花，该雪浪石上底长10米、下底长10.4米、因高不规则最高2.2米，镌刻“蒙恬公园”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当代著名书法家韩亨林题写。公园广场前挺立着4个高大的花岗石方柱，每个方柱高6米、每面宽0.8米，方柱上点缀秦币、秦剑、秦戟、秦弩、秦鼎等物，4个方柱寓意4方军阵。广场大理石铺面，大理石地面上依次雕刻4个方位图案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东面墙壁镶嵌“蒙恬生平事迹简介”紫铜牌匾。该牌匾长15.2米、高2.3米，牌匾浮雕蒙骜、蒙武、蒙恬、蒙毅生平事迹，该生平事迹是由绥德籍文人李贵龙撰写；牌匾正中配有蒙氏三代名将带兵横扫敌国的立体画面。牌匾制作精良，气势恢宏，游人仿佛置身于大秦帝国。紫铜牌匾下方有美丽的假山、水池、小桥。广场与花园之间是迂回曲折的长廊和凉亭。花园中，林荫小道旁，奇花异草，名岩奇石，翠竹佳树，数不胜数，让人流连忘返。该公园是为纪念蒙恬将军所建，也是人们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
2017年8月26日，大将军蒙恬墓前，来自陕西、广西、重庆等地蒙恬后裔蒙氏宗亲代表，安置祭祀香炉一座和虎符一对。香炉高1.08米、长2.22米、宽0.87米；两只虎符大小一致，高2.95米（含底座）、长3.65米、宽0.7米(底座宽0.9米）。并修缮墓台，举行了祭祀礼。
2018年4月15日，为缅怀先祖爱国情怀，激励后人报效国家，在“蒙氏宗亲恭祭蒙恬典礼”活动仪式上，对新“秦将军蒙恬墓”碑举行揭碑仪式，该碑高3米、宽1.27米、厚0.31米，碑座高0.7米、长1.8米、宽0.9米，是复制“清道光碑”形制字样，由蒙氏宗亲捐资勒石存立。仪式上还安放了香案。
典礼晚会上，宗亲们群情激昂，怀着对先祖蒙恬敬仰之情，高歌《千古永垂——蒙恬将军颂》：
西出关寻直道，
北越黄河望长城，
长城巍峨，分外妖娆。
啊！
那是将军的脊梁，崛起的骄傲；
那是英雄的豪气，化作了彩云飘。
那是将军的丰碑，发出的光耀；
那是英雄的容貌留下的微笑。
啊！
事秦开国，一统天下，三代英豪；
忠义信勇，忠君报国，匡扶正道。
筑长城，修直道，
北逐戎狄，战功显耀；
造毛笔，改古筝，
啊！
将军的功德与日月同辉，
将军的英名，永垂不朽！
名州青山埋忠骨，上郡千年护英灵。颂歌穿越时空，豪气化作彩云。将军功德如同日月，照耀在广袤的边塞要地，遍洒于九州的疆土之上。将军的“忠义信勇”精神，永远激发着我们奋勇向前，永远激励着我们报效祖国。
本文作者霍静南先生近照
本文作者霍静南先生近照
作者简介
霍静南，男，1963年出生，绥德义合镇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县劳动服务科副科长。系榆林市摄影家协会、作家协会、黄土文化研究会会员，绥德县摄影家协会、作家协会、黄土文化研究会、红色文化研究会、诗词学会、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
曾在县劳动服务公司青年门市，县贸易公司，县电影公司、县劳动服务科工作。1991年起开始新闻、文学、摄影摄像创作，先后在《中国劳动保障报》《陕西日报》《榆林日报》20多种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发表作品600多篇（幅/部）。《“烛光”感人，魅力何在》（该文入选绥德文库）获省“秦钟杯”影评征文2等奖，《绥德县举办首次新聘研究生岗前培训会》省社保局新闻奖评选中获3等奖，摄制白家硷乡中心幼儿园参加的“小区域、大发展”影视参赛片获省优秀奖。历年来荣获省、市、县各种奖励50多次，曾参与《义合镇志》《绥德霍家》编纂工作。
【忠】
作者：蒙汉良
《千古永垂》---蒙恬将军颂（视频）
实拍秦始皇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陵墓，简陋荒凉，隔河遥遥相对 蒙恬
秦始皇陵是中国一座没有挖掘的帝王陵墓，如果能挖掘出来，那就是轰动世界了。秦始皇有个儿子叫扶苏，是他的大儿子，扶苏这个人真是不幸，被 赵高和丞相李斯等人陷害致死，他的陵墓在陕西绥德县城一座小山坡上，看起来非常简陋荒凉，没人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个皇太子落到这个地步，真悲哀。
绥德县位于陕西省 北部，与榆林一样，是历史上塞北的军事重镇，在陕西一直有米脂的婆娘绥德汉这说法，有北方阳刚之气的绥德汉在民谣中出了名。2000多年前有两个人都不是绥德人，但他们都不得不把自己的灵魂永远托付给了绥德，他们长眠于绥德，这样的两人，算不算是绥德汉呢？
这两人就是秦时的扶苏与蒙恬，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被立为太子，当时因为"焚书坑儒"事件得罪了父皇，被贬谪到上郡做监军，监视蒙恬军，两人皆忠义之士。秦始皇死后，下诏让扶苏回来继承帝位，但是，赵高和李斯联合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篡改始皇帝的遗诏，同时下伪诏赐扶苏和蒙恬死。
清顺治《临潼县志》：“秦太子扶苏墓在县东三十五里”。清康熙《临潼县志》：“扶苏墓在县东谷北里药水村”。
秦始皇20多个儿子中，只有长子扶苏博学多才、贤良通达，深得百姓的爱戴与推崇，如果他成为皇帝，那中国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了，不过，没有什么如果，因为历史不存在如果。
绥德县疏属山顶，有一座不高的小山，旁边有一条大理河，扶苏的陵墓就在这里。扶苏墓围墙四周被居民包围，扶苏墓呈长方形，高约8米，墓旁有明朝时扶苏祠碑记，陵墓没有任何修饰，松、柏、槐等林木散发着一股森严之气，墓冢静静的矗立在那儿，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秦始皇长子的墓。
扶苏墓在山坡上，离绥德县县城并不远，由于不是热门景点，没多少人知道，却成为陕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实，在中国各地，不单止只有一个扶苏墓，在甘肃宁县， 河南商水县也有 扶苏墓，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这么多扶苏墓，正是人们对扶苏忠孝善良的怀念。
秦大将军蒙恬陵墓在在大理河北岸，现在这里是绥德县第一中学的校园，只立有几块墓碑，看不到什么封土堆，也很简陋，秦代一代名将死之后与校园、学子共处一地，与对岸扶苏的陵墓隔河相望，遥遥相对，互不寂寞。
扶苏的墓这么简陋，与秦始皇陵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如果你有机会来到绥德，对这两个历史人物感兴趣，不妨来看看，反正相隔也不远。
蒙恬修筑榆中县，开创兰州的城建史！他修筑金城县，奠定了大兰州 蒙恬
秦汉时期的兰州，从荒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繁华，从边缘地带走向帝国腹地。
这阶段，可以说是兰州最重要的时段，没有秦汉时期的兰州，兰州久远的历史文化，就无从谈起，更无法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我曾经写过《甘肃是大禹治水的核心地带》一文，叙述发生在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事迹时，发现大禹在兰州也留下了诸多传说。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兰州和外界的沟通情形。
1.皋兰山，兰州一词的直接源头
早在一万多年前，兰州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到了距今两千多年前，兰州依旧是游牧农耕交错发展的地带。战国末期，匈奴趁秦灭六国之机，大举南下，逼近黄河一线后。匈奴人站到黄河边上看到山非常高，所以取名叫皋兰。可以这样说，皋兰山也是匈奴人曾经仰望过的大山。
皋兰一词成为，后来兰州称呼的直接源头。关于“皋兰”的来历，有三种说法：其一，出自匈奴语，皋兰是译音。匈奴谓天为祁连，而皋兰、乌兰、贺兰诸山名，都和“祁连”发音相近，当亦高峻之意；其二，出自羌语河的称呼；其三，近代有人认为，皋兰来自山上的一种兰草。
实际上，皋兰、乌兰、贺兰等指河，是匈奴人的称呼，现在蒙古仍有将河叫皋兰的。皋兰山就是河边的大山。应该得到确认的是：匈奴人在黄河北岸为皋兰山取名的说法是成立的。
隋代，在兰州设立总管府，兰州一词正式出现。不过，兰州一词出现之前，兰州的称呼是先是榆中、后是金城。
纵观秦人争霸天下的路径，基本遵循了先西进，后东进的战略思维。也就是说秦人西进，秦霸西戎，修筑战国秦长城，是东方第一次正视西方。
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义渠戎的灭亡，为秦人东进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战国秦长城由此而开始修筑，此时正是秦昭襄王中期。
战国秦长城，从临洮县开始，经今甘肃的渭源、陇西、通渭、静宁，然后在静宁过葫芦河、六盘山，入今宁夏固原县境，再由固原县境折向甘肃省的镇原、环县、华池，进入今陕西省，后经鄜县、延安、绥德，止于黄河边。战国秦长城在甘肃境内经历8县，历程长达750公里。
秦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修建了这一伟大工程，在适宜筑墙的地方，他们采用板筑技术，分段夯筑；遇到河岸和塬、梁，则利用陡坎、山崖，加筑矮墙。遇缓坡则挖低筑高。而在石材充足的地方，就用石头垒起一道石墙。每隔一段距离则筑造城垣，用来驻扎大军。
至今，我们依旧能在临洮看到长城的墙基、城墩、关门、烽燧等遗迹。有些地方，虽经2200多年的岁月侵蚀，但长城的残留部分仍宽约14米，高0.5米——3米，夯土板筑层厚8厘米—13厘米。人们在长城沿线遗址中采集到的细绳纹灰陶筒瓦和板瓦，其长度大体一致，筒瓦长约70厘米，板瓦长约60厘米，宽度均约50厘米。
由此可见，战国秦人对西部的正视，代价不可谓不大。其实，在战国时期，各国对西部并不陌生，但真正对西部重视起来，却是从秦开始的。
此时，兰州仅仅是秦陇西郡下，长城和黄河之间的一块地方。可有可无，属于警戒地区，非必守地带。
秦始皇秦王朝建立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驱逐匈奴，修筑长城。榆中就是蒙恬当年设置的44个县之一。可以这样说，兰州的城市建设历史是从蒙恬开始的。
人们推测蒙恬设置的榆中县在今天兰州东岗附近的古城坪一带，这似乎是比较简陋的防守报警性质的寨子，不过县境内的人口至少接近万人。可以肯定的是，外来的移民数量要远远多于本地居民，这也是兰州历史上第一次移民。
很快，随着秦王朝的覆亡，长城沿线也岌岌可危。蒙恬设立榆中县，被放弃，大量移民逃回内地，不少人被杀，西进防线，重新回到战国秦长城一线。
西汉王朝建立后，收复陇西郡后，已经无力西进，此时匈奴等游牧民族兵锋正盛。汉王朝国力虚弱，一直处于养精蓄锐的状态。汉武帝登基以后，西汉王朝开始陆续的反击。
4.大行李息，金城县的奠基人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走廊的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尤其在夏天大战中，迫使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率部投降。为安置降人，霍去病派大行（负责外交等事务）李息在黄河南岸今西固城附近修筑城堡（即汉金城县城）。汉政府随即设立金城县。
关于金城来历，大体有三种说法，其一，掘地得金之说。据说“筑城时掘地得金”；其二，地势险要之说。有固若金汤之意。其三，由于兰州在京城长安的西面，从五行方位来说，西方属金，所以命名金城。
最初的金城县非常简陋，其实就一个要塞，重要职责是保卫黄河渡口的安全。县政府所直接管辖的地方也就是县城周围数十里的而已，吃俸禄也不过有“尉丞命卿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外地移民来到了这里，京城的流行时尚也影响到金城居民。
这时，兰州的统治中心在今天的西固城一带。既控制了黄河渡口，也扼守住西北交通十字路口。
从金城县附近的青石津、金城渡等渡口过黄河，西北可走令居（今永登一带）翻越乌鞘岭抵达河西走廊的武威；西南溯湟水而上，就是河湟谷地；南面越南山，可达今临夏州和临洮；东面经榆中县可达关中。霍去病驱逐匈奴后，又在在今天的永登县境内修建了一个前进据点——令居塞，因为这里是先零羌居住的地方。这是甘肃河西地区最早设立的政府机构，汉长城也是从这里开始向西修筑的。
可以这样说，大行李息是兰州城市建设史上的第二位重要人物，此后兰州城两千多年间，绵绵不绝，成为今天的规模。
5.金城郡设立，兰州的级别上了一个台阶
随着，中央政府经营西域及河湟谷地的力度不断加强，兰州的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彰显，同时兰州隔绝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游牧部族互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整个大兰州地域的行政级别的提升，已经迫在眉睫。
元鼎三年（公元前116年）时，从陇西郡中分设了天水郡，今天兰州的榆中县、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等地方归天水郡管辖。公元前８１年汉政府设立金城郡，郡治允吾（在今天青海民和境内），管辖十三县，在兰州永登境内有令居、允街、枝阳、浩门四县。
金城郡所辖的十三县，有三万八千多户，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人，这是金城人口达到的第一个高峰。显然，大量的人口是移民，这也是兰州历史上第二个移民高峰。
人口的增加，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人们不仅居住在县城周围，在距离县城比较远的地方，也有大型村落。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兰新铁路的时候，人们兰州车站至西固城火车站间的铁路沿线，发现了许多的汉墓，大致分布在西固城到东岗镇一线南部川区及东南部阶地上，诸多古墓出土了骨尺、汉纸、陶楼、木马、铜车马等。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金城县居民村落，在距离县城比较远的地方，也有相当大的规模。
在榆中、永登、七里河、城关等县区出土的众多两汉文物（其中以东汉居多）。截止目前，兰州出土的汉代文物，除铁犁铧、铁犁镜等农具和铁斧头、钱范外，大都是从汉墓中发掘的陪葬品。其中有陶器、铜器、玉器、石砚、砖瓦、漆器、白金瓶、钱币，以及珍贵的墨迹纸、残骨尺等。透过这些珍贵文物，我们能看到汉代兰州居民是如何生活的。
6.养马成为汉代兰州人生活必须
养马已成为汉代兰州居民生活的必须。兰州不少汉墓中，都发现了马，或者与马有关的器物，如马车、铜车马等。
兰州市博物馆保存一匹汉代木马。这是一件典型的汉代木雕，代表了汉代木雕的最高艺术水准。
这是一匹白色的骏马，孤独地站在草原上。只见它脖子向后仰，头向下压，大张着嘴，眼睛突出，两耳竖起，尾巴似乎也在使劲，四肢蹄子紧紧地蹬在了地上，将要奔跑。
汉代工匠们简单雕刻出马的大体的造型后，用红、黄、绿、黑、白等颜色上色。丰富的生活实践，使得许多工匠有了非常敏锐色彩意识。那种赏心悦目的色彩搭配，给人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人一种自信进取的感觉。
7.兰州人种地用上铁犁铧
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以来，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中原汉族人口的大量西迁，以及屯田措施的实施，大大促进了兰州一带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经济文化交往的开展，兰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慢慢繁荣起来。
榆中县出土的铁犁铧和铁犁镜表明，在汉代时，兰州一带的农民耕地，不仅使用铁犁铧，而且还使用铁犁镜。所谓犁镜，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套在小犁铧外面的大犁铧，古代也称犁壁、鐴土，是汉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农具。它比欧洲出现犁镜的时间要早一千多年。犁铧再装上犁镜，既可增强犁的破土和翻土能力，又可提高耕作效率。这说明，兰州当时的耕作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8.出土编钟，见证兰州人闲暇生活
兰州出土的汉代青铜器种类较多，有铜鼎、铜壶、铜盉、铜釜甑、铜燻炉、铜镜、铜刀、铜弩机、铜编钟、铜车马等。
1982年11月，在城关区西北民族学院（即今西北民族大学）工地上，发掘清理了一座西汉墓，从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内有铜编钟一套计12件，其形制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墓主死于公元前436年）出土的编钟中的甬钟颇为相似，惟体积较小，且不发声。12件编钟通高均为4.2厘米；但铣间大小略有差异：3.9厘米的8件，4.2厘米的两件，4.4厘米的两件。每件编钟的鼓面都有小圆枚，内壁的调音槽与铃铛的敲锤相似，但各不相同，且下端全都铸死在壁上，不能摇动。
9.粮食丰收了，人们高轮大车来运输
在七里河区华林坪出土的一套汉代铜车马俑，现在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车高23.9厘米，长63厘米，宽28.6厘米；车舆长方形，前面无门无栏，其他三面都有栏板；两辕作带刺树枝状，微微向上翘起；两副车轮略高于车舆，每轮有16根辐条。马高33.7厘米，长33厘米，宽9.7厘米，马尾高翘，昂首嘶呜，煞是英武。
这类大轮的铜车马甬，甘肃各地多有出土。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几辆大轮铜车马甬的车内，还留有粮食的痕迹，说明它是运载粮食的大车。
甘肃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无论是频繁的战争，还是繁忙的东西方贸易，都迫切要求解决辎重或物资的运输问题。而大轮马车便是当时重要的运输工具之一。兰州等地出土的众多铜车马俑，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
10.兰州的烧砖业，生意很不错
在兰州，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地方沙井驿，那里不仅是古代一个重要驿站，更是兰州烧制砖瓦的地方。兰州烧制砖瓦的历史，至少从汉代就开始了。
这些年，兰州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陶器，有瓮、罐、盆、豆、尊、灶、仓、案、烛台、陶楼等等。有灰陶制品，也有釉陶制品。这些陶器虽无使用价值，却给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砖的出现，则已晚至战国时代。那时的砖，多是很薄的方砖，主要用于铺墁地面或包镶房屋四壁的墙脚。而用来砌墙的条砖，是在秦始皇陵中最早发现的。整齐划一的条砖则出现于西汉武帝时期，到宣帝以后，才在中原地区普遍使用。这一发展轨迹，也在兰州得到了印证。
1982年在今西北民族大学发掘的西汉墓，还是竖穴土坑木椁葬；而1987年在甘肃工业大学发掘的东汉墓，便已发展成为砖室木椁葬。
往往有前后两个墓室，墓墙用平、竖相间的砌法砌成。墓砖为实心条砖，长37厘米，宽18.5厘米，厚6.2厘米。砌拱券式墓顶的砖，也是用条砖磨成的一边厚、一边薄的楔形砖。
同样的东汉砖室双券墓，1958年在东岗也曾发掘过。墓内前后两室都用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仅0.5厘米的条砖砌成。前后墓室的四壁，都用双层砖以横竖相间的形式叠起，墓底则用单层砖以“人”字形平铺。
在永登县柳树乡有一片由4个墓冢组成的未曾发掘过的汉墓群，墓地上散落的砖瓦残片俯拾皆是。而在墓旁距地表深约30多厘米的断层处，更可以看到有一层厚厚的砖瓦碎片的堆积。
这些情况说明，最迟在东汉中期，兰州就已出现制砖业。至于兰州出现瓦当的时间，由于仅在榆中县出土过汉瓦的孤证，目前尚难做出判断。
11.蔡侯纸，走入兰州百姓生活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对世界科学文化的一大贡献。近7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发明了造纸技术。只是当时的纸还比较粗糙，不便于书写。到东汉和帝（89－105年）时，蔡伦利用担任尚方令的机会，对造纸工艺进行了大胆改进，并监制出了一批良纸，从而将我国的造纸技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又过了一百年左右，也就是东汉末年，有一位叫左伯的造纸能手，才造出了细匀而有光泽的高级书写用纸。
然而，无论是“蔡伦纸”，抑或是“左伯纸”，它们的“芳容”究竟如何，考古工作者一直都没见过。
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处东汉晚期墓葬中，曾出土若干麻纸，质量细薄，柔软平滑，纤维交织紧密。纸上留有文字墨迹，笔划粗壮。但专家们认为，它还不一定是当时最好的纸。
1987年9月，兰州市博物馆清理伏龙坪一座保存极为完整的东汉晚期墓葬时，发现在一面铜镜的镜囊里，垫着3片直径17厘米、被剪成圆形的墨迹纸，一片已经霉烂，另两片基本完好。纸色已经发黄，但薄厚均匀，绵软坚韧。经纤维结构显微分析，所用原料含有麻、草、树皮等；张光透视其背面，有明显的“帘纹”痕迹；纸面光滑，似曾做过二次加工。两块纸片，一片上有毛笔墨迹字40多个；一片上有墨迹字60余颗。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字迹清晰可辨，其中“妇悉履……奈何当奈何……”几个字，一般人都能认出。根据科学分析，专家们认为，这两片东汉纸很有可能就是“蔡伦纸”。因而将它们定为了国家一级文物。
史书记载，地下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给我们展现了两千年前，兰州人的生活状态。大量外来移民，带来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也将先进生产技艺，传到了兰州。兰州民风淳朴，豪爽，能文善武，勇敢善战。他们且耕且战，守护者丝绸之路交通的畅通，守卫者这一方大地。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甘肃省志》系列、《甘肃史话》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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